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下旬，绿会国际部代表应邀就有关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相关问题接受有关方面调研专访。
在访谈中，绿会国际部代表就目前绿会作为社会组织“走出去”的一些实践、成果、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案例进行了分享；尤其强调，在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上，要充分动员社会组织、独立专家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从非政府的角度，去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的前沿问题中去。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上的参与度还普遍不足。在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研究和政策上，要突破常规和陈旧的关于“只有买机票飞出去才叫走出去”、“只有出钱去其他国家建办公室才是走出去”等老旧、过时观点。研究这方面的政策人员，不妨多一些实地调研，了解更多的可能性和良好实践。另外，应鼓励资金的高效利用，鼓励“创新”的“走出去”，不拘一格的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的治理。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差距。在许多国际场合和全球环境治理的舞台上，目前西方主导还是比较明显的，来自中国社会组织的身影远远不够。
在全球环境前沿问题的专家组提名方面，以生物多样性公约成立“遗传资源数字系列信息”专家组为例，从全球专家组推荐的积极性上来看，以中国（缔约方）和美国（非缔约方）为例，看双方的提名、以及两份报告的对比，就能看出一些差距。
在国际组织的人才培养方面，建言：要建立鼓励机制。比如，将“全球环境治理”作为指标列入对机构、学会、人才考核体系。需要去培养人，因为全球治理事务，往往需要专家以长期的坚持和毅力，基于个人大量的时间牺牲和无私奉献。
在能力建设方面，建议提供更多的相关的能力建设，比如针对全球治理的人才的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比如，中国科协多年来开展国际组织任职及后备人员培训班，就做得很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比如，现在在一些重磅级的国际报告中，中国人作为作者的名字还是比较少的。我们觉得必须要在一些国际的重磅级的报告，要有中国声音。比如我们去年参与了一个Guidelines草案的评审，那个指南还是西方（美国、加拿大为主）的主流，由于我们的加入，提供了几个中国的典型案例，使得这个指南中有了中国故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是故意让西方来主导，而是东方代表的缺位导致的声音缺乏）。
我们观察到，现在整个全球环境治理中，来自中国社会组织的参与的太少。我们科研人员他的绩效评估的导向也需要改变。科研人员参与需要付出自己大量的时间。所以在这他没有积极性。因此评估体系不能只聚焦于发论文，只要能调整评估指标，让全球环境治理能够作为积极因素列入考评体系，那么大幅度的提升他们的积极性，大大的释放出活力。
另外，从投入vs产出比来看，在“全球环境治理”这个议题上，要注重高效率。不是花 了钱了事、结了项目了事。需要做长期的跟踪调研、并且根据调研的结果来改善项目的设计。我们参与了不少国际项目的后续调研，有的甚至是4年前的事情，时隔几年再来找我们调研、评估、反馈长期效果。我们发现国际上非常重视这种长期效果的跟踪。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