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健康与环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善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都依赖于所有部门共同参与的转型性变革。”—— 伊丽莎白·姆雷玛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 CBD）执行秘书伊丽莎白·姆雷玛在人类和地球健康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刻，无畏艰辛，领导着将于明年在昆明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上通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

姆雷玛曾在一次专访中表示：“我仍然认为2020年是生物多样性超级年，因为我们在这一年里准备、讨论、建立意识并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生物多样性超级年结束之际，姆雷玛在《全球治理项目》（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ject）撰文。绿会健康与生物安全工作组将此文整理中文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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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美好未来的生物多样性

COVID-19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这也是一场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因此，不能孤立地应对这个问题。抗击COVID-19，以及在危机高峰过后重建更美好的计划，需要跨所有领域的合作，这是一种整个政府的方法，也动员了科学和商业认识到人类健康与自然健康和复原力之间的联系。

我们将需要按照“同一个健康”方法，对健康和环境采取综合办法。这包括设计和执行方案、政策、立法和研究，在这些方案、政策、立法和研究中，多个部门相互沟通和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好的公共卫生成果。这不仅是我们努力从危机中恢复、重建更美好的需要，也是我们努力创建一个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需要。如果我们一起照顾自然，自然会更好地照顾我们。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它支持粮食安全、饮食健康和生计。它在传染病的调控和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和福祉。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改变，例如通过开垦土地或栖息地破碎化，可增加传染病在动物、植物和人类中出现或传播的风险。

大自然以及微生物、动植物的多样性是治疗药物和抗生素的来源。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会限制对许多疾病和健康问题的潜在治疗方法的发现。

此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对以使用野生动植物的传统医学做法为中心的社区传统和生计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

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

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即在2020年剩余的时间和2021年初谈判将要达成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我们面对日益增长的环境、健康和发展挑战时，可以在建设我们所需要的复原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它将不仅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而且为所有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协定，甚至为整个联合国系统，成为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总体框架。

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制定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以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使自然走上恢复的道路。

这可能包括明确的、雄心勃勃的和可衡量的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议程目标。

该框架为下一个十年确定共同的全球政策方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在这个十年中，各级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自然带来的惠益传递给所有人。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将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国家、城市、地方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工业、妇女、青年、农民、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在保护、恢复和投资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方面需要进行转型性变革。这涉及到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企业各级行为的改变。它涉及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对能够促进这种转型变革的因素、动机和杠杆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它涉及到实施手段和问责制的创新。

如果我们要避免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生物多样性灾难性损失，就需要跨多个部门和行动者进行转型性的、系统性的变革。为了实现促进人类、地球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我们必须确保支撑人类生活本身的生态系统的健康运作。

我们还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以确保我们各自国家、社区和机构以及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承诺的更大的一致性和政策一致性。

每一项全球承诺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所有部门为实现健康社会和健康地球的共同目标而携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