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子腊贡米”，有其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主要包括“铺树造田”技术系统、灌溉系统、育林蓄水、“稻鱼鸭鸟蛙”等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至今仍为遗产地的民众所利用，也是确保当地农耕收获及农业发展可持续的基础，其所蕴含的农业生产观念对构建现代农业技术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作用。
关键词：子腊贡米；铺树造田；育林蓄水；稻鱼鸭鸟蛙
“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被认定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子腊贡米”广为人知的进贡历史至少150多年。但其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还有待被深入的挖掘、整理与创新利用。“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的核心区位于花垣县石栏镇子腊河谷的小溪沿岸。初步推测，其种植始于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被开垦范围逐步扩大，清末基本定型，并沿用至今“。子腊贡米”种植区域的建构，秉持花垣苗族传统的“稻林兼种、鱼鸭鸟蛙共生”理念，通过苗族先民“铺树造田”的集体智慧和有效改造，促使土地资源开垦利用和生态维护有机结合，实现该地区的经济、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整体提升。“花垣子腊贡米”是地理标志性产品，该复合种养系统是苗族农耕文化的一颗明珠。
明代以前，湘西苗族先民们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兼及狩猎采集，主要依赖山地动植物资源为生。明代在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强化土司制度与卫所制度，居住其中的不少苗族村落也在土司所辖范围与卫所地区。明代在土司地区与卫所地区推行的屯田、上缴谷米等政策也影响到苗族地区，开启了在湘西苗族地区开辟稻田的先河。由于武陵山区森林密布，日照不充足；高山峡谷，水温较低，不宜种植水稻。因此，在当地种植水稻最关键的就是要克服“水温”偏低与“日照”不足的问题。子腊村苗族先民为了克服这两大生态系统的缺陷，在漫长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摸索并形成了一套生产“子腊贡米”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主要包括“铺树造田”的稻田开垦、因势利导与上下分层的稻田灌溉、育林蓄水的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稻鱼鸭鸟蛙共生等知识系统，这些知识系统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一、“铺树造田”的稻田开垦经营技术
湘西苗族主要聚居在武陵山区的腊尔山与吕洞山台地，这里山高谷深，森林茂密，是刀耕火种与狩猎采集的好地方，却不是稻田农耕的沃土。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种植水稻，要么像红河哈尼族那样依山修筑层层梯田，要么像侗族那样在河谷修筑水坝、层级引水灌溉农田。湘西苗族居住在武陵山脉深处，此地原本为终年山泉不断、积水难排的沼泽地。必须解决光照不足、水温偏低和耕地陷落等问题，才能保证稻谷的正常生长。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子腊村苗族先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田野调查中，当地苗族群众告诉笔者，“大约七百年前，子腊苗寨的麻大、麻二等苗族祖先因为打猎来到子腊，猎狗到了子腊不愿回去了，兄弟二人认为子腊有山有水，是块风水宝地，于是携妻儿迁居至此，形成寨子”。在传说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兄弟二人为了种出水稻，合力将半山坡面的松树等乔木砍下，铺垫在沼泽地的淤泥中以抬高地势，然后再在铺垫的树干上回填砂土、修筑田坎，逐渐形成了如今连片的稻田。
