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危机催生的环境史学，５０余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中国也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学科体系并未成熟，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理探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作为基本指引，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以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生命需求作为思想起点，开展以生命为中心的历史思考；应借鉴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和国外先进方法，运用多维立体“生命网络”思维梳理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界面的庞杂关系，建立合理叙事论说框架；应以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之道”作为思想旨归，加强环境思想史和生态文化史研究，从本土文化中提取概念话语，凝练思想理论，提升研究境界，彰显中国特色。
关键词：中国环境史；环境史学；环境思想史；生态文化史；生生之道
一、环境危机催生环境史学
１９７０年前后，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Ｒ．纳什率先提出“环境史”这一特殊学术名词，他声称：“环境史应指人类与其全部生境的既往关系。这一定义代表历史学家撒出了一张最大的网，因其超越人类层面，包括所有生命，最终包括环境本身。我觉得环境史家应像生态学家那样思考整体、群落、相互关系和平衡。”从此开始，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学家立志蓦越人文社会科学边界，把观察和审视的目光投向自然世界——天空、大地、河流、海洋、气候、生物、矿物……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过往故事进行专门叙说。
环境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非突然无端冒出，而是历史学家直面生态困境、回应社会关切自觉主动开辟出来的，具有特定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甚至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诞生也并非时间的偶然，而是时机的恰逢。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在漫长的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史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那时起，地球生态系统进入“透支模式”，工业文明飞速发展导致自然环境破坏日益加剧，我们所在的星球，从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到岩石圈，都发生了自进入农业时代以来最具颠覆性的巨大改变，即使称之为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为过。也就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一味赞美和欢庆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相反，对自然资源匮乏和生态系统恶化的忧惧与日俱增，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席卷全球，历史学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自从蕾切尔·卡尔悲叹“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警告“增长的极限”，资本主义批判、工业文明反思、工具理性检讨和消费主义省察逐渐形成思潮，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共识。不想坐以待毙甚至还想更加富裕享乐的人类社会开始千方百计地挽救危局，创新环境科学技术、调整产业经济体系自是合情合理的首选策略。但是历史学家透过时间纵深观察，发现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仅仅是科技和产业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和更严重的症结，正如汤因比所说，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未能同步增长。
在环境史学创立前后，一些历史学家已在不同程度地思考古今环境问题，汤因比便是其中之一。这位被誉为２０世纪最伟大历史学家之一的思想者，在环境史学的宗庙殿堂和先贤谱系里并无专立的牌位和谥号，但是他把毕生最后的历史思考聚焦于人类与大地母亲特别是生物圈的关系，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对环境问题的深切忧思。汤因比发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他深知，文明延续的前提是生物圈不被人为破坏到不宜栖居的程度，“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曾经长期恪守的学科信条，想为应对环境危机贡献一份力量，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贯穿文明历史、关乎人类未来的根本问题。正是由于日益强烈的忧患意识，从７０年代开始，以历史学家为主、多个领域的学者共同打起“环境史”这面龙幡虎纛，集结了一个雄心勃勃、志欲跨越“两种文化”鸿沟的混合军团，试图透过时间纵深，对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综合系统考察，揭示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并且重新认识人的历史。
历史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古老学问。每当遭遇新的难题，面临新的挑战，人们都会重新回溯历史，以期从中找出根源，获得启示，新的历史观念、研究领域、思想范式和编纂类型便随之出现。当代历史学家直面生态危机和文明困境，对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开展系统考察，环境史学应运而生，成为历史科学的老树新花，正是与时俱进的实际表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环境史学既是现实生态危机催生的结果，也是史学本身合乎逻辑的拓展推进。在历史科学体系中，它既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一种新的编纂方法，更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解释体系。美国学者唐纳德·休斯说：“环境史是一种研究方式，它通过生态分析的手段来理解人类历史，并且研究其他物种、自然力量和生态循环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行为对非人类有机体和自然存在的关系网的影响。”他大致阐明了环境史学的基本特征。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环境史学都拥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和丰富的知识基础，关于局部环境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片断思考早已有之，只是时机未到，没有独立成为一门专学。
西方环境史学的某些思想认识（至少是某些意识）可以溯源到“轴心时代”的希腊、罗马，寻踪于中世纪的自然浪漫主义和有机论自然观，追溯到大航海时代以来伴随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而兴起的近代科学——地理学、博物学、生物学、人种学、人类学、考古学……更直接的渊源当然是１９世纪以来的大量科学发现和丰富思想创见，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思考、海克尔的生态学，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历史和实践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当然，由于现实国情不同，历史传统有别，西方各国环境史研究具有颇不相同的前奏和学统。
