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傣族林—水—田—谷—人—林的生态循环观念，具有生态和谐性，规约了他们稻作农业的生态实践。傣族用竹筒计水器按需分水，灌溉农田，体现了统筹兼顾与公平公正的生态伦理，在惜水和节水中，形成了低碳高效的生态实践效应。傣族水循环观念与涉水祭祀的回向观念结合，在生态真理和宗教伦理的一致中，客观上保护了水生态，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傣族涉水的文旅节庆，传承了水文化和传统农业的生态实践经验，促进了族内和族际的生态和谐。

关键词：傣族；水文化；生态实践

傣族水文化的生态研究透出了探求生态实践规律的旨趣。艾菊红认为水文化是傣族的原初文化。它向傣族生计、生活、生存方式渗透，向傣族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及宗教信仰融入，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呈现出多维的生态实践特性。黄龙光关联地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水信仰、水技术、水制度，呈现了人——水和谐的可持续生态观，实现了水文化的生态功能。他还指出，少数民族在水务活动中，利用宗教力量、村规民约和民族习惯法，实现了水文化及水遗产的民间治理。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具有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态三态合一的综合生态价值。林艺强调水资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再循环，以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黄龙光认为生态意识决定生态行为，生态观指导生态实践。郑晓云认为梯田文明的基础就是水利灌溉，根据自然的地理特点修建的灌溉沟渠是支撑梯田农业文明最重要的方式。尹绍亭认为西双版纳的雨林与胶林的结合，会形成新型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创造，显示了商品经济活动的生态实践向性。

人水和谐关系是一种生态和谐关系，不仅关乎人的生存、生产、生活，还与国计民生及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密切关联，成为生态实践的前提。“生态关系是生命体在生态活动中构成的总体价值关系。它包括指向真的认知关系，指向善的伦理关系，指向益的实践关系，指向宜的日常生存关系，指向美的审美关系等”，这可以全面形成生态和谐。傣族在人水和谐的生态关系中，普遍生成了跟水相关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凝聚起和谐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知识。这就在因水成和中，生成了生态实践的经验结构和绿色生产的价值体系。

傣族人水和谐的生态关系分为耦合、敬和、乐和的人水关系样态，分别在傣族的水务活动、水宗教的仪式活动、水节庆的旅游活动中成就了生态实践。

一、傣族人与水耦合的水务凝聚生态实践经验

傣族水务借助生态技术与社会规范的一致，形成了生态实践的特征。傣族人制造水器以巧妙地用水、节水、惜水，体现了和水的态度与治水的智慧。他们的水车、水碾、水井等日常的用水工具，虽已成符号，但确是曾经的生态经济的物证。他们擅长掘井蓄水、设坝防水、开沟挖渠输水、制水车提水、造水碾碾米等，无不留下了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的痕迹。

傣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自然物制造水器，既有效地避免了生产性污染，又达成了科学的用水，是一种自然化的生态实践。为达科学灌溉，傣族发明了有效的分水器。此器物形式独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叫“根多”或“竖伴南”（汉译：竹筒塞）；另一部分叫“楠木多”或者“多闷”（标准输水管道），将其设置在沟渠下部，且离渠底有一定高度，能很好地防止淤塞。有的地方称其为“闷帮法水渠”分水器，一部分叫颠，一部分叫斗。斗分10格，每格为100分水，一斗共1000分水，能精确地调节入田的水量，以达精细化灌溉。傣族先民把手掌作为竹筒孔径的量具来测定水量：分别用4个手指、3个手指、2个手指、1个手指（多为大拇指），来测定竹筒孔径大小，以精当分水。傣族的分水器是竹制品，根据水量需求，确定穿孔大小。其做法颇具“匠心”：上面刻有斤两的度数，竹管上的通水孔，可精确进水，可精约用水，合乎简约高效的生态农业要求。

