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南泥湾因八路军120师359旅的电垦活动，由荒野而变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边区其他部队在执行中央屯垦生产政策及效仿359旅的生产实践中，也逐渐创造出一批新的模范屯垦区域，其著名者被称为“南泥湾第二”。这些屯垦模范区都分布于边区南部，形成了一条“陕北江南带”。

长期以来，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南泥湾屯垦生产历史、政治作用和革命精神传承等方面，尤其偏重于从南泥湾大生产的非军事特征——农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的业绩——去总结南泥湾屯垦生产的意义，对于包括南泥湾在内的各处陕北江南形成背后的军事色彩不太关注。实际上，各处屯垦部队都是陕甘宁边区的边防部队，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和军事、经济封锁，塑造了边区军队边防的重心所在，进而奠定了部队屯垦生产的地理格局。从景观角度来说，陕北江南是军事力量通过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生态后形成的囊括军事实体、农副业生产实体等的特殊的军事生态系统景观。近年来，考察抗战时期军事、战争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视点。本文尝试从军事生态学角度考察陕北江南景观形成过程中，军事活动利用、改造自然生态的具体细节，以及陕北江南景观成功塑造后的生态、社会政治效应，进而思考在军事、经济封锁压力下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韧性，以及长时段视野下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韧性问题。

一 边防与屯垦：陕北江南的形成原因与空间分布

各屯垦部队的性质本质上是边防部队，边防是屯垦生产的前提。充足的粮食供应是维持边防的保障，但在非常时期边防军队的食粮往往难以维持，于是边防军就地屯垦就成为保障边境稳定的良策。清朝乾隆时期，重臣阿桂就说：“守边以驻军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建议伊犁边防部队就地屯田。陕北江南的出现正是在特殊时期陕甘宁边区边防部队从事屯垦生产的结果，边防部队的发展及其布防格局间接奠定了陕北江南的空间分布。

（一）边防军队的发展及其布防格局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秋开赴华北前线，对日军作战。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最初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所辖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的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各独立师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分别编成第115师的辎重营、炮兵营，第120师的工兵营、特务营、辎重营、炮兵营，第129师的工兵营、特务营、辎重营、炮兵营，再加上120师359旅留下的718团，第129师385旅留下的770团，共同留守边区。同时，划定两个驻防地区：神府（今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今延安）、甘泉、富县、洛川等县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驻洛川；定盐（定边、盐池）、环县、庆合（庆阳、合水）、正宁、旬淳（旬邑、淳化）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驻正宁。各部队统归萧劲光指挥，共约9000人。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与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为司令员。不久，留守兵团又进行了改编，部队扩大至1.5万余人，除385旅旅部770团番号不变外，留守后方的各独立营统一改编为陕甘宁边区警备第1~7团，后又将359旅718团改编为警备第8团。另外还编有骑兵营（1938年3月扩编为骑兵团）和富甘独立营（1939年10月与军委炮兵团合编为特务团）。1938年1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1939年10月，359旅王震率领717团回师绥德地区，归留守兵团代管。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所属部队（含代管），计3个旅、20个团和10个独立营，总兵力达3.1万余人。即385旅之770团、2团、7团，359 旅之 717 团、718团、719团、特务团、补训团，警1旅之3团、4团、8团、特务团，直属警备1团、5团、骑兵团，边区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1团、2团、3团、4团、骑兵团。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以贺龙为司令，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高岗代），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军司令部直辖12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359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各兵团从5月21日起，接受联防司令部命令。留守兵团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经过重新整编，各独立团扩编为旅。警备1团、保安司令部及保安2团合编为警备第3旅；留守兵团直属骑兵团、保安骑兵团及359旅骑兵大队合编为骑兵旅。385旅驻防陇东分区，359旅驻防延属分区，警备第3旅驻防三边分区，骑兵旅驻防葫芦河一带，警备第一旅驻防关中分区，总兵力为5个旅21个团，32292人。1943年，358旅、独立第1旅、新4旅调回边区，边区留守部队总兵力为8个旅23个团，36500人。1944年，教导第1旅、第2旅调回边区，359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由王震率领开赴江南。此时，边区共有9个旅 30个团，52481人。1945年，抗战大反攻阶段，358旅开赴察绥，359旅1个团开赴东北，385旅一部开赴河南，骑兵旅开赴大青山。总体来说，随着抗战时局和边区边防形势的发展，边区留守部队经历了一个规模扩大化、体系规整化的过程，各留守部队从事屯垦生产的时间主要是在1941~1944年。

各留守部队主要分散在边区外沿守边。作为自土地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特殊政区，陕甘宁边区最初的边防对象自然是国民党军队，全面抗战以来东面黄河边境则又直接面临日军的威胁。在当时的文献中，防御东面日军进攻称为“河防”，“边防”则主要指边区北、西、南三面防御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威胁。1937年以来，抗战与国内时局影响了边区留守部队防御任务的变化。从抗战全局来看，八路军留守部队的根本任务是“保卫河防、保卫西北，以巩固抗日后方”。日军占据山西大部后，随时都有可能从东面越过晋陕黄河，入侵陕甘宁边区及大西北，危及整个抗战大后方。但因受抗战时期中共、国民党和日军之间犬牙交错的军事、政治态势影响，陕甘宁边区外部军事压力实际上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尤其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对于边区构成最大威胁的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内的黄河沿岸有三百余里，而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线则达一千余里，沿线大部都驻有国民党嫡系军队。边区边防地带归属的主要政区为三边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延属分区（在东南境）和绥德分区（在北境），其中又以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和延属分区边防区直面国民党正规军，压力最大，在方向上分别为边区西南、正南和东南。这在文献中都有体现，如槐树庄驻军在开荒屯垦的同时，“严密边防警戒”，富县驻军是“守卫边区正面阵地”的边防军，甚至边区工人也知道边防军是为坚决打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军队。因此“严阵以待，对付南、西、北三面的国民党重兵包围，反摩擦斗争”就成为边区边防部队的另一根本任务，甚至比巩固河防还要艰巨。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方面对边区制造的军事摩擦和封锁塑造了边区边防的方向和重心，也间接奠定了屯垦地带的分布。1938~1943年，国民党方面先后制造了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边区南面（包括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是国民党方面进攻的重心，因而成为边区边防力量集结的重点区域。这一广大区域内，从西面子午岭到东南黄龙山，土石山地和黄土沟壑交错地带的隘口，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一旦占据就能成为进攻边区腹心的通道。同时，该区域内还有两条重要的河流，一是自东高原发源，向东切割子午岭进入富县境内再入洛河的葫芦河；一是自延安与甘泉交界处自西向东而流进入宜川县的云岩河（上游又称汾川河）。两条河的河谷地带土地肥沃，两岸荒坡可耕地丰富，这两条河是沟通国共控制区域的重要孔道，也成为边区防御的重心，尤其是葫芦河流域对于边区防御至关重要，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全面抗战之初，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的接壤地带——尤其是陇东分区与关中分区，实际上是中共和国民党的“混合”区域，中共称之为“统战区域”，即这些区域既有国民党政权也有中共政权，国共军政力量处于犬牙交错的态势，极易发生摩擦、冲突。三次军事摩擦期间，随着这些统战区域的缩小，中共边防力量开始移至边区实际控制区域的边沿。于是，边区南面就成为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边防的核心区，在抗战相持阶段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军队生产走向深入，边防部队成为屯垦部队，而边防区也就成为屯垦区，进而决定了陕北江南的分布格局。

