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气候人类学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形成的一门人类学新兴学科，其学科渊源可以追溯到气候决定论和民族气候学等早期关于气候与人类社会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找到因气候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特点。人类学对“人为气候变化”的研究是当代气候人类学诞生的基础，气候人类学在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中萌芽，在人类学对全球气候变化现象的日益关注中正式形成，研究方向呈现出气候民族志与地方性知识两个发展趋势。气候人类学研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范式包括文化生态学、文化解释学和批判人类学，并形成了多尺度的民族志、多维度的整体观、跨文化的比较和跨学科的视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气候人类学拓展并促进了人类学、特别是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同时学科所强调的不同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可以帮助人类以更公正和更有效的方式理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中国气候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在与国际同步的同时，也关注与气候相关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和生态智慧，并结合当代中国提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
［关键词］气候人类学；气候变化；地方性知识；气候民族志；生态人类学
当前，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对气候变化的定义是：“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根据这一定义，今天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气候变化与以往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气候变化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的因素，也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而引起的气候变化。同时，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人类对地球的统治使得“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一词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标志。“人类世”的提出也承认了人类社会对包括气候在内的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迅速发展和扩张，这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自身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人类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在导致全球气温迅速上升。气候变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无论人们属于不同的族群、国家、宗教和种族，都共同面临着这一气候危机。在上述背景下，人类学学者们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物理现象，而更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多尺度现象，需要人类学参与到气候变化的跨学科研究中。因此，在２０世纪末，西方人类学家开始了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而中国人类学学者也在２１世纪初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相较于西方学者并不太晚，并有着中国的特色。时至今日，在这一领域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学家们逐步提出和形成了“气候人类学”（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这一新兴学科概念，并逐渐从研究理论、方法与内容等方面进行学科构建。
气候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不仅拓展并促进了人类学、特别是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而且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跨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价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领导人峰会等重要场所多次强调全社会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研究，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还应该包括气候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这样观测和评估的结果才是以人为本的；同样，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背后是提升整个社会的韧性，包括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而不仅仅是硬件投入，气候人类学的研究恰恰可以为全面提升整个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发挥作用、贡献学科力量。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从气候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尝试对人类学与气候变化研究的背景、气候人类学的发展脉络、理论视角与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和探索，并对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气候人类学研究前景进行分析，以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气候人类学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一、气候与人类社会研究的早期讨论
气候与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气候变化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前，已经存在对气候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把气候与人的关系放在核心地位，试图找到因气候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特点，并由此产生了气候决定论和民族气候学。
（一）气候决定论
气候决定论源于古希腊文明，当时的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都关注着人与气候的关系。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会对人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造成影响，物质层面包括健康和体质，精神层面则指性格与智慧。希波克拉底（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在《空气、水、地方》中认为气候、环境和人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的性情与气候有关，而干旱、降雨、热浪和季节性变化对人的健康也有重大影响。他把环境、气候、人体、社会４个要素联系在了一起，分为人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两个层面。古希腊文明有着对人与气候之间关系的思索，进而上升为哲学层面的思想，是气候决定论最早的萌芽。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气候决定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１８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指出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试图在气候、人的生理状况、性格和政治社会结构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气候的影响与道德、法律和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２０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对气候与文明的研究使他成了气候决定论的主要代表者。亨廷顿提出了自然界、特别是太阳带来的“气候变化”，他在《气候变化：性质与原因》一书中认为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兴衰造成了决定性影响。亨廷顿还在《文明与气候》中提出了著名的“气候脉动理论”，即气候的脉动变化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形成和促进人类文明分布与发展的决定因素。亨廷顿之后，气候决定论迅速被学界质疑、批判和摒弃，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尽量避免对气候进行研究，以防被批判为简单的环境决定论和气候决定论。