傣族地区竹林较多，人们利用竹子耐压、抗腐蚀和中空的特点，把竹节打通，做成上等的输水管道，横向埋入渠埂。竹管的一端伸进水渠引水，一边伸进稻田输水。稻田面积宽，输水竹管大，或输水竹管多；稻田面积小，输水竹管小。稻田离水渠远，需用小水沟连接，中途有渗漏，则输水竹管相对大一些。这种分水器能保证水量精准配给，在按需供水中，表现了均匀平和的生态伦理观念，显示了供需双方的适度性与适宜性。人恰到好处的水量配置，水尽其用的功效，通过分水器实现了。分水器无疑是水与人双向对象化的结晶，是输水需求与分水要求的统一，是双方价值功能的耦合物。小小的分水器体现了傣族惜水、爱水的情怀，也见出其水务管理，有着统筹兼顾的生态中和观念。水润泽农作物的柔爱之性，人尽水能的惜爱之性，耦合为分水器，呈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水的相惜互爱的和生之美，无疑是一种生态科学化与生态人文化结合的生态实践，无疑是一种生态真与生态善一致的生态实践。较之渠道开口引水入田，用竹管横穿渠埂中下部引水灌田，既可更精确地引水，也可避免水流冲刷水口而拆堤溃堤，保持了渠埂的稳固，稳定了水生态屏障，保障了水生态运行的安全，合乎生态实践的本质要求，确证了傣族先民精约用水与科学治水的生态智慧。

傣族的水务还体现了亲和自然与敬爱自然的理念，实现了水生态的自然性与人文性的契合。傣族以龙为单位计算水量，其九条龙的水量表洪水，三条龙则表示干旱。用龙计水，增长了水务管理的神圣性，在水生态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以及自然性与宗教性的一致中，丰富了生态实践的内涵。

傣族有丰富的水务经验和智慧，且形成了人工与自然耦合的治水方式，呈现了节能高效的生态实践模型。他们的沟渠网络既有自然化集水之妙，又有天然化灌溉之功，原生态的意味很浓。傣族不仅依靠天降雨，形成纯自然的灌溉，还通过建设纵横成网的人工沟渠引进小河，连接山泉小溪，利用盈盈水渠高于水田的地势差，形成“自然漫灌”的方式。这种自然漫灌样态，也是水无处不下的灵性与人因地制宜的智性耦合的结果。人工化与自然化的妙和无痕，使傣族的水务在自然能与人力能的结合中，走向了高效低耗，显示了生态实践的地方性经验。

傣族水利除有水源系统、水渠系统、分水系统之外，还有严格的治水法规与用水规则，包括村规民约和禁忌等等，达成了自然生态的规律性与社会生态的规范性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生态实践的内涵与依据。也就是说，傣族人民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文化传统，所创造的生态性、技术性、法规性、宗教性四位一体的治水体系，实现了文化与自然的耦合，规律与规范的统一，有着更显地方性的因水成和的经验，有着更丰富的美出于和的规律，从而呈现了生态实践的系列化缘由。傣族法典规定“建勐要有千条河”，丰富的水源，是傣寨选址与农垦的重要因素。傣族经书《布双朗》（汉译：祖训）中就有“不要在渡口边拉屎，不要在三岔河口洗澡”之训诫。傣族先民运用禁忌管理水，形成敬水的生活与生产，保护了水生态，增强了水务的生态实践特征。像傣族的神山、竜林、泉源、寨神林、水源林、水井，都因属于水神栖息的圣境，而形成了相应的禁忌，也就有了环境保护的效应。村规村约有不少涉及水的条款，有保护水生态的地方性特征。比如：曼纳买傣寨内水井修有傣式护亭，其内壁用傣文写有严禁往井里吐口水，不准在井中洗手和洗衣服等井规。当下傣族水井虽只剩下象征意义了，然它还是傣族水文化的符号，还是傣族先人惜水、敬水的徽记。傣家的水井，也体现了傣族以人为本的观念和讲究公共卫生的理念，有着生态安全的诉求，有着生态健康的效应。无论是饮用水井还是洗物水井，井旁建筑物内的正面镶有大镜子，提醒大家千万别把脏水泼进水井里。镜子如同守护神，看着每个汲水人的行为和动作，提醒你千万别弄脏水井。建筑物外壁的周围，雕龙画凤的空隙处，镶满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方方圆圆的镜子，放射出熠熠耀眼的光芒，远远看去，如同人间天堂般灿烂辉煌；走近井旁，会让人肃然起敬，产生一种神圣、纯洁的感受。傣族爱护水井、崇敬水井习惯成风，并有明确的规范，《土司对百姓的训条》规定“:寨子边的水沟、水井，就是不要的也不能填。”为了保证水源的洁净，只能在井栏外，用公用的长柄瓢或者木瓢打水。在各种水禁忌的威慑下，以及各种严厉水规的制约下，傣族村寨的社会秩序得以“因水而治”。傣族民间流传着祖先给世世代代子孙的一份遗嘱，被称为“允门遗嘱”。它强调保护水源和森林的重要性，教育子孙后代保护水源比堆积金银财宝还更重要。这种民约的传承和教化，使爱水特别是保护水源的生态意识，扎根于傣家人的心底，外化为自觉的生态实践。