（二）军队屯垦与陕北江南的分布

1.军队生产的诱因

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军队从事生产并不常见。陕甘宁边区留守军队从事生产在当时实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即边区面临严重的内外困境。

所谓内部的困境，一方面指脱产人员规模发展导致边区非农业人口的物资供给缺口逐步加大，财政经济面临严重的困局，尤其是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统计，1937年边区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人，到1941年73117人，1942年72454人，1943年75611人，1944年112205人，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有107294人。各类脱产人员占比情况可以1944年为例看出，见表2。

由表2来看，边区各类脱产人员中军事系统、中央系统和党政人员位列前三，而军事系统人员规模最大。在75011名军事系统人员中，除去骑兵旅、警3旅、警1旅、385旅18200名人员属于原来留守部队外，其他56811名人员均系1939年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后被调回后方，以担任保卫边区任务者，占全部人员的50.6%。

另一方面，边区各地天灾不断，很多地区粮食短缺，人民衣食不足，各种物资的供应日益困窘。尤其是1940年前后，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先后袭来，边区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六十万灾民嗷嗷待哺”。三边地区“连年歉收，人民饥馑”；佳县“连年歉收，食粮空虚”，各地灾区群众“普遍没吃的，就是有吃的都是白蒿、红根、榆钱子、榆树皮、苦苦莱、苜蓿、油渣、麦麸子”之类。

同时，内部的困顿因外部的压力而更显危急。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徐特立指出，边区原本的生产和文化落后，人口稀少，各方面发展面临先天的劣势。尤其是1940年以来“四境横被友军封锁”，边区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田水利及森林畜牧事业均感劳动力缺乏、原料缺乏。在此背景下，各地“迫待解决的生活问题及军队供给问题均待自足自给”。三次军事摩擦虽被粉碎，但其间国民党不断构筑封锁防线，在军事、经济上对边区实行最严密的封锁。

学界已有研究对国民党方面具体如何“锁”住边区，着墨不多。早在第一次军事摩擦被制止之后，国民党方面即进一步对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围困边区军民。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国民党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几个月后，国民党方面在边区南北两侧构筑了5道封锁线，具体情况如下：

从宁夏至灵武起，沿惠安堡、豫旺（以上属马鸿逵），同心城、固原、白杨城、镇原、西峰镇、宁县、正宁、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中部、洛川，至宜川（以上属胡宗南）为止，特别是镇原到宜川，约千余里的堡垒阵地，其纵深少者六十里多者一百里，均是重垒的大小堡垒。其每一大堡有六道防御，第一道是堡垒本身，第二道是散兵壕，第三道是深二丈宽一丈五尺的外壕，第四道是木城，第五道又是深二丈宽一丈五的外壕，第六道是鹿寨。这种设备，比较六年前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对我之堡垒设备已严密的多。

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有野战工事、永备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都依托地形筑有碉堡。在南线，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上都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五道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达黄河，绵延几省，封锁着边区。但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自碉堡完成后，防线绵亘千余里，处处薄弱，控置部队甚少”。此后，各据点间的空隙，由各地区部“派部队游击、并组织便衣队以为耳目，务期封锁严密”。这些封锁线在常态下发挥着严密的经济封锁功能，国民党方面在“各村镇到处设立了检查处和侦察网，并且彻底破坏了通往边区的大小道路”，对“棉花、布匹、药品、火柴以及边区需要的所有日用品，一律严禁输入；对边区输出的食盐和其他土产也实行严格检查”。在此情形下，边区物资匮乏，严重入超，对敌贸易经常处在被动之中。不过，外部的军事、经济封锁反而激发了边区上下自力更生的积极性和热情，既然边区“向外”获取资财的路径几近断绝，那么只能“向内”拓展以获取生存所需，军队生产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2.从多种经营到普遍屯田

陕北江南是因边防军队“屯垦成边”而出现，不过军队屯垦只是军队生产活动的一种，边区军队从事生产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多种经营，向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普遍屯田转变的过程。

边区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是从1938年开始的，比机关学校要早一年。早在1938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后方各留守兵团首长会议上，留守部队领导就提出了“战斗、学习、生产”三大口号，布置生产运动。在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即预感到今后在日军进逼和边区主要交通线被敌封锁后，必将“遭受更多的物质上的困难”。为此，《新中华报》专门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工作人员及战士参加生产，开展广泛的生产运动。1939年，党中央提出收获三万石细粮的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共开荒地近5万亩，不过保安部队收粮54%~64%，留守兵团收粮30%，没有完成收粮计划。究其原因，一是驻防部队缺乏开荒的土地，二是天旱成灾和日军进攻河防、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均对生产造成干扰、影响。1940年5月26日，朱德自抗战前线回到延安。鉴于边区内外环境更加恶劣，朱德对军队生产高度重视。9月2日，朱德邀请乐天宇一同考察南泥湾。回来后不久，朱德“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有名的‘南泥湾政策’，很快得到同意”。12月，359旅717团率先奉命从绥德开赴南泥湾地区，驻防临镇。1941年，359旅718团、719团、4支队以及中央警卫营、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等部队也相继进驻南泥湾地区。