虽然气候决定论并没有诞生于中国，但在中华古代文明中也有环境与地理对人的性情、社会与文化影响的思考。春秋时期的《管子·水地》中这样记载：“地者，万物之原本，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管子通过“水”与“地”分析了春秋时期齐国、楚国、越国、秦国、晋国、燕国、宋国等诸侯国的国民性格，并得出了“水”与“地”是人性善恶、美丑、勇怯等特性的根源。近代以来，受西方气候决定论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气候与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兼善在《气候与文化》一书中从族群、文化、历史三个层面探讨了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陈兼善认为，首先在族群方面，气候影响了一个族群的先天才能、物质供给、魄力和生殖率；其次在文化方面，气候直接影响了人类语言、工具使用、野生动物驯养、农业起源、文字发明等领域；第三在历史方面，气候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他以中南美洲、东南亚和古罗马为例，提出气候变化可以促进一个文明的发展，也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停滞甚至崩溃。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根据中国物候史料推测中国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并做成了气温变化曲线图，同时与从格陵兰冰川冰块测得的１７００年气温变化曲线图相比较，两个曲线图的变化基本一致。竺可桢的气温变化曲线图从魏晋南北朝直至清朝末年，重建了这一时间段中国气温的变化，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气温的长期变化趋势。上述发现客观上显示出气温变化与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变化和朝代更替存在着一定的契合，竺可桢进而在《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气候与文化的关系，认为人类的古代文明多起源与气候干燥的大河流域，例如古埃及发源于尼罗河、古巴比伦发源于幼发拉底河、中国古代的周朝和秦朝则发源于渭河流域。竺可桢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有关气候与社会历史的研究。葛全胜等在《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秦汉以来中国各朝代温度和干湿时空变化特征、植被和水体变化过程，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今天，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重新开始把气候和气候变化作为研究的主题，气候决定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重新被审视，气候可以决定人类社会和文明命运的观点以“气候还原论”的形式再次出现。气候决定论在解释气候过程和后果方面展示了一系列确定性理论，并与当前的全球变化研究相关。例如，关于人的文化属性受气候影响的观点，对今天气候变化对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启示；关于气候与道德、法律和国家制度的研究，对当前气候政治和气候正义的人类学研究有借鉴意义；以气候变化为主体和核心来思索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理论，在当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对气候危机进行反思。特别对土著人、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等传统民族社会而言，气候变化所代表的自然力量往往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是一种决定性存在，他们的传统知识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诠释和理解可以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危机提供除了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知识体系。这为气候人类学如何看待气候变化与人类文化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二）民族气候学
民族气候学研究传统民族社会与天气和气候相关的传统知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学者们在世界各地传统民族社会和地区开展了民族气候学研究。
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美国学者奥尔洛夫（ＢｅｎＯｒｌｏｖｅ）等调查当地传统的天文知识，当地人基于传统天文知识对昴宿星团的能见度变化进行观测，预测来年的降雨时间和降雨量，并确定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年份。奥尔洛夫等人将传统知识又称为民族科学，是当地人对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各个方面观察和研究的传统方式。英国学者加莱·巴拉亚扎拉（ＧｏｔｚｏｎｅＧａｒａｙ－Ｂａｒａｙａｚａｒｒａ）等对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农民所掌握的与天气和气候预测实践相关的感官知识进行了研究，这一知识运用视觉、声音、触觉和嗅觉等身体感官，收集并预测当前和未来的天气变化状况。这一研究显示传统知识所体现出来的当地人与气候接触的方式已经超越了语言等陈述性知识，还包含嗅觉和听觉等感官知识。肯尼亚学者扎卡里（ＭｉｓｉａｎｉＭＺａｃｈａｒｙ）等对该国纳伽尼社区原住民与天气和气候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了研究，这一知识不仅可以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现象，还可以推算长期的气候变化趋势。除了预测变化以外，当地人认为还可以改变和“制造”天气和气候变化现象。
近年来民族气候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发现和记录与天气和气候相关的传统知识，而更多地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首先是传统知识在观测气候变化中的价值，即传统知识可以更为准确地判断地方气候的变化趋势；其次是传统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由于本土性和内源性，这一知识可以更为有效地协助传统民族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危机。民族气候学的上述观点直接影响了气候人类学中关于对传统知识的研究。
二、气候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人类学提出了对“人为气候变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的研究。“人为气候变化”是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这一研究是气候人类学诞生的基础，也是气候人类学和以往气候与人类社会研究、气候决定论和民族气候学的根本不同之处。