中国同仁初识和始提“生态史”“环境史”等学术名词的时间可以上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大陆学者自觉主动地进行本土环境史学体系建构则是在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不可否认，中国环境史学兴起得益于“欧风美雨”的刺激和提醒，一批从事外国史研究的学者积极译介相关成果功不可没，但我们自有丰富的本土学术资源。中国文明五千余年持续演进，文字记录四千年不曾中断，环境历史经验教训和思想知识积累极其丰厚，远非其他国家和地区可比。这使得中国环境史学的背景条件、思想导向、研究进路和预期目标，从一开始便与西方有所不同。
中国先贤以独特方式观察天地万物，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相关思想知识的文本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前的《诗经》《礼记》《周易》经传和《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由这些重要元典可知，先秦诸子论说天时、地利、人和，形成了“三才”统一的思想理论，以阴阳五行解说世界变化运行，奠定了中国传统的思想结构和知识谱系，后世学人持续探询天道、地理、人情，儒释道由分途发展、彼此论难走向三教会通，至宋明理学志欲“格物致知”，穷究天理，洞悉人性，达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形成于诸多具体实践领域的天文、历法、农学、地学、医学、博物学等，无不包含和浸透着中国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它们共生、互摄，传承、更化，绵延不绝。而自《春秋》而下，史家“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博综天人的金匮石室之藏蔚然大观。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知识体系，自有绵长的学脉、强固的道统和宏富的内容。最近百余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农牧林业史、水利史、气候史、灾荒史、疾病史、古生物和古人类学、地球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等众多领域的研究陆续展开，成果非常丰富，更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先绪。
然而，无论其土壤和基质是何等丰厚肥沃，任何一门新兴学术都会经历一些“成长的烦恼”，环境史学自起步至今烦恼尤多。中国同仁先前所经历的，更不只是像唐纳德·沃斯特那样被同学讥笑“给熊写历史”，还有来自学科专业的规约和前辈尊长的怀疑甚至否定。近２０年来，同仁一直很艰难地在俨俨史坛争取一席之地，在茫茫学林找到应在的“生态位”。幸运的是，随着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迅速提高，对环境史学知识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当下的主要问题已非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和确定正当名分，而是优质学术产品的供给能力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日千里的形势要求严重不相匹配。
当下中国环境史学成长的最大烦恼是学理难明，框架未立。环境史是一门多种学脉和谱系交汇的博综天人之学，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跨越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其关涉问题具有空前的广域性和复杂性，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研究者既需要拥有宽频的学术眼界和博杂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具备多维复合的思维能力，但长期过度细化的“分科治学”“专业教育”之流弊，导致知识结构和思想习惯存在严重缺陷。近２０年来，学科背景不同的诸路学者积极响应时代召唤，纷纷投身这门研究，一时蜂屯蚁聚，集结成军，成绩固己斐然，但义理未明、梁柱不立造成研究工作盲目无序、零散杂乱，其情形好比一大群人在盖房子却没有完整的建筑设计图：其主体结构如何？大门朝向何方？有多大的厅堂？有几个侧室？结构、功能与其他房子有何不同？这些都还没有做好设计，一众匠人和帮工就蜂拥而上，挖土的挖土，砌墙的砌墙，都很卖力却没有章法，怎能建成一座卓然矗立的高楼大厦？
多学科综合的属性决定环境史学者志愿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他们是一个最具有开放学习精神的学术群体，始终如饥似渴地向众多学科求取营养。然而诸多领域异常丰富的成果，从正面来说可供不断学习和借鉴，当然是一个优越的条件，但在学理不明、梁柱未立的情况下，若不善考镜源流、分辨义理，进而自立命意、推陈出新，那些成果也可能反而成为迷障和负累，让环境史学者茫然失措，不知该在何处用心，应当如何作为才能避免鹦鹉学舌、邯郸学步，避免丧失自身主体性的追求，沦为其他领域的跟班，或缺乏学科建构性的企图，只满足于对前史“拾遗”“补缺”。要之，直到现在，中国环境史学还是一只羽毛未丰、肢体不全、头脑懵懂、步履蹒跚的丑小鸭，要想成为一只凌云高飞、自由遨翔的美丽天鹅，亟需阐明学理，立柱架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概念话语、技术方法和思想知识体系。
毋庸置疑，这将经历一个非常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中国同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指导下，建立正确的环境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二是积极借取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根据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恰当选定环境史的对象、范围和目标，形成合理的环境史叙事、论说框架；三是在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环境史学成果的同时，注重从中华民族的生存实践中找寻、从中国文明的生态基质中凝练本土环境史学的“元命题”和“元概念”；四是在历史与现实对接、人文与自然交集之处找到环境史学的学术“生态位”，进一步明确其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思想理念需要做到四个回归，即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归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回归社会文化发生的起点，回归环境生态危机的本质。
二、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
建构中国环境史学体系，首先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指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就广泛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许多深刻论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唯物、辩证的，也是历史、实践的。他们从历史维度考察自然环境问题，又结合自然因素和人与自然关系（特别是通过劳动不断生成和展开的物质变换关系）揭示社会历史矛盾。他们所在的时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尚未出现，更没有什么环境史学，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已经敏锐地察觉，历史上盲目、粗暴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招致大自然的严厉报复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他们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张所引起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对资本家贪得无厌，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严重损害生态环境，更是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辟了环境史学的诸多重要研究方向和课题，他们的历史思想知识体系包含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内容。