在军队大规模屯垦生产之前，各部队针对驻军环境和生产条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积极开展各类生产活动。但当时各部队生产的目的只是改善生活，不够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生产不能即刻得到利润、远水不能救近火”。

屯垦政策制定后，从1941年开始，各边防军队普遍实行大规模的屯田生产。随着防线的收缩，1941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从事生产工作，要求军队各机关部队均须就驻地附近立即加紧夏耕工作，积极经营农业生产，多种秋菜，多饲牲畜，保证全年的全部蔬菜油料及肉食自给。尤其提到留守兵团在直罗镇，359旅及直属队在南泥湾及延安附近屯垦。至1942年，359旅全旅粮食自给达到80%，经费自给达90%以上，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成为边区生产战线的一面旗帜。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军队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各部队要将屯垦生产放在首位，“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此背景下，以南泥湾为代表的军事屯垦模范区——“陕北江南”大量出现。

3.“陕北江南”的分布

如上所述，自1941年以来，中央对军队生产过程中忽视农业生产的现象及时纠偏。不过，因各部队所处的客观条件不一、承担的勤务有多寡、努力程度有高低、从事生产的方法也有优劣，各军队农业生产成绩有所差异。因此，并非所有从事屯垦生产的部队都能创造出陕北的江南，陕北江南是边防部队开展屯垦生产运动的杰出代表。

南泥湾是陕北江南的诞生之地，359旅在南泥湾的屯垦生产也成为边区军队生产的模范。此后，“向359旅看齐，把自己的驻地变为南泥湾第二”，成为边防部队“普遍的行动口号”。至1943年4月底，贺龙总结出11处“南泥湾第二”，边区南部边防区域形成了“陕北江南带”：槐树庄、大凤川、小凤川、二家川、报（豹）子川、清泉镇、郭家湾、关门子、田家湾、柳林、葫芦河等（见表3）。贺龙还指出：“每一地区的周围都有纵横数百里的肥沃土地，今天我们的部队正在那里屯垦，开辟了成千万亩的良田……把昔日荒凉之区，一变而为繁荣兴盛的地方。”加上南泥湾，边区共有12处“陕北江南”。除了田家湾的具体位置尚不能考外，其余11处全部位于边区南部边防地带（见图1），当然田家湾也极有可能同样位于这一区域。

陕北江南的出现与分布，具有明显的军事特征。边区西南、南面地形复杂，具备山地、高原、沟谷和森林，国民党方面无法分散兵力来占领每一块土地，从而有利于边防部队的防御，并于防守间隙开展屯垦生产活动。而且，边防区域是由防线和防区组成，只有在非常时期边防军队才会全部集中在防线上备战御敌，而大部分情况下防线上只有少量战士负责警戒任务，其余各部则从事屯垦生产。边防军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是战斗与生产“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因此，边防部队的屯垦地点分为防线上的生产与防线外的生产两种情况。防线一般地形险要且为接敌区，不适合大范围屯垦生产，因此大规模屯垦区域一般离防线有一定距离，但处于防区之内。（见表4）

具体来说，各边防部队一般分为警戒部队和生产部队，两种部队都要进行生产。警戒部队距敌最近，生产部队一般距防线18里以外，甚至最远达90里，但这并非直线距离，而是生产部队自屯垦地途经各种原、梁、峁、沟到达防线的距离。所以当前线枪炮声响，生产部队便能“立即跑步上前线”。无论是警戒部队还是生产部队，生产时均全副武装齐备、子弹上膛。总体上，边防部队组织生产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种是全部全力生产的，其任务是建立屯垦基地，所谓“巢”；第二种是在小后方生产，离前线数十里，生产所得可以供给和改善警戒部队的生活；第三种是前线上的生产在工事附近种植蔬菜和少量粮食。

此外，从边区整体防御格局来看，各部队边防地区被分割，部队相应依靠各驻守地区作为根据地与敌作战，而一切物资的接济，必定要发生较大困难。因此必须“把战争与生产结合起来”，唯有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持生活，在战斗中来进行生产，才能担负起与完成边防任务。现代军事生态学认为，在军事生态系统结构中，军人活动的特点，毫无疑问是战斗准备优先，同时也要采用生态保护措施。不过在历史时期，军队优先从事战斗准备，其次则主要通过军事活动影响自然生态，特殊时期方有生态保护行为。就陕甘宁边区时期而言，没有安定的边境环境，就没有稳定的屯垦生产。因此，尽管边防与屯垦是并行的，但当边境有警时，战士们会“立刻放下锄头荷上枪，奔赴边防去了”。当边防警情吃紧，为加强警戒，垦荒劳动力则会因抽调边防而减少，但是屯垦战士仍能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这也充分表明陕北江南形成背后的军事特色，区别于一般的农业垦殖活动。总之，陕北江南的分布与军事边防地带吻合，军事实体与农业生产高度结合，最终将“荒凉之区”改造为“繁荣兴盛”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生产中的独特的风景。

二 从无风景到有风景：陕北江南的景观构成与塑造方式

“陕北江南”是抗战时期人为赋予的一个概念，揭示了军事力量改造陕北黄土荒野后形成的生产性景观。荒野景观固然具有生态价值，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实用的和无风景的，只有经过劳动改造后形成的陕北江南才具有美丽的风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认为屯垦部队把“荒凉的山野，建设成美丽的军营，改变了自然面貌”，因而是“无敌的军队，它能打侵略者它又能征服自然”。这种认识几乎是当时人的普遍认识。赵超构这位从国统区过来的记者，在参观完南泥湾后这样说：“三五九旅最大的战场，叫做南泥湾。数年前，那些地方还是荆棘遍途、虎狼出没的所在，现在由于他们的开荒，已成了山明水秀的风景区了。”概括而言，陕北江南是军事力量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生态后形成的囊括军事实体、农副业生产实体等特殊的军事生态系统景观，其间自然、军队都提供了维系这一生态系统的能量供给和转换。

