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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I 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共同的内核是生命关怀——生命史学札记二则

发布日期：2021-03-28    作者：     来源：     点击：
摘    要：王利华教授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著述颇丰。在访谈中，王利华教授阐述了生态环境史兴起的缘由、首要命题和借鉴意义，并进一步解释生命关怀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精神内核。余新忠教授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卓有建树，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余新忠教授的访谈从医疗社会史角度解读了新冠肺炎期间武汉防治的经验教训，认为防疫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需讲求科学方法，敬畏大自然，并从防疫史中接受经验教训。两位学者的研究与访谈进一步揭示出生态环境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生命关怀，应积极关注生命，建设生命史学。

关键词：王利华; 生态环境史; 余新忠; 医疗社会史; 生命关怀; 生命史学;
（本文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2期，注释从略，如有引用，请参考原文。）

引 言

夙知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权威学者王利华教授有多种专著，如《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等。王利华接受高森访谈，用《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考——王利华教授漫谈中国环境史研究》为题，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12期刊出(后面述及此文，简称《思考》)。《思考》由五节构成：一、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和定位；二、中国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三、中国环境史研究路径的摸索；四、中国环境史编纂的任务和目标，五、环境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从《思考》中可知，王利华对生态环境史学是怎样的学科、有何研究价值，学术精神内核是什么，怎样走进这一领域，如何开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令读者获得较为全面的生态环境史学科的知识；文章题目《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思考》,点明作者在全面论述中突出讲解环境史研究的精神内核是关注生命，别具匠心地提出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共同“强调生命关怀”的创识，介绍个人从人竹关系研究步入生态环境史的经验。
余新忠教授在我国大陆地区率先开展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成就卓著。有关防治瘟疫的学术著作、译作颇多，如专著有《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译著有与毕会成合译的《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与朴彦、姜滨合译的《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饭岛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主编《近代卫生防疫史料汇编》(5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等。鉴于余新忠是瘟疫史权威专家，《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在武汉市新冠肺炎“封城令”宣布数日后对他进行专访，余新忠遂将如何应对疫情较为全面的思考，以《从明清社会到现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举措能让我们思考什么?》为题表达出来，刊登在《新京报》2020年2月2日《书评周刊》上。
阅读王利华、余新忠两位教授的成果，笔者深受启发，以下就生态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的相关议题，略陈心得。

一、生态环境史与生命关怀

(一)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缘由、首要命题与借鉴意义

1. 史学研究的固有内涵和现实需要推动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欧美学界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学科，王利华给出两个方面的说明：一是恢复历史学本应研讨而忽视的内容，二是为拯救生态环境恶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生态环境史涉及农学、林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海洋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在当今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似乎与自然科学不搭界。为纠正人们的误解，王利华明确指出：“史学不是文科，至少不只是文科。”在他看来，人具有“自然人”(人是一种生物，具有生物性)和“社会人”两种属性，讲人类历史对于这两种属性本应全面关注，故云“人类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故事，所以还需要通过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来理解人类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人首先是一种生物，是鲜活的生命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鬼怪……(人)必须具备一定自然条件才能完成生命过程，不能逃脱自然规律最终支配，因为人是自然界一部分”。可是过往史学研究却令“自然人”缺位，王利华不无遗憾地说：“人类自己的历史也包括两个不能彼此割裂的部分：‘社会人’的历史和‘自然人’的历史，但历史学一向重视前者，忽视后者。”所以他特意说明：“人的生物属性、生理需求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变化，是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使得对它研究的迫切性摆在人类面前。王利华概括地写道：“环境史是因应当今社会对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关切而迅速兴起的一种新史学。”具体地说：“进入20世纪以后，环境生态问题在西方世界快速显现，一系列灾难事件终于引发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史学在70年代的美国诞生正与之密切相关。最近四五十年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日益凸显出重要性，环境史学因而迅速发展。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大抵始于世纪之交。”笔者要补充一点，台湾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比大陆地区略早，如刘翠蓉对环境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成绩，她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香港举办中国环境史学术研讨会，出版《积渐所至》论文集。