（一）人类学对气候变化的早期关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学者贝特森（ＧｒｅｇｏｒｙＢａｔｅｓｏｎ）率先从人类学的视角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发展与环境破坏问题，认为基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导致了人类与环境的不健康关系，生态危机是当代文明的中心矛盾。首位直接涉及气候变化议题的人类学家是美国学者米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ｅａｄ），她认为雾霾等人为造成的大气污染将成为未来严重的全球性挑战，需要从政治上加以应对，要提前制定应对环境和大气危机的预防原则和政策。尽管米德所说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指大气变化，但她的观点标志着人类学对气候变化关注的开始。９０年代初期，英国人类学家雷纳（ＳｔｅｖｅＲａｙｎｅｒ）率先把人类学的视角带入了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中，他成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随后，他和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马隆（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ａｌｏｎｅ）出版了《人类选择与气候变化：国际评估》，旨在用关于地方的生计、政治决策和不平等的知识来补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自然科学研究。虽然气候变化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并没有得到重视，但雷纳和马隆提出关于气候变化的人类学问题，至今仍然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关于地方性知识对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和政治意义，为气候人类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气候人类学的形成
１９９９年，气候人类学（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人类学者布朗（ＫａｔｈｒｙｎＢｒｏｗｎ）在《科学》期刊发表的《气候人类学：将全球变暖带给人类》一文中，她认为从人的维度开展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是气候人类学诞生的标志，气候人类学是针对全球变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研究。同时，美国学者纳尔逊（ＤｏｎａｌｄＮｅｌｓｏｎ）等一批应用人类学家在巴西、肯尼亚、哥斯达黎加等地开展气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认为气候人类学可以发现一套有别于科学信息的气候知识系统，这一知识系统包括地方层面对气候变化的观察、价值观、挑战和机会等社会文化因素。随后，气候人类学的理论性研究也相继出现，美国人类学者马奇斯特罗（ＪｏｈｎＭａｇｉｓｔｒｏ）和隆科利（ＣａｒｌａＲｏｎｃｏｌｉ）认为气候人类学要尝试将全球气候变化分析与地方社区的应对和对气候的感知过程联系起来。另一位美国人类学者雷（ＣｅｌｅｓｔｅＲａｙ）则讨论了气候人类学的文化解释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形成于世纪之交的气候人类学表现出了两个特点：首先对学科自身而言，产生了概念、个案调查和理论阐述，应用人类学率先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田野研究，说明气候人类学诞生伊始就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地方视角和政策影响。其次是学科关注的领域获得了拓展，即把全球气候变化现象都作为气候变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如干旱、飓风等极端气候和其他天气不稳定现象，超越了当时科学界把气候变化认为是“全球变暖”的界定。气候人类学在形成期就表现出来的对地方的关照和研究对象的创新，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三）气候人类学的发展
气候人类学在发展时期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研究成果，“气候民族志”的提出和“地方性知识”的介入。美国人类学家克莱特（ＳｕｓａｎＣｒａｔｅ）和纳塔尔（ＭａｒｋＮｕｔｔａｌｌ）的《人类学与气候变化》一书成了气候人类学开创性经典著作。基于人类学传统的民族志工作，人类学家们在书中探讨了世界各地土著民族和原住民等传统民族社会如何看待和解释气候变化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地方策略。克莱特进一步提出一种多场域和批判性气候民族志，它与全球现象紧密联系，通过调整和修正适应和韧性框架、发展文化模式来进一步整体提升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观察、理解和响应能力。澳大利亚学者努西－布雷（ＭｅｌｉｓｓａＮｕｒｓｅｙ－Ｂｒａｙ）等认为地方性知识是土著民族、原住民、少数民族等社会正在利用、维护、振兴和创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在局部地方有效支持当地人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地方性知识还可以为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不同于基于西方科学体系的见解，并在一些土著民族社会制定去殖民化的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中国的气候人类学研究也开始萌芽和发展。尹绍亭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化与环境》一书中设立了“气候与传统知识”专栏，刊载了包括气象谚语、与气候相关的传统生态知识、传统生计方式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一批论文。这一系列研究基于气候与文化的视角，是中国人类学界关于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先驱。同时，薛达元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体系。在上述背景下，笔者完成了一系列地方认知与气候变化、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文化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同时把相关研究拓展到了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气候灾害风险等领域，并在海外土著民族和原住民社区开展了民族志调查研究，包括气候变化与生态权利、气候变化与民族权利等，并对人类学界的气候变化研究做了综述，出版了《气候人类学》一书。同一时期，李永祥也回顾了西方人类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认为西方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形成了多种理论解释架构和方法论，重点关注气候变化成因的文化解释、气候变化影响的民族志调查与研究、气候变化的应对与适应方式。付广华提出人类世的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学家应该将人类世拆分为气候变化、生物灭绝等具体表征并加以研究。曲枫从考古学的视角，认为气候变化是塑造北极文化生态的核心因素之一，对史前爱斯基摩人的生计模式与文化兴衰的影响显著。
目前，气候人类学对气候变化研究呈现两个趋势：首先，由于气候民族志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促成了气候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多样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韧性、脆弱性、适应、缓解、灾害、风险和不确定性、消费、性别、健康、移民、碳汇、能源、气候正义和气候政治等都成了气候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其次，基于地方性知识，气候人类学的视角将延伸到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和国际气候政治谈判中，并对这些政策和政治背后的人类知识体系展开研究和反思，进而建立整体性的气候变化研究。近年来，逐渐出现了关于气候变化不同领域的人类学研究，丰富了气候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三、气候人类学的理论视角
从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气候人类学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尺度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对于气候人类学家而言，由于在观点、经验和方法上的差异，他们切入气候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也是不同的。因此，气候人类学的研究需要不同的理论视角，包括文化生态学、文化解释学和批判人类学。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
