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生态智慧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启示

周银凤

摘要:生态危机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当前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失衡的生存困境，审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是拯救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先秦时期老子的生态智慧——万物同源的本原性、生态共存的自然观、无为而治的生态实践观等，对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老子;生态智慧;生态危机

当前，全球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人与自然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不断升级，生态危机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此，人类不得不审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以找到打开人类生存困境之门的钥匙。

一、生态危机根源的多样性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生态文化的缺失。“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们在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后，我们就可以在同样的方式下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发展壮大，再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命题“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人类中心主义”在不觉间成长为人类思想的主流。而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助推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在自然界节节胜利，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从此“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了人类价值观的核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利益具有至高无上性，是一切价值和道德评价的标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拥有意识的人类具有主导地位，而应该居于平等地位的自然则处于从属地位，以人类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哲学大辞典》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三个层面的论述:在本体论上，人是宇宙的中心;在认识论上，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在价值论上，从人类本身出发去解释和评价世界的万事万物。这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诟病的焦点，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抛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可以看出，在长期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的影响下，片面地夸大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生态文化的缺失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科学技术助推下的生产加速。人类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加速和拓展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以18世纪60年代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为起点，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标志，英国率先进入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从此开创了英国“日不落帝国”辉煌的蒸汽技术革命的工业时代。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实现了科技革命的新一轮更新换代，以美国辛辛那提屠宰场生产自动化为开端，以福特汽车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线为标志，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劳动分工”实现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电力驱动下的大规模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不及英国的二分之一，提高到了英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两倍多。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异军突起，反超英国，打破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华丽登场，从此开启了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日本凭借新技术革命迅速崛起，确立了世界经济第二的地位。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标志的AI机器人索菲亚，2017年10月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身份，从此把人类带入人工智能新时代。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科学技术的革新为基础，科学技术使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生产工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科技的进步刺激了人类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利益的驱使使人类不惜破坏、污染自然环境和任意挥霍、浪费有限自然资源，一味索取和过度征服，自然界已严重透支、伤痕累累，无力实现自我修复，人类的贪婪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最终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显著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法国的安德列·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追求利润无限性的矛盾、自然的自我修复的有限承载力和社会生产永无止境的无限扩张力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则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第一类矛盾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二类矛盾则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为第二类矛盾的重点，两类矛盾共同作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剥削本性致使资本家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以进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谋求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活跃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资本，就会对大自然的有限资源进行不择手段的开发，同时产生出自然界无法实现生物降解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过度地征服、严重地透支，自然界终将不堪重负，最终导致生态危机。正如汤因比所说:“在所谓大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是我认为，在允许贪婪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自灭。”

总之，生态危机的发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面的原因，其产生的根源呈现多样性，复杂多样的根源仅仅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外在表现，真正的根源更在于人类本身，人类唯有通过重新审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找到通向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生态治理路径。生态危机已成既定事实，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于是，各国专家学者纷纷寻找治理生态危机的良方。马克斯·韦伯指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自然价值取向，是能够适应当代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因而是合理的。”经典著作《道德经》中老子原生态的生态智慧就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治理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老子生态智慧的哲理意蕴

道家学派始祖老子的《道德经》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玄之又玄”的“道”本体论包含有万物同源的本原性、生态共存的自然观和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三个方面的特性，内容深邃而富有哲理。

老子极富原创精神，把宇宙本原之“道”抽象提升为宇宙本体之“道”，完成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越。在《道德经》中，他对“道”进行了种种描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即“道”产生原始浑沌的元气，浑沌原初元气生出天和地，由天地产生阳气、阴气与阴阳混合而成的和气，产生天地万物，这就完成了宇宙生成。这时的“道”是作为万物之始、生命之源的“天下之母”。但是，老子并没有停留在此阶段，“道”在本质上又是“无名”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道德经》第一章)“道”作为“天下之母”又是超越天地万物的存在，内容无所不包。这就使本原之“道”进一步抽象，不能用任何事物来限定，这时“道”又同时兼具了本体论意义。老子之“道”异常神秘，被称为“玄之又玄”，无法直接把握，只有通过其特性方能展示出来。老子的生态智慧就是在“道”的本原性、自然性、包容性等特性中丰富地蕴含着。