2. 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首要命题

生态环境史这门学问的研讨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人类生命产生、维持与变化都同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王利华在《迷魅与祛魅：〈自然〉〈科学〉上的中古史》一文中讲人与地球两者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产物，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条件；人类历史从来不完全由人类独自决定，众多自然因素亦参与其中，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种群延续、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无容置疑具有重大影响，若不承认并且探明相关事实，就不可能获得周备圆融的历史认识。基于这种认知，他在《思考》一文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彼此互相制约，关注人的自然性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化，就是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而这正是环境史学的主要命题。”鉴于人与自然彼此制约的共存关系，他强调生态环境史主要研究两者关系的变化，明了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理性地认识生态环境危机，从而寻觅对策。
《思考》特别阐释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特色，指出随着经济腾飞，中国水、土、空气污染诸多环境生态问题迅速积聚，所以不能置身事外的史学家要“系统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中国文明绵延发展的自然根基，查找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就此而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既往经验理解过去的生命历程和‘生生之道’”。那么“中华民族不断繁衍生息的‘生生之道’是什么?中国文明绵延发展的自然根基是什么?曾经遭遇过哪些挑战?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对待自然环境方面曾经犯过哪些错误?对当今和未来有何启示?把它们梳理清楚，为当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3. 借鉴意义

主要命题如此，具体到中国生态环境史研讨旨趣与现实关系，《思考》认为：“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透过时间纵深来认识现实问题，帮助人们历史理性地认识生态环境危机。环境问题如同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只有放置于长期历史进程和情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到合理解说。”讲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价值是：从对生态环境的历史与现实梳理中，提高对生态环境危机严重性的认知，治理对策科学性的寻觅，提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二)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精神内核是“生命关怀”

环境史研讨该从何处着眼?有无研究主线?最应关注什么内容?王利华有着总体思考，其结论是：“我提出了一些设想，包括所谓‘生命中心论’‘生命共同体论’,等等，建议以人类生存发展作为叙事主线，基于生命关怀对环境史问题进行利弊、好坏、善恶判断，评估各种人类行为是否有益于满足正当的生命需求，是否有益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是否能够维持大自然的生机、保卫人类赖以寄生的家园?从学理上说，为始终抓住‘生命’这个核心不放。”
对“抓住‘生命’这个核心不放”中的“生命”,王利华进一步明确为“生命关怀”:“我确实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反复强调环境史学应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以生命为中心’开展历史思考。”事情需要“反复强调”,应该是人们对此不甚了解，希望引起同行以及外界人士共同提高认识，争取在共识基础上，令生态环境史研究能够长足发展。
提出“生命关怀”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精神内核的原因何在?《思考》着重回答这个核心问题，要点有三：
其一，生态环境史探究的不是单纯自然史，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史。“我们要想研究的环境史，不是环境的历史(单纯的自然史),而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思考》如此写来，以破除人们的误解——以为环境史仅仅是研讨大自然本身的历史。
其二，环境史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以生命为主题。王利华认定环境史研究的主题词是“生命”,进而详细解说“生命关怀”是环境史研究主旨的道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生命，这也是环境史研究必须聚焦的最本质问题，所以我主张要以生命为中心进行历史思考。只有围绕‘生命’这个核心，把‘生命’作为第一主题词，才能抓住古今人与自然关系主线，合乎逻辑和有序地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解说。人类生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和延续与大自然中的无数事物和因素紧密联系，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的生命线。人与自然关系极其广泛而且复杂，在不同时空和社会群体之中表现出错综交织、彼此矛盾的历史样态，但最核心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两大系统之间复杂多样和变动不居的生命联系。个人认为这是一般历史学者比较忽视的地方，也是环境史研究不同于历史地理、农业史、气候史、灾害史等相邻研究领域的思想焦点。”在这大段引文中笔者注意到四点，第一，环境史将“生命”作为研究的主题词，这门学问是关于“生命”的，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第二，“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的生命线”,环境史是讲人与自然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索取，应是“有益于满足正当的生命需求”,而不是非分的奢华滥取；第三，理清这种关系，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人的生命安全；第四，环境史以此不同于历史地理、气候史、灾害史等相邻学科。
其三，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决定环境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是为人的生命安全。王利华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性，需要生态环境史研究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将中心放在生命关怀方面，他说：“环境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要害在哪里?我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球资源有限，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过度开发、利用导致自然资源迅速耗减和再生能力持续下降，而人类数量迅速增长，从百余年前的十多亿猛增到现在的70多亿，物质欲望日益膨胀，都想过越来越好的日子，但地球生物圈已经无法支撑人类按现有方式长期生存下去了；二是人类生产生活造成废弃物质巨量增大，远远超过大自然的降解、净化能力，导致烟霾蔽日、垃圾如山、江河湖海变成臭沟污池，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日益造成巨大危害。总之，人类正在迅速瓦解数十亿年缓慢演化所形成的适合人类存活的地球生态系统，破坏了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式赖以存活的诸多必要条件，资源日趋贫乏，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快要没法活了，身体性命越来越不安全。这就是本质和要害。”他指明生态危机的本质和要害，“人类快要没法活了”,这也是他向只顾自身享受而贪婪向自然索取的人类发出的警告。