为了印证子腊村苗族的民间传说，笔者在村民的带领下，寻找到一块“子腊贡米序”石碑。该碑文记载：“宋末元初，麻大与麻二兄弟二人携妻儿，自崇山披荆斩棘七日七夜，抵于子腊河谷。当此之时，树木丛生，蔽日遮天；野猪遍山，虎豹结伴；河流泛滥，沼泥漫泛。兄弟二人斩木结庐于半坡，砌石出岸，导水成溪，伐松木以填泥，代代繁衍相继。迄今，子腊木屋满山，良田满川。麻大麻二创制之松木填泥，大量松香琥珀浸淫，满川稻米馨香油腻。至明朝洪武年间，崇山卫游击都司始征子腊米进宫贽礼，延及乾嘉于兹为盛。”这块碑文所载也就证实了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见闻。至少在明代初年，湘西的苗族就开始了“伐松木以填泥”成田，并且代代繁衍相继，以至于出现了碑文中“大量松香琥珀浸淫，满川稻米馨香油腻”的景象。于是，子腊生产出来的稻米在明代就开始成为了“贽礼”之品（敬献尊者的珍贵礼品）。由此初步推测，子腊苗族的“铺树造田”可能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此后，花垣子腊的苗族创制的独特的“铺树造田”技术一直流传至今。
2017年初，我们在子腊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正值“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际，为了确定村民的传说和碑文的记载是否真实，我们与驻村干部、农户家人先后两次组织挖田求证，分别在不同区域的多处稻田的底部发现大量树干，这就为“铺树造田”的文献记载和当地传说提供了事实证据。
“铺树造田”的基本原理如下：第一，依据地势在沼泽最深的淤泥底部铺上1到3层树干，可以抬高沼泽水位，利于水流的顺畅排掉；第二，垫在沼泽里的圆木之间形成稳定的空隙，在稻田下方形成一个隔离层，区隔了水温较高的稻田和下方的低温水流，保证了稻田水温的稳定；第三，铺垫的木头使得水位抬高，增加了对日照能量的吸收，进一步提高了稻田的水温；第四，在树干上先铺一层30厘米至40厘米厚的页岩碎块、砂砾层，再回填一层30厘米至50厘米厚的、更小砂粒和泥土的混合土壤，然后填一层50厘米至70厘米厚的白膏泥，最上方是一层更细腻的黄泥。古生代砂岩土壤颗粒较大、透气透水性能良好，中生代石灰岩土壤颗粒细小，保水性能较好，将这两种不同的土壤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形成的混合土壤就能兼具各自优势，适合水稻的生长；第五，砂土混合隔离层的上下两方会形成相对独立、又相互调节的小型蓄水层，这就是子腊村在干旱年份通常也能获得较稳定产量的原因；第六，铺垫树干才能填实沼泽淤泥，从而托起人畜，防止下陷，便于耕作。可见，“铺树造田”是花垣苗族先民们智慧的结晶，是与苗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土地开垦利用技术，是较为成熟的、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知识系统。虽然苗族先民们未必能分析出科学道理，但该技术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当地水温偏低的种植问题。
在武陵山腹地开辟农田，还必须解决水稻的日照不足问题。为了获得充足的水源，农田只能在深山的沟谷开辟。然而深山沟谷中森林密布，没有充足的阳光，如果不砍掉沟谷两边斜坡的木林，较大面积的稻田每天能够获得日照的时间还不到4个小时，这么短暂的日照是难以使稻谷结子的。即使长出了谷穗，如果没有充足的日照，谷穗也难以饱满。解决的办法只有把稻田周围的林木砍掉，让更多的阳光能够照射到田间。正好造田需要大量的树木，可以用来铺垫田底。充足的阳光照射到稻田里，也有助于稻田水温的提升，使稻谷成长更加旺盛，在武陵山区开垦农田，砍伐树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由此可见，在武陵山区开辟稻田受到上述诸多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大规模开辟的，最常见的是有限的农田点缀在山间的沟谷里。这种峡谷稻田美景，就成为武陵山区水稻种植的特有风景线。
二、因势利导、上下分层的稻田灌溉系统
