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过程，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也对生态人类学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虚构的文体和写作、万物相连的知识质量、阿卡狄亚自然观三者相互结合，是经典自然志作品在公共领域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持续阅读和讨论的内在原因。以公众为写作对象，应用对读者友好的非虚构文体呈现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专业观察、发现和认识，满足公众对生态知识的需求及了解环境问题成因的渴望，既是生态人类学迈向公众的一种路径，更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自然志；生态人类学；非虚构写作
历史悠久的自然志与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有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为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也表现在对认识论、自然观察及观点的相似性上。不过，如《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岁月》等自然志作品成为一代又一代公众阅读的经典，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作品则在专业圈子内被阅读，它的观察、发现和观点非常重要而且有趣，却没有形成相应的公共影响力。面对这样一种反差以及生态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境况，我们希望讨论以下三个问题：这些经典的自然志作品是如何打动人的？今天，民族志与自然志如何再一次关联起来？迈向公众的生态人类学如何向自然志学习？
一、关联性：自然志与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
Natural History在中文世界中经常被译为自然史、博物志，其作为西方近代科学起源基础之一，吴国盛认为应该译成“自然志”更为妥帖。第一，Natural History是和自然哲学相对的一种认识方式和知识类型；第二，这个词组当中History是指一种特别的对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就第一个因素而言，用自然志对应于自然哲学很合适。就第二个因素而言，必须注意英文当中的History并不是对过去事件的一个“时间性”的梳理，而是对具体个别事物“分门别类”的探究、调查和记录。中国传统有史与志两种记事类型，史书强调历时意义的纵向发展，志书强调共时意义的分门别类，所谓“史以时系事，志以类系事”。如果把这一层意思表达出来，将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志更为准确。
就历史过程来看，最早使用自然志作为书名的是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在老普林尼看来，这个世界是大自然的杰作，同时也是大自然的化身。因此，测量世界是一件疯狂但又值得尝试的事。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并不是对自然历时性的呈现和记述，而是对各种事物分门别类进行记录，是共时性的对当时当地诸事物的一种记述，也是更接近于百科全书式的一种记录。不过，最早开创自然志知识传统的并不是老普林尼，而是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生殖、交配、形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记述，从而考察和探究动物的整体行为。在《论动物部分》《论动物运动》《论动物行进》《论动物生成》等作品中，亚里士多德是从共时性、经验性的角度来进行记录，并不特别处理历时性的记述和讨论。因此，自然志实际上开启了人们对自然的经验认识路径并以系统的记述作为研究自然的基础。
培根（Francis Bacon）则将这样一种自然的经验认识方式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虽然自然历史可以分为生物历史、奇异历史和技术历史三类，但在培根看来，自然史（自然志）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共时性的“记述”，“去探索事物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培根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经验观察是人文世界自然知识形成的基础，在共时性的自然志记述和分析中，去寻找事物之所以如此发生的原因。因而，与自然哲学以理性作为穿透现象获取事物本质知识的进路不同，培根将自然志的经验认识作为获取自然知识的必由路径，从而将自然志的经验认识进路提到与自然哲学的理性认识进路相对等的位置，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升自然志经验认识进路的地位和作用。培根明确地将一种与自然哲学不同的自然志的经验认识方式提示出来，形成了另一种关于自然知识的生产方式，从而在自然知识来源上形成了理性与经验的差异及其进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志依然注重自然物的表观特征，并对不同区域的标本、物种进行比较，是一种由地方性知识走向普遍性知识的“描述的科学”。17世纪后半叶，随着化石标本被引入对自然的理解，自然志开始形成了自然史的研究方向，在自然志的分析和写作中带来了史、志分别存在的样态，自然志逐渐被认定和翻译为自然史。
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以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确立科学的民族志之后，人类学家从田野调查点返回本文化的社会时，总会运用民族志这一特殊的文体进行文本写作，呈现田野调查中所获的行为资料，并在其中进行富有学科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探讨。在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一般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方法，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实地田野调查过程（也叫民族志方法）；二是写作，以民族志文体为中心的书写方式。民族志一方面展示着人类学家自身的核心工作内容，一方面也展示着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让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去认识和理解异民族和异文化。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在这一要求之下，以经验性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讨论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多元利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形成一系列有趣且重要的生态观察、发现和认识。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主要以共时性的行为过程来标定自身讨论的范围，将生态环境问题逐层与社会中的战争、政治、宗教、仪式、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等相互关联，从分析自然因素对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影响来看二者之间互构相生的过程。因此，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是生态人类学民族志核心的研究对象。
