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
千百年来，黄河既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一条灾难深重的大河，曾有“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的古语。
然而，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不决口，20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实现了黄河安澜。尤其是威震天下的黄河泥沙量，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每年流入16亿吨，锐减至目前每年2亿吨左右，已接近无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始农业时期。
古老的黄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获得了新生，也成为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写照。
生态思想历史性飞跃
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标识。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拉开了气壮山河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序幕。
1950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重大伤亡和重大损失，毛泽东闻讯后悲痛地流下了眼泪，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经过8年不懈治理，淮河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此后，毛泽东又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激励了数代中国人民治理江河的决心和雄心。
看过《龙须沟》的人，都会对开头一段场景印象深刻：一场大雨过后，龙须沟附近各种垃圾和漂浮物直接涌进居民家中。一个三轮车夫家的小女孩妞子被龙须沟吞没……
这正是旧社会龙须沟地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里的人们不得不长期在蚊蝇遍地、污水横流的恶劣环境中艰难度日。新中国刚一成立，北京市政府就启动了龙须沟改造工程。仅用半年时间，清理了龙须沟内的污泥和垃圾，修建了排水暗沟和沥青道路，安装了自来水管和电灯，龙须沟的面貌焕然一新。
据统计，1949年到1952年，全国修建排水管沟1037公里，清除垃圾约2000万吨。全国城乡的卫生面貌初步改观。
为了改善新中国的生态环境，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曾经荒漠一片的河北塞罕坝就是在这样的号召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战，变成了美丽的绿色林海。
面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周恩来提出，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们是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走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些老路，避免出现西方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情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出来？还怎么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北部。由于历史上过度采伐，土地日渐贫瘠，北方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刮入北京。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经过三代人艰苦奋斗，塞罕坝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0%。目前，这片超过百万亩的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供应1.37亿立方米的清洁水，同时释放约54.5万吨氧气。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图为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秋景。 视觉中国供图
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治理江河、绿化祖国的生态理念和生态实践，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朴素的绿色情怀，其中许多战略和构想仍是今天建设美丽中国的努力目标。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
中国政府派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环保工作的方针——“32字方针”，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里程碑。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兴起，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规模扩大，我国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
40余年间，我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法治化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将环境保护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法治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基础。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
“六五”期间，环境保护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7年，我国发布首个五年环境规划——《“七五”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从此环境保护成为国民经济与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明确提出：
环境保护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党的十五大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党代会报告，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命题，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原则、理念和目标，并将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系统完整，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也使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次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令世界惊叹。
1972年，美国环保运动的先驱组织、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给西方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并预言世界将面临生态崩溃的风险，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
40年后的2012年，《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在持续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罗马俱乐部最新权威报告——《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报告延续其一贯的悲观主义判断，唯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景抱以乐观期待。
兰德斯给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对中国政府生态治理和宏观调控能力充满信心，“资本主义的短视，已经无法做出保障长期利益的明智决策，而中国多年来实行的五年规划以及绿色转型能够以系统性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符合其长期目标的国家”。
这是国际生态研究学术界基于新中国70年持续不断的积极生态实践作出的判断，也是人类受困于西方生态治理模式而作出的反思和期待。
这种期待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
70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法治层面看，早在1978年，我国就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载入宪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9年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法》，1995年审议通过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修订了《水污染防治法》，1999年修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年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覆盖大气、水、土壤、自然生态等主要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
2014年《环境保护法》重新修订，引入了按日连续罚款、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公益诉讼等措施，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
从制度层面看，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性规范性文件，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建立了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的统计监测及考核体系和相关制度。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写入宪法，生态保护红线列入环境保护法，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出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排污许可、河（湖）长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绿色金融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环境保护税开征、生态保护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进展顺利。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近年来，杭州市推进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空间布局、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健全生态制度各项工作，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生动的现实。2005年5月1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西溪湿地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范和样板，不但引领了中国湿地保护的潮流，还成为“美丽中国”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基地。图为西溪湿地。 视觉中国供图
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实施以来，制度执行的力度不断加大。
中央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
从2015年底试点到2018年，第一轮督察累计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15万多个，解决了比较大的生态环境问题2100多个。
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对20个省（区）开展“回头看”。
问责风暴席卷全国，问责1万余人。
2019年，第二轮督察再次开展。
触目惊心的祁连山生态破坏案例就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发现的。
祁连山曾经自然生态系统多样，野生生物资源丰富。
然而，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森林采伐、矿山探采、小水电开发、旅游设施建设等大规模开发，以致不同程度出现气候干旱、雪线上升、草原退化等现象，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2017年7月，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中央通报批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措辞严厉，一针见血，百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
这一案例的极大震慑作用在新中国生态环保史上是空前的。
祁连山加强整改，到2019年初，保护区内144宗矿业权分类退出，水电站生态流量得到落实，林草“一地两证”问题全面解决，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效果初现。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验。
”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不管有多么艰难，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但在具体实践中，不少地区因为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一度走过“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弯路，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能源资源消耗过快，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为继。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警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
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
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全面部署。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号角强劲吹响，水、大气、土壤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污染防治行动全面铺开。
水污染防治稳步推进，防治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陆续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出台《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水陆统筹、河海兼顾，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
大气污染防治提速发力，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力挽狂澜式的大气污染防治故事，人们有目共睹。
针对我国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2013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提出大气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政策举措；
2018年接续制定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建立了汾渭平原、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通过这些工作机制，迅速确定了顶层设计和治理格局。
通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调整优化，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土壤污染防治逐步开展，净土保卫战稳步推进。
70年来，我国已多次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等。
2016年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成为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首个纲领性文件。
之后，又陆续出台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措施。
《土壤污染防治法》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让土壤污染治理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
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等组成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框架。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标准的制定，让土壤污染防治进入兼顾保障土壤质量和控制环境风险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