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机械化和工业化的持续压力下，少数民族传统农具在现代社会中究竟能否生存下来，成为了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云南省德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稻作农具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传统农具因其承载了人们的情感寄托从而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了下来。具体而言，传统农具分别承载了少数民族人民对祖先的追思之情、对共同记忆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敬畏之情，这三种情感与农具融为一体，成为德宏地区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由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使得传统稻作农具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了下来。这一研究结论表明，附着在传统农具背后的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不会随着现代化而消逝，反而成为民俗和农业遗产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情感寄托;地方性知识;传统农具;历史延续;德宏少数民族
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农具
传统农具与传统农业相伴相生。农具的发明和运用意味着人类劳动的真正开始，它与人类的关系最密切，也是人类生产力进步的显著标志。作为民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断被改进和广泛使用，以农具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往往最能够体现地方的文化特征和文明进步。因此在传统社会，传统农具对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农业文明的意义巨大，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然而以工业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现代化理论首先预设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兼容。根据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传统文化会随着现代化浪潮而消逝。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效率取向，因而现代农业总是试图改造传统农业，利用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因此现代化和工业化共同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大机器操作。如此，在现代农业的广泛实践中，传统农具似乎不再发挥作用。失去了主要功能的传统农具，它们的命运或许只能进入历史博物馆，以供后人缅怀。
与现代化理论的预设不同，我们在云南德宏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调研发现，德宏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农具并没有在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中消失、消亡，而是通过功能的变迁得以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因此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农具并没有随着现代化浪潮而消失?与机械化农具的省时省力相比，人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费时费力、效率又低的传统农具进行劳动?传统农具在当地人们的情感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学术界对传统农具的传承与生存的研究往往都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之上，并进而通过构建中层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传统农具与现代化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地方性知识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依然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与价值。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传统与现代只是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意义上对立的传统和现代，传统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也是将来的传统。”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下，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普遍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传承”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传统农具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机制。
