摘要：文章讨论了：①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分别是人类学和科学实践哲学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应该予以研究，并且共同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中。②为什么生态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生态学处理的对象极其依赖于空间及其尺度，具有尺度变化的差异与多样性、空间的异质性等特性。这使得生态学成为异于物理科学的另类科学。空间性、地理性、地理的尺度差异，无疑是“地方性”最明显的、最与实际的地方相关的特性。③地方性知识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知识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应该关注的观念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缺乏地方性知识关注的维度，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生态学；现代科学技术；生态文明建设

英文localknowledge，中国大陆译为“地方性知识”，中国台湾地区译为“在地知识”。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人类学研究中，“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研究异文化时提出的重要概念，意在倡导人们认识人类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并加以尊重。自从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其著作中，阐释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人类学研究中有了广泛的运用，并且其概念的内涵与意义逐渐为其他领域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科学实践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成为继“普遍性知识”之后，反对“普遍性知识”概念，解构“普遍主义”的重要的科学实践哲学的哲学概念。而后这两种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在学者们的研究下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与批判，获得了长足进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这两种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思想以及立场也开始深入其中，对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一、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

在人类学中，特别是在阐释人类学理论中，地方性知识是与本土密切相关的知识；是专指与西方知识不同的、那些生活在非西方地域里所生产的本土知识，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与民族、种族以及地域、空间相关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吉尔兹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分类和一种关于存在非西方知识的描述，而是它提供了一种“地方性”视角。吉尔兹提出“地方性知识”概念后，人们意识到，这些命名的概念，都是地方性知识。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学概念，而哲学概念必然是一种规范性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识。其地方性主要是指知识在其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orstatus）及其对这种情境性的始终的依赖性，其情境性主要是指诸如特定认知条件、实践条件与情境，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及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并且其知识以后的发展仍然带有这些情境性等。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并非是对应关系，而是在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下，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

总之，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强调的是知识的种类，即存在非西方的各种异文化的知识，强调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强调的是知识的本性，不存在普遍性知识，所有的包括西方的科学知识，在本性上都是地方性知识，不过各种地方性知识涵盖的范围、运用的程度多有不同。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都有其合理性，鉴于对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学界已经比较熟悉，笔者不再赘述。

比较重要的是，采取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由于它是一种知识的本性，所以重要的不是指认某种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而是找出这种地方性知识何以成为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条件，甚至包括其空间、地方的特性）。近年来，在地理科学领域兴起了关于知识的地理学研究，也发现知识的“发现与辩护”与空间、场所有密切的相关性，这更进一步不仅证明了知识的地方性，还更进一步表明，研究地方性知识一定要搞清这种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场所、空间以及其他情境性条件。某种知识要能够落地运用，如果不能与其情境性结合，就立刻离开了真理性，就不是真正的知识，而是空洞无味的教条了，对于本土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如此。

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还是一种蕴含着科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维度渗入其中的观念和思想。它极其注重某种知识在运用中的政治学和伦理背景。比如，在它看来，现代科学已经变成求力和求利的科学，求力需要与权力结合，科学实践哲学论证了科学知识本身也是权力的来源与结果；求利需要与资本结合，今日的现代科学是大科学，早已告别小科学以好奇心驱动研究的时代，没有资本的力量，没有权力的支持，今日的现代科学寸步难行。现代科学喜欢标准化，喜欢一般性与普遍化，反对地方性知识，都与资本和权力相关。资本最喜欢标准化，喜欢世界市场普遍化，没有这些资本也寸步难行。所以资本的本性与今日的当代科学的本性不说一致，也是相近的。科学喜欢大规模推行某种标准化的技术，这样运用于科学和技术之中的资本才能获得利益，它们最希望可以用一种标准化的技术进行生态建设（不是生态文明建设），如孟山都种子公司的种子是标准化的，它最希望用它生产的种子取代任何地方的本土种子，从而垄断种子的生产与销售，获得巨额利润。而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观识破了很多这种表面标准化案例背后的政治与伦理蕴含。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与资本最容易结合的是两个事物，一个是政治权力，一个就是当代科学。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是资本不花费一文钱的工具。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应该警惕一刀切、标准化的做法，很可能这种做法的背后，蕴含着权力运作与资本运作，而这种做法由于不尊重本土的特点，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仅经常是无效的，而且很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了本土特征以及本土的生态（生态学的、空间的、文化的，等等）。

二、生态学何以成为“地方性知识”？

什么是生态学（ecology）？生态学的名词公认是由德国生态学家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现在关于生态学的一般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科学。生态学知识作为自然科学门类中的一类，其地方性特征极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生态学处理的对象极其依赖于空间及其尺度，具有尺度变化的差异与多样性、空间的异质性等特性，这使得生态学成为异于物理科学的另类科学。空间性、地理性、地理的尺度差异，无疑是“地方性”最明显的、最与实际的地方相关的特性。