首先，万物同源的本原性。“道”的本原性特征主要体现于道作为万物的起源而存在，具有先天地生的“万物之母”之特性。老子描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锉其兑，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道德经》第四章)这是对道的描述和称颂，老子赞扬“道”虽虚不见形，但不是空，“道”无限博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道”又无限深邃而幽深，无法追溯其来历，是自然万物的祖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的玄妙之“道”，作用异常强大，具有无穷的力量，万物同源均由“道”生，“道”生万物。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在这里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其浑然一体产生于天地生成之前，独立存在且永恒不变，可以看成万物之母。“道”本质上是“无名”的，但作为理论思维的对象，不得不言说，于是老子“字之曰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道”就是万物之母的世界本原，万物皆由“道”化生。“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所以，万事万物均由“道”生成，无论是灵长类的人类还是人类的栖身环境自然都是由“道”生成，人和自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都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同源，天人一体，“道”先天地生，物无贵贱，万物平等共生，自然环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类与万物之间有着共同的本原，遵循着共同的法则。由此可以看出老子的主张，即“道”是“一以贯之”的，贯穿于天地人之间。而庄子强调和推崇的“道通为一”则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此观点是对老子自然观继承和发挥的最好例证。

其次，生态共存的自然观。“道”的“天人合一”自然整体性特征是老子生态共存的自然观的体现，蕴含着丰富的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和保护思想。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可以看出，老子认为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和自然是并列而平等的关系，因此我们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万物之间应相互协调、相互统一、人类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哲学家蒙培元在其《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中指出，“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然’这一重要范畴，讨论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他以‘回归自然’为其哲学的根本宗旨，为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老子说:“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这充分说明了老子对自然的崇尚和赞扬，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之本性、自然而然地演化运动，人应该效法天地之自然本性与自然界万事万物平等生活在一起，这是其对自然万物生存权利尊重的本真体现。《道德经》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老子希望将自己自然而然地融入勃勃生机的和谐、纯朴的大自然之中。老子的《道德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诸侯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其以睿智、敏感、犀利、深邃的分析，得出社会动荡根本之源在于人类欲望的膨胀，只有遵从自然之道，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才是解决国家困境的良策。

最后，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道”的包容性特征则是老子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的体现，蕴含着“道”化育万物、包容万物的胸怀和改造自然时“无为”而治的实践方法。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可以看出，“道”生，“德”育，万物崇道而贵德。究其原因，是因道生万物不加干涉，德畜养万物不加以主宰，顺其自然。“道”不仅生长万物，而且化育万物不居功、不占有，推动着万物的流行变化。老子深刻地意识到“道”的包容性所在，但是这种包容性是有前提条件的。老子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第二十三章)可见，天地的狂暴不尊重自然规律尚且不能长久，更何况是人呢?在老子看来，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非常重要。自然法则是万物之法，也是人之法。“天”“地”“人”“三才”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统一整体，人类要对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清晰定位，人类没有主宰自然的权利，人类生存和发展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会为大自然宽广博大的胸怀所认可和接纳。