一方面，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国家政策重点关注的内容，因此将传统农具视为传统农业文明的物质传承而加以保护，成为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工作重点。例如丁晓蕾等人发现，尽管大机器生产使得传统农具逐渐离开历史舞台，然而传统农具所具备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文化旅游价值和教育传播价值”使得传统农具应当被视作农业文化遗产而保护起来。而曹茂等人则认为少数民族的农具因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当之无愧的成为农业工具类物质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探讨农具在先进科技应用及现代化发展中的展演及功效。例如詹娜发现，在现代化农业的强大攻势下，农耕民众总是依循传统生存逻辑与实践经验的参照与指导，对现代生产技术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检验，并对以农具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进行调整与重构，从而使地方性知识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孟凡行则认为，传统民具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有其自身的生命史，它有活跃期，也有“冬眠”期，一件器具在失去了它最初功能之后，可以算作是它生命的终结，但如果它有幸被改作他用，则又得到了重生。因而，传统农具借助民俗与地方性知识的正当性，得以在现代社会保存和延续。
学术界的研究对于我们讨论云南德宏地区少数民族稻作农具的现代命运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认为，目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汉族传统农具的历史变迁，少有文章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农具的现状与历史。因此，与大多数汉族传统农具相比，少数民族的稻作农具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策略中又有哪些特殊性?特殊的文化和习俗会不会意味着其农具带有特殊的情感寄托?这些影响又是如何促进传统稻作农具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传承?本文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传统稻作农具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机制，并对传统物质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在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是云南省八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主要有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等5个世居少数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德宏”是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宏”为怒江，“德宏”就是指“怒江下游的地方”。笔者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分别选取了德宏州芒市三台山乡出冬瓜村、西山乡邦角村、风平镇腊掌村，陇川县户撒乡芒旦村和盈江县苏典乡等5个民族村寨为田野点，多次前往，对这5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乡的传统稻作农具进行了田野调查。本文通过对德宏地区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等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实地调研与资料搜集，认为:德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依水而居，全年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在21℃左右，终年不下雪，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为多种作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和越冬条件，再加之当地多为红壤土、棕壤土、黄壤土，适于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适宜农业发展，使其拥有悠久的水稻种植和农业耕作历史。因此，该地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发展出了功能完备的传统稻作农具。尽管近年来机械化农具逐渐被少数民族农民所接受，人口流动也使得传统农具失去了代际传承的载体，然而，德宏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农具并没有就此消亡。当地农民依然对传统农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寄托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先辈的追思、对共同记忆的怀念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这种基于情感依托的地方性知识保护了德宏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农具，使其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了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总之，现代化并没有使得传统稻作农具消亡，两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共生，传统农具仍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于现代社会。
二、神话传说:地方性知识传承的历史媒介
传统时期，德宏农具的传承与发展常常与神话传说相伴，尤其是在农具的来源上。传统农具犁、耙、锄等一代代地被复制、使用、传承，这些农具的形成往往是群众、是农民群体，甚至是跨地区、跨民族农民群体的“创造”，这些“创造”的个人因素、地方性因素明显，很多时候常常无法考证其来源究竟是哪里，因而其创造者往往被打上神的烙印，被“神格化”。
1.农具的“神格化”
在原始的采集狩猎时期，德宏的傣族信仰原始宗教，在其宗教神话传说中就有关于采集狩猎的相关记载，傣文史籍《沙都加罗》提及傣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萌芽于采集狩猎经济末期的“沙罗时代”:
沙罗原是采集时期一个民族部落的年轻首领，一天，天空正下着白雨，野菜全被埋在白雨里，摘到的野果全部吃完了。年轻的沙罗不忍心让大家饿死，一个人走出山洞去寻找食物。他没有找到野果野菜，却看见一只野狗在追逐一只麂子，追到山谷里终于抓到并把它吃了。沙罗由此得到启示，用树藤绊在路上，把野兽赶到绊有藤子的地方，捉住野兽，抬回山洞一起吃。从此，傣族先民学会了打猎，进入了以狩猎为主的时代。