在“子腊贡米”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识体系中，“铺树造田”不仅解决了种植水稻的水温和日照问题，而且还根据山沟峡谷与溪流的走势构筑起了稻田的独特灌溉系统。在武陵山区，山高坡陡，沟谷深切。要确保稻田水资源的丰沛，就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构建出科学合理的灌溉系统。
“子腊贡米”农业文化遗产稻田的水资源，分两部分来处理：因势利导引导溪水进入稻田与稻田上下分层回流。一是因势利导，引导溪水进入稻田的灌溉系统。其规程就是在地表构筑沟渠，形成溪流，按照溪流落差设置简易水坝，稻田开垦因地制宜，傍水之处依赖溪流河水，依山之处依赖山坡泉水和拦截天然降雨，开垦出层层田坝，利用自然落差逐级顺流浇灌。这就是史料所记载的“砌石出岸，导水成溪”的灌溉系统。这一“因势利导”的灌溉系统，不仅解决了稻田水资源供给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水稻用水的水温，有助于水稻的生长。
在武陵山区，各大峡谷沟湾都是地势由高到低、地面由小到大的形态分布。峡谷沟湾的地表流水也是由上到下，不断汇集峡谷沟湾两边的流水逐渐扩大形成溪流。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溪流从中间穿过，将峡谷沟湾分为两半。这些溪流沟水如果不经过人工的设计与引导，是无法自流进入农田进行灌溉的。当地苗民为了种植水稻，根据溪流的水势与沟谷地势，把沟谷地势拉平，形成不同落差的层层稻田。而稻田的大小又取决于溪流水量的多少，即根据稻田面积大小对溪流进行拦截，形成小水坝，引导溪水进入农田，以确保水稻用水。这样的拦水坝并非完全用于阻断水流，而只是根据所开辟农田的大小来设计水坝的深浅。余下的水资源可以继续往下流淌，为下面开辟的农田提供水资源。这样一来，一个冲沟的溪流被拦截建成10余道小水坝，如果冲沟较长的话，则修建拦溪坝的数量就会更多。于是，在武陵山区的山沟里就以这样的方式建造出了一丘丘面积大小不一、形状多样、规格不一的层层稻田。有的稻田不足一分地，有的稻田可能超过一亩甚至几亩地，这都是根据山谷的地势与溪流的水势而定的。
如此修筑的拦溪流水坝，不仅能够确保所开辟稻田中种植水稻的用水，还可以提升水稻作物所需要的水温。这些从山槽里流出的水，都是山泉水，从山间岩层溢出的山泉水的水温大多在17℃左右，有的水温甚至更低，这样的水温无法满足水稻的正常生长（要使水温提高以适应水稻生长，可以通过筑坝拦水，使山泉水滞留在水坝里，在阳光照射下提升水温，然后再分流到稻田里）。在实地考察中我们还发现，这些从水坝分流的溪水进入稻田也是有讲究的，为了使从溪流进入的水资源不影响水稻的生长，村民还在农田的四周开出了一道水道，这个水道大约宽100厘米、深50厘米，可以让进入稻田的溪水首先在这水道里停滞，然后再流入水稻种植区域。这样一来，流速缓慢的溪水可以更长时间接受阳光照射而升高水温，最终达到水稻生长所需的水温。
二是稻田水域的上下分层回流系统。在种植“子腊贡米”的武陵山区，解决水资源的供应与水温的提升，是种植水稻的关键问题。由于山槽里构筑的稻田在低洼处会沉积有大量的水无法排干，于是当地乡民就采用了“铺树造田”的方法，来防止这些无法排干的冷水往上漫溢。这种操作，使稻田底部铺垫的树木之间留有空隙而常年保持水分充盈。以砂土隔离的稻田，形成了上下两个既相对独立，又能互补水分的蓄水层。这样一来，一块农田就相当于有了两层各自循环流动的灌溉水源。在降雨量大、水分较多的丰沛时节，甚至出现洪涝时，砂土田上方的水会逐渐渗透到铺木的下层中储存起来；当久旱不雨、缺水少雨的天旱时节，砂土田下方的水流会有部分逐渐上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水稻生长所需水分的有利补充，缓解了旱情。因此，即使在普通旱年，子腊村的冷浸田也不会受到明显的干旱影响，相比较其他地方缺水的稻田而言收成更为稳定。
在我们组织的田野调查中，有村中老人回忆，他们曾经在田中用赶鸭的大竹竿插田时，意外发现田下有水喷涌而出的奇事。2017年初，笔者参与驻村工作队在挖掘田下树木的过程中，同样发现田底下有水渗出，必须边挖边舀水。在一丘较低洼的稻田中，还不得不使用了抽水机，才完成挖掘田底取木的任务。笔者所见实况可以从侧面证实子腊村田下的储水相当丰富。另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在大量使用化肥之前，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了防治稻田铺木下方的冷水过多地往上渗出，乡民的施肥主要来自稻田上方的“木叶”，也就是“割青”。即在春耕之前，把稻田上方的灌丛杂草采割下来，深埋到田里，有的甚至可能直到铺回填砂土的上方。这种方式既可以给稻田补充肥力，又可以使一时难以腐烂的灌丛混入回填的砂石里。长久以来，使得堆积的灌丛与砂石不断混合，与铺木一同形成隔水层，最大限度地阻滞了底层冷水的上渗，同时也使稻田泥土温度变化的幅度降低，尽可能处于稳定状态。总而言之，子腊村稻谷稳定丰产、常年进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复杂而独特的稻田灌溉系统。