人类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应该如何改造自然呢?老子主张“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老子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是不可取的。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则认为这种行为方式是一种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不要违反自然做事，要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他说:“道家否认人类中心论，这同其他某些人把兴趣集中在人类社会并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是极端对立的。”这一论述与一些西方哲学家为了突出人类的主体性，认为人类是宇宙之中心、世界之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截然不同。对于“无为”应当如何理解?老子说:“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道德经》第三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从中可以看出，道是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如果遵循道的规律，一切事物就会自我化育。用道的本真质朴来克服贪欲之心，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安定，这是老子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的体现，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时应该“无为”而治的实践方法。“无为”而“无不为”，顺其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勿强加妄为。“无为”不是不让“为”，而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加敬畏自然，顺势而为，绝不妄作非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实现自然和谐与生态平衡。因此，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和重视，反对违背自然规律妄作非为的过度掠夺，这对抵制人类中心主义，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维护生态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家崇尚“顺天”和“天人合一”，整个生态系统具有规律性，天、地、人作为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亦应该遵循其自然规律性。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出现了“天道”和“人道”的冲突与矛盾。“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由此可以看出，“天道”的规律是通过减少有余去补给不足，而“人道”与之相反。这也是老子反对现实社会中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万物同源，均由道生，万物应该平等。因此，推崇“有道者”，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做到“人法自然”。这样，天、地、人等万事万物都在“道”中实现了自然生态平衡与和谐。人和自然是平等的共生存在，自然不能被动地任人主宰，恣意掠夺就会导致人与自然失衡，人类就无法颐养天年，所以人类不能唯我独尊，以征服自然而居功自傲，需懂得尊重自然也是尊重自己，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然息息相关，人类要崇尚自然，敬畏自然，更要保护自然，万物同源，和谐相处。

三、老子生态智慧对生态危机治理的启示

在中国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与“人”的关系一直是先哲们关注的焦点，其核心思想即为人类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张岂之在《先秦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问题》中指出，“不能不提一下老子思想中固有的深层生态智慧:老子和道家思想的基本主张就是‘道法自然’”，“老子所勾勒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这恰是我们时代全球正在努力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伟大理想”［10］。中国古代道家文化经典《道德经》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为生态危机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首先，“道生万物”万物同源的整体观要求人类爱护自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道生万物”万物同源，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第六十七章)玄妙的“道”有“三宝”:慈爱、节俭、不争先，人和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友好相处、相互依存，遵循“天道”养育万物的自然规律有利而无害，遵循“道法自然”的“圣人之道”践行“为而不争”。所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其次，“道法自然”的认识论要求人类要遵循客观规律。老子认为，天、地、人是自然的统一整体，万事万物应平等共生，万事万物有其自身化育化生的自然规律，人类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必须遵守自然法则，遵循客观规律，这是自然的和谐，是“常道”。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五十五章)也就是说，万物和谐是自然与社会存在的一种常态，人类应该维护自然界的这种和谐秩序，要以“无为而有为”的自然方法达到万物和谐。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所作所为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作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人类不愿看到的结果，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老子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第十六章)违背万物和谐的自然规律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只有不断地反思，在坚守自然规律中不断品尝人类触犯自然规律酿下的苦果，才能找到突破生态危机困境的康庄大道。

最后，“知足知止”的方法论要求人类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万物同源、万物平等、万物和谐、万物共生，要求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维护自然生态的多样性。要保证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存权，人类无权主宰自然生物的命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对大自然的不尊重，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归根到底都是因人类私欲“不知足”而造成的。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也就是说，没有哪一种祸害比不知足更大，没有哪一种灾难比贪得无厌更令人痛心，所以只有懂得满足为止的人，才是真正的满足，这其中蕴含着适可而止的丰富意蕴。老子说:“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道德经》第三十二章)懂得适可而止，就会避免各种危险。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都应该懂得“知足知止”。所以，人类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大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在面对自己的私欲时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影响自然的和谐平衡。老子“知足知止”的方法论既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方法，也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更是保证生态系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有效方式。

当前，中国在充分汲取老子生态智慧丰富营养的基础上，治理生态危机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谱写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篇章。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和老子生态智慧中的万物同源思想遥相呼应，高度契合;习近平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与老子的生态共存、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观不谋而合;习近平“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分体现了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时一定要懂得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看似自然的“无为”实质正在储存为子孙后代得以永续发展的生存条件，这种“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做法与老子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一脉相承。

需要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尽管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未根本扭转。目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要继续坚持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化体系，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不断提高人类自身的精神境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建立健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资源，使得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和改善，建设一个人人向往的山青、水绿、林翠、田良、湖碧、草丰、人美的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