尽管神话传说带有构想的成分，但不难看出，沙罗是傣族狩猎者的先驱。他被傣族先民供奉为猎神，傣族人认为是他发明了狩猎，并教会了大家，同时，他还是护佑傣家人猎获丰收的神灵。史籍记载沙罗年老时曾对周围的人说:“我活着，你们拿最好的肉给我吃，我死后，我的魂还在，我的魂就是你们的鬼神，你们仍然要送肉给我的魂吃。我会帮助你们拴住马鹿，我会给你们撵来麂子，我会给你们驱散灾难。不管什么人打得野兽，都要分给大家吃，拿最好的里肉祭我的魂。”德宏地区傣族的狩猎肯定是群众集体劳动的成果，但时间的流逝，使得无人记得究竟是谁最先发明了狩猎，于是，沙罗作为部落的一名勇士、一名能人，被“神格化”地赋予了包含傣家人对丰收期盼的“猎神”的称号，这与中原地区伏羲氏、神农氏的符号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粗放的刀耕火种时期，德宏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山区少数民族如景颇族、德昂族等，都是从一开始的游猎生活发展到之后的定居农业生活。其耕作制度也取得了农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由“生荒耕作制”“抛荒制”发展到了“熟荒耕作制”“轮闲制”。虽然在刀耕火种时期，德宏先民们已经学会了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粗放的耕作方法，但是他们仍然不理解人为何会创造出这些从未见过的工具、究竟是谁发明了它们。于是，他们便把创造这些工具的能工巧匠神化了，认为他们本身就是神，因而才会创造出这些工具。例如傣族《磨石的来历》说:
古时候，人们没有刀，需要砍树时，就抱起大石头去砸树根。有个年轻人自认为力气最大，每天可用石头砸倒几十棵树，谁也不敢跟他比试本领。可是，有一天，突然来了个老人，提出用半个石头砸树和他比试，年轻人同意了。于是，他俩便到山上比试，结果，老人的石头有锋利的口子，很快就砍倒了几棵树，年轻的大力士只得认输。他问老人，为何半个石头比一个石头更有威力，老人回答说:“因为半个石头是磨过的，一个石头没有磨过。”从此，人们便跟随这老人学磨石刀。不久，老人死了，他的魂就变成了磨石神，仍然在教人磨刀。
傣族人至今很尊重磨刀石，别的石头都可以坐，惟独磨刀石不能坐。这位被称为磨刀神的老人，或许是位能工巧匠，也可能就是石刀的发明者。然而彼时人们无法理解他的这种创造，所以认为他无疑是神的化身。德宏的少数民族往往把生产工具和祖先崇拜中的能人神话联系在一起。传统生产工具不仅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伙伴”，是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敬畏与重视的重要祖先，因而将其“神格化”并进行图腾崇拜。
2.“踏土代耕”:傣族的神象传说
在成熟的精耕细作时期，唐朝樊绰的《蛮书》中记载云南茫蛮诸部时有一个奇特的景象，它说:“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新唐书》也载唐代傣族先民:“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衣青布短裤，露骭，以缯布缭腰，出其馀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象才如牛，养以耕。”《云南志》说:“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云南盛产大象，德宏傣族先民是最早学会捕象、驯象和养象的民族之一，这也为许多文献记载所证实，至少在唐朝时期，傣族就有了用象耕作的记录。然而，作为这一现实的艺术反映，却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个象耕的神话，只有象帮助人踏土代耕之说。关于象帮助人踏土代耕，散见于傣族神象故事之中。例如《象的女儿》说:
象女儿到森林里找到了神象父亲后，众象群都很疼爱象姑娘，每头象献出一支象牙，给象姑娘盖了一间房子，象姑娘便跟神象父亲住在森林里。可是，象姑娘在坝子里吃的是五谷，在森林里跟神象父亲吃野芭蕉、野菠萝和其它野果很不习惯。于是，象父亲便领着众象群将一片山地踏平，并将土踩松，种上谷子，给象姑娘作为食物。
这个神话故事说的众象群将山地踏平种上谷子，实际上就是象帮助人们踏土代耕的艺术概括。这种艺术创作的隐喻不仅是德宏傣族先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真实物质反应，也是一种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的精神表达。在傣族的文化中，随处可见象的影子。不管是站立在街头的象雕塑，家庭摆设中的象工艺品，还是象音乐、象舞蹈等，象文化渗透于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象成为了傣族的标志性文化，象征着五谷丰登与幸福美满。象图腾、象崇拜在傣族的文化中从未消失，至今仍影响着傣族人民的生产生活。
神话传说故事和原始信仰崇拜作为地方性知识传播与传承的重要渠道，一直以来都是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伦理和习俗等有关先民生活经历和心理经验的重要叙事方式，它是德宏少数民族的共同记忆，是农耕技术知识传承的重要媒介，更是德宏这“一方水土”上的民众在特定历史阶段内生活风貌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这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下，面对自然生存的压力，德宏人展现出了对传统农耕技术的独特认识和切身感悟，因而被作为共同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被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并得到了人们的共同认可。
三、危机:现代化冲击下的传统农具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技术进化是技术的各种“变异”在“环境”作用下成为稳定的性状或基因的结果，这种“环境”包括自然地理、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生产工具的传统稻作农具必然也会随着现代化和技术革命而在新时期迅速发展。而现代化理论则更进一步预言:传统文化会在现代化的浪潮下消亡。
与大多数传统农具一样，德宏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农具在现代化和机械化大潮下同样面临着消亡的危机。概括而言，德宏地区传统稻作农具主要面临两大危机:传承断裂以及机械农具的竞争。
1.代际传承的断裂