三、育林蓄水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
“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是一个农林生态综合系统，在高效利用水土资源、维护水土的同时，保护着该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稻田周围的山坡上植被丰富，丛林密布。“苗地山多，自然宜林。除去能耕常年之地外，培植各种经济之林，苗人亦有经验。于新开荒地第一年，即随之种油桐、种油茶。粮林并进，油桐三、四年时长成，开花结果。油茶五、六年时亦可成林。编者遍行辖区苗境，所观油茶一项，永绥、古丈特多。油茶成林，绵延数十里……油桐普遍，凡悬崖陡岭之处，盛植油桐。”在“万物有灵”和“神树保佑”的信仰影响下，苗族民众一贯自觉保护森林植被，不敢乱砍滥伐。花垣县苗族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劝人保护林木的歌谣，甚至不乏通过对砍树人诅咒等极端方法来保护林木。苗族一贯传承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砍树会被全村人看不起，甚至受到诅咒，哪怕没人看见也有鬼神知晓而可能应验，于是大多就放弃了砍树的想法。在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封山育林后，当地村民更加注重保护树木。只在隆冬时节，才敢把被积雪压断的树木拖回家中使用。
子腊村的苗族自古以来崇拜森林、敬畏森林，森林也赐予苗族无限的“财富”。子腊苗族和森林的友好关系可被定义为“以林为友”，森林是苗族的“朋友”，或者说是苗族的“家人”。一方面，苗族敬畏森林，因为森林里的山神让苗族十分敬畏，当地民间流传很多与森林相关的禁忌以约束民众。另一方面，苗族又与森林保持亲密的距离，因为森林就是苗族的“家人”。苗族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游耕的历史，在漫长的游耕时代苗族就一直依赖山地林木资源为生，其生产生活均离不开森林。森林需要苗族不断地维护，而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为苗族生存之需提供源源不尽的生存资源。这样一来，苗族与森林的这种关系就像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默契，两者相互依存。
在苗族开启定居农耕后，苗族与森林的这种依存关系的理念仍然得到延续与升华。子腊苗族把人及其居住的环境划分为自然部分和人为部分，这两部分相互衔接、相互制衡，就像货币的两面，不可分割。而两面的衔接点就是森林。森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了森林才会有水、动物和植物，水灌溉着田，田才能够产出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森林直接产生的动物和植物可供人食用，形成了子腊苗族以森林为友和对自然生态资源利用的等级顺序。
子腊苗族与森林为友的土地利用，使得寨子里划分出了聚落区、耕种区、神山林、坟山林、林区和柴薪区、放牧区、自然林区、水源林区等。这种围绕着森林而展开的土地利用智慧，使得子腊村所拥有的林木保持着长久的葱葱郁郁。
水源林主要位于河流的源头和河流两岸。直到现在，子腊村河流的源头还是丰富的水源林。传统习惯法规定水源林里的树木是一定不能砍伐的，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寨子的水源安全，也是稻田水源的保障。子腊村的苗族认为河流由“水神”管辖。根据其民间习惯法，水源林中直径20厘米以上的树是不能砍的。笔者在田野调查时走到了子腊村水源林的现场，看到的水源林一般都在河流两岸的峭壁上和山泉水冒出的地带。峭壁都是由石头组成，石头又恰好是“石神”的所在地；而山泉水冒出的地带，则被苗族认为是“大地生命的脐带”，是不可以被撬动的，是禁止伐树与开垦土地的。子腊村的苗族既害怕得罪“水神”，又害怕得罪“石神”，更害怕动了“大地生命的脐带”。由此形成了苗族聚落的乡民共同维护水源林的行为规范，使得水源的河流两岸大面积的森林得以保存，水源林长年茂盛。正是这样的理念或者民间信仰，坚实地保护自家寨子的水资源可以安全饮用和灌溉农田。