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历史学者未能认真领会和积极响应，即使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长期虚化自然环境，普遍忽略人与自然关系。环境史学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研究主题，系统考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既是弥补缺失，也是回归正轨。正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论述中，我们找到了环境史学的思想起点、研究进路和学术旨归。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非常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类生活，因为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思考是从人的生物属性和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的，他们把“有生命的个人”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把人的肉体组织和由此产生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明确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只有存在具有生命的活着的人，才会有人的历史和历史认识。人的肉体组织、生理特性和基本生活需求都是从自然生命世界演化而来的。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条件和对象，具有本原性和先在性，并且永远都是生命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不断开展社会实践和创造历史的基础。不论社会文明发展到何种高度，人类都不能完全脱除生物属性、离开自然世界。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基础以及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历史变更出发，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人类生命活动既依托自然又改变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是双向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众多关系中，物质关系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关系。为了维持、延续和发展生命，人们必须通过劳动不断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获得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指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发现生命、生活、肉体（身体）、物质生产、自然基础等词语特别醒目，也最频繁地出现。它们是任何历史（尤其是环境史）观察和思考都不能轻视和忽略的一批核心概念，标识历史的底层逻辑和基本事实：人是具有肉体组织的生命形式；既然是一种鲜活的生命形式而非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就必须维持肉体组织，满足生理需求，也就是必须生活下去；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须同自然界开展持续不断的物质变换，获得日日不可短缺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生活资料。因为人们只有活着才能创造历史，而保证人们活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肇端，也是社会关系的始点。要之，通过学习经典原著，我们找到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首先需要确认的事实、历史记载的出发点，它们正是环境史学的思想起点。
马恩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专门论述篇幅不大，许多思想散见于不同著作。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实践，而生态环境危机和人与自然矛盾尚未凸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主要难题。但是，他们除了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一般历史思考之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剥夺、殖民资本在世界各地肆意劫掠自然资源造成环境破坏、城乡对立与新陈代谢断裂、城市污染和工人阶级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进行了在那个时代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批判，如今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骨干课题。他们的深刻论述和精湛思想，成为２０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中，不能脱除的生物属性和必须满足的生理需求，决定了人同所有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托自然界而生活，因此人首先是自然生物的人，然后才是社会文化的人。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类生命活动（精神和物质）与自然界不可分离的关系作了精辟阐述：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性动物，早在原始初民时代就建立了各种人际社会关系，所有人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生活。马克思甚至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社会性动物依然是动物，作为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产物，只是自然界里众多的生命形式之一，即便是当今最文明的人，亦具有无法摆脱的自然属性和生理需要。否认或者虚化这些基本事实，就无法真正理解——至少不能完整地理解人的历史。对此，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十分明确，他在系统批判和综合吸收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这种“自然主义”首先是对人类生命活动及其自然规定性的确认。
因此，马克思并非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只从政治权力、阶级身份、经济地位和文化角色来认识历史与现实中的人，他同时强调甚至首先确认人的自然属性，关注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继而作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拥有文化的类存在物，是如何一方面接受自然界的馈赠和限制，另一方面能动地同自然界交往，表现出自己的生存意志、生活欲望、天赋才能和本质力量。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历史观念和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可以发现，历史研究单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长期忽视（包括理念上承认而事实上虚化）人的自然属性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必定发生严重的历史认识偏差。环境史学可能有所贡献的地方，正是纠正这些偏差，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人和人的历史。