通过以上对自然志与民族志的简约陈述，可以看到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与自然志的内在关联。在认识论上，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与自然志一脉相承。自然志以经验认识作为自然知识生成的基础，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秉承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径，将经验性的参与观察作为生态知识生产和形成的基础。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全面接受了自然志经验性的自然认识进路，二者在认识论上具有共同的认知假定与知识脉络。在对象上，二者都以自然作为认识对象。自然志以自然知识的获取和生成作为自身的目的，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主要以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知识探索的目标，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与自然志有着共同的认识对象。在视角上，二者都以共时性来确定自身的讨论范围。自然志主要以自然诸事务分门别类地共时性记述为核心，虽然历时性背景是生态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必要脉络之一，但主要还是以共时性的行为体系作为核心的讨论对象。
不过，具有内在关联的自然志与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在受众面、知晓度与影响力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自然志作品不仅在专业领域内被阅读，在公共领域也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持续阅读，形成巨大且深刻的影响。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作品只在专业领域被阅读，其观察、认识和研究发现很难被传递到公共领域。因此，有必要问的是：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二、自然志的写作：文体、自然认识与社会影响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岁月》等都是一种非虚构写作。换句话说，是将专业性、事实性的自然观察、发现和认识以恰切的语言和文学性的叙事技法来加以呈现，在文本以及叙事结构上有着精心的组织和安排。《沙郡岁月》以农场为中心在十二个月的四季轮回里安排自然观察的内容，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与平和的叙述中将专业级的自然知识和自然认知一一呈现出来，既有人与自然万物在农场这一有形空间中相互羁绊形成的社区感，又有来自文字和阅读本身的趣味和欣喜。《夏日走过山间》则在有意无意间区分出了三层叙事结构：一是对自然景物、景观的描述，二是对自然中各类动植物的细致观察，三是自然本身给予作者的感受、体验和体悟。即便是以信件为主的《塞尔伯恩博物志》，也在前九封信中详细介绍如人口、家庭等塞尔伯恩地方情况，然后进入对地方自然观察的书写和呈现。专业的自然观察、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与恰切的语言呈现三者相互结合，形成了《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岁月》对一般读者友好的非虚构写作文体，这是其在写作上的一个特色。
在经典自然志的自然观察上存在着三个类型，即对自然本身的观察、对自然中自我的观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都以对自然本身的观察为主，在对景观、动物、植物本身的细致描述中呈现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瓦尔登湖》既是自然文学的典范，也是自然志的重要作品之一。虽然，其以四季轮回作为自然观察的主线，但在过程中更着重于呈现自然对于人之体验、感受的塑造及其变化，换句话说更着重于从人的体验、感受里去表述、呈现自然景象，观察自然中自我的情感、体验和认知的变化起伏，可以说是一种对自然中自我的观察。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联以及博弈则是《沙郡岁月》的核心内容。人的过度放牧带来了旱雀麦的广泛存在，旱雀麦减少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了自然自身的丰饶。人们是接受旱雀麦的广泛存在还是视之为一个挑战，决定着自然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是持续还是崩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和分析乃至从伦理上重新界定人在自然中的行为边界是《沙郡岁月》重要的知识贡献。《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岁月》分别是对自然的观察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这两个类型上的典范之作，深入推进人们对自然本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不过，经典自然志作品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在经验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更有深度、更具哲学性的认识，即万物相连。《塞尔伯恩博物志》提出了正反两种自然观察，一是湖里纳凉的牛放了很多牛粪到湖里，牛粪长虫使湖里的鱼有了食物，将一种动物的消遣变成另一种动物的食物，形成了万物相系相连的过程。二是为了来年抽新芽，人们烧去了残败的石楠，一旦开始燃烧则是整片整片的石楠被烧掉，长有大株荆豆的地方，火焰会顺着荆豆根系烧到地下，把方圆数百英里内烧得一无所剩，从而使整个区域土壤的养分都被烧掉，带来生态系统整体被破坏，形成人与生物共同的食物短缺。万物相连以人们不自知和猝不及防的方式呈现在人的生活中。
对于《沙郡岁月》而言，则将万物相连的认识提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层次。李奥帕德（Aldo Leopold）认为人、动物、植物和土壤里的微生物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是相互包容、共享共生的一种存在。当人们没有将植物、微生物纳入互惠共生的观念和体系中，只希望在沼泽里制造农地、挖掘沟渠、开发土地时，农作物歉收并遭到了伤害，昂贵的排水沟在作物歉收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农人搬走了，泥炭床变干了、缩小了、着火了，沼泽和土地就这样被破坏了。古老的草原靠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多样性为生，所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合作和竞争的总和使草原得以生生不息。
《沙郡岁月》中土地伦理的核心要义是，智人群体不应该把自己作为土地的征服者，而应成为土地集体内的一般成员和公民，这是对土地集体内其他成员以及这个集体本身的保护和尊重。虽然伦理本身是在禁止或褒扬某类行为，但就土地伦理而言，《沙郡岁月》显然着重于强调人与物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间相连相系、共生共存的本质。
