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打造生态文化城镇、生态文化社区等，已成为一种新的实践与思考。在此过程中，新博物馆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工业遗产等保护和利用中，在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逐渐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容当下与长远需求的道路。

“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人雨果·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在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届大会举办期间提出。他们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博物馆建设中，把生态和生计看作有机整体，用动态的概念实现对社区的整体性保护，旨在保存前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工业遗产的文化样貌以及维护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创造力以及文化“原真性”。

就文化整体性而言，生态博物馆强调人类由生物性与文化性两个部分构成，同时也强调文化遗产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结果。因此，建设生态博物馆的主旨不仅仅关注“物件”本身，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文化过程”。这种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并对传统博物馆的“专业性”与“职业化”构成挑战。生态博物馆强调与社区相融合，立足于当地居民的自主意识，使其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较好地实现了将传统博物馆藏品的保护、展示和宣传等功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社区的当代发展等诉求相互协调，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统一并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动态保护以及居民保护，成为当今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特征。这种生态与人文一体的理念，与当今基于环境议题而引发的各种探讨，可以形成有效对话。而传统博物馆也将从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启示。

生态博物馆被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关注，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00余座生态博物馆，且在具体形态和管理模式上各不相同。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为国人关注，此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在探索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并在当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1997年，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2年多之后建成了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共4座生态博物馆，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代，它们开启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

2003年广西学习这种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全区范围内建成10座“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之后生态博物馆逐渐扩展到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被视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

这两代生态博物馆立足中国实际，在认识本地生态与文化资源，在文化整体保护、原地保护以及协调地方各部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探索和独特贡献，但同时也基本不考虑游客需求，不但没有服务于游客的相应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游客的策略，这实际上也制约着生态博物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