傣族亲水、惜水、护水、用水的态度与方法，以及傣族水井的庄重性与神秘性，呈现了水的圣洁性与人的敬畏性的对应，印证了人与水耦合成一的生态和谐样态。从水务管理所成的人水和谐关系中，可以看出水生态的自然规律性与水制度的社会规约性的统一。可见傣族水务的生态实践，已然接通了天道与人道，有了合理性；已然贯通了生产与生活的领域，有了普遍性。

袁鼎生认为实事求是为思与行的总范式，为学科的总指南“。是”为规律：科学求必然之是，人文求本然之是，管理求须然之是，技术求精然之是。傣族传统的水务也如此，它依据水生态的自然规律、水人文的世间理想、水制度的社会规范、水技术的精湛模式，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实践内涵，构成了整体的生态效能，对当下生态经济体系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傣族礼水的敬和仪式显现了生态实践的目的

傣族的水文化运转出3种生态循环。一是水生态的循环；二是由水到人的来路与人祭水的回向通成的生态循环；三是水文化与佛文化的融通形成的生态循环。这三种生态循环的关联，有科学的认知、神祇的信仰与超自然力量的希冀等复杂性机理与机制，总体上形成了依从自然与神灵的生态和谐，指向了生态实践的目的。在傣族人的生态意识里，树林-水-农田-稻谷-人的来向，形成了相适相宜、相生相存、相推相转的生态链，具有科学性。经由大气的回流，云生雨落，涵养森林，形成回馈与反哺。这就显示了水生态循环运动的规律，是为傣族生态实践的哲学与科学依据。

傣族还形成了水的科学认知与水的宗教信仰贯通的生态循环。傣族有这样两段谚语：一是“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农田，没有农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不能生活”，二是“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天地间谷子至上”。在他们的生态认知中，人类处于生态链的尾端，其顺序是林、水、田、人。他们还认为水渠是农田的灵魂，水利是农田的命脉，清清的水被引入干枯的农田，被吸收得一干二净，农田成了水的坟地。水消失了，但其灵魂滋养着稻作，为人们提供粮食。傣族人把森林-清水-农田-稻谷-生命关联起来，显示了一种依序推转的生态运动。傣族水文化中，含有以自然为本的回向信仰，含有“积善成德、回向感恩”的内涵，并在祭祀谷神、水神、竜林等的宗教活动中，达成向自然本原的回归。这就形成了科学生态与宗教生态贯通的生态循环，以增长生态实践的效应。

傣族敬水与礼佛结合，有着浓郁的宗教生态观的意味。在以水礼佛的宗教仪式中，傣族的“水文化”和“佛文化”融通，以成傣族生态文化的核心结构，因为与佛事活动有关的祭祀都免不了举行“滴水”仪式。水是傣族的地理根基，佛是傣族的文化灵魂，水与佛关联起来，形成礼水与敬佛一致的仪式，进行“逻辑的、情绪化的或美感的协调”。正是礼水与敬佛的一致，使现实的水循环和宗教的回向统一起来，形成了和旋超转的生态观，强化了人水关系的敬和性。基于此，傣族的生态实践，也就达成了宗教信仰的归宿性与现实发展的目的性之合转。傣族善于把科学认知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以求更好地实现生态实践之目的，确是一个充满生态智慧的水一样圆通灵秀的民族。

