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不仅是一部环境史的经典著作，对生态人类学而言也是极具魅力的启发之作。不管是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之变迁，还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退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地方呈现，都可以运用“生态扩张”理论进行解释。而从环境史借鉴的处理材料等方式方法，既能丰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同时也给其提供更为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和思路启示。

关键词: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环境史;生态人类学

《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以下简称《生态扩张主义》)是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克罗斯比将早期欧洲殖民者对西伯利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新欧洲”地区造成的生态灾难娓娓道来，对生物生态因素在世界温带地区的欧洲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做了精细解读，建构了生态扩张与早期欧洲兴起的分析架构。2001年许友民、许学征将此书译为中文，引起了国内历史学界重视。2017年该书由张谡过翻译、以《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为名再次出版。梅雪芹教授指出，此书是带着世界史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典范著作之一，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理论是对殖民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事实上，《生态扩张主义》对生态人类学而言也是一本极具魅力和启发的著作。因为，不管是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之变迁，还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退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地方呈现，都可运用“生态扩张”理论进行解释。生态人类学在“地方社会”研究中的发现又可以进一步丰富生态扩张理论的内涵，将之引入到当代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场域中，进而拓展该理论的解释范围。本文旨在对“生态扩张”理论进行解读，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探索丰富和发展该理论的可能性，进一步探讨环境史研究对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意义。

一、克罗斯比与“生态扩张”理论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于1931年生于波士顿，1952年在哈佛大学取得文学硕士毕业，1961年在波士顿大学取得历史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其主要从事传统史学的研究，关注社会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毕业后，克罗斯比在图书馆做研究时无意间读到关于马铃薯大饥荒事件的文献材料。随后十年或更久之际，他偶然间又读到了西班牙士兵BernalDíazdelCastillo对西班牙征战墨西哥活动的翔实记载。这两项不经意的发现促使他开始从事传染病研究，先后完成《1918年的流行病与和平》《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等著作。克罗斯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其所说，“若没有1960年代的运动，我怀疑自己是否会出发进行这场远足(进行环境史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铺开，让这位在大学里任教的老师意识到“原来那些长得不像我的人，过去一直被长得像我的人恐怖虐待”。他开始反思，“我看见世界并不只是北美与欧洲而已，长得像我的人也不见得总是打胜仗;有很多历史、很多层面，竟然都遗失在我自己正在教授的历史之外。如果越共能够成功地对抗有着一切科技优势的美国武装部队，如果非洲人先前能击退欧洲帝国主义的进攻，坚持好几个世纪之后才屈服，那为什么印第安人就那么轻易被征服呢?”

在《生态扩张主义》一书中，克罗斯比提出了欧洲人所具有的生态优势是其在900—1900年扩张成功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所谓“欧洲生态扩张”是指在欧洲早期的扩张过程中，欧洲人好比一次又一次分群的蜜蜂，争着挤着抢占新巢，在全球作蛙跳式的扩张。欧洲人带着旧世界的动物、植物以及各种疾病抵达西伯利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在竞争不激烈的情况下，人类、动植物群在这里占领小生境的空位生存繁衍，共同改变当地原本简单的生态环境，使欧洲顺利进行扩张并“欧化”这些地区。在此过程中，动物、植物和疾病组成的“生物旅行箱”主导了上述地区景观替代的过程。这些地区的“欧化”进程既有“先天”基础，但又不乏“后天”动力。

首先，新旧世界相异的生态系统和相似的气候条件是欧洲扩张的基础。泛古陆的分崩离析将世界分为新旧两个部分，二者在动植物群、新石器时代的变革时间与速度、驯化动物、文明的开创具有明显差异，成为生态扩张的基础。被克罗斯比冠之以“幸运诸岛”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以北、南回归线以南的美洲等新欧洲并非是真正幸运。从地理上看，这些新欧洲虽是分散的，但却有相似的特征:纬度相似，在南温带或北温带之内，他们提供了欧洲动植物和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

其次，新欧洲的确具有吸引力，但是究竟是什么让如此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中发生了，克罗斯比对公元900—1900年欧洲历史做了简明的回顾，从欧洲社会内在的社会变革寻找原因。公元900年左右，因人口爆炸导致的耕地短缺，民族间的争斗、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蒸汽动力在海陆航行上的应用使长途迁移变得便利起来，成为欧洲人向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欧洲人纷纷开始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对于欧洲农民来说，大洋彼岸的土地就像一头用炙叉叉住架在炭火上反复烧烤并冒着热气的牛一样闪烁着诱人的微光”。