作为少数民族传统农具，德宏传统的稻作农具制作技艺流传于民间，因此正规的制作文字和图片资料很少。传统稻作农具的传承更多的是靠父子、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这种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相适应，因而在传统时期每家每户的男子都会制作农具，并没有传承的危机。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传统农具的制作工序费时费力且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之相比，现代化的机械农具可大批量制造，同时能降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操作复杂性。因而，德宏地区的少数民族变得更倾向于选择现代化机械农具，愿意学习传统制作方法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德宏坝区，由于地势较为平坦，农业生产现代化更加便利，因此更少有人愿意学习传统农具的制作方法。现代机械农具对传统农具的使用和制作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制作技艺遭到了现代工艺的影响，正在逐渐面临失传的危机，传承人的流失威胁着传统农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面临着传承危机。
同时，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对传统稻作农具缺乏足够的兴趣也使得传统农具无法有效传承。在年轻一代看来，水稻种植费力费时却收效甚微，其经济效益远不如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大多放弃水稻种植而纷纷转向经济作物。然而真正给传统稻作农具带来危机的却是人口的城乡流动。例如一些学者发现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没落、农业文明没落的主要原因。由于机械化水稻种植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使得水稻种植成为一些专业技术人士的技术活，而不再成为每一个农民的基本技能，因而农耕技术变成了少数农民掌握的专业性知识，这样，被机械所淘汰的劳动力便进城寻找更多的机会，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年轻人觉得没有学习相关农耕知识的必要性，世代传承下来的农耕技术知识和经验逐渐失传，地方性知识出现了断裂危机。
2.机械化农具的竞争冲击
农业生产机械化是现代化在农村的具体表现，而机械农具也是传统农具的有力竞争者。在大机械农具下乡的大背景下，德宏传统稻作农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与汉族农村不同，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农村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尤为重视，因为这意味着民族的团结和进步，通过改造所谓“落后”的生产方式，促进少数民族本身的现代转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就不断地推动德宏地区的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机械化。在国家“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政策指导下，德宏少数民族农村以拖拉机站为主要实体，重点解决了耕、耙、运输、碾米加工等机械作业，初步建立了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体系。同时，国家政策又允许农民个人购买经营拖拉机等农机具;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民购买农机具;鼓励推动组建主要服务“三农”的融资租赁公司，鼓励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设施的融资租赁服务，解决了农民贷款难，无钱购买农机具的情况，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德宏州根据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允许农民个人购买经营拖拉机等农机具，同时又出台了一系列农机扶持政策，使农机经营、使用成为私有化，农机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了1990年后，州、县(市)政府又设置了农业机械管理局，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得到进一步建设，健全了州、县、乡三级农机管理、推广、安全监理、培训、使用和维修等社会服务网络。自2004年以来，国家又连续12年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民购买农机具。
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之下，尤其是在机械农具高效率的示范下，德宏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纷纷转向大机械农具。尤其是在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传统的稻作农具无法完成大工作量的耕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现代机械农业生产工具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例如在地势较平的耕地上，村民翻田整地几乎普遍使用微耕机，传统木犁已难觅踪影。而手动谷物脱粒机由于比较耗费人力，村民也基本使用现代化的电动谷物脱粒机取而代之。现代化冲击对德宏少数民族的传统农具及制作技艺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现代的大机器生产已经不再需要传统农具发挥作用，它的生存土壤发生了扭曲和变异。传统农耕技术知识体系逐渐丧失其传承的条件，地方性知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环境。
四、情感寄托:传统农具的生存机制