四、“稻鱼鸭鸟蛙”复合种养系统
苗族信奉“万物有灵”，认为动植物也像人一样需要“伙伴”，没有伙伴的人是孤独的，没有伙伴的林木也是孤独的。万物都是亲缘的，万物都是伙伴，甚至万物都是一体的。因此苗族人在山林或房前屋后习惯种植各种各样的树木，在稻田中也习惯种养多个物种。在苗族的观念中，稻田中的田土、水，与水稻、鱼、鸭、鸟、蛙等都是一种亲缘关系，或是一种伙伴关系，甚至是一体的。共享一个空间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不可分离的，相互都有依赖性。一旦出现分离情形，任何一种生命都可能受到影响。
在一块稻田里，水和土壤是基础，可以为水稻提供生长环境和充足的养分，也是其他动植物的栖息之地。细小的虫类，甚至微生物等可以供养田螺、鱼、黄鳝及鸭。鱼、鸭等在水中的生命活动可以提高水体养分含量，促使水质活化，有利于生物的生成繁殖，加快有机物降解速度，为稻谷生长提供充足的肥料。鱼和鸭等觅食还可以清除部分杂草和昆虫，还能减少水稻病虫害的发生。因此，一套复合种养、科学管理的本土知识逐渐形成：种植水稻时注意间距、不能密植，以便放养鱼、鸭等动物。
投放鱼苗以两指到三指大小（约5厘米长短）的鲤鱼苗为主，每亩放一百余尾即可。稻田中放养的鱼是专门为稻田养殖而培育的鲤鱼，以浮游的动植物为食，不会攻击稻根和稻秧，也不会攻击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其他野生动植物，因而不会影响稻田的整体产出水平，只会自身形成产出能力。子腊村的苗族在建构稻田时，为提高水温而在稻田四周开辟的迂回曲折的水道，同时也是鲤鱼活动的通道。这可为不同生长周期的鲤鱼提供理想的栖身空间，还为鲤鱼穿行于稻田各处提供通道。放养的鲤鱼和鸭子，可以替人类完成稻田的中耕和施肥作业，它们捕食浮游生物，为稻田增肥，降低稻田虫害。这样操作不仅能提高水稻的产量，鲤鱼本身作为稻田副产品，也可以直接增加稻田的收益。此外，鱼的生长期长过水稻，甚至可以跨年放养，稻谷收割之后仍然可以在稻田里放养鲤鱼，直至长到1千克左右重，这些大鲤鱼乃是苗族专门腌制酸鱼等美食的最佳原料。
在稻谷大面积种植之前，子腊苗族早有捕获野鸭的习俗。苗族乡民在狩猎采集时期形成了猎获野鸭的传统，并以野鸭的鸭绒制作保暖的衣被。但要把野鸭驯化纳入“子腊贡米”的稻作耕作系统，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劳动。首先，需要培育个体小的鸭子品种。稻田放养的鸭子是子腊苗族所说的“岩鸭”，体型较小，成熟期的鸭子也就1千克左右重。这种体型矮小的岩鸭适合于在稻田里穿行觅食，吃掉影响水稻生长的各种动植物的同时，还不会伤及水稻的植株和根系，能起到为水稻减虫除草的作用。如果鸭子身体过大，不仅在稻田里穿行困难，还会对禾苗造成挤压甚至折断，导致禾苗不能顺利生长；其次，需要把鸭子的成长期缩短，使鸭子快速成长，即在稻谷成熟前需要让鸭子离开稻田，以免鸭子掠食稻子，造成稻谷损失。在育秧和插秧时段，禁止鸭子进入稻田，缩小鸭群的规模，或者实施圈养，而在稻谷成熟时节，也需要把鸭子转移到鱼塘或者溪流河段，以免干扰稻谷的正常生长；再次，需要把鸭子的产卵期延长。野生状态下的鸭子，产卵期很短，仅是在春夏之交产卵，而且一年只产卵一次，这就不利于在水稻生长期多批次放养鸭子。为此，子腊村的苗族经过长期实践，选育出产卵期长的鸭子，并实行人工孵化，或以母鸡代孵，或以谷糠加热代孵。通过人工控制孵化的时间，以确保鸭群规模达到多批次放养的目标，在水稻的整个生长期都可以有鸭群放养。
培育这样的鸭子品种，不仅可以提高鸭肉、鸭蛋的产量，又能增加稻田的肥力，还能代替人工进行除虫除草，实施稻田的中耕。放养的鸭群还能对稻田中的鲤鱼进行刺激，驱动鱼的游动，并替鱼类清除水蜈蚣等一类的有害生物，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田鱼的高产。当然，为了避免鸭子对鱼苗的伤害，子腊苗族对放养鱼苗的季节十分讲究，如果是小鱼苗，就必须在插秧前投放到稻田里。而如果是稍大的鱼苗，则可以在插秧半个月后投放。在水稻封闭前，鱼苗已经长到了2寸长（约5厘米大小），这时候把雏鸭放养到稻田里对鱼苗也就无碍了。这样一来，稻鱼鸭各得其所，相安无事，确保了丰产。