民族志承认并呈现社会内部诸如经济、政治、巫术、审美、价值观等不同体系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从万物相连的角度来看，人文世界以自然、生物世界为其生存的基础，人文世界与自然、生物世界间也是相互连接、共生共存的，自然、生物世界的变化同样会影响人文世界的规模、大小、形态及其延续与否。如果以万物相连的角度来看时下新潮的人类学跨物种民族志以及本体论转向，可以发现其在视角和自然认知上，并没有超越经典自然志作品所呈现的自然认知及万物相连的认识，而是追随和借鉴了这一自然认识。若当下较为前沿的跨物种民族志及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在自然认知上并没有超越经典自然志作品，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写作，同样也有提供新知、孕育思想、推动学术风潮转变的作用。
经典自然志作品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然利用方式（经济生产方式）的问题。《塞尔伯恩博物志》以纳凉的牛最终为湖里的鱼带来食物为例，提出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形成循环经济的思考。当人们使用挖泥机、排水管、火炬等将蓝色的湖变成绿色的沼泽，绿色的沼泽变成凝固的泥，凝固的泥变成麦田时，进步主义的经济观无法容忍沼泽地和农地、野生和驯服的彼此包容、和谐共存。由此，也形成了以经济利益、理性核算为核心的土地利用方式（虽然这一土地利用方式最终会带来生态系统的崩溃）。在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经典自然志作品明确提出了循环再生与效益最大化这两种各具不同出发点的自然利用方式，亦即两种不同经济生产方式的问题。
两种不同的自然利用方式背后，正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即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总结的阿卡狄亚自然观与帝国自然观。阿卡狄亚自然观以自然的循环经济过程为核心，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是这一自然观的代表性作品。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林奈之后的自然志（自然史、博物学）透过分类的运作，将一个人工体系的秩序引入自然体系，完成对看似复杂、混乱、多样的自然的秩序化工作，进而形成人类以自身理性为基础对自然实施统治的帝国自然观。帝国自然观以人类需求为中心对自然进行控制的过程，带来的生态系统崩解及物种消失现象履见不鲜。经典自然志作品以阿卡狄亚自然观为基础的自然认识，对于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境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先锋性的贡献。
面对自然志作品究竟凭何在公共领域里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持续阅读的问题，通过以上陈述，我们可以看到，应用非虚构写作的笔法，将专业性、事实性的自然观察、发现和认识以恰切的语言和文学性的叙事技法加以呈现，是其能被持续阅读的基础。由经验知识出发形成对自然本身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性认识，即万物相连的自然认知，提升了自然志作品的知识质量和水准。同时，经典自然志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阿卡狄亚自然观对于维持生态系统持续运作、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境体系，具有积极的、先知式的作用，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被证实和证明，使得经典自然志作品不断被讨论、被记忆、被阅读。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让人读得懂也有兴趣读下去，万物相连的知识质量增进了人们的自然认识，阿卡狄亚自然观推动了现实中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以上三点是自然志作品能在公共领域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持续阅读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认识论、研究对象以及视角上，与自然志具有内在关联和相通意旨的生态人类学如何与之再一次关联起来，迈向公众的生态人类学需要向自然志学习什么，就成为当下必须讨论的问题。
三、公共写作：迈向公众的生态人类学
在所谓“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年代里，人类活动给自然环境以及整个地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生态危机层出不穷，气候变化、生境变动等已成为社会大众有着切身体会并共同感知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和国家需要共同对生态人类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回应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生物、社会成因解释的需要？如何通俗易懂地将生态环境问题成因传递给公众？如何将社会的推动力和国家的行动力合二为一共同推动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修复和保护？事实上，生态人类学一直在关注气候变化、生境变动的根本问题，一直在思考新的时代是否有新的视角来理解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在追踪地方社会以及社区以怎样的方式适应和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采取了哪些行动来阻止或延缓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如农业种植产量降低、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技术和社会问题。公众对于诸如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解释和应对方式有着巨大的知识需求和了解的热情，却没有相应的适合他们阅读的知识产品供给，公众的知识需求和了解的渴望与公共知识供给之间出现明显的不平衡。
首先，尝试非虚构写作，将专业性、事实性的生态问题研究发现和认识，用非虚构写作表达和表述出来，传递给社会公众，是生态人类学可以向自然志学习的地方。如上文所述，公众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成因解释及其解决和应对方式有着巨大的知识需求和了解的热情，非虚构写作以对一般读者友好的方式向公众传递专业研究中所获得的成因解释及可能的应对方式，满足公众的知识需求和了解的渴望，使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公众的关注，从而推动对问题的持续讨论及其最终解决。如《沙郡岁月》的非虚构写作实际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以四季转换为中心的自然观察和描述；二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诸如沼泽消失、旱雀草广布等自然系统退却现象的原因进行揭示；三是陈述自然丰饶的机理，在读者愉悦的阅读过程中，阐明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如何维持自然的丰饶和肥力、自然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如何调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这本自然类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作品，被称为“生态平等主义的圣经”，有力扩展了社会公众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和认识，极大推进了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及保护意识。因此，用非虚构写作文本呈现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形成的专业观察、发现和认识，既满足公众对知识需求和了解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渴望，也能推动公众对相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及其解决，参与社会变革，与社会公众一起塑造美丽生态环境。