在以上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我们发现传统农具在德宏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目前，德宏地区仍然可见的传统稻作农具，如翻地、耕地的犁、锄、耙等农具，基本上延续的是明代样式。明朝洪武年间，由于中原支边，大批人口涌入德宏地区，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随之传入。此后，德宏少数民族的稻作技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犁、耙、锄等铁质农具普遍使用，旱地农业的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改进。水田耕作方法和制度随之逐渐形成和定型，并进入了成熟繁荣的时期，以稻作生产为主的农业成为了德宏少数民族的决定性产业。
传统的稻作农具随着农业生产的兴盛而发展。德宏地区的稻作农具大致可分为耕地整地、中耕、灌溉、收获、贮藏加工、运输等六大类。耕地整地农具主要有配合牛耕使用的犁、耙、耖;中耕农具使用最多的是锄头;灌溉农具是水瓢、水桶、水车和竹管;收获农具则有镰刀、弯钩、连杆、掼斗、木扬锨、风车、风扇等;贮藏加工农具是杵臼、竹篓和仓库;运输则是使用扁担、钩担，以及牛车、马车等。对于德宏的少数民族农民而言，传统稻作农具不仅仅是用于生产的工具，更是他们情感寄托的载体，是他们长期相伴的最重要的“搭档”。传统农具成为了德宏人表达情感的载体。我们发现，德宏少数民族的传统农具主要承载着这样三种社会情感:对祖先的追思、对共同记忆的怀念，以及对大自然的感恩敬畏。正是这些情感寄托，使得传统农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生存的空间。
1.犁:慎终追远的寄托
对于德宏的少数民族而言，犁是他们家家户户必备的劳动用具，笔者根据调研的德宏州芒市风平镇法帕村、遮放镇弄坎村、三台山乡出冬瓜村和陇川县户撒乡芒旦村等村寨的情况发现，虽然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家才会使用犁，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当地的多户人家找到完好的犁，且村里的中老年人基本都保留着做犁的记忆。村民邵德福的访谈资料表明，虽然村民已经很久不做犁了，但是仍然记得做犁的整套方法。
对于德宏的少数民族而言，犁不仅是重要的传统稻作农具，更寄托了他们对祖先的追思。事实上，由于做犁的技术基本上靠代际之间的口耳相传，因此犁更是凝结了情感与希望的传承。访谈表明，对于德宏少数民族而言，一般在其成年时往往要学习制作一张耕犁，其做犁的技术则由祖辈和父辈传授，例如村民邵德福便在其18岁时，由其父亲教授制作了人生的第一张耕犁，而后者的做犁技术则是由祖辈传授。因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做犁技术的传承实际上蕴含着代际之间情感与责任的传承。正因为这种做犁技术来自祖辈的代际相传，因此即便身处现代社会中的德宏少数民族农民，也不会忘却这种祖传的知识与技术。
然而，并不是掌握了做犁技术就能做出一张完美的耕犁，事实上，德宏少数民族农民做的第一张耕犁往往无法使用。毋宁说，做犁更多的是需要经验的积累。邵德福说道:“你在打眼儿的时候，就像写个‘人’字，撇字和捺字都要恰到才能合到一起，要不然就不成一个字了，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做这个犁需要一定的技术，你技术不够，做的自然就合不起来了。我第一次做的犁失败了，就是因为(犁辕和犁底)没有在一条直线上，所以虽然架子是有了，但是犁起来不顺畅，中看不中用。”这种经验的积累往往来自于频繁的农业生产与耕犁制作。随着经验的积累，年轻的农民逐渐成为技术娴熟的能工巧匠，并将这种做犁技术代代相传。事实上，在德宏的部分地区，掌握做犁技术正是显现当地少数民族农民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不会做犁的男人，称不上是一个成年的“真正男人”。
从德宏少数民族的耕犁这一农具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农具早已超越工具属性，带有强烈的慎终追远的情感寄托，因而成为特有的民俗象征。因此，尽管当前德宏的少数民族农民已经很少展示做犁的这门手艺，但它们仍然是父辈们留下来的美好记忆与宝贵财富。传统的犁于他们而言，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用具，更包含着他们对祖先的追思、对家庭的向往，是他们精神依附和情绪表达的一种象征符号。
2.水碓:对共同记忆的怀念
水碓、脚碓和手碓是用于稻米进一步加工的农具，可以把稻米碾磨成为粉状或浆状进行食用，在过去盈江县苏典乡的傈僳族人家，这些农具随处可见，基本家家都有。据笔者访谈的村民早升荣介绍:“做杵臼(手碓)要先选一段大树，然后在中间挖一个深20公分，直径15公分左右的圆孔。用的时候在里面放上谷子，两只手抱一根10公分左右粗的木棒，使劲捣孔里面的谷子，所以也叫做手臼。脚碓，就是靠脚踩力去踩，有点像那个跷跷板。杵臼和脚碓我们苏典现在还是能看见的，还比较多。但那个水碓现在却是看不见了，那可是个好东西。它是利用山里的落差水，架设水槽，将碓尾凿成一个接水槽，让水落到槽中，这样就能加重碓尾重量而抬高碓头，碓尾的水因下坠倾斜自动排出，碓头急降，就能冲击碓窝中的粮食，不需要人的操作，自动化。但是这种水碓需要受水源的限制，有水并且有落差的地方才能安，不像手臼那样可以随意安装在屋子里或房檐下，所以它的利用不如手臼那么多。以前我们苏典乡的水源条件好，水非常的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傈僳人用水碓也非常普遍。但是自从有了打米机之后，加上做水碓费的木材多，地方不好找，还要安在外面，用起来不方便，所以这个好东西就慢慢的不用了。现在连原来留下的木架子都给人拆了当其他使了，也没有人会做了。”
作为记忆中的农具，水碓是德宏傈僳人的共同回忆。它不仅从侧面描绘出了过去傈僳人生产生活的景象，是傈僳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画卷，同时，也是傈僳人认同、象征和情感的意义世界。它的消失表现出了傈僳人对家乡的眷念，所以即便消失了，也会再次地被呈现。水碓活在了傈僳人共同的记忆里，它的传承与延续是傈僳人有意图、有意识的选择，是值得被记忆的事物，所以不会被忘却。
3.竹编:对大自然敬畏感恩之情
云南是竹子的故乡，种类繁多，德宏州竹类资源尤其丰富，其种类有一百多种。在德宏少数民族的房前屋后，水边和山上的空地，遍布着青翠郁葱的竹林，这些竹林为竹编提供了丰富的用材。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仅是傣族以使用竹子而闻名，景颇族的竹编也是丰富多彩。景颇人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竹林是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原料，从建筑材料、农用工具、生活用具、祭祀用品，到食物、衣服配饰，处处都离不开竹子。