二、医疗社会史与生命关怀

笔者将余新忠教授在专访中的观点归纳为四点：
其一，应对疫情，政府需要民间组织、民间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余新忠说：“现在国家力量很强大，但是再强大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一定有局限，就像民间力量有局限一样，需要有民间力量来弥补。”他的这种见解是从明清时期防疫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故云：“我觉得明清时期以合作和相互补充的模式来运作比较合理。国家应该更好地制定规则、组织和协调，保证重点领域的资金物质。但在具体事情上，我觉得应该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如何让民间组织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和作用?一方面需要国家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的组织力、配套性和日常建设。……我们今天地方民间组织在培育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他对于防疫中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政府管理“应该建立在能够让民间社会发挥灵活性的制度规定上。在制度许可范围内，让民间力量发挥作用”。
其二，防疫工作讲求科学、效率，国家增加投入，但不应过度防疫。余新忠评论说：“我们在防疫的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专业性还是太不够， 总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本身。”如果为防疫而导致的危害更大，为何防疫?限行与否要有科学判断。
其三，人类需要敬畏大自然。余新忠说：“我们应对自然的能力，不要太自信，还是需要更多敬畏。”须知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传染病与人共存的历史”。关于人类与病菌、大自然三者间的关系，余新忠在这次访谈中说得不多，但是在其他文章、访谈中多所论及。
其四，变灾难为财富，从防疫史中接受经验教训和尊重民众利益。作为史学家，余新忠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能够从疫情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希望我们整个国家能够从这样一个事件中得到一些经验教训，不要总是重蹈历史的覆辙……一定要把灾难变成一种财富，这样灾难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次疫病让我们感受到的问题。”他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标准说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国家尊重民众与民众需要提高卫生防疫素养。
笔者认为余新忠依据对中国和世界瘟疫史的真切认知，比较全面地提出防治新冠的基本原则与相应的方法措施，以及需要注意的防范事项，若能善于采纳，对防疫过程中处置有益，对事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有参考价值，是难得的真知卓识，真希望他的话语多有社会各阶层的知音——事实上是民间知音颇有一些。那么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在哪里?我想到的是：
第一，立足历史经验的先见之明，有着高度的实用价值。
审慎对待历史经验，梳理和总结的话题，余新忠于《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中写道：“……(研究者)当首先进入历史情境，以尽可能谦恭和‘无我’的心态去呈现和理解，然后再以‘后见之明’去回首观望和审视近代中国这段卫生现代化的历程时，内心恐怕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从晚清到当下，这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过去未曾在意的景象，不正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吗?”可知他是以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来总结历史经验的，结论值得人们深思，避免以后再次应对瘟疫重复出现不应有的弊病。他提出区别疫情程度，不采取或采用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的见解，在当今防治疫情中实现了。防疫之初，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全国进入封闭式的状态。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出现疫情，政府采取两种处理办法，严重地区封闭隔离，其他地区照常上班，工厂持续开工，这种依据实际情形的处置措施，改变了不惜成本，令经济、就业、工作、教学、日常生活都让路的一刀切的做法，就符合科学原则了。同样，2021年2月上旬上海发现疫情，仅封闭涉疫小区，即迅速控制住了疫情。
第二，防疫中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尊重个人权利和民众知情权，已是有识之士的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所有民间物资捐赠必须通过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余新忠指出这种做法不当：“武汉红十字会统一调配的做法有点过于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民间组织……(这样)很难让民间组织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民间组织的作用，就是它有灵活性、弹性，做事的时候船小好调头，感觉到这儿有问题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快地应急处理。如果你把民间组织全统起来，那它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出来。”他既说明发挥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也即重要性，同时说明政府需要指导它发挥应有作用，切忌妨碍它的作用的发挥，像武汉红十字会将私人捐给私人的救灾物资充作公用物品，引起舆论哗然，后来武汉红十字会改变了做法，这显现出包括余新忠在内的建言发生了实际效果。
湖北省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2月2日决定，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作为隔离场所。武汉市规定普通肺炎患者，只要发烧，必须集中隔离。对这两项规定，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撰文《三问疫情隔离：场所?对象?方式?》非议防治中隔离非新冠肺炎患者、征用私人财产的措施，他说：普通肺炎患者既然不是新冠确诊和疑似病人，不能扩大为隔离对象，以保障人身自由；征用私人酒店作病房，事后国家难于合理补偿，须知人们不会愿意再投宿那样的住所，令其难以正常营业。车浩更从法律角度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的确应当万众一心，但能不能为了防治效果和整体利益，超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红线……这里的法律问题，不应当被漠视。”车浩的“三问”,实质上提醒地方政府，不能仅仅计议眼前效果，忽视“社会基本价值”观。武汉市“封城”中的隔离普通肺炎病人和征用私人酒店，受到车浩的批评。关心国家法制建设和关注公民权利的法学家、史学家都在呼吁保障防疫中公民的权利。余新忠在接受《新京报》访谈不久，发表《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特别指出“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否则“瘟疫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第三，人类必须敬畏大自然，牢固树立与细菌共处的意识，努力创造人类与“微寄生”相处的最佳方式，即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对此，余新忠的见解是：
其一，“人类应该抑制无处不在的自以为是”。“大家都觉得我们身处现代社会，我们有非常发达的科技，非常先进的医学，同时也有花重金打造的公共卫生机制”。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中期人类发明了各种抗生素，人工免疫普遍化，1980年消灭天花，人类在病毒面前登上了自信心爆棚的巅峰。其实人类的认知还是有限的，如一些防疫成功，原因说不清：清末东北鼠疫“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导致瘟疫平息?其实说不好。就像SARS一样，我们采取严厉防控举措，但是最终突然就没了，可能跟天气有关，东北鼠疫那次也跟这个有点类似。今天虽然科学高度发达，但人类对于自然界现象也不是完全能够弄得清楚，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讲更是如此”。因此对于病毒，与其说是战胜它，不如说是和平相处，让病毒更少危害人类。
其二，人类需要着力寻求与“微寄生”共存共处方式，同时克服人类是自然界中心的意识。余新忠借助包括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在内的病菌史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知识，认为微生物与宿主(人类)始终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微寄生”,即致病微生物，是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会同人类共存，人类与之相处的最佳方式是努力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消灭病毒。他特意指出，共存共处的观念必须牢牢树立，不要妄想消灭它——“人类在寄生物面前的脆弱性不会改变，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与人类一直同在。”既然是共存共处关系，用“征服”话语来形容与瘟疫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并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然后真正学会跟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克服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意识，别把自然界当作征服对象，新冠提醒人类：不要自以为是，自然的力量依然强大。
其三，面对死亡率不是非常高的新冠肺炎，“人类还是会一团混乱”,值得思考的是：“在人性、道德、文化价值等方面人类是否已经真正做好全球化的准备。” 归结余新忠接受访谈的的主旨，防疫需要依靠民众，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作用而不是有所控制：防疫讲求科学方法，它是专业工作，要放在国家工作中重要地位，真正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防疫是为了民众健康与生存，从而使国家更强大，而不是相反。总结经验教训，核心内容是在疫情中珍视公民生命及财产权。
最后，让我们重提余新忠反复说的两段话：“如果把社会力量存在的空间压缩得非常小，就会让社会发展缺乏弹性和灵活性。”“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权限。”他一再强调国家对防疫的科学管理，提醒尊重公民的生命财产，为国为民，谆谆赤子之心毕现，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生命史专家。