这里刻意强调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只是提请注意以往历史认识的片面和偏颇，绝不是轻视人的社会文化属性。事实上，当我们强调人的自然生物属性时，意在提请人们归本复始，认清人类从何而来，何以寄身续命，对天地万物保持必要的尊重乃至敬畏。当我们重申人的社会文化属性时，则是为了维护人类的自尊和自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不仅具有生物本能，而且拥有文化精神：人类一方面是自然之子，是地球生物圈里众多物种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大地母亲孕育哺养的特殊孩子，拥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能够不断发明、利用和传承文化，并且凭借文化不断自我创进，建造属于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我们默认自己是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物种，因而也是最高级和最强大的物种，我们看到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观念和能力的个人和人群。而从人与周遭自然环境、其他物种、各种有机和无机因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仍属动物界一员的人，由于无法脱除生物属性和生理需求，不得不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环境条件的制约。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动物完全服从大自然的安排不同，人类自从拥有自我意识，产生“物我之辨”，便开始将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对象化，把它们当作科学研究和艺术审美的对象，产生各种知识、观念和情感，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人类把自然界当作劳动生产的对象，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和意愿，干预和参与其他物种的生命过程，营造适宜的栖居环境，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不断利用和改变水、土、气和生物条件。如此一来，人类的环境行为便愈来愈不同于其他动物。随着历史发展和文化进步，人类改变环境条件、突破自然限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日益登峰造极，令其他任何物种都无法望其项背。但是这也意味着人类活动对自然世界和生态系统的扰动甚至破坏逐渐扩大和加深，导致人类盲目自信、过分陶醉乃至胡作非为，其必然结果如今所见，过度的自然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愈来愈残酷地反噬人类自身，许多环境行为和发展成就的结果已经走向理想生活的反面。作为一种生物，我们仍然不得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寄生于地球生态系统，服从于自然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
人类兼具自然和文化两种属性，哪种属性最根本？这可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哲学问题，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不过，在已有的环境史研究实践中，人的自然性、物质性和生物性相对更受重视，这不仅仅是为了补救以往的思想缺失，更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环境史学主题设定的，我们应当以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物质生活需求作为思想起点。如此一来，“人是什么”（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而非“我是谁”（人的族群归属和社会角色），便成为环境史学的第一个设问。
必须首先确认，人是物质运动变化（物理运动、化学反应和生物演化）的产物，是世界“大化流行”的一部分，人与天地万物始终保持着“一气相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联系，具有毋庸置疑和不可脱离的物质性。人与其他动物甚至植物和微生物，不仅共有物质元素（材料），而且共享基因信息，还共同受制于整体统一的能量转换和流动规律。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证明，地球上的生命都是碳基的，生命个体都是由数量并不太多的化学元素组成，生命形式虽然丰富多彩、千差万别，但都决定于古老而神秘的基因工具盒。如今，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动物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发现人与小鼠共有大约２５０００个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大约有９９％的ＤＮＡ同黑猩猩完全一样。不仅人与黑猩猩的基因差异甚微，人与老鼠也有大约８５％的基因相似度，与狗的基因相似度是７５％左右。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或许中国古贤早就有所觉悟。令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人与香蕉、卷心菜的基因相似度竟也超过５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遗传学尚未发达，对基因知识还不了解，所以他们只谈到肉体组织并不奇怪。其实，在动物世界里，肉体组织并非人类所独有，亦非人类样样占优，中国先贤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不少论说。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人体看起来同其他动物差距显著，然而从物质构成、生理需求到身体机能，愈是从细处观察就愈会发现，差异其实远远没有我们从躯体外形所感觉到的那么大。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者还要继续追问“人之异于禽兽者何”？当然，与“轴心时代”思想家们的追问相比，态度和角度都已经大大转变了。人与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仅有１％，身体外形既近似又不同，在心智方面却彻底分道扬镳。这两种亲缘关系极近的高级动物，生命演化竟然导向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黑猩猩还是数千万年前的样子，体力和智力几乎没有任何提高，生活方式依然如故，然而人类却创造出了只属于自己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人类独自拥有的文化伟力！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种伟力在漫长历史进程之中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我们就无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和状态如何不断发生演变，也就无法理解在万类生灵之中居于“灵长”地位的人类何以成为生态系统之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进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与历史根源。因此，环境史学虽然特意强调人的自然生物属性，但是必须同时关注人的社会文化属性，才能唯物、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只有在同其他动物、其他人群进行对比时才能显示出来，而其自然生物属性则具有不能更改的“先决性”。倘若不能首先作为一种生命形式而存在，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那么人类同虎、狼、蛇、鼠、鱼鳖、昆虫便没有什么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环境史和环境史家。