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着力点，是推进生态惠民、加强生态扶贫的有力抓手。

       生态产品概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从十八大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到十九大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彰显了党中央在生态产品供给上，既有量的扩张更有质的要求，体现了一心为民的导向思维、把握规律的系统思维、扭住关键的辩证思维等方法论特色。

       生态产品是指保持生态功能、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自然因素，分为有形生态产品和无形生态产品。优质生态产品主要包括宜人的气候、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宁静的环境、和谐的氛围、美丽的景色等。生态产品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

      目前，生态产品已成为社会严重短缺、人们非常期盼的公共产品，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成为衡量人们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优质生态产品，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跨越“环境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后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的重要基础，是应对新时代出现新矛盾的强大支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导致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深层次问题相伴而来、相互叠加。由此引发的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湿地萎缩、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系统退化现象，严重影响了生态产品的供给，使生态安全面临巨大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实现从“吃老本”的线性发展模式到“吃利息”的循环发展模式转变，是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任务的具体举措。

        “吃老本”的线性发展模式，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疯狂攫取和极度消耗资源能源，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致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严重破坏，引发生态危机。

     与之相反，“吃利息”的循环发展模式，则坚持生态价值观，强调增量而不损伤存量，注重发展而不破坏平衡，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供给侧发力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就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提升生态空间、生态技术、生态制度供给能力，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一是加大生态空间的供给能力。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中规定，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涵盖需要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国国土空间统一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类主体功能区，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

因此，拓展绿色生态空间，需要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严守生态红线，改变高强度开发、高密度建设、大面积硬化、成片区污染的状况，加大城市公园建设，推广屋顶、墙体、桥体等场所的立体绿化，推进生态旅游，加快海绵城市建设。

二是加大生态技术的供给能力。

生态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反思和提升，其发展前沿主要有3D打印、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制造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等。

       比如，在能源领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优先利用天然气、页岩气、生物沼气等生物燃料，大力建设和推广分布式热电联产项目；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煤炭的燃烧等。

绿色技术创新是生态技术供给的重要动力，是对技术创新的拓展和提升，是生态文明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崭新形态。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了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高产出的目标，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与优美的生态空间，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消费方式更加绿色化、智能化。

三是加大生态制度的供给能力。

      生态制度坚持以生态价值观为前提，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为目标，综合集成、高效配置各类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在人与自然间维护平衡、实现共生，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间保持张力、促进和谐。

      生态制度涉及政策、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多方面，主要包括政策激励制度、现代市场制度、社会参与制度、文化提升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等。

       比如，中央先后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着力在“治气、净水、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以问责为重要手段，为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