结 语

王利华在《思考》中写道：“我曾经长期研习农业史，写过饮食史著作，是关于历史上人们如何‘活命’问题的研究。余新忠教授是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权威学者，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护生’。两者看起来并非同一领域，研究旨趣和理论基础颇不相同，但我们都强调生命关怀，都在有意识地将历史思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推向生命层次，试图构建一种‘生命史学’。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基于我对生态危机本质和环境问题要害的认识。”
王利华学术视野开阔，不仅致力于生态环境史研究，同时留意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同事余新忠教授致力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发现两者从事的学科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都在有意识地将历史思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推向生命层次”,都在关怀生命，都希望建设前所未有的“生命史学”。笔者以为这是王利华发出的倡议：不同学科在共同“关怀生命”目标基础上，携手为建设生命史学作出努力，共建生命史学!
余新忠是医疗社会史权威学者，他在我国大陆率先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和研究方向，他在《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一文中论述了生命史学研究的主旨与内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接着具体阐释了三点见解：第一，“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这是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本质所决定的；第二，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不局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第三，鉴于“生命是丰富多彩的、能动的”,“而能动的生命不仅让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所以需要“更多地关注(生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他是从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关注生命和建设生命史学的见解的。
作为史学从业者的笔者为王利华、余新忠高瞻远瞩的学术见解额手称庆，期冀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为建设生命史学作出贡献，更联手谋求共建生命史学的学理、研治方法和学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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