需要注意的是，以往史家向来注重人的社会关系考察，现在环境史学者声称要开展生态关系分析，实则这两种关系是相互缠结和协同作用的整体，不能断然分开，只因人的思维缺陷而常常不得不分开解说。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一些论述。在他们看来，世界本是统一的整体，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相互制约、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真正的历史科学不能脱离或者虚化自然界；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不能割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曾经批判过去的历史观忽略历史形成的现实环境，“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他认为人类史是自然史（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并预言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环境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和解释方式，并非想要取代已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历史观察和分析，而是要增加一个认识维度——即以生命为中心，以人与自然之间的既往关系作为主题，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生命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事物，而人类又是生命起源以来最为复杂的生命形式，环境史研究需要真正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观察和思考，促进“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结和沟通，推动历史认识朝着不同方向多维展开，从而不仅历史理性地认识当代环境危机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本质，而且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将以新的时代关怀——生命关怀，从新的思想起点——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生理需求重新出发，推动“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为促进人类史与自然史彼此融通，最终成为“一门科学”，从而弥合日益令人忧虑的“两种文化”分裂做出贡献，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以往历史叙事论说长期存在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思想知识空缺。
三、探寻中华民族的“生生之道”
纵观学术史，历史学就好比不断扩建翻新的园林，与时俱进，故能历久弥新。自Ｒ．纳什以来，一批历史学家不断设计和建造“环境史”这片看上去很另类的新景致。虽然多数学者约定俗成地接受了“环境史”这个学名，但它常常因此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给自然环境书写历史，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它是一种以生态学作为主要知识基础和理论工具的历史认知方式和解释体系，更愿意称之为“生态史”，此外还有“生态环境史”“历史生态学”等多种不同叫法。最重要的或许并非怎样确定学名，而是如何阐明学理。正如古老园林新设一景，叫做某楼，某馆，某某斋、堂、阁、院、苑、池都不打紧，关键是如何设定主题意境？拥有何种设计理念？如何收集建筑材料以及运用何种营造法式建成新的风景并发挥新的功能？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门学问，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它甚至近乎一种信仰和世界观。经过数千年不断扩建翻新特别是近百余年来大规模扩张改造，已成一片宏伟的建筑群，众多小苑别院，重重复重重，楼宇错落，堂奥幽接，各有意境，义蕴无穷，但也令人迷失。如今又新建环境史学，难免让人疑虑：是否多此一举甚至胡乱搭建？更重要的是，由于环境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具有无限广域性和广涉性，环境史学必是一个跨越文、理、工、医、农科边界却难有专属空间的特殊复合建构，很多地方需要“借景”营造——远不只是偶尔借用一片墙垣或一个甬道那么简单，因此需要特别证明它不会扰乱或取代旧景致，又具有不易被遮蔽和掩没的新特色。关于这些，同仁已经做过不少辩解、申明，但是仍有诸多问题一直未能阐明。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环境史学的思想起点（也可以说是思想焦点），并且明确了它的底层逻辑和精神内核——生活需要和生命关怀。接下来的问题是，应当开辟怎样的思想路径，建立怎样的叙事框架，采用怎样的分析工具，提供怎样的思想知识体系？或者更加实际而且具象地说，一部完整综合的中国环境史应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怎样设置章节？如何铺陈史实和解析问题？这些基本学理问题若未能解决，就不能说中国环境史学体系已经成熟。
比起历史学的其他分支，阐明环境史的学理问题需要克服更多困难。事实上，将环境史划入“专门史”并不恰当，因它并非单纯讲解自然环境变迁的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维度梳理和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环境史学需要观察和思考的，既不单纯是社会文化问题，也不单纯是自然物质问题，而是在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相互作用界面上产生的联结主观与客观、囊括物质与精神、拷问肉体与灵魂的巨大谜团。环境史学企图解开这个巨大谜团，不仅是为了认识自然界中天地万物变化，而且想要重新解释人类社会运动，比如人口的增减和迁移、经济的起伏和调整、文化的传承和嬗变、家国的兴盛与衰亡等，背后都有大自然的力量在充当历史运动的推手。环境史学试图揭开深隐于历史波澜之下的底流——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奥秘，其所面对的问题谜团具有空前的广域性和广涉性，而且自古到今以至未来，关系愈来愈复杂和充满矛盾纠结。这就要求研究者以宽频视镜“复眼”观史，以系统思维论事说理，在思想理论、概念话语、工作路径、技巧章法乃至时空尺度和价值判断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加大胆地探索和革新。
关于中国环境史学体系，近２０年来同仁陆续提出了不少设想和建议，少数同仁对其思想方法和价值判断有所讨论，大多数学者主要关心它的对象、范围、具体课题和编纂框架，大抵根据环境要素（如气候、土地、森林、动物、河流湖泊）、历史时代（断代环境史）、地理空间（如华北环境史、江南环境史、城市环境史、边疆环境史）、实践领域（特别是农业、工业、矿业、军事、交通、建筑环境史等）划分区块和设计课题。例如，刘翠溶曾列举中国环境史需要研究的１０个重要问题，包括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等。此类区块划分和问题罗列固然有道理，也方便同仁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选择课题，但是并不能立起中国环境史学的“四梁八柱”。事实上，那些方面的具体问题在多个领域都很受重视（表明其重要性），已经取得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单靠罗列问题并不能说明环境史学是一门独具形神的新史学，反而暴露出同质化、重复性研究的弊病。如何建构和构建怎样的中国环境史学体系，依然深深地困扰着我们。