“稻鱼鸭鸟蛙”复合种养系统中，相关的生物物种就有20余种之多，苗族稻作文化在对多种生物保护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利用。苗族有“春天不打鸟，冬天不脱衣”的古训。因此稻田周边的茂密森林中有白鹭、喜鹊、麻雀等各种鸟类栖息，鸟类觅食也是防虫害的重要手段。苗族还有“不吃蛤蟆，吃了尿急”的古训，老人用恐吓式的语言禁止不懂事的后辈们捕蛙吃蛙，得到保护的蛙类就成为除虫护田的农耕帮手。由此一来，一块稻田就成为了聚宝盆。除了有人工驯养的稻鱼鸭外，还有野生在田间的鸟、蛙、黄鳝、田螺、蚌等动物的并存，齐生共长，使得“子腊贡米”农业文化遗产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网络，这些都是子腊苗族收获的对象。
在子腊村的“稻鱼鸭鸟蛙”共生系统中，稻田产出的稻、鱼、鸭是主导产品，鸟、蛙、黄鳝、田螺、蚌算是副产品，但不是仅有的产品，其他的野生植物也是苗族村民的收获对象。在稻田及其周围，还生长着不少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据我们的田野调查所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植物多达十余种。在稻田中自然长出的这些野生植物，同样也是苗族乡民获取和分享的对象。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植物供人们食用，另外的植物可以作为猪、牛、羊等牲畜的饲料。因此，在子腊村，这些稻田里伴生的植物，不会像其他大田农业区那样，作为杂草被清除掉，而是被保留下来并被精心地维护着。由此看来，“子腊贡米”生长的每一块稻田，都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小型生态系统。人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地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子腊的“稻鱼鸭鸟蛙”共生系统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多重功效。传统动植物品种是经过长期培育而成的，其存在合理性及自身价值已经过历史发展及生态环境变化考验，但由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冲击，其中多数由于产品产出环境要求较高或产量较低等问题被淘汰出商品生产过程。而对动植物基因资源的保护与研究，在预防由于生物单一性而造成的不利局面，以及提高产品品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存在重要价值。
传统农业知识体系具有特定的地域性与民族文化特性，是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中所形成的独特农业景观。这种知识体系是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充分挖掘和有效保护利用，既是为现代农业维持其农业体系、保留原生农业景观、传承农业文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也是保护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基本要求。
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既包含农业生产经验与农业智慧，即农耕生产的技术体系，也包括与农耕技术相关的农耕信仰、禁忌、集会、祭祀等，即农耕生产的文化体系，其对于调节农业生产团体的社会关系、促进农村和谐发展有关键性作用。不论是农耕生产的技术体系，还是农耕生产的文化体系，都对当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主要是依靠农作物及生态环境的自身理化作用，注重农业系统内部的生态调控和有序生产，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中建构起来的。其所构建的生态循环及能量循环利用系统，对于维护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稳态延续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