最后，这场生态扩张不仅是一个人种对其他人种的征服，更是欧洲旧世界生态系统对“新欧洲”生态系统的挑战。欧洲人控制了海外迁移，欧洲需要出口而不是进口劳工。这样单向的迁移方式之重大意义在于它再现了历史上欧洲与新欧洲之间其他物种的迁移。欧洲人带去的马、牛、猪、山羊、绵羊、驴、鸡、猫等在新欧洲生长得很好，因为这些动物是自我复制者，他们得以用来改变环境甚至是大陆环境，其效率和速度优于我们迄今为止所已设计的任何机器的效率和速度。然而，同时这也无意引来了老鼠、蝗虫等害兽。这些害兽疯狂地繁殖生长，啃食土著人的粮食，毁坏庄稼、树木等。这无疑为外来的欧洲植物，尤其是杂草，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杂草传播效率极高，占地面积极大，很快排挤了原有植物的生存空间。更为可怕的是，不为当地人所知的病原体也随之而来，将土著居民斩尽杀绝甚至将原有的地方变成坟场。新世界的生态系统就这样被改变，变得越来越适合欧洲人生存，灾难就此上演。

在克罗斯比的笔下，一幅以生物旅行、生态景观替代、疫病传播的全球画卷徐徐展开，生态扩张与欧洲人口向外迁移、殖民和对“新世界”的征服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展现了“旧世界的力量打败新世界的力量，旧世界的环境替代新世界的环境”的宏大历史进程。

二、反转角度: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生态扩张

“生态扩张”绝非欧洲兴起的专利，它是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常态化现象，是推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变迁的重要动力。在《生态扩张主义》一书中，克罗斯比的视角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如果站在被“欧化”的地区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的角度分析，“生态扩张”又呈现出何种面貌?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需要反转角度，以被“欧化”地区的人群与所处生态环境之关系模式及其变迁来探讨当代“生态扩张”的复杂进程。毋庸讳言，“迷恋于”简单小规模社会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关系的生态人类学独具优势。

一般来说，简单小规模社会中的地方人群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处于动态平衡模式中的。这种平衡的取得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相对较小的人口规模;二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生产模式;三是由人和自然关系上产生的，通常以宗教信仰和禁忌等形式出现的各种制度规范、制度规则;四是这些社会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受这种复杂文明社会的影响相对较弱。简而言之，这种平衡更多的是人群无力导致资源退化的结果，是低人口密度、有限的技术和消费需求所致。因而，如若生态人类学家要理解这种平衡模式，就需要迈向地方社会深处，深入挖掘地方社会与生态系统关系的背后逻辑。所以，早期的生态人类学继承人类学研究简单、原始或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习俗、实践和制度的传统研究路径，分析地方社会中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模式与社会结构、文化观念、行为体系的关联性，以图展示在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园艺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风行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不再满足于从“人”和“自然”的两条进路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选择了将人内化于生态系统的进路——将人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去揭示人与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之系统功能关系。其研究对象更多的是地方人群而非文化，并强调能量利用、食物生产、人口规模之间的消极反馈机制。20世纪60年代以后，急剧的环境退化和环境风险日益增多预示了新功能主义被抛弃的命运，人类学家亟需回答“变迁是如何发生的”，过程生态人类学应运而生。一方面对模式化、平衡和自我维系的生态系统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强调生态系统的运作过程与弹性特质、个体的适应策略与抵御风险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到一种新的生产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引入对地方社会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势必会作用到地方生态系统。作物替代计划、草原地区农业发展，狩猎采集民被纳入民族国家体系、牧民定居等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地方人群的自然观念和环境态度，并通过环境行为改变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格局。所以，我们认为生态扩张首先表现为经济生产模式的扩张。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生产体系扩张带来的变化，并开始追寻这种变化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然而，生态人类学中盛行的文化生态学、新功能主义和过程研究仍以适应、功能、平衡等概念在地方世界中发掘人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关系模式，无力解释新近发生的深刻变化。学者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超脱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介入及其引发的生态扩张的后果，而这些力量正源于生产体系在地方社会的扩展。研究者将国家和全球化力量融入研究中，转向了政治生态学。作为环境人类学中特色突出的一个理论分支，政治生态学日益成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压迫与掠夺的一种重要思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重新思考“自然—文化”的二元关系的环境人类学登上舞台，着力分析和研究气候变迁、自然灾害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及这些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社会体系与文化体系碎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态扩张”及其引发的生态后果。

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我们不仅注意到生态扩张及其带来的生态的后果，同时也关注生态变化的过程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之间的关联性、生态后果与社会性后果的内在联系。其次，虽然认识“生态扩张”的学术道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仍试图从地方社会的研究视角赋予“生态扩张”新的内涵，继而提高了对“生态扩张”的解释力。综上，生态人类学为生态扩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三方面重要启示。首先，生态扩张理论需要一种基于地方社会研究形成的认识，从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其次，生态扩张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在加速推进，动力源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意识形态在非西方世界的扩张，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最后，生态扩张不仅会导致非西方世界生态景观的再造和人群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还会引发这些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迁，并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造成新的生态、社会与文化等层面的分离和不平等。