或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特别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亦曾经历相当艰苦的探索过程，至今也不能说已经最终完成，但他们毕竟起步较早，学术传统更具理论建构意识（相对于中国同仁而言），一批重要学者通过追溯渊源、归纳经验，就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范围、路径和方法提出了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观点。例如在研究路径上，根据约翰·麦克尼尔的观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环境史（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大致有三个主要类型：一是物质的环境史，二是文化／知识的环境史，三是政治的环境史，如同在一个大帐篷下表演的三环马戏团，争先恐后，互相交锋，竞相吸引观众的眼球。物质的环境史主要关注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物质技术和经济事务层面；文化／知识的环境史主要关注艺术和文学中的自然表现和意象变化，以及创造这些表现和意象的人与社会；政治的环境史则重点思考国家法律、政策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他的观察大致不错，半个多世纪以来，环境史研究范围从边疆、荒野到中心都市，从个别物种、人物和事件到性别、阶级、种群、族群，从一个村庄或孤岛的环境到全球生态系统，拓展迅速。东西方环境史家大抵都是攥着物质经济（从大自然的经济到人类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包括战争）和思想文化这三个主要环圈摇晃和兜转。如果把环境史学比作一座学术穹庐，它们便是支撑这个穹庐的三根主要支柱，若将持续拓展的环境史探研喻为一张不断撒开的渔网，它们便是提挈各种历史问题线索的三根纲绳，而这三根纲绳本身又是由许多小线揉绞而成，其中的每根线索都牵扯着一堆材料、故事和问题。
至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环境史家已经开始对环境史学体系进行架构性思考。例如，１９８８年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虽然我们对他将人类建构的环境即“第二自然”排除在外有所疑问（恐怕还是概念理解上的问题，他自己在具体研究中并没有这么做），但充分肯定他把环境史学需要探究的繁杂内容分梳到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广大包容性的“三个层面”。他所划分的“三个层面”，一是过去的自然环境，即由有机和无机的因素共同构成的历史自然生态系统；二是人类的生产模式，包括工具技术、经济模式、社会组织等，意在了解大自然如何规约各种人类生存模式，以及后者如何反过来对前者造成影响；三是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包括关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即人类与自然发生心智和精神联系的层面。当然，三个层面并非截然分开，关系亦非固定不变，它们是相互作用、动态变化和辨证统一的整体。１９９０年，沃斯特在《大地的转变：通向历史的农业生态视角》一文中对“三个层面”进一步做了申论，认为每个层面都有特定的任务，都需要借助众多学科资料并借鉴其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尤需注重考察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人们怎样运用生产技术作为中介手段，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将自然界改造成为可持续生产物质能量以供给人类消费的系统，例如将各种因素组织成为特定的农业生态系统，从中获得物质产品，还需要探讨人们在改变地球的过程中是如何重组社会关系，谁人在生产方式变革中获得或者失去权力，等等。他认识到，环境史的最大挑战并非如何确定不同研究层面，而是怎样建立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众多因素之间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的历史机制向来充满争议，并非运用某种先验、单一的因果关系理论和决定论所能解说。“三个层面”的划分简洁而明晰，很自然地得到了广泛认同。中国同行也很熟知的唐纳德·休斯（Ｄｏｎａｌｄ Ｈｕｇｈｅｓ）则指出环境史研究有“三个主题”，表述方式略有不同，基本指向与沃斯特并无二致。休斯特别强调历史的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历史分析，这一思想主张同样得到广泛赞同。不论是沃斯特的“三个层面”、休斯的“三个主题”，还是麦克尼尔所归纳的“三大类型”，都似乎受到人类学文化理论特别是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许多人类学家习惯性地把文化划分成三个基本层次。随着研究不断拓展，视阈日益开阔，多种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陆续被提出并且付诸实践，思想进路时见差异，探究对象也是各有侧重。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能固守一家之陈法、拘泥于一科之定律。环境史是关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学科研究，尤需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阅读国外相关论著，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成功的学者各有门道，但并不妨碍他们产生一些共同的学术兴趣，形成某种共同的思想方法。例如，美国多位著名环境史家都曾经使用“网”的比喻，值得注意。Ｒ．纳什说环境史代表历史学家撒出了一张最大的网，因它超越人类层面，包括所有生命，最终包括环境本身；在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看来，世界历史就是各种人类关系网络不断编织和扩张的过程。要想清楚地认识人类历史，就要认真梳理各种关系网络，解说它们的形成、发展过程。前引唐纳德·休斯的论述也特别提到“关系网”。环境史跨越人文与自然边界，探讨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许多问题，几乎涉及所有学科门类、实践领域、社会人群和地理空间——从全球关联到地方经验，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具有“整体史”特征。这种“整体史”给予读者的最强烈印象是随着历史时间推移不断密织的自然与文化交错的网络。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万维、立体的网络结构，所有的人物、事件和现象都不能孤立出现和存在，都是这个无限庞大网络之中大大小小的节点，以不同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方式寄生于一定的“生境”，并以疏密不同的生态关系联结愈来愈广阔的世界。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史与环境史的紧密联姻，关于物种、疾病以及环境强相关物品（例如鸟粪、棉花、茶叶、烟草、香料、橡胶、金属、石油、煤炭等）流通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似乎都在描绘和证实这种世界历史图像。
应该说，“网”是一个巧妙的比喻，象征着广泛牵连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一定的结构与秩序状态。网是人类最早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也是最早仿生作器的自然事物，中国古史早有伏羲制网罟、演八卦的传说。亿万年来，无数昆虫世世代代本能地制作此类体外工具，是人类的优秀教师，首先启发人们制造工具，然后逐渐影响人们的思想表达——它的意义有多大？看看今天无处不在、无远弗届的万物互联网吧！在众多学科之中，生态学最具网状思维，最重视不同事物和因素之间的广泛联系、相互影响和协同作用，这是生态学最显著的思想理论特色。打开任何一本生态学原理或者概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态学就是一门以生命物种为中心的复杂关系学，从个体生态学到地球生态系统，大小论著之中充斥着关于各种环境要素和生态因子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关系的分析、计算以及它们的时、空、量、构、序表现（示意图）。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网”的意象引入环境史研究，显然是受生态系统理论启发和诱导的结果，这应是环境史带给历史学最重要的新思维之一。