傣族每次佛事活动都要滴水，哀悼亡灵。水联通世俗与神圣世界，形成人与死去亡灵的沟通。滴水仪式中，村民把带来的水瓶拿到高台下，请佛爷“点化”。他用手中长长的金属杆点一下，表明贯穿了人间和神界的通道，此刻的水就是人神联系的媒介，是阴阳两界沟通的桥梁，是人神亲和的象征，是人神循环通转的机制。在滴水礼佛中，天地人神鬼仿佛是相生相应的，是生态循环的，似可形成福报，实现风调雨顺和人丁兴旺的生态目的。

傣历9月-12月（公历7月-10月）是傣族的关门节时期。节日前一天，村里的每个老人都要准备一担清水，并将当地特有的香竹浸泡在水里，直至清水变香，然后挑到佛寺里为佛像洗浴。关门节当天凌晨三四点，各家各户都要派一个代表到水井里打一瓶清水，与早已准备好的蜂蜜、腊肉饭、山花等祭品一起放在一个小竹桌上，早早抬到佛寺门口去守候。待全村家家户户都安置好，祭司“波章”就宣布开门节仪式正式开始。先是全村人在波章的带领下进行拜佛，接下来波章向大佛爷转达群众祈祷清吉平安的世俗要求，再而是大佛爷把人们的祈求转呈给佛，接着全村人拜佛并到佛前敬水。

基于水生态链的科学意识，基于水是世界本源的哲学认知，傣族的敬水礼佛仪式，除渴求神祇福佑外，还表征了他们依和自然的生态认知体系和回报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其生态实践也似乎有了自然化的生态哲理与生态伦理的支撑，有了更深邃的依生自然的蕴含。

三、傣族与水乐和的节庆旅游保持和推广了生态实践的经验

旅游节日是具有群众性、周期性且有文化与审美内容的特定日子，是能综合地表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事项。傣族把涉水的节日及相应的各种活动，开放开发为文化生态旅游，将传统文化的展演和神圣仪式结合起来，将本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态、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展现出来。这就活化了傣族人与水乐和的关系，保持、传播、交流了水文化的生态精义与生态实践的经验。傣族跟水相关的“文旅化节日”，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发扬傣族因水成和生态智慧的重要方式。当然，在傣族文化变迁的语境下，涉水的“文旅化节日”，确实存在着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将优秀传统游戏化庸俗化的现象。如能有效地规避上述风险，这些活动无疑是传承与推广水文化生态实践经验的机制之一，无疑是民族传统的水文化走向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机制之一，无疑是传统的依生性水文化，经由神人共娱与平等的族际交流，走向当代共生式水文化的机制之一。

孟连傣族一年一度的“神鱼节”是当地的全民节日，也是生态旅游的特色节日，其群众和游客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很强。一大早，数以千计的人聚到金塔“拿鱼”准备放生。每人手里有个小桶或者银色圆钵，随机挑上两条鱼，随性给8到10元的功德钱。把鱼摆在金塔边后，人们跪在旁边听经，让和尚们给鱼和众生念经，祈祷他们在“回归自然”中一路顺风，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感恩和珍爱，祈求自己愿望的如期实现。接着的捉鱼大赛，掀起了“神鱼节”狂欢的高潮。身着五颜六色民族服饰的人民，兴高采烈地提着竹箩、罩箩和网兜等捕鱼工具，在南垒河边汇聚。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大家跳入水中，尽情地寻找神鱼。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人们在欢笑声中抱着“神鱼”上岸，比赛紧张而有趣。当神鱼王诞生时，大家一起祝贺，见证了丰收，共赏了喜悦。这一活动，于潜移默化中，增长了民族亲和感和民族认同感以及跨民族的共鸣感。它还形成了同民族和跨民族的乐和之美，传播与推广了傣族因水成和的生态意识、生态经验，有助生态实践的跨民族与跨场域地发扬光大。