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在人类学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斯图尔特与怀特。文化生态学借鉴了人类生态学的观点，虽然否认了早期过于简单的环境决定论，但也承认环境在塑造文化、促进和限制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一种适应机制，同时借鉴和采用了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方法，将每个文化系统视为在特定的生态位中进化并适应了这些生态位。文化生态学在中国被包括气候人类学研究在内的众多领域广泛地接受和运用，如生态人类学视野下气候文化的理论研究，其他领域还有山地民族与森林动态关系演变过程的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生态文化的研究。在国际气候人类学界，各国人类学家们也基于文化生态学提出问题并开展研究。例如人与环境互动背景下气候变化对土著民族生存模式和适应策略的影响，人类社会不断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系统、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威胁，原住民的传统生态知识如何成为减少气候变化脆弱性的适应性机制，文化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增强社会韧性中的作用。气候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视角在旨在体现社会文化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类社会利用文化系统来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
（二）文化解释学理论
基于文化解释学的视角，环境人类学家将文化视为人类对所处环境的感知和解释。对于气候人类学而言，文化解释往往侧重于关注不同民族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气候人类学家隆科利（ＣａｒｌａＲｏｎｃｏｌｉ）、克兰（ＴｏｄｄＣｒａｎｅ）和奥尔洛夫（ＢｅｎＯｒｌｏｖｅ）认为，人类学家已经开始探索地方性知识与气候变化现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同地方社区或社会所做的田野工作，人类学家可以调查到当地人对气候变化的主观看法、观点和信息，这些都可以归属为地方性知识。克莱特（ＳｕｓａｎＣｒａｔｅ）认为人类学家需要倾听、理解和适应当地社区和原住民了解和观察气候变化的方式，并协助他们构建感知全球气候变化对其世界和世界观产生局部影响的文化模型，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规模社会和技术措施，必须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地人对环境的理解认知，雷（ＣｅｌｅｓｔｅＲａｙ）强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应该利用当地与环境治理相关的地方性文化和知识，同时保持传统家庭和社区结构、劳动分工和本地生存策略。笔者也开展了基于地方性知识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角色：传统知识可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与增加碳汇，从而在减缓气候变化策略中发挥作用；传统知识可以减少气候脆弱性和增强气候韧性，从而在适应气候变化策略中具有价值。笔者认为基于这些作用和价值，通过与科学知识的结合、与减缓和适应策略的融合、与气候政策的整合，传统知识可以实现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以及制定气候变化政策中的主流化。文化解释学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如何在文化上构建一个有意义的自然和社会世界，包括他们对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看法、认知和地方性知识，理解这一观点有助于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制定基于文化的气候变化政策方面与地方社区开展合作，以避免与当地文化知识相冲突，从而实施更为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这也是气候人类学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三）批判人类学理论
批判人类学理论以生态社会观点为指导，认为人为气候变化的根源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致力于持续增长和扩张的政治经济，严重依赖排放温室气体的化石燃料，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贝尔（ＨａｎｓＢａｅｒ）认为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中，文化生态学和文化解释学没有考虑到地方模式与世界系统的联系，以及权力在地方、区域和全球社会中的分配和霸权作用。批判人类学则致力于一种兼具行动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实践观，实现理论与社会行动的相互结合和补充。因此，气候人类学研究必须与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形成联系，包括劳工权利、社会正义、和平、土著和民族权利、环境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日益增长的气候或反全球变暖运动。拉森（ＭｙａｎｎａＬａｈｓｅｎ）强调了气候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她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气候科学为主的科学框架和知识体系是目前国际环境和气候谈判的基础，因此气候人类学要克服人类学在全球气候变化相关学术和政策领域研究中的边缘地位，除了对边缘人群和社会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以外，还要把目光转向在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和政策方面拥有权力的机构和群体，这样气候人类学才能实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学术和政策领域的主流化。总之，针对在人为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破坏，批判人类学寻求对权力和社会等级的相互作用以及由于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不平等社会后果和应对措施的综合理解。批判人类学促进了气候变化在应用领域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运动。最为重要的是，批判人类学还促进了气候人类学自身的变革，使其发挥出了独特的学科作用：一方面可以把气候变化在地方影响的信息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以协助制定更为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影响可以更广泛地协助边缘人群和社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策略。
四、气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气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扎根于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因此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民族志书写都是气候人类学的根本方法。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气候变化研究的特殊性，气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并形成了多尺度的民族志、多维度的整体观、跨文化比较和跨学科视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由于跨文化比较和跨学科视角也是其他人类学领域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本文主要谈多尺度的民族志和多维度的整体观这两个气候人类学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
（一）多尺度的民族志
民族志书写是对当地或社区文化的理解，源于人类学基于地方田野的研究方法传统，要求人类学家长期居住在一个社区或地区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和实地调查。在气候人类学的基础研究中，关照地方社区的民族志书写仍然是基本的方法。人类学家们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个案例研究和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当地人对环境和气候都有着强烈的意识，并基于这种意识观察到了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此，这些研究构成了气候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第一个尺度：地方尺度。地方尺度的民族志书写主要是解释性的，探索了世界各地以土著民族和原住民社会为主的各类地方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当地反应和看法，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地方视角。