（一）利用自然：陕北江南景观产生的生态基础

西方学者曾批评说，一些历史学家长期关注环境在军事、战争舞台上的作用，尽管他们通常在叙事中囊括地理分析，但对“自然力量”或自然“积极角色”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各处陕北江南总体上分布于边区南部边防区域，尽管这个方向的边防压力一直高涨，但并非表示边区西北、北面、东面就无边防压力，那么为何这三个方向没有出现陕北江南？这是由边防部队所处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包括土地充足、气候适官、生物资源丰富等。可以说，陕北江南景观的出现离不开自然的参与。

土地充足是军队屯垦生产的首要要素。地狭人稠不仅不能满足军队大规模开荒的土地需要，而且也容易使军民关系紧张，陕北江南也就无从产生。因此，屯垦区域必然是荒地充足的区域，而荒地充足自然不会在人口密集之区。359旅早在1940年就在绥德、米脂河防区域从事少量的农业生产，但因该区域人稠地狭，军队只能远赴偏远荒山和一些公共荒地开荒，粮食收获不佳。直至年底开赴南泥湾后，才最终解决了屯垦生产的土地问题。警备第4团自1939年起先后在延川永坪镇，富县的交道镇、直罗镇、槐树庄一带，利用那里地广人稀的地理条件，掀起开荒生产运动。此外，边区南部处于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典型沟壑地带过渡地区，这里黄土沟壑发育不如北部明显，黄土沟谷两侧较为平缓，河谷宽阔，土质较为肥沃，颇利于垦种。

气候适宜则是满足军队屯垦的另一要素。边区地处陕北高原，气候多变，霜冻、旱灾频发，气候条件影响农业生产甚大。开荒屯田必须选择具有合适气候的地区，否则必然碰壁。譬如三边分区因沙漠广布，气候恶劣，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边防驻军生产困难。边区南部靠近关中，无霜期、气温、雨量方面都较边区中北部为好，各屯垦地点在地形地貌、植被气候等方面均较类似。如大凤川中“河两岸是一片平川沙地，周围是深山老林，荒无人烟。这里环境条件与南泥湾差不多”。

边区南部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但为什么是一个荒野广布、人口稀少的区域？其原因是清末以来的战乱、土匪活动影响，尤其清末回民起义期间的损耗最为严重。周锡瑞注意到，陕北经此一役饱受战乱，陕甘交界及延安以南地区人口稀少，以移民为主，匪患不断，武装民团势力大涨。例如，南泥湾所在的云岩河谷地自古繁华，但在清末回民起义期间成为荒凉之区，“七八十年来，一向少人至。旷野雉兔走，深林虎豹肆”。葫芦河流域的槐树庄是陕北通往陇东的要道，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一百多个杂货铺，四五个油坊，三十多个盐店，三个当铺”，后因种种变故而成荒废之区，“人烟绝迹，变成野猪、狼、豹的世界”。国民党方面也注意到了边区南面由宜川经洛川、黄陵、宜君、同官至耀县一线碉堡线地区，昔日因回民起义影响，“地旷人稀，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二人"。

农作物生长有着严格的季节要求，农业收获也需要遵从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屯垦部队进入荒野之后不可能很快就能依靠农业生产建立“家业”。因此，获取生物资源并加以利用、改造就成为屯垦部队建立生产基础，保障后续农业生产顺利开展的前提。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也就成为陕北江南产生的第三大要素。

边区森林分布最广的区域恰好也在边区南部，各军队屯垦区域一般都有着广阔的森林资源，林区林产丰富，能为初期屯垦人员提供必要的物资、能量。而且，林区气候条件并不差，适合屯垦。乐天宇1940年率队调查边区森林资源，后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边区七大林区内的荒地、气候、人口、适宜作物情况，并建议边区政府组织人员从事“林垦”（见表5）。这七大林区皆在边区南部，各陕北江南也都分布于此。乐天宇此次调查，一方面是为全面掌握边区森林资源分布情况，另一方面则是为合理保护、利用边区现有森林建言献策。显然，作为林学家的乐天宇并不反对在林区进行林垦工作，表5中的南泥洼川、槐树庄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屯垦区域。

各林区除了少部分天然林，大部分为次生林；不仅有一些常见树种，还有大量经济树种、果树，如漆树、野梨、山桃、樱桃、粟、杏、李等。如葫芦河两岸“山沟及其坡沿，林木荫翳，桦树、杨树、青冈树最多，还有成片的漆树林。川边、河畔则多柳树、榆树”。林中还有诸多药材，如党参、苍术、枸杞子、黄芩、大黄等。在屯垦初期，各种林木除被部队加工、利用外，还与药材一起被部队运输至市场销售，以换取农业生产物资和日常生活的资金。

除了乔、灌、草类植物分布广泛外，各屯垦区域野生动物资源也极为丰富，边区南部曾是边区开展除害兽运动的核心区域。南泥湾垦区有豹子、狼、野猪等猛兽，野羊、兔子、野鸡等最为常见。385旅屯垦的陇东子午岭一带广布“虎、豹、豺狼和野猪、黄羊，还有山鹰、鸡鸢和鸦雉”，被称为“山盗”和“飞贼”。葫芦河流域有野羊、野猪、狐、兔、野鸡、斑鸠、啄木鸟及不知名的禽鸟。各类野生动物为刚进入垦区的部队提供了食物和御寒皮、毛，也为后期屯垦战士获取更多生产资财做出贡献。

此外，受黄土地貌所限，各屯垦区域一般都分布于黄土沟谷之中，部队一方面能利用沟谷两侧的荒地耕种；另一方面沟谷中河流两岸的湿地经过改造后，则能种植水稻等作物。河流及两岸湿地中的鱼、蟹、泥鳅、鳝鱼以及蒲草、芦苇等湿地挺水植物都曾为屯垦战士所利用。战士们说，在葫芦河以及任何一条小川里，“夏季只要你肯下水摸鱼，每次总能获得二十多斤小鱼、鲜虾”。因此，在陕北江南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沟谷湿地环境也做出了贡献。

