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全面推行的“河长制”，近来引发了人们对提升河湖管理水平的关注。根据最新发布的方案，河长制实施范围包括全市所有河流、湖泊、水库，流域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425条河道、88座水库和41个湖泊都将设立河长，共设立市、区、乡镇(街道)、村四级河长5920名。其中，五大河流和市管河湖增设12名市级河长，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永定河河长由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工担任。历史上的北京水网密布，河湖众多，古代是如何管理京城河湖的？
元代设都水监明初设都水司清初设都水分司
郭守敬元代曾任都水监：
“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闸堰之事”
辽代时，北京已设都水监一职，“掌陂池灌溉，维护河渠，掌舟船及水运，以都水使者为长官。”据《北京水利史》记载，金代设水部，置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另设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筑堤堰、栽植榆柳、凡河汛之事。”元代设都水监，“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闸堰之事。”都水监下属机构为河道提举司、行都水监等，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即任都水监之职。
明初设都水司，隶属工部，此后将各级水利官员职责明析，其中主管官员为总督河道都御史，下设管河郎中，管河副使。地方为州、县官主薄、典吏带管水利。最基层的是河道巡守官员， 具体负责某一条或某一段河道的巡视及管护。工部还曾设有都水清吏司，京师的河道、沟渠、闸坝、堤防、水利等均由其负责。
清代基本延续了明代的水利管理体系。清初都水分司主要处理河道事务，还具有收税、协助漕运的职能，另外包括河道的修护事宜，管理闸坝事务，看管水源等。清代还将水利及防洪法规汇集于《大清会典事例》中，包括河防官吏的职责、河兵河夫、经费物料、疏浚、工具等的施工规范。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每年派一名值年河道沟渠大臣负责京城内外所有河道沟渠事务，每年二月开冻后至三月底止统一进行疏浚和维修。
尽管古代没有设置过“河长”一职，但近千年来，行政长官担任或兼任“河长”职责的并不鲜见，其中的于成龙和陈琮还堪称优秀“河长”。历史上有两位叫于成龙的名人，一位是清康熙年间担任两江总督、被誉为一代廉吏的于成龙，另一位即是负责浑河疏治、巡查的“河长”于成龙。
明代及清初，永定河称浑河，水患严重，河水平均三年泛滥一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月，浑河泛涨，康熙皇帝于二月二十五日命于成龙全权负责治理。于成龙，奉天府盖平县（今辽宁省盖州市）人。他首先沿浑河实地查勘，反复权衡后，决定在加固石景山、卢沟桥段旧堤的基础上，对卢沟桥以下河段进行大规模治理，既筑河堤又浚河床，治水的同时注意治沙，并注重上、中、下游全程治理，改变以往只是局部治河的办法。他还全方位监督工程进度，严防治河中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仅用了三个月就疏浚河道145里，筑南北堤180余里。据传他除了派手下到工地上督查外，还每十日亲自巡视河道一次。浑河治理后，他奏请将霸州等处开挖的新河命名为“永定河”。康熙皇帝斟酌再三，最终将整个浑河干流赐名为“永定河”，并题额建碑，“永定河”之名由此诞生。
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设置永定河道台衙门，具体负责永定河流域的管理。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80余年间，有陈琮等46人次出任永定河“道台”一职。陈琮，今四川南部县（今属南充市）玉镇人。他出任永定河道台后，仔细考察了永定河的情况，在掌握了详实资料后，提出了许多治理永定河的具体意见，在乾隆皇帝到天津巡幸途中召见他时，见到他精心绘制的“永定河全图”非常赞赏。陈琮还多方收集有关永定河的资料，包括历史上的水患、河道变迁、历代治理情况及经验教训等，编撰成第一部《永定河志》。自任永定河道台后，陈琮为永定河的治理与管护呕心沥血，58岁病逝于任上。
清代永定河管护实施“三汛四防二守”之法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记载：
“不论是否汛期，均需督率兵夫，巡逻堤岸”
历史上京城河道的管理，除了建立专门的机构和设置官职之外，还有较为系统的“堤防修守”制度。仅永定河的管护清代就制定了“三汛”、“四防”、“二守”。其中的“四防二守之法”原为明朝治河专家、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潘季驯在治理黄河时总结出来的，清代借鉴到永定河的治理与管护上。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记载：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为慎重河防规定：“不论是否汛期，均需督率兵夫，巡逻堤岸，如有擅离汛署者，指名严参。以重职守，其河营兵丁例有定额，平日应责令学习桩埽并填补沟窝、堆土植柳等事。”所谓“三汛”即凌汛、麦汛和伏汛。春季气温升高，河水融化，凌汛使冰块漂浮水面，随水而下，推壅撞击堤岸，易出险情；麦汛、伏秋大汛则出现在多雨季节，河道水涨，容易出现严重的汛情，更要严防死守；“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因为这四个时段是汛情多发之时；“二守”即官守和民守。
嘉庆皇帝对京城河防曾多次颁旨：“河道、堤岸当需慎防，如有河务官员胆敢漫不经心，任意懈驰，不实力奉行，一经查出，即可向朝廷参奏严惩，河兵堡夫懈驰者严拿处死，为官不尽职者，连带罚之。”嘉庆六年（1801年）七月，永定河水暴涨，汛情严重，工部派都水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多名官员到永定河协助巡查汛情。有一位姓马的员外郎本应在卢沟桥东侧巡查汛情，以防不测，但其擅自脱岗，跑到卢沟桥东面的宛平城里饮酒并夜宿娼院，被巡查至此的工部侍郎抓了个现行，结果被押至顺天府大牢。
对污染水源毁坏河道者严惩不贷
元英宗曾颁旨：金水河“禁诸人毋得污秽”
为了保护北京河道及水资源，历代均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元史·河渠志》记载，元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英宗硕德八剌针对金水河（今长河）污染事宜曾颁旨：“昔在世祖时，金水河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疏涤，禁诸人毋得污秽”。《都水监纪事》则记述：“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石瓴甑其中、驱牛马往饮者，皆执而笞之。”
长河自元代开始即是京城的重要引水河道，明代晚期由于年久失修逐渐淤塞。清乾隆年间对其进行大规模疏浚，使之成为皇家由大内通往西郊的御用水路，也成为一条可以灌溉沿线农田的河道。为保证河道的畅通和水源清洁，清廷派专人管护，每三日一巡。据传，道光年间，长河北岸常家洼（今厂洼）有一庄户人家饲养了几十只鸭子，白天圈在院子，到了夜里悄悄将鸭子赶到长河里觅食。被巡夜的河工发现后，不仅鸭子被没收，养鸭户还因“鸭禽污浊御河”被送入枷号一个月。
《京西永定河》载：明末清初永定河管护不严，时常有人私下里开沟引水，浇灌农田。康熙七年（1663年）朝廷命工部侍郎罗多等前往修筑堤坝并在河堤上立碑，告知沿河居民不得在河道附近耕种、建房、置坟、取土、开沟引水。永定河东面有个麻峪村，有十余亩菜园的王家自以为与宛平知县是儿女亲家，不把朝廷的“告示”放在眼里，时常在永定河堤坝上开沟引水，浇灌菜园。巡河官员几次告知均不奏效，遂奏报朝廷。康熙皇帝龙颜大怒：“浑河之堤开沟引水，实不可取，遇有水涨，溢决堤岸，危及京城，定当严惩！”结果王家菜园被平，王家大小十几口人也被关进宛平县大狱。宛平知县因知情不报，也受到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