但是，这种解释性的观点倾向于从现象学或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解释气候变化，而缺乏批判性的认识，也就是对气候变化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缺乏理解。同时，边缘人群和地方社区的研究也许可以使人有所启发，但无法从深层影响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和气候政策的制定。
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对气候变化的研究逐渐从地方的田野调查转向了更为复杂的全球分析，因此气候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形成了第二个尺度：全球尺度。全球尺度的民族志书写从对单一社区的研究转向分析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物体和思想在空间和时间上相互关联的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的尺度改变帮助气候人类学将看似孤立的地方调查与更为广泛的国家和全球政治分析联系起来，实现对人类学传统民族志的超越。同时也扩大了气候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包括诸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内的国际权力机构中心的研究背景，以及从非政府组织到决策者、科学家、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等都成了民族志书写的对象。
可以看到，通过引发对政治关系、权力动态、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研究的批判性思考，通过从地方适应措施的理解到气候科学的分析、气候变化影响的确定和气候政策的制定，多尺度的民族志促进了人类学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全面发展，也给人类学的传统民族志以启示。
（二）多维度的整体观
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整合了广泛的解释模型，认为文化系统与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相互作用。基于这种观点，气候变化存在与其他变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当代气候变化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也正在改变人们的生计战略、生活模式以及时空视野，也就是说气候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其他变化。因此气候人类学试图将气候变化与其他变化结合起来整体考虑，从而在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多维度的整体观。在全球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容易被衡量，碳排放对全球气温升高的预测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确定。但是在局部的时空维度上，虽然气候有时是推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其他诸如经济发展、工程建设和政策制定的因素往往会超过气候，这就需要采用多维度的整体观来综合看待和研究气候变化。
当前，把气候变化作为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因的解释越来越突出和时髦，从农作物歉收到跨境难民流动、从灾害风险到资源匮乏、从古文明衰败到游牧民族迁徙，甚至到国家和国际安全层面。这样的气候变化研究有可能会忽视其他影响更为直接的社会变化因素，例如贫困加剧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而运用多维度的整体观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对将环境和社会的所有变化归因于气候变化的倾向的气候决定论和“气候还原论”的否定。
多维度的整体观是人类学为气候变化研究做出的贡献，气候人类学基于这一研究方法提出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只关注气候变化而排斥和忽视其他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理解气候变化的产生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应对是多方面的，包括生产方式、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意义，这些因素是无法像气象和温度那样被量化和建模的，而气候人类学通过多维度的整体观可以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以促进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深度理解。
五、结论
气候变化正在转变为气候危机，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同样紧迫的危机。气候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显示人类社会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这一学科所发现和强调的不同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可以帮助人类以更公正和更有效的方式理解和应对气候危机，进而实现气候正义。因此气候人类学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问题和研究领域正在迅速扩大，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地方民族志案例，而且还扩展到气候科学、适应和缓解策略、气候政策和政治等方面。气候人类学对上述领域的发展，可以引领人们反思包括目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策略，以重新设想和建立未来人类与气候之间的关系。虽然气候人类学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整个学科建设的视角上来看，气候人类学还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气候人类学正在逐步澄清该学科的定义、梳理其关注的问题，确定其对气候变化研究和应对的具体贡献，拓展其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并确立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状况的理论观点，以寻求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目前基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学术背景产生的气候人类学与中国对这一学科建设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其中不乏与气候相关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和生态智慧，而当代中国提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恰恰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探索，这些都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气候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奠定了基础。同时，气候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对建设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实现双碳目标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或者一个绿色经济问题，还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气候人类学的研究和实践可以为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等国际政策谈判与制定提供支持，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