三、迈向历史:环境史研究对生态人类学的价值

作为环境史的典范之作，《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呈现了资本主义兴起与生态扩张的复杂勾连。这一著作提醒我们，当代世界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绝非“当代现象”，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皆有相似的表现形式。“读史可以明智”，当代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不仅需要引入历时性的视角，还需要从环境史的研究中汲取营养。

环境史和生态人类学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在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各自的学术传统。历史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促使环境史的产生和发展，而文化人类学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导致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和人类学一直坚持历史与结构的对立分割。史学家研究时代的变迁、王朝的兴衰，而人类学研究超越历史的结构与功能。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历史人类学兴起，一些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人类学同历史分离的后果，整个社会人类学研究呈历史化倾向，关注时间、行为、事件以及人的能动因素。无独有偶，人类学迈向历史，生态人类学同样也要迈向历史。

当代生态人类学正处于研究有文字存在的文明国度的历史进程中，即便研究的对象自身没有文献的记录，但有大量的汉文献的记录甚至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字的记录，研究迈向历史具有必然性。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借鉴的可能性，使环境史处理材料的方式与人类学家在田野中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获得的材料进行结合，从而来丰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同时也给这种研究提供一种更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对研究对象及其所处世界的变化，当代生态人类学期望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较长时段内探究环境变化的过程及环境事件发生的背后逻辑。因为事件的发生和变化并不是当下的存在，也不是自我创造的结果，而是在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碰撞与互动的结果。为了理性地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不但必须知道它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它是怎样来的”。人类学家若不尊重历史，又何以尊重事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变化几乎每天都可以被人类切身的感受，研究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去应对变化、关注变化、探讨变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为此，尹绍亭老师提出并强调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这样的学科诉求和学术自觉要求我们将历史的纬度和人类学的知识纳入实证研究中。

《生态扩张主义》不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其所提供的环境史研究“脚本”亦能够给予国内生态人类学重要启示。首先，从研究的内容分析，最近几十年环境史发展非常迅速，它关注的问题和生态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作为一门“新史学”的环境史，关注的是自然，思考的是社会。如果说环境史研究的是在时间历程中人类社会是怎样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生态人类学鲜明的问题意识。其次，从研究的视野分析，当研究者从共时性的层面探讨一个事件产生的动力和情境时，能否从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种历史的视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研究的是一个地方社会，而这种小区域自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人类学认为通过对小地方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可以洞察资本主义的渗透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那么，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如何将视野从地方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乃至是全球体系中呢?这本书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生态人类学就要有这种全球视野，要在大世界中审视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地方经验回应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环境议题，以此来探寻事件发生的动力、原因和机制。最后，从研究的方法分析，当代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或是我们所关注的生物多样性的实证研究中，可以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获取材料，但是如何把这些材料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来考察呢?“在美国史学界，利用第二手文献也早已成为学术惯例。”身为历史学家的克罗斯比，是在一堆故纸里找到了“生态扩张”的信息和材料。这种注重史料的基本素养，为当代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同样树立了典范。

不置可否，历史学的文献记录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产生的结果不准确亦或是存在冲突。又如，历史学的研究可能带有一定的偏见，譬如一些研究者认为刀耕火种和游牧是落后的生计方式。但如果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研究中如果将这种偏见去魅，那将就是我们看到的事件发生的历史脉络。从环境史借鉴处理材料的方式把这些材料和人类学在田野中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获得的材料进行结合，从而来丰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同时也给生态人类学提供一种更为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总之，环境史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提供的不是一个药方，更多的是一种思路和启示。

四、结语

时下，生态问题是一个备受全球瞩目、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问题不断迭起。基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之重大，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者应该身体力行，要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与当地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从环境、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中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对话，还要对当代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以推动人与环境可持续关系的重塑。

正如格尔茨所说，人类学家必须摆脱那种无视时代和外在世界变迁的影响，拘泥于组织、制度、行为、信仰的形式与功能分析的窠臼。要适应不断变迁的时代，运用新的学科范式，在研究对象的当下场景中开展叙述、阐释和分析。正如杨庭硕教授曾在访谈中所说，这本著作实际揭示的是西方殖民帝国的文化扩张，所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并带来普遍的生态灾变。克罗斯比对于欧洲对外扩张的反思性研究，告诉我们要敢于反思，要从当下国内场景中建立阐释和分析的新范式。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生态人类学发展一定要拓宽历史深度，从人与环境长时段的关系中获得教诲，时刻把握生态系统的中性客观存在属性，把握地方社会与环境关系演变中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生态后果，进而开启人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新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