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学一点历史，有益于丰富知识、汲取经验、增强修养、增益智慧，提高领导能力；学一点生态史，则有助于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史的回顾
我们所说的生态史，既是自然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总体生态状况与现今有不少差异，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态状况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生态条件的变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史的进程；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又可以影响生态环境。特别是人口的剧增、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跃进，可能使得这种影响达到恶性破坏的程度。中国早期史学已经表现出对生态条件的关切。《禹贡》和《逸周书·王会解》等文献都记录了生态史料。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述可以看到，司马迁已经注意到生态条件和经济、文化的关系。
古史中的灾异记录，往往特别重视天文星象，而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自然变异也多有信息遗存。除了因当时承担记录任务的官员“畏忌讳谀”以致部分被隐瞒之外，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是大体完整的。在正史之外的文献中，也有不少生态史信息。如宋代学者沈括写道：“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耶？”（《梦溪笔谈》卷二一）沈括通过观察古生物化石，发现了生态的历史变化。如果细心发掘历史文献的遗存，还可以看到更多与此类似的早期生态史的记录。
气候条件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显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条件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竺可桢先生在１９７２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其中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２２１—公元２３年）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许多资料可以证明竺可桢先生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秦汉时期的水资源条件也与现今不同。当时黄河流域的湖泊，数量和水面也都曾经达到历史的高峰。长安附近水面密集而广阔，曾经呈现出与现今大不相同的地理面貌。然而，后来昆明池和规模相当大的弦蒲泽，以及关中当时众多的湖泽，都已干涸不存。湖泊逐渐淤为平地，虽是地貌变迁，但究其原因，却不能忽视人为因素的作用。
地理环境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要缓慢得多，但这种变化有时也会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变得十分明显。例如人们对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的严重流失，给黄河带来了大量泥沙，淤高了河床，下游经常决口改道，从而导致地貌的变化。当时农耕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垦荒事业的兴起。不断扩大的滥垦，造成了生态的失衡。以木材作为燃料，制作厚重的棺椁，以及大量砍伐林木营造富丽宏大的建筑，也是森林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黄河原来并不以“黄”相称，到西汉初年才有了“黄河”的名称，这应该和当时森林遭受破坏和大量开垦土地有关。泾河清浊的变化也可以作为明证。泾河本来是一条相当清澈的河，战国后期开始变浊，这正是秦国疆土达到泾河上游的时候。泾河的主要支流马连河，西汉时称作“泥水”。“泥水”的名称表明水中多含泥沙。支流如此，无怪乎原来清可见底的泾河，这时成为“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泥河。这样的情形，当然绝不止一条泾河。
秦汉时代在北边地区的大规模屯垦，也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东汉初年，北边屯垦形势曾有反复，但是不久又出现城郭丘墟大多废毁的情形。有的学者在对朔方郡垦区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指出，随着战乱和社会的动荡，大量人口向内地退却，于是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使得大面积表土被破坏，尘沙飞扬，最终使这一地区变成沙漠。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２０多个。当时的县址，有１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７处已经接近沙漠。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可见，回顾生态演变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记取许多教训，得到许多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意识
我们回顾生态史的时候，也应当注意有关生态的观念史、思想史。中国古来就重视天人关系。儒学尤其强调天理和人文的对应。如果把“天”看作整体自然条件，天人和谐的观念是有合理意义的。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生产程序以及应当分别注意的诸多事项。其中有涉及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此外还有孟夏之月不许进行大规模的围猎，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规定。《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大体相近的内容。据《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奏：“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他认为只有“德”及草木，万物“皆被其泽”，才能“四时节”，“风雨时”，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历代政令和政论中有关“时禁”或“四时之禁”等涉及生态保护内容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生态意识。这些有关敬重环境、珍爱资源、亲和自然的观念，无疑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理解和继承其中有益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的生态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６７页）人们所处的自然条件，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恩格斯认为，不仅自然条件制约人的历史发展，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他特别强调，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应当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应当反对那种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３８３—３８４页）毫无疑问，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人和自然界的一致性，必须正确地把握和运用自然规律。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之一。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下，则生态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显著。而社会生产的高速发展，则往往打破原有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恩格斯所说的“本世纪”，是１９世纪。今天人类虽然已进入了２１世纪，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态史理论，依然是符合现代科学的。这是对生态史的总结得出的科学认识，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生态史知识和科学发展观
领导干部学一点生态史，了解必要的生态史知识，对于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好处的。
毛泽东是一位对历史既有浓厚的兴趣，也有深刻理解的伟大政治家。他不但对人类社会历史非常熟悉，对自然科学史也曾经给予关注。１９７５年，他在身体非常衰弱，眼睛也因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视力极差，阅读十分吃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阅读历史书刊，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１９７６年，他还曾经索要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阅读。邓小平对历史经验与教训十分关注，他认为搞现代化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批判继承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２０世纪世界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加倍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古代有个“杞人忧天”的故事，这其实是一篇有关自然环境观的古代寓言。千百年来，“杞忧”一直是被看作不必要的忧虑而受到否定，然而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今天，面对工业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忧虑却又是非常现实的、必要的。一些有识之士相继发表论著，力求唤醒人们认真思考“环境”、“自然”、“未来社会”等重要命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分析，这关系到人类和自然发展的前景。对此，我们要认真关注。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