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由澳大利亚多家大学联合发表在《环境研究：气候》的研究指出，即便人类在21世纪某一天实现了全球净零排放，未来1000年内热浪仍将持续加剧，无法恢复到工业化前的水平。这一结论是浇向碳中和行动的一盘冷水，为我们从更为宏大的视角，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根本动因与应对之道的复杂性，提供了又一个科学思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近乎单一的“碳排放中心论”，可能简化甚至扭曲了由宇宙律动、地球生命系统自我调节与人类活动共同构成的气候演化图景。
澳大利亚研究团队的模拟结果清晰表明，气候系统是一个具有庞大规模和巨大惯性的复杂体系。海洋的热吸收、冰盖的融化、永久冻土层的反馈等过程，其时间尺度远超越人类的政治、经济周期。即便我们现在就停止所有人为碳排放，已排放的温室气体及其引发的物理化学过程，仍将驱动气候系统在未来数个世纪乃至千年间继续变化。2024年，WMO发布的《温室气体公报》显示，2023年全球CO2浓度已达420ppm，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其影响将持续释放。
澳大利亚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推翻了将“净零排放”等同于“解决变暖”的辩证法，进而要求政策制订和公众认知，必须从“减排冲刺”的短期行动，转向“适应与韧性建设”的跨代际长期思维。这不是否定全球气候的紧迫性，澳大利亚研究的指出，越早实现净零（如2040年前），未来千年热浪的极端程度将得到缓解。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是在为未来千年的地球“设定”一个相对更可忍受的基线。实现碳中和是减轻未来人类痛苦的“止痛药”，并不是能让气候系统恢复到人类认为健康的“解药”。将“止痛”宣传为“根治”，是对科学与后代的不负责任。
如果说人类活动是加速气候曲线向上的动力，那么自然因素则是决定曲线基本走向的“底色”。当我们站在宇宙中俯视地球，当前间冰期的温暖，不过是地球漫长冰期—间冰期轮回中的短暂一瞬。地球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轨道参数变化乃至可能的地壳位移与磁场翻转，都构成了驱动全球气候发生周期性巨变的底层力量。新生代CO2浓度从数千万年前的1600ppm自然降至工业革命前的约280ppm，就是自然力量长期作用的结果。
IPCC在《气候变化2023》报告中承认，1850—1900年到2010—2019年的升温中，自然过程（太阳与火山活动）的贡献范围在-0.1～0.1℃，地球气候系统内部变率所引起的变化为-0.2～0.2℃。尽管在近百年尺度上自然因素贡献远小于人为因素，但这微小的数值背后，是数万年、百万年尺度上可引发沧海桑田剧变的能量。 忽视这种因素，就如同只研究海浪而忽略潮汐。当前许多极端天气事件，如特定区域持续的热浪或异常的暴雨，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履破纪录，恰可能是人为变暖趋势与某种自然周期相位叠加的结果。世界天气归因组织2024年的报告也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正日益超过厄尔尼诺等自然现象。但这只是量级的比较，而非本质的取代。自然周期依旧存在，时而放大、时而缓冲人为变暖的影响。
我们强调自然因素的作用，绝非为人类活动开脱。IPCC报告明确指出，观测到的全球变暖“极有可能”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UNEP《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警告，各国政策将导向本世纪末高达3.1℃的升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是体现为温室气体排放的“超自然”加速。将大气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约280ppm提升至如今420ppm用时不到300年，这在自然地质记录中堪比一次瞬时爆炸，改变了地球辐射平衡，成为当前全球变暖趋势的主导驱动力；二是大规模的地球表层的地貌改变，森林砍伐、湿地消失现象受到关注，但城市扩张、巨型工程、农业集约化等活动改变地球表层的反照率、水循环、蒸发过程和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经常被主流气候话语低估。人类活动不仅改变了大气成分，更在物理上重塑了地球的“皮肤”与“呼吸系统”，这种扰动与温室效应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区域乃至全球气候的现状，当前全球多地破纪录的高温与极端降水，正是公众能感受到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澳大利亚的“千年热浪”研究，从科学模型的层面印证了“大生态期”理论对自然长期周期的描述，气候变化是一个混合了不可逆自然趋势、长期自然周期与短期人类强扰动的超级难题。 当前全球气候政治中，将问题简化为“碳排放”，将解决方案简化为“净零目标”，在动员行动上固然具有操作性，但潜藏着认知风险和治理陷阱。一是陷入“碳单一主义”陷阱，可能导致忽视对非碳排放类地表改造的管控，也可能让一些国家将“碳交易”和“技术替代”视为万能解药，忽视生态系统根本性的保护与修复；二是加重“气候问题政治化”与全球分化风险，如果所有国家遵循一张“净零”时间表，而不充分考虑各国的自然条件、发展阶段和适应能力，一定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将气候议题从科学合作领域异化为政治博弈与道德指责的工具，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背道而驰。
在认知上，全球要树立“多尺度时空观”。既要关注百年尺度的人为变暖危机，也要了解千年、万年尺度的自然律动。气候行动需 “减缓”与“适应”并重，将极端天气的预警与应对系统，建立在承认气候系统长期不确定性的基础上。
在行动上，我们要推行“双轨协同路径”。坚定不移地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主线，也是减缓未来千年气候影响的关键。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适应性管理，将地球视为生命共同体，大规模绿化国土、保护和恢复湿地、建设海绵城市、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维持系统稳定。
在治理上，人类要倡导“包容性全球对话”。气候对话应超越单一的排放数据比较，引入对各国自然本底、发展阶段、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的综合评估，大力支持对地球系统科学、特别是自然周期与人为扰动相互作用的研究。全球合作应同时聚焦于减排技术转移、适应资金支持以及生态系统管理经验的分享。
人类并非地球气候的绝对主宰，而是生活在宏大宇宙周期和复杂地球系统中的一员。人类自身引发的短期急剧变暖问题需要以强力减排负起责任，但我们需要学会以系统性的适应与修复智慧，与始终变化的地球相处。全球各国一方面要以最大的决心约束自身活动，减轻对气候系统的冲击；另一方面树立敬畏之心，提升整个文明系统的韧性与适应能力，在宇宙赋予地球的“生态期”里，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繁荣。这或许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气候维度上的要义。
作者系《环球时报》评论员，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湖州师范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