从多个方面来看，历史学确实像是一张不断撒开的大网。从帝王言行到军国大事，再到作物制器、百姓生计、家居日用，越来越多的事物和现象进入了历史学家的大脑神经网络。揭示众多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因果关系，不正是历史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吗？在环境史学里，“网”的意义更加突出，作为一种新的编织方式和新的解析体系，环境史既不单线记载帝王家政兴衰的历史、平面描绘“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梁启超语），也不单面讲述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是要揭示既往时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广泛生命联系和复杂生态关系。虽然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充满差异和争议，但很少有人否认它的历史关系学性质。这就要求环境史学者不仅特别需要一个博综天人的复杂头脑，更特别需要一种多维、立体的网状思维，摆脱简单、机械的因果分析，以便于观察由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众多要素和因子共同联结的“生命之网”如何在多种力量协同作用下，随着时间、空间和人群的变化而始生、易形、流动、破损、修复。
问题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哪怕只是一个小小池塘或一片小小树林，物质、能量和信息关系都非常复杂，遑论环境史学所面对的是跨越文理、贯穿古今、博综天人的庞大系统。观察近期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我们感到如何拣择最重要的关系和最关键的线索，有序展开叙事论说，形成纲举目张、主次分明的研究进路，避免思想迷失于繁杂而混沌的关系之中，实为一个需要认真思量的重要问题。早年我们曾经针对问题罗列逻辑关系不清和层次划分缺乏核心关怀，提出环境史学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又曾为了分梳、归整基本问题提出环境史的“四论”和“四个系统”。那些粗陋的构设，显然不能支起中国环境史学骨架，我们内心一直非常期待同仁以巧思圣手为之立柱架梁。为了抛砖引玉，这里就如何进一步确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旨归，提升其精神境界并彰显其本土特色赘言几句。
不论在中国、西方还是其他文明体系中，如何同自然界交往，如何对待天地万物，都并非什么新鲜课题，自古至今一直有人在探究和思考，但是从来不曾像现在这般迫切，成为全体人类普遍关切的时代课题。简要回顾５０余年来环境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可以发现，这一应运而生的新史学，在西方和中国的成长经历颇有不同，但均曾经历由应激反应到沉静思考的转变过程。比较而言，西方环境史学起步较早，并且更具批判精神，中国同仁则较多地带有怀古情愫。欧美地区是资本主义大本营，是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原发和早发地区，近代性的人与自然矛盾冲突和环境生态危机也最先凸显，而中国直到２０世纪才走出农业时代，踏上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存在上述差异乃在情理之中。
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环境挑战和生态危机，主要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难辞其咎。诚然，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使人类摆脱了中世纪禁锢，弘扬了理性精神，张扬了物质力量，其巨大历史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已经给予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深刻揭露的那样，资本主义以无限贪欲实施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夺。正是它的无限贪欲，导致人类社会过度张扬工具理性，无限放纵物质欲望，肆意掠夺自然资源，不断犯下汤因比所说的“弑母之罪”，自毁家园，自断根基，使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陷入空前巨大的危机。对此进行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是西方环境史、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创立初衷。
应当肯定，西方学界的工业文明反思和资本主义批判取得了许多思想成果，整体导向侧重“破旧”。基于历史理性精神，我们并不一味否定工业文明，但深知历史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演进，当人类一脚踏上某个发展轨道，往往形成长期“路径依赖”，朝着一个方向走得太远而缺少必要警醒，很有可能走进一条无法转身回头的死胡同。在短短二三百年中，经过数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人类迅速获得了控制自然界的超强能力，成为地球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正如汤因比所说，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以致地质学家宣告已经进入“人类世”。西方环境史家通过大量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工业文明的弊病和科技滥用的后果，证明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以及是否拥有长远未来，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自然，能否控制物欲和自我约束。
比较而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导向整体侧重于“继善”。自起步以来，其发展大致经历三个梯次：一是环境保护史研究，主要整理历史上的自然保护、水土整治和山泽管理经验；二是环境变迁史研究，着重考察自然环境及其诸要素的古今变化，查找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三是综合整体性的环境史研究，志欲体察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追寻中国文明的生态足迹，梳理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协同变化的复合机制和动态过程。从逻辑上说，不同梯次的研究可在不同位面做出贡献：一曰列述过往案例，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二曰考证故实，解说因果，省察历史时期各种人类活动和行为的环境影响，特别是那些盲目、鲁莽活动和短视、贪婪行为的环境恶果，向世人提出警示；三曰洞察“天人关系”的古今之变，为认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合理调节自然、社会两大系统及其诸多要素的复杂关系提供历史启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正开始向第三梯次推进，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尚需进一步明确旨归，凝练理论，提升境界，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体系。其实践路径，一是努力做有思想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二是积极开展对环境思想史和生态文化史的专门研究。