林祥磊在其文章中指出，他“结合生态学尺度、空间异质性概念，选取生态学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为分析对象，分别以高斯的人工微宇宙实验、生物圈2号实验，以及草原围栏封育实验为例，对生态学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的地方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生态学实验是和的，并且在实验操作上具有物质、成分或仪器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上的差别，测量或取样所用剂量和实验工序的差别，以及对实验控制方面的差别，从而也具有地方性特征。充分认识并正视生态学实验的地方性特征，有助于打破传统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追求普遍性知识的迷思，并有利于生态学研究的发展”。林祥磊特别举例说明了即便是两个差不多的内蒙古草原关于放牧恢复的实验，其得到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来表达生态学知识的地方性特征。

第一个实验：实验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沙化草地典型地段，为榆树疏林草原，植被主要是差巴嘎篙杂草类群落，伴生有一些豆科牧草和杂类草。选择围封1年、4年和9年的沙化草地，以未围封的沙化草地作为对照样地。实验结论是，围栏封育对沙化草地植被恢复具有显著作用，是沙化草地植被恢复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

第二个实验：实验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的小针茅草原，实验样地围栏封育时，群落为小针茅和多年生杂类草群落，实验区面积400m×400m，在其中分割出80m×400m的5个区域作为取样观测区。实验对围封了7年的群落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并与自由放牧区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围封禁牧7年并未明显改变围栏前植物群落的科、属、种组成的数量，因此，在小针茅草原5年以上的中尺度时间的围封禁牧，不仅不利于植被整体的恢复，还会因积沙等造成植被的再退化，短时间的围封禁牧(4~5年)加上低强度的放牧利用是一个植被恢复的可供参考的措施。上述两个实验所在地在大尺度上均属于内蒙古地区，但一个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沙化草地典型地段上，草原类型为榆树疏林草原，植被主要是差巴嘎篙杂草类群落，伴生有一些豆科牧草和杂类草；另一个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的小针茅草原，实验样地围栏封育时，群落为小针茅和多年生杂类草群落。两个实验观察时间大致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如果我们不顾及这种生态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而去推广其中一个实验的经验，那么就麻烦了。

上述两个生态学实验表明，生态学与传统学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门复杂的、兼具实践特色与地方性的学科，面对的是自然界中的具有不同尺度的复杂系统。生态系统在不同尺度上(例如样方大小、种群调查面积的大小、遥感图像的栅格大小等)存在空间异质性，生态过程发生在多个尺度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尺度能适用于所有的生态问题，生态学实验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用的尺度。即便生态学中抽象出来的某个定律，比如关于湖泊的水生物营养的生物学定律，或关于生物竞争的定律，如果要它起作用，也需要限定其空间、特定的条件与地域特征，即便像沃特卡-维尔特拉方程，描述两个物种间的竞争关系的定律，也需要某种理想化条件。哈尼族梯田的耕作不可能使用北大荒的耕作，反之亦然。一切生态系统及其演化过程都有特征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违背了生态学这种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与地方性特性，以所谓的普适的科学知识（书本的，或某个实验室的知识）来指导所有地方的草原、林木建设，那么一定会对当地的生态建设带来毁灭性影响。

以上关于纳入科学范畴的生态学也是地方性知识的说明，只表明了一般化的生态学也是科学系统这种更大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即便是生态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在运用到某地的生态建设时，也需要再次落地，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或本土的生态知识结合起来。

杨庭硕等的研究中，曾经列举大量的案例指出，地方性知识对本土的生态处于良好循环状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其中一个案例是：贵州清水江沿岸，南加到三门塘河段两岸的丘陵山区是我国南方用材杉木的主产区。当地气候温暖多雨，适合杉树生长，但土壤主要是石灰岩风化的产物，土壤粒度极小，黏性很强，透水透气性不好，对于杉树种植副作用很大。采用所谓的科学的“一般化”的常规性育林方法种植杉树（即一般生态学的植树技术），虽说也能顺利成活，但积材量都不高。当地侗族乡民成功的经验在于，不按常规方法，而先通过火焚的办法提高土壤的通透性，而且将杉苗的主根切除，把苗木的侧根平铺在土丘上，再用浮土将侧根压实。定植时，还需要将树苗梢端的弯曲部分朝向山谷。定植完成后，在苗木的上方用木板钉一个挡水坝，避免暴雨将土丘冲塌。表面上看，这样的植树方法十分怪诞，但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侗族乡民植树的成功率非常理想，不仅苗木的成活率高，而且成活后生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开穴种植的苗木，成长过程中也不易染病，其年均积材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各个民族在长期的与自己周遭自然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适用的、有效的技能与技术，它们很多都存储在各民族的生态知识系统中，或者以本土生态知识为其形态而保存下来。因此，这些本土的生态知识或“生态学”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极其宝贵，而且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极具适应性。