自然条件是宝贵的，但是还要经过军事屯垦人员的劳动改造这里才能成为真正的陕北江南，南泥湾垦区的管理者李世俊说，南泥湾垦区的葱龙林木、野花、山果，成群的野猪、狼豹，清澈蜿蜒的河流以及宽阔平坦的川面，是“蕴藏深厚、取之不尽的自然富源”，“然而这仅仅是自然的条件，还只是自然长期发展过程所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怎样来有计划地步骤一致地合理地开发保持和利用，就是说怎样把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与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尚是一个亟待展开研究的问题”。显然，在垦区的建设者和领导者看来，自然富源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改造，有计划地利用开发和建设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这种劳动改造就是“实际工作”，是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现实主义工作。

（二）陕北江南的景观构成

陕北江南景观由军事实体及其附属设施和农副业实体及其附属设施等共同构成。军事实体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军队、营房、训练场、运动场、军队医院、阅览室、俱乐部等。军队是塑造陕北江南景观的根本力量，是这一军事生态系统景观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在该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能量的供给、转化和消费等角色。各垦区部队既是战斗部队，也是生产劳动力，即“生产与战斗相结合”。军队是活动的，也就成为陕北江南景观中最有显示度的“移动”景观。军队之外，军队营房、训练场、运动场、军队医院、俱乐部等也是屯垦区域必不可少的物质组成部分。在经历初期露宿和“蜗居”草棚的苦楚之后，各屯垦部队专门抽调力量建立革命的“家业”——营房。营房主要利用黄土地貌挖掘窑洞，同时又修建了一些砖瓦房。截至1943年2月，359旅各部在南泥湾挖窑洞1026孔、盖房437间。屯垦四年，359旅战士共打窑洞1048孔，建平房602间。385旅770团进入大凤川后，半年间盖房360 多间，挖窑洞100多孔，解决了全团人员的住宿问题。

营房修建好之后，各屯垦单位还修筑了军事训练场、运动场、军队医院、疗养院及其他军队活动场所。南泥湾驻军各团在驻地附近都修建了大小不同的操场，设置了单双杠、木马、天桥、天台等训练器，以供战士们在农闲季节和冬季操练之用。槐树庄军队的运动场有单双杠、横架、木马、跳高、跳远等设备。陇东770团不仅建有运动场，每连还建有课堂、俱乐部、文化室、阅览室、理发室、澡塘等。战士生产、生活场景见图2、图3。

军队生产自给任务的核心是粮食自给，为完成这一任务，各垦区都将农业生产摆在第一位，于是农业景观也就成为陕北江南景观的最主要构件。受黄土地貌条件的自然“规塑”，农业景观逐步呈现出立体化的特征。各垦区的耕地类型一般分为山地、平地、川地、水地。川沟中开辟出川地和水地，川地种植玉米、豆类等作物，水地则种植水稻。川沟两侧的黄土台地为平地，再往上的缓坡则为山地，平地、山地种植小米、谷子、糜子、荞麦、高粱等作物。南泥湾“平原种嘉禾，斜坡播黄麦”；“水地种稻；川地种麻，种蔬菜，种烟叶；山地种谷子、糜子、洋芋、杂粮。还没开完的水草丰茂的地方，就是天然的牧场”。大凤川则是“稻田纵横，糜谷遍山”。

各耕地类型中，河川地的开垦最有难度，但又因水稻种植最有特色。河川地最难开，是因“河川地里满布着芦苇草、狼牙刺、草根、大梢林，好像蜘蛛网一样串结着地面”。为防止河流泛滥，还需要整理河道，构筑堤坝等。稻田主要分布在延安东南的南泥湾、清泉沟和葫芦河流域的张村驿、直罗镇、槐树庄、大凤川、小凤川、豹子川、太白镇及关中分区的几个垦区之内。稻田是陕北江南最为典型的农业景观（见图4），又因其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稀缺性”，甚至成为陕北江南最主要的“标识”。作家师田手对这种景观的描写非常细致：

田界像蛛网一样，同河堤连在一起。漫长的河堤在河两岸伸展着，河里丛密的蒲草和芦苇把河水掩蔽起来，油绿柔韧的光色随了微风浮动。水渠的水向田身里流着，有的田身里已经贮满了水，平光光的，仿佛无数的一块块明亮的大玻璃。稻秧已经滋长起来，一畦畦的，好似葱绿色的平平的地毯。川野完全改变了，使人感到像是真的到了江南！

除了粮食种植外，各屯垦单位还在营房附近开辟菜园，大量种植蔬菜以调剂生活。各驻军菜园中种植马铃薯、萝卜、辣椒、白菜、南瓜、红萝卜、茄子、西红柿、蔓菁、豆角等各种蔬菜，以及油料作物麻籽、芝麻、蓖麻等。南泥湾驻军于1943年11月举行首届生产展览会，其中“亚洲”部某连收获蔬菜73820斤；“欧洲”部某连收获蔬菜200576斤，为全体驻军之冠；“非洲”部某连种麻 90亩，收获麻籽27石，麻籽油够部队全年自给。

屯垦之初，因食物匮乏，屯垦部队专门组织了狩猎组、打野队，获取野生动物皮肉，改善生活。当营房修建完成后，便开始了“定居农业”，为获取肉食，家畜饲养逐步开展。南泥湾垦区1944年养猪5624口，牛1240头，羊12000多头，鸡鸭达数万只。通过饲养鸡、鸭、牛、羊、猪、马、狗等动物，“山沟里的‘家畜合唱团’已经代替了'野兽游击队’了”。于是猪圈、羊圈、牛棚、马厩也成为农业景观的组成部分。总之，农业生产使屯垦部队“粮食满仓，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见图5）

