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教授应邀参加“联结生态与文明：历史、理论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2年5月27-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美国纽约大学雅典分校与阿布扎比分校合办的“联结生态与文明：历史、理论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美国纽约大学（纽约）隆重举行。研讨会除主旨发言与开幕仪式之外，其余小组发言在北京与雅典分别进行。

本次大会反响热烈，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共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会议和现场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参与、出席大会。中央民族大学周琼教授应邀参加此次大会并发表学术报告。

“联结生态与文明：历史、理论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

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蔚然兴起，以生态保护或环境变迁为主题论著和资料汇编不断推陈出新，相关学术刊物亦陆续创立，有关问题的探讨也日益深入推进，目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联结生态与文明：历史、理论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旨在团结、凝聚生态环境史相关领域学者，深化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和深度交流，以搭建共建共享的学术交流平台。

5月28日下午，周琼教授与钞晓鸿、付成双、高国荣等专家学者围绕“边疆与空间”这一核心议题畅所欲言，并就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开拓创新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气氛热烈、新见频出。

会上，周琼教授作为做了题为“自然演替史的转向：近代中国西南环境变迁历程的新开启”的学术报告。周琼教授结合自己从事的项目调研实际情况，从近代环境变迁的转向，到传统内地化环境变迁态势的持续，再到生态觉醒与民族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指出了自然演替史的转向的意义与深层次内涵，向在场学者专家描绘了一幅近代中国西南环境变迁历程的环境史画卷。周琼教授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被动卷入近代化的浪潮中，传统时代稳定的环境渐变趋势被中断，自然生态演替进程发生了新的转向，部分区域本土生态系统出现恶变，并演变成不可逆的态势，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环境变迁在近代中国环境变迁史上极具代表性。在近代，西南边疆地区的生态疆界被人为力量打破，大批量的物种跨界繁殖，西南尤其是云南逐渐成为东南亚热带亚热带物种入侵的前沿区域。

周琼教授在会上做学术报告

周琼教授还指明近代中国环境变迁的主线及模式，发生了与传统环境演变态势截然不同的变化：外来物种“成功”“入侵”中国（与引种外来物种不同），改变了中国自然生物种类的空间分布及其生态环境状貌，当然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物种变迁的走向。中国近代的物种入侵，最先是从半殖民地的边疆沿海及开埠地区，延伸到内地的，促发了中国自然演替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物种从传统时期人为引进及栽培，自发或人为地突破了自然边界，进入到生态基础较好、也较脆弱的边境地区后逐步扩散到内地。因自然侵入或人为（战略及经济发展需求）而引进、种植在西南或其他中国境内的外来经济作物，对本土生态系统造成的冲击及破坏后果，也出现了从全球到地方的传播模式。另外，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推广种植，也是以驱逐山坡地上的森林为代价实现的，引发了西南山地环境的突变。具有生物多样性特点的本土生态系统转变成为了极为单一的人工生态系统，土壤肥力及其水土涵养能力将急速下降，逐渐丧失其生态服务的基础能力。

关于“传统内地化环境变迁态势的持续”这一问题，周琼教授指出，多民族聚居的西南曾先后采用了有别于内地的羁縻制、土司制等的统治方式，其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发展变迁自有特色，西南长期处于接受中央王朝统治但又保留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及传统文化的内地化模式中，环境发展变迁趋向虽然晚于内地，但受地理结构及气候降雨的影响，变迁速度、破坏程度又强于内地。尽管近代化导致了西南地区环境变迁的转向，但传统的环境变迁模式依然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发挥着作用。

在生态觉醒与民族生态保护层面，周教授认为近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后果，让传统社会时期就产生的植树造林、保护农业等蒙昧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加受到重视。虽然很多官民面对生态灾患时产生的忧患意识及采取植树、护林、护堤、护坝的措施，未必具有生态保护的主观意识，也不可能上升到环境保护的高度，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并对民国政府实业造林的施政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各地掀起了植树造林的热潮。这种由传统社会延续并发展起来的“近代生态觉醒”，在西南地区也表现得较为突出。

然后，周教授以自然演替史的转向为重点，提出在传统时期的环境演替中，人为与自然原因导致的破坏力度及强度，因时间及区域的不同有所差异，但二者的影响多是此起彼伏的状态，即便部分区域、时段因一方较强导致区域环境的惑化，但影响区域依旧是有限的。近代因科技力量的介入表现出人为力量过强，打破、扭转甚至中断了自然演替的态势，且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合力，更加深广地影响了生态环境变迁史的走向。

最后，周琼教授进行了总结，指出：一、双刃剑生态效应普遍存在。近代生态及环境的变迁呈现出了多层面向，近代科技在加大环境破坏力度的同时，也被运用到环境修复及保护的工程中。近代科技的环境影响呈现出双刃剑效应，也展现了人为力量的生态智慧曙光。人类的环境认知及其制度、思想及文化、生产及生活模式、科技运用方式等的抉择，对环境状况及其演替格局的干扰力度，在某些时期及地区远远超过了自然的力量，善用并规范新科技的使用，应成为环境规划的要务。二、生态效应的转换。人为力量尤其是科技力量对特殊环境影响的积极与消极面向，在一定阶段的技术时空范畴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三、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及监督的必要性。周琼教授从近代环境演替系列的诸多转折面出发，提出环境制度及其管理、监督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给本土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特点带来的危害也是空前的，引发了系列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

对入侵物种进行生态监督及预警，发挥生态管理制度的多元化协调功能，恢复、建立稳定的生态疆界，重视本土生态系统的恢复及保护，才能防范生物灾害于未然，更长久地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优势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变生物跨界流动的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近代西南环境变迁史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资鉴价值之所在。本土生态安全及屏障的地位与作用，凸显了恢复生态边疆的现实诉求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周琼教授认为，环境史在当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应该对历史上的环境变迁予以关注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让环境史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史这一充满魅力的学术领域绽放出应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