芒市西山乡邦角村的竹子主要有大竹、金竹、黑竹几个品种。“wǔhē”(景颇族语音)就是大竹，一般盖房子的时候片成片，做竹墙、竹篱笆时使用;还有一种是盖房子时作椽子的竹子，景颇语叫“wǔrè”(音)，汉语叫黑竹。“màitōng”(音)在景颇族多数是削成片，拿来作绳子捆绑东西用，景颇人编东西基本都是使用这种竹子，作篾子、编花篮、编背篮也都是使用这种竹子。金竹用景颇语称作“nǐngzhū”(音)，去田里装盐、豆豉，装水、装东西的盛用器皿都是用金竹编制。还有一种跟“nǐngzhū”长得很像，但要比它要小一点的竹子，叫“sūnmā”(音)，当地用它来做扫把，也是景颇族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竹子。
景颇族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功能，选择不同材质、不同形状的竹子。他们爱竹、用竹，擅长竹编，竹编往往包含着他们朴素的愿望、追求、思维模式甚至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对于景颇族的农民而言，竹编既是传统农业工具，更重要的是，竹编意味着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寄托了景颇族农民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之情。
出于对大自然馈赠的敬畏感恩，景颇族农民在大规模地砍伐竹子前必须要祭拜山神。“砍(竹子)之前还需要祭拜一下山神。做农具的竹子还好，相比之下都是小的东西，不会犯什么大忌讳。但要是建房子或是做柜子什么的，大的话还要以家里的祖先为准，什么山啊、路啊、水啊、桥什么的，包括山上的藤神，都要祭，五花八门的，万物都有灵。”这种仪式感正是景颇族对大自然的敬畏。同时，当景颇族的农民顺利的制作出竹编物后，也需要再次表达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因而还会举办仪式来感谢竹神。此后，方能平安地使用这些竹编物。
竹编在景颇族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是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其制作也被当作了必需的生活技能而世代传习，是他们成年劳动力必备的普及性知识，所以其使用者自然也就将其视为生活的基本框架自然而然地延续了下来。竹编不仅折射出了景颇族与竹密切联系的生活习俗和对竹的尊崇、热爱之情，同时，由于景颇族对于竹的习性的深刻了解，在竹被深层次加工的同时，随物赋形地也展示着景颇人朴素而朦胧的自然观。他们感恩自然的馈赠，也敬畏自然的赋予，认为竹子是大自然馈赠给他们的宝贵财富，而正是通过竹编，他们学会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知识，因而世代相传，历久弥新。
通过考察德宏地区三种传统稻作农具的符号意义，我们认为，尽管传统稻作农具面临着现代科技的竞争，然而它们却远不会消失，因为附着在这些农具背后的是亘古恒今难以磨灭的情感与文化。这些情感和文化逐渐凝练成地方性知识，帮助传统农具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来。正如吉尔兹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就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一种富有意义的网上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富有意义的网。研究文化并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对于当地的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舍不得的、可惜的、不能忘掉的，还是不会忘掉的农具和技艺，这些传统农耕技术不仅体现着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农耕知识，更包含着当地农民与其之间的超物质的情感关系。德宏的少数民族正是由于对其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畏而自发地学习并传承下去，而这种情感正是地方性知识传承延续的关键性力量。
五、结语
通过上述对德宏少数民族传统农具在现代社会中命运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所带来的农具机械化使得传统稻作农具面临着空前的竞争与危机。然而正如本文所言，尽管面临着诸多生存危机，传统的稻作农具并没有在现代化大潮中消失，反而以情感寄托的媒介得以保存。我们发现，德宏少数民族传统农具中体现出了本民族人民对先辈的追思之情、对共同记忆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大自然馈赠的敬畏感恩之情。正是这三种情感寄托，使得德宏传统农具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了下来。而这背后正是体现出地方性知识对现代化理论的抵抗与修正。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这些农具被社会、被生活所淘汰之时，有关农具知识的历史传承也大多会就此断裂，此时的农具更多地成为历史记忆与农耕知识的载体与符号。因此，对于产生并发展于早期农耕社会的历史遗留物而言，农具上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民众的生存智慧，它们更深更多地表达着传统农耕知识在农耕社会中的历时延续及传播。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尽管现代化浪潮和现代农具长驱直入，然而地方性知识所表达出来的情感依托仍然是传统农具借以避风的最佳港湾之一，传统农具由于其附着了人民的情感，因而在现代社会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最后，我们认为学术界可以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讨论传统稻作农具。诚然，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效率与产量成为农业生产的关键词，传统农具因其无法适应大规模耕作和机械化操作而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然而从情感慰藉和乡愁文化而言，传统农具却承载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祖先的无限追思。这种情感的追思，并不会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消逝。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中，如何实现提升产量与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三者的平衡发展，是未来学术界和实务界需认真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