农业生产之外，各屯垦军队也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开展广泛的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垦区相继建立了木材厂、纺织厂、酱菜厂、家具厂、磨坊、肥皂厂、造纸厂、炭窑、蜂房、砖瓦厂、石灰厂等，这些也成为陕北江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泥湾，“那些杨木林、榆树林、桦木林里，每天都有人在噼呖叭啦地砍着。这些木料很快地就变成柱子、椽子、担子、车轴，被大车拉上，越过山路，跑到延安参加建筑事业去了”。大凤川驻军利用当地山林发展多种副业，包括割漆、编织、烧炭、熏烟、锯板、挖瓢、做木器、挖药、打杏子油、拾木耳等10种，尤以在葫芦河畔割漆收获最大。

总之，陕甘宁边区边防军队在屯垦政策的推动下，依托农副业生产将边区南部荒野改造成十余处立体化、综合性的军事生态系统景观——陕北江南。正如359旅旅长王震所说，在沟川里、山岗上，涌现出许多新的村庄、农场和兵营；在山岗川野，到处生长着小米、玉米、马铃薯、草烟、麻籽、菜蔬和稻禾；家禽家畜，繁殖成群；木工厂、铁工厂、油厂、酒厂、造纸厂、杂货铺、骡马店、学校、医院、休养所等广泛分布。

（三）陕北江南的塑造方式

在陕北江南景观中，军事实体增加了农业景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从而区别于当时边区各地单一的农业生产景观。在军事实体中，屯垦军队通过集体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制订生产计划、强化思想政治保障等方式，成功塑造出陕北江南景观。

大规模、集体化的军队劳力投入，是陕北江南景观塑造的“能量”来源。军队规模大，集体生活，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因组织起来而劳动力投入大，是有组织的强大的生产力量。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目前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劳动力是经济事业中的决定的条件。”就军队劳力投入来说，军队生产一般采取集体劳动方式，除了少量警戒人员外，边防部队推行了“不分指战员，全体参加生产”“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槐树庄驻军投入农业生产的人数占部队总数的60%。集体化、大规模的田间劳作场景颇为“壮观”，荒野被快速地改造成农田。359旅劳动模范王福寿开荒的方法是“穿梭子”，八个人排在一条线上，拉过来，拉过去。358旅开荒时，“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群，镢头上下翻飞，劳动的口号此起彼伏，景象十分壮观”。诗人萧三这样记录了他的观察：

一队队，一排排的人，

一个个年轻力壮。

一把把镢头，锄头，

在空中挥舞发亮，

我疑心他们在练刺枪。

这里一排人，两排人打个“包围仗”，

把大块荒地“消灭”光。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的熟练程度，以及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的形式是决定劳动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在陕北江南景观的塑造过程中，各军队开展的劳动竞赛显著提升了屯垦生产的劳动生产效率。一方面，不同的屯垦部队之间通过发出生产挑战书，开展部队生产间“热烈的竞赛”来完成开荒任务。槐树庄屯垦部队自1943年3月15日以来，向南泥湾驻军发出生产挑战，将“把槐树庄变成第二个南泥湾”，作为该部“坚定不移的行动指针”。竞争性体现在热烈的劳动比拼之中，以超过生产计划为荣，战士们不仅鼓足干劲，而且采取突击手段。1943年春耕期间，大凤川驻军“共挖地13000亩，超过原定计划3000亩。该部曾于5月7日集合121名开荒突击手，进行竞赛”。另一方面，同一屯垦单位内部也会开展生产竞赛活动，主要是各生产单位之间竞赛，以及向队内劳动英雄提出生产挑战。槐树庄屯垦连队中涌现许多劳动英雄，专门向该部队劳动模范胡青山下挑战书，个别连队甚至组织了向胡青山竞赛的生产突击队。有的连更开展了班、排大竞赛，“在警戒线上的战士们，也轮流放哨开荒，而且一天有开一亩以上的英雄”。1945年以来，更大规模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开展起来，如警1旅的郝正业运动、警3旅的张治国运动和郝树才运动、385旅的武生华运动、358旅的王德才运动、359旅的王福寿运动等。其过程一般是发现劳动英雄后，领导首先加以表扬给以奖励，号召大家向他看齐。其次，在群众中宣传他的模范事迹，让大家来学习他。最后，以劳动英雄为核心制订具体计划——奋斗的目标，发起革命的生产竞赛。在竟赛中培养更多的英雄，发现更多的模范，使他们成为骨干，使整个部队的工作成绩进步提高。

军队生产还具有任务性强的特点，各屯垦部队都制订并努力完成生产计划。中央在制订军队生产计划时，充分考虑了军队规模大、组织性强而具有特殊性的特点。1943年，毛泽东要求各军队除大部分粮食与一部分被服由政府供给以外，大多数部队应完成一切供给的80%，一部分军队（如359旅）则应完成100%，只有某些特殊情况的部队（如骑兵部队）才允许他们只担负较轻一点的生产任务，但也要想办法在1944年能够完成较大的任务。除359旅已经全部从事屯田及骑兵部队因特殊条件难于立即实行屯田外，其余各部，除负担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各屯垦部队除了完成中央要求的生产任务外，也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生产计划。359旅平均每一个士兵种地30亩。大凤川驻军在1943年春耕时计划挖地10000亩，实际完成13000亩。槐树庄驻军1943年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是1980.8石粮食、450000斤蔬菜、2500斤草烟、2300斤线麻、138石油麻，每人平均养鸡2只，猪肉供给全年肉食（每人每月3斤），养羊500头，养牛46头。

屯田政策要真正得到落实主要依靠的是屯垦战士。在黄土荒野地带开展高强度的劳动生产，对于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经验的边防战士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于是，在屯垦初期和中期，各垦区几乎都出现了“讲怪话”者，甚至“逃兵”。358旅有的战士认为“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是‘当兵吃粮’，哪有开荒种地的？”359旅719团初到南泥湾时，“部队的情绪很低”，“干部讲话简直没人听信”。385旅4团6连有战士当了“逃兵”。385旅5团1营3连屯垦期间最流行的“怪话”是：“军队是打仗的，不是生产的”，“生产是老百姓的事，与其在部队上生产，不如干脆回家去生产”。359旅特务团教导营战士在一开始生产时，不认识生产意义的人占90%，甚至一些老干部也是如此。