神鱼节期间，还有人鱼小姐选美大赛、龙舟添彩、神鱼长街宴、金塔点灯和南垒河放河灯的活动。笔者也参与了金塔点灯活动，见善男信女，本地人和外地人如约而至，围着大金塔，一边点灯许愿，一边听经。整个金塔夜晚被点亮，人们心里美好的愿望也被点亮。随后，大家走到南垒河，瞬间被一盏盏荷灯吸引。荷灯如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带着善良人民的愿望飘向远方。这是傣族人民安宁祥和的写照，寄托了他们对自然和神灵的感恩，对美好生活的祈祷跟希冀，是回向的一种方式，可归入生态循环运动的范畴。神鱼节的一切活动，就这样既有传统节日底蕴，又有现代文化气息；既有宗教的神圣性也有生活的世俗性；既有虔诚祈愿，又有忘情狂欢。这就于矛盾统一中，呈现了人与神、人与水、原住民与旅游者融通环转的乐和共生之美，拓展了生态循环的傣族水文化意识，累积起了人们共生式生态实践的潜能。

傣族传统节庆中，宗教祭祀和宗教仪式占有重要的位置，悦神的特征突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文旅化节庆，娱神逐渐与娱人结合。变迁了的节庆，还集中展示了饮食和服饰文化，并成了平等的社会联系与平和的族际交往特别是共赢的贸易活动的平台。这就突出了傣族的人水乐和的共生性关系，其神性也被重构再现，似乎有了与人性共生的特征。这就既传承传播了傣族水文化的生态蕴含，也使生态实践更有真善美的效应，更有平等中和的共生性特征。

傣族人水关系的耦合、敬和、乐和样式，展开了生态和谐关系的主要方面，集成为因水成和的生态实践经验，表征了傣族的价值观、伦理观、哲学观和审美观的生态化，从而使水文化成为生态文化。除了理论意义外，傣族“因水成和”的生态实践方式，还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协调了族际和人际关系，建构了一个水文化的生态共同体，呈现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性。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发，也有实践方面的借鉴意义；于世界大同的和谐生态的创建，提供了因水成和的独特经验。

四、结论

傣族传统的水文化，在傣族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中出现，既是傣族的生活、生计、生存适应自然与社会的结晶，又是傣族生态存在的产物，生态实践的结晶，生态智慧的升华。它作为中介，耦合自然跟社会，实现三者的互发对长，有了傣族整体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循环。在傣族传统的水文化中，其务实的治水、用水、管水的经验与技术，是依顺自然的；其神圣的水信仰与水祭祀，是依和神灵的；其序列化的水制度，是依从社会的；这就在多层次的因水成和中，形成了系统的依生性蕴含。傣族依生性的水文化，规约了人们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促进了树林-水-稻田-人平衡稳定的生态循环，形成了生态共同体，有了共生性和谐的指向。

进入现代，傣族传统的水文化与变迁了的自然与社会不再适应；水文化、自然、社会耦合并转的傣族整体生态圈不再和谐。也就是说，三者及其生态整体在矛盾对立中形成了竞生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失和与生态不和的格局。傣族水文化的生态史也是非线性发展的，必然呈现肯定-否定-肯定的历史辩证法格局。这种依生性平衡、稳定、和谐的打破，一方面使傣族世界出现了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另一方面也为傣族新时代的水文化与当下的自然与社会，重建更高境界的共生性和谐，提供了可能。

傣族传统的水文化是一种始基性文化，是一种根文化和源生文化。它一方面向傣族其他传统文化渗透，以成整一的传统文化系统；再一方面它可以经由变迁的竞生性水文化，走向新时期辩证共生的水文化，有着非线性的再生性与可持续发展性，可成水文化谱系。建构傣族新时期共生性的水文化，既要发掘、整理与传承传统的依生式水文化，扬弃竞生性的水文化，实现生态史的辩证性中和，还要使这种历史中和的水文化，既适应又调节自然和社会，达成与自然跟社会的双向共生。如此，当可形成水文化、自然、社会辩证耦合的傣族整体生态系统，形成动态稳定与复杂性平衡的共生式和谐，生发共生式生态实践，形成共生式生态审美。这样，傣族传统的依生式水文化之根，也就成了新时期共生式水文化之本了，傣族传统的依生式水文化之魂，也就“活”成了新时期共生式水文化之命了。新时代的共生式水文化，所促成的生态实践，更合乎生态科学的规律与生态文明的目的，所生发的生态审美，更合乎生态美学的规律和绿色美生的目的，有了真善美内涵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