由于环境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在如何进行环境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方面，我们面临着诸多理论困扰，与政治史、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时或发生思想扞格，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评判往往产生非常矛盾的认识。例如学界公认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非常优秀的生态环境观念和自然资源保护意识，曾经形诸礼制、著于法令，实施执行相当严厉。既如此，何以数千年来中国森林耗竭、水土流失、水系紊乱等诸多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关于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宋代理学家们进行了许多深刻阐述，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但那个时代的环境资源并未免遭破坏，相反，由于一些消费恶俗的流行，鹿类和多种野生动物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大规模杀戮。但是换个角度进行评判，评语又可能大不相同，人们有理由认为，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华民族如果没有形成那许多卓越的思想认识和优秀的实践经验，中国文明或许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早就衰亡了。或许令人难以置信，有人估计从五万年前到现在，地球上大约生活过１０００亿人口，如果这一估计具有某种根据，那么我们也有理由估计：中国东部（胡焕庸线以东）可能曾经生活过２００亿人，至今这片土地仍然滋养着大约１７％的世界总人口。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世界上曾有多个古老文明因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而中断发展甚至彻底消亡，成千上万年来，中国是怎样做到以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世界２０％的人口而其生态系统并未崩溃呢？难道这与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特别是精耕细作、用养结合的土地利用传统）的早熟性和先进性毫无关系吗？环境史学者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５０００年绵延发展和不断壮大，固因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先在优势，亦因中华民族卓越高超的“生生之道”。对此类问题不仅需要进行更多的详实论证，还需要进行必要的理论解释和思想提升，这就开始触及思想文化层次了。
检视诸多环境史定义可以发现，它们普遍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往往特别将其单列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体部分和骨干课题之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环境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生存危机，从根源上说则是精神和文化危机。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球资源日渐耗减，无法持续支撑人类以现有方式一直生活下去；二是生产生活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导致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丧失保护屏障。说是精神和文化危机，则是因为虽然它直接表现为物质世界的“生态”失调，更严重的问题却是精神世界的“心态”错乱——物欲吞噬人性，技术解构生命，导致精神被物质奴化，自然情感日益寡薄，破坏环境的行为愈来愈恣肆灭裂。摆脱环境困境固须依靠科学技术，但从根本上说，不但需要养“生”，更加需要调“心”，这就给历史人文学者提出了学术要求，提供了思想空间。他们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文明与环境关系，主要解决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问题，大体属于治“心”之学——文学抒情，哲学论理，史家说事。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文学动之以情，哲学晓之以理，史学明之以事，情、理、事不能分开，路径有所不同，问题各有侧重。以往讨论环境史的多学科性质，一直强调文理交叉，实则文学、史学和哲学更不能高垒院墙、紧闭门户、各自蜗居，而应当密切沟通、彼此学习、相互助益。在环境思想史和生态文化史研究方面，文、史、哲的对话与合作尤其值得重视。
中国传统环境思想和生态文化自有道统，其思想模型和理论框架本于《易经》和《易传》，不但儒家自然观以此为本，道家和其他诸子的自然观亦大抵如此，从汉代开始陆续从印度传入和不断中国化的佛教亦深受其影响。以一个文本作为基本依据构建一套蕴含广大而精微的思想体系，这大概是很不同于西方的。正是《周易》构建了一个中国式的宇宙世界模型，《易传》提出了一个天地、万物和人类一气贯通、整体统一、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宏大思想框架。自先秦而下，历代先哲就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过大量精彩论说，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与天地合其德”“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参天地，赞化育”而“开物成务”“万物并生而不相害”“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直至“天人合一”等观点，自成道统，胸怀博大，思想深邃，论说精湛。这些论说是中华民族基于丰富生命体验而不断生成和圆融的深层生态学，可与西方生态思想体系遥相映照。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开始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阐说，更没有对标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推出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生态思想史著作。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我们学得的自然思想知识来自西方统系，连名词概念也多是由近代日本学界借用汉字语汇比附拟造，涵义多有差别和出入。如何返归中国本土固有学统，正确阐释和合理运用本土原生概念话语，实为一个重大难题。更广泛的生态文化史研究，至今也是成果寥寥无几，说明同仁在针对现实问题开展实证研究的同时，还需勉力承担两个重要任务：一是寻找中国文明的自然之根，二是理解中国山川大地的文化之魂。前者意在揭示自然环境对于中国文明的本底和根基意义；后者着重阐发吾土吾民对生态家园的独特感知、观念、情感和审美。这两个方面对于培育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品格，引导社会追求“诗意的栖居”方式，养成俭约适度的绿色消费习惯，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体系，应当归返本土思想之境，注重发掘传统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这既是我们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高标异帜、提升境界并彰显特色的重要途径。
总之，如果认同中国环境史应以生命为中心展开历史观察和思考，那么所有具体研究都应归集于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过程和发展机理的历史探究与评说，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之道”则是这门年轻学术的主要思想旨归，而积极总结环境历史经验，系统整理传统环境思想和生态文化，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应尽之责，还是制胜之道。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空前巨变，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是正从农业时代努力摆脱自然控制，到工业时代企图控制自然，到如今转向保护自然，同自然和解，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导向，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更是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新时代要求环境史学者在“求真”的基础上立志“求道”——积极探寻中华民族恒久不坠的“生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