因此，军队生产过程中注意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使战士们对屯垦生产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并保持高昂的生产热情。毛泽东指出：“生产与教育不可偏废，各部必须精密地计划二者的工作及其相互间的配合，……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完成。”在中共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本身也是部队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所以屯垦期间为搞通战士们的思想问题所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被称为“大生产运动教育”。在实际开展过程中，主要是将生产动员与生产教育相结合，说明生产的目的、方针和任务。由表6来看，各部队在生产中都开展了契合本单位实际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屯垦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虽略有差异，但动员与开会则是共同的举措。尤其是连一级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接地气”，作用明显。屯垦期间，连队政治工作主要集中在生产的动员上，工作方式包括不间断地加强战士对生产的认识，召开各种生产动员会议，发动部队做反省，编制教材等。此外，通过领导讲话、模范带头，以及结合整风斗争等方式，各部队减少了怪话流行，生产情绪也得到提高。

此外，营造重视生产的外部环境和舆论，也有助于屯垦战士的思想认识转变，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地方党政机关对此高度重视。边区政府和屯垦单位的文艺工作者组织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来“慰劳”屯垦战士，以表彰其生产，进而提高其对生产的认识。如槐树庄屯垦军队中团的业余宣传队，编了很多新的秧歌如《槐树庄》《小农场》等，到连队演唱，还组织了晚会。地方党政机关也组织慰劳军队生产活动，尤其是组织学生在部队中演剧，“更鼓舞了每个战士的生产情绪”。

三 陕北江南景观塑造的生态、社会政治效应

陕北江南景观的塑造产生了自然改造和社会政治影响两个方面的作用。所谓自然改造是指屯垦者不仅获取了自然资源以维系生存所需，而且将自然物质加工、改造为军事、农副业等人工景观，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生态环境效应。在社会政治层面，一方面缓解了边区经济压力并减轻人民负担，顺应战时经济政策，提高了军队综合素养；另一方面中共通过对内、对外的宣传，有效提升了其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自信、自强之心，从而为中共在抗战中后期以来的逐步崛起，乃至更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了精神力量。

（一）生态效应

历史上，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的主要手段是将多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简化为农业生态系统，在长期的技术、劳力的投入下，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化发展，但也使两大生态系统边界增多，自然生态系统进一步被压缩，引发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反噬农业生态系统。而从军事角度来说，军事系统的运行是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组合运动，其在产生军事效益的同时，也对周边环境乃至总体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边防军队在黄土荒野地带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屯垦生产活动势必会产生环境效应。

屯垦军队改造自然，一方面是通过采集和狩猎活动对自然资源加以消费和消耗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生产活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农副产品，实现了自然资源的能量流动，满足了屯垦战士的生存需要，进而强健其体魄的过程。采集和狩猎活动主要发生在屯垦之初。面对荒山，战士们为填饱肚子只能依靠采集野果、野菜及狩猎。譬如，359旅进入南泥湾之初，战士们采集野韭菜、野葱、水芹菜、苦菜等充饥；槐树庄战士采集金针、木耳、猴头等作为食物。狩猎加快了野生动物的减少。南泥湾、槐树庄、大凤川等垦区驻军都组织了狩猎组，捕获野鸡、野兔、野羊、野猪、豹子等，从而获得了不少动物皮肉和油脂，改善了屯垦战士的饮食生活。而且，随着垦荒区域的扩大，人进兽退的局面持续发展。此外，为了居住及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屯垦战士建房、烧木炭、制作木制工具时也砍伐了大量树木。

而在屯垦中期，随着农业生产的推进，大面积植被被清除——在空间进程上由低处的河川向两侧的荒坡推进；就植被类型来说，先清除灌丛、草地，进而迈向乔木。开荒的过程，也就是植被清除的过程。开荒时一般先用火烧，“将荆棘、灌木丛、狼牙刺过火后再开挖”。大凤川屯垦时，“大树已砍倒，荆棘已斩除，一望无际的大凤川，只见崭新的黄土”。军队垦荒最初因不谙农时、强调扩大垦荒面积和对荒地土质不够了解，清除植被具有盲目性。同时，一些坡度太大、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如阴坡林地也被开垦，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惠中权说，边区原就缺少森林，这几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有的无组织无计划的大量砍伐森林也使森林面积日渐缩小，地面覆被物日益减少，下雨以后造成严重的水土冲刷，不能涵蓄水量。总之，在塑造陕北江南景观的过程中，无计划的军事屯垦加速了植被和野生动物的减退和减少，黄土陡坡的水土流失问题也进一步加剧。

不过，屯垦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屯垦单位和地方政府的反思，进而适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早在1942年，富县政府在研究建设与开发葫芦河水利时就提出建议：“禁止上游伐斩森林，培植山林，减少水灾。”1944年7月初，富县西部葫芦河流域遭遇十余年未见水灾，沿河两岸稻田、麻田几乎全部摧毁，地方政府认为这与当年春季“开荒中广泛烧山砍伐树木，有重大关系”。为此，一方面，边区政府颁布了命令，“严行禁止”部队滥伐树木，同时联合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对于任意砍伐树木的行为“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垦区领导人和垦区政府及时纠正滥伐树木行为，并制定森林保护和土地开发的规则。例如，1943年4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南泥湾垦区管理处主任李世俊《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政策——南泥湾全部工作的展望》一文。该文视野宽广，对南泥湾垦区山（土地、田）、水林、人各自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整体认识与规划，反映了垦区管理者超前而长远的思考。1944年5月1日，南泥湾垦区政府成立时，王震指出：“茂盛的森林，由于伐木料、烧木炭，几年来的砍伐是很大的；许多杏桃、梨、枣、桑、槐、榆、桦、松、柏、杨柳等花果树木，被任意砍伐实在太可惜了。”要求垦区政府今后加强对森林的保护：禁止乱砍林木，使人人应负责保护森林，培植果木树，保护水渠水坝，要使河水两旁杨柳成材。他还指出：“应蓄留树木，多种苜蓿，某些草山应予蓄留，以作各个村庄的公共牧场。”不久，垦区政府制定了护林办法，具体内容有三：建立公林，由群众共同负责保管；在村庄附近的森林，划归群众，由其自己负责；在区政府领导下，由各部队、机关及群众代表组织森林保管委员会定期检查，共同负责管理。这些表明，在改造荒野的过程中，军队屯垦者已经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并设法修补，以便可持续地利用当地自然的富源。