其次，以公众为写作对象，扩大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影响力。生态人类学向来以专业读者为写作对象，其阅读人群和影响人群基本被局限在专业领域内。当下，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关系人类整体的命运和前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事务。对于中国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性目标，绿水青山的良好生境是社会大众的基础性愿望。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愿望都给生态人类学提供了充分的应用空间。以公众为写作对象，将生态人类学专业研究的观察、发现与认识以通俗易懂、对读者友好的文字和文本传递给社会公众，增进公众对相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讨论，推动生态人类学知识的应用空间，能够有效扩大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影响力。同时，以公众为写作对象，扩大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影响，也能为生态人类学专业研究带来更多的资源和关注，有力地促进和深化生态人类学的专业研究。
最后，将生态人类学专业研究的发现和认识传递给公众，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塞尔伯恩博物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岁月》中以可持续循环为中心的阿卡狄亚自然观，对于这一百多年来人们自然认识的塑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举措和运动的展开。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专业发现和认识传递给公众，既关涉向公众传递怎样一种自然观的问题（自然观决定着人们对待和利用自然的方式），也关涉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修复和保护（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还是以人与自然共生为中心来平衡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人类能否在地球上永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有时一种新的自然认识，并非一定要以学术研究的文体表达出来。如经典自然志万物相连的认识，就以非虚构写作的文体来表现，当下人类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及跨物种民族志研究，事实上可以看成是对这一自然认识的追随和接续。因此，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写作，同样有提供新知、孕育思想、推动学术风潮转变的作用，更能推动生态环境问题的修复、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自然志与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写作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当气候变化、生境变动等成为社会大众共同感知的生态问题时，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焦虑、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过程，公众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成因解释及其应对方式有着巨大的知识需求和了解的热情，对生态人类学研究和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典自然志作品三者结合的方式——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让人读得懂也有兴趣读下去，万物相连的知识质量增进了人们的自然认识，阿卡狄亚自然观推动了现实中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使其在公共领域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持续阅读和讨论。民族志既是一种调查方法，也是一种呈现资料和知识的专业文体。生态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观察、认识和发现过往只在专业圈内被阅读和讨论，没有向公众传递更存在着向公众传递的困难和阻碍。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写作吸收经典自然志写作的优点，应用非虚构写作的形式和文本，以公众看得懂（及有兴趣看）的方式来传递民族志的知识质量及生态人类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在满足公众生态知识需求的同时，与公众一起推动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从自然志的写作经验到民族志的知识质量，进而推衍为生态人类学的公共写作，现实的需要是形成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社会基础，认识论、研究对象及视角上的相通则是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学理基础。
费孝通先生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说道，应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是他这一代学人为学的目的，因此，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既是国家、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迈向公众的生态人类学，以公众为写作对象，应用非虚构文本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专业观察、发现和认识呈现并传递给公众，既满足公众对生态知识的需求及了解环境问题成因的渴望，更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一种实践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