三、地方性知识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为什么在今天要更加提及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这是因为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方，绝大多数的人们（民族、地区、国家等）已经变成了被现代科学和技术武装的人类，即技术物种。的确，我们依靠现代科学和技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都是以其他物种和其他生态的破坏作为代价而获得的。在我们运用科学技术稍早的一些时候，破坏的效应及其积累的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今天，这种破坏的效应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似乎已经到了池塘中绿藻就要覆盖全部池塘的最后一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我们与池塘（我们的环境）就要毁灭。正如RICKLEFSRE指出的，“我们人类已经在变成技术物种中获得了著名的成就。现在我们的生存依赖于变成生态物种和在自然经济中采取正确的立场”。问题是我们不能再采取纯粹依靠所谓的新技术来挽救我们自己，因为任何新技术仍然处于原有的科学技术范式之中。杨庭硕等曾总结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5个重要作用，它们是，第一，通过本土生态知识可以获得古代的生态资料；第二，抵御自然风险的技术技能主要储存在本土生态知识中；第三，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综合性生态知识，可以避免学科分野的干扰；第四，本土生态知识是省时省钱省力的生态建设经验总结；第五，本土生态知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某种所谓普世性科学在生态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如前文杨庭硕等举出的案例），已经表明它在某地生态建设中的失效。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尊重地方本土知识，尊重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作为技术物种的心态、世界观、自然观都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

我们如何才能从技术物种转变为生态物种？首先，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一般生态学，更需要学习本土相关的生态知识。学习生态学，不仅要学习一般的生态学知识与理论，而且要学习与我们周遭环境相关的本土的生态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让生态学自然观成为我们的心智的自然观，使得我们具有保护生态的全局与本土意识，也使得我们能够把生态学的知识落地于本土周遭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上。没有地方性知识的生态意识和知识，生态学是无法落地的，也是我们无法从技术物种转变为生态物种的具体条件。这是我们之所以提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意地方性知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关注本土与本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特别是生态本土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可以使得我们回归到生命之根上。你从哪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出生地与民族，都有其家乡。家乡的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关系到我们的生命之本源。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带着乡愁到处寻找精神的家园，18世纪的诗人和思想家诺瓦利埃如是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之源得到生态滋养，物种多样性得到保护和发展，家园变得更加美丽，所有原有生活在家园中的生命都得到保护与滋养，家园变得更加宜居，而不是千城一面、千园一面、千村一面，不适于本土的居民与其他生命居住。

再次，关注和具有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可以使得我们更加具有生态意识和智慧，而且更加具有生态实践智慧。什么是生态实践智慧？所谓生态实践智慧，就是一种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依据本土的生态知识，开发本土生态知识于本土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实际的本土生态文明建设中因时因地的实践，而不是刻板地运用所谓的书本上的，或者实验室中的一般科学技术手段于本土生态文明建设中。特别是运用资本和权力的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制推行所谓的行政命令式的“生态文明建设”，即便运用一般的生态学知识、理论与技术进行本土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注意其运用的条件适地性。生态实践智慧对当地的政府（包括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尤其重要。如何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全国战略举措的一盘棋中善于抓取本土生态知识及其技能，创造性地进行适合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反对不懂科学与相关技术的适用条件、不动“脑子”，并且打着科学的名义，不分场合、地点、空间、时间地乱用一般性技术与科学的做法于本土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这种做法是一种“伪生态做法”），才是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真正地对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一盘棋的贡献。

第四，关注地方性知识，还可以对现代科学及其技术有一种更加准确和清醒的认知。现代科学及其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西方发明变为全世界无法离开的、人类与自然打交道极其成功的工具。但是现代科学及其技术是求力和求利的科学技术，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它最关心的是如何从自然界攫取财富，它的探索很多都与资本的目标一致，或者是被资本绑架而与资本的目标一致。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时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它背后的目标与利益关切，这样做对谁有利？第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具体本土生态问题时，它的适应性如何？

最后，关注和掌握地方性知识，也可以加强我们与本土居民的联系，使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尊重本土居民的知识、话语与权利，做真正有益于一方水土的本土居民，包括多样性生命生活发展的事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最怕的是不尊重本土居民的知识、话语、意见和权利，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专家的意见（这种意见和观点很可能只代表了一般科学的意见，而没有结合本土知识），那我们很可能会作出不适合本土生态建设的错误决策，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生态的决策一旦出错，常常带来连锁反应，带来深度的层层问题，改正起来不仅花费时间和物力，而且很可能带来更大范围和深度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

一篇短文，不可能把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概括完整，其深入性也是不足的。但是，写这样一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希望引起各方学者以及政策决策者的注意，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注意本土生态实际境况，因地制宜地关注地方性知识，并且把其运用到建设过程中，这样美丽中国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建设，生物多样性才能真正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