（二）社会政治效应

1.缓解边区经济压力和减轻人民负担

边区留守部队和政府脱产人员的粮食供给几乎都要由边区民众负担，1940年边区民众交公粮9万担，1941年20万担，1942年16万担。尽管负担有所增加，但仍难以满足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军队对粮食等物资的消耗最多，“解决了军队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根据地困难的主要部份，也就是实际的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在屯垦生产的过程中，留守兵团部队生活物资逐步达到少量自给、半自给达到接近全部自给。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3年，兵团部队共开垦土地33万多亩，生产细粮4万多石。1941年、1942年两年，边区政府给军队的生产投资约六七百万元，而军队不仅保障了3亿元以上的供应，还在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蓄了约8000万元的资金。全兵团1943年除粮草外，其他军需物资自给率达79.5%。一般来说，军事单位、组织作为一个军事环境综合体（military-environmental complex）不可避免地给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以影响，在社区关系上会遇到挑战，军民关系天然地存在矛盾。但陕北江南的塑造减轻了群众负担，军民关系有效改善。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85%，1943年降至9%。正如马克·塞尔登所说：“军队为自给自足所进行的努力，大大减轻了维持庞大军队的负担。”毛泽东指出，屯垦生产使军队“肉食较多，又节省了粮食”。“同志们一个个吃的身体壮实，精神饱满，干每一项革命工作生龙活虎，锐不可挡。”

2.提高中共及其领导下军队的影响力

通过中共对内、对外宣传，陕北江南事迹在边区上下、各大根据地间广泛传播，甚至被一些外国人士所认知，以南泥湾为代表的陕北江南“成为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为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的具体象征”。于是屯垦政策被其他根据地效仿，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形象和抗战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所谓对内宣传是指向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宣传、传播陕北江南事迹，陕北江南进而成为八路军敌后生产的美丽故事，激励了各大根据地开展运动的热情。中共各大报纸如《解放日报》《晋绥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成为宣传陕北江南事迹的主阵地。如《晋察冀日报》曾报道说，1943年留守兵团全军“即普遍达到丰衣足食，除粮食以外，全部经费由边区政府供给的只占20.5%，自给的数目达到79.5%。此种事情，实为全世界所罕见”。《解放日报》对陕北江南的宣传贡献最大。据统计，自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到1945年6月359旅全部调离南泥湾，有关南泥湾及各垦区大生产的报道达600多篇，共90多万字，其中包括简讯、纪实性报道、诗歌、歌曲、连环画、木刻画、日记、调查报告等。这些报道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深，“在我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此外，边区上下还通过秧歌、歌曲、生产展览会、电影等方式对陕北江南加以宣传。尤其是有关南泥湾大生产的电影在各地大量放映，影响广泛。该电影初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群众则称之为《南泥湾》。影片“取材新颖现实，亲切动人”，该片在边区多次放映，引起边区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共一方面利用在国统区的合法报纸如《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来报道陕北江南事迹，另一方面则是宣传国民党人士对边区军队屯垦生产的观感，以及通过中外记者团人士在南泥湾等地的采访及报道，来宣传陕北江南。尤其是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陕北江南“走向”国内外的关键媒介。这个由国内外21人组成的记者团是继斯诺、史沫特莱等来访之后的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中外记者参观团。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对记者团在边区的考察路线和接待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周恩来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等参加接待工作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在动员会上，周恩来提出让参观团首访南泥湾。其目的在于通过这次中外记者团揭穿国民党对中共及其军队的造谣污蔑，加深他们对中共和边区的了解，重新树立中共抗战的形象。

于是，中外记者团访问边区的第一站即南泥湾，接待该记者团的正是南泥湾军队垦荒的领导者王震。记者团先后参观了359旅步兵团、炮兵团、伤兵医院、干休所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记者们在南泥湾“不仅看到训练有素，抗战精神高昂的八路军部队，而且看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边区壮景。南泥湾屯垦的成效，使他们感到吃惊、震撼”。爱泼斯坦在其《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写道：“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每一座原来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或棉花。”中外记者团对南泥湾的参观及随后的报道有效提升了中共影响力，树立了中共军队的抗战形象，也鼓舞了各大根据地的抗日力量。福尔曼说：“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广播中，“广播了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敬世报》上由驻延安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自己生产自给，在中国军队中给养最好”。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和解放区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到根据地的真相，引起了各界反响。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仍然高度评价中外记者参观团的作用：“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

余 论

在抗战时期特殊的军事、政治形势影响下，陕甘宁边区边防力量在执行屯垦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改造自然生态的农副业等生产活动成功塑造出特殊的军事生态系统景观——陕北江南。陕北江南的塑造及其社会政治效应展现了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军事、经济封锁压力下的社会韧性，影响这种韧性的是自然生态和政策制度因素。一方面，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军事系统天然地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军事屯垦活动更是如此。荒野景观是陕北江南景观的“基石”，没有边区南部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陕北江南无法产生。自然生态又是屯垦部队利用、改造的对象，并为屯垦战士提供了相应的物资、能量基础。可以说，生态参与是陕北江南景观形成乃至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成绩的关键因子。应当承认，自然生态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历史发展，而不应仅仅单方面强调人的作用。另一方面，大生产、军事屯垦等政策制度因素，是推动自然生态改变并为人所用的外在动力。荒野在当时的认识体系中是无风景的荒凉之所，只有经过劳动改造才具有实际价值，而劳动改造是在政策驱动下开展的。因此“鸟兽纵横，蒿蓬塞路”的自然荒野只有“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才能成为“陕北江南”。自然生态和符合实际的政策制度共同维系并提升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韧性，使其顺利迎接内外挑战直至走向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