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西方博物学文化中，花园深度参与了生态文明的形成，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实践典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花园首先以意象审美的功能出现，人通过意象之美的体验而把握到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生命壮美。文艺复兴之后，花园开始成为城市公民、精英阶层的社交文化场所。新航路开辟后，物种数量急剧增加，为自然建构秩序成为博物学的重心，而花园就成为博物学和科学研究的理想平台。１８世纪后，随着园艺技术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升级，花园在推动帝国殖民的同时，客观上也成为保存生命多样性的重要场所。在当前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机遇下，花园为营造精神意义上的“绿水青山”提供了一个不可代替的载体。
关键词：花园；博物学；意象；生态文明
在现代社会，花园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个体提供了与自然相联系的机会。而天人关系，历来都是博物学的核心关注。从博物学文化的视角看，花园深度参与了近代生态文明的形成，天然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实践典范。尤其是在当前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机遇下，花园能够为人类生活营造精神上的“绿水青山”意象。不过，当前学界多是从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的角度来探讨花园的实用价值，而对花园的哲学、历史和文化现象讨论不足，尤其对历史上花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关注。历史地看，花园在文化、经济、科学以及精神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对近代西方生态文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花园之美：美在意象
现代中文语境中的“花园”，对应的英文为“garden”，法文为“jardin”，拉丁语为“hortus”，希腊语为“κη′ποʕ”，通常指一块栽培有植物、花卉的户外空间，一般还伴随有花坛、草坪、灌木、小路、雕塑或水景等自然元素，并为各种目的而布局安排这些元素的次序。花园以多种形式存在，既有封闭的私人花园，也有公共的公园或植物园。其景观规模小至庭院一角的草药园（如鲁迅的“百草园”），大至有数百公顷广阔视野的大型植物园（如与西湖景区融为一体的杭州植物园）。当然，宽泛地讲，上千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也可视为超大型的花园。不过由于内容过于庞大复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以内。
历史上看，花园有古代花园、-花园、古典花园、中世纪花园、文艺复兴花园、几何花园（Ｆｏｒｍａｌｇａｒｄｅｎ）和现代花园等种类。这些不同类型的花园，也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但有一个功能，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始终都是花园的核心功能之一，那就是：审美。花园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花园中提供了一个沉思、冥想与灵修的场景。古代的哲学家，经常在花园中寻找灵感。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昴学园，就座落在一个学术花园——一片小树林之中。随后的伊壁鸠鲁，在自家的花园里开坛布道，被称为“花园学派”的创始人。尽管我们今天对他的花园所知不多，但根据他的哲学理念“彻底摆脱人生焦虑，以从恐惧中解脱”可以推断，花园是实现其目标的一个理想治学场所。此外，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等著名学者也都曾在花园中学习和思考。总的来看，作为一个沉思、冥想的开放性空间，是这一时期花园的普遍特点。
希腊文化衰退之后，欧洲社会的精神生活逐渐被宗教势力所控制。花园在社会文化中的分量明显加重，同时花园的审美功能，也开始更多地与宗教因素相结合。比如在基督教的文化中，《圣经》里著名的伊甸园，就是最早的花园。天堂是一座花园，一座花园就是一个天堂。通过创造一个花园，就可以在生活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天堂。而这个天堂的核心功能是一种精神性：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地方，是一个促进和反映精神健康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让灵魂得到净化的地方。３９发展到中世纪，花园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１２世纪的德国女神学家希尔德加德在她给教会的书信中，反复提到“作为物质和精神的花园”，并要求信徒们不要忘记为“所有美德的花园除草浇水”。
花园与天堂的这种象征性关联，在１７世纪的英国发展到项峰。贵族和士绅们将旅行带回来的奇珍异宝在花园中展示，并相互访问和评介。这些珍宝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力，甚至形成了一股“猎奇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来自全世界的自然珍品被汇聚一堂，参观者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艺术。花园中因这些自然藏品而被展示为地球上的一个天堂。
第二，花园承载的审美功能，与自然的分类和排序高度相关。西方文化由于长期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尤其注重范畴和形式。除了伊甸园以外，所有的花园都是人类艺术和技能的结果，是人对自然的重新安排。哪怕是再不起眼的花园，其中的花卉、小路、景观等，也绝不是随意安放的，都与主人的审美意向融为一体。重新安排自然，在花园中就成为一种流行的美学。
这种审美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中最为典型。不仅土地、花卉、建筑、雕像、道路、水景的布局讲究几何交序，种种具有生命意象的自然元素的选取，也要体现出形状、次序、色彩质地等几何形式的美感。各种天然的奇珍异宝因其美丽和精妙的设计艺术而令人惊叹。蝴蝶尤其因其奇特的颜色、质地和斑纹翅膀而被人追捧。贝壳因其雕刻和涂抹着各种颜色和图形、奇特的条纹，有横向的半线或黑底白字的三角形图形而受到赞赏。以意大利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家族花园为例。花园里到处都是剪成动物形状的盒子。柱廊的前面有一个平台，上面摆放着剪成不同形状的箱形树篱。从这里开始有一个斜坡，两边也有用箱子剪成的动物形象，相互对峙。在下面的一层有一个刺桐花园。周围是一条灌木小路，然后是一条像赛马场一样的椭圆形车道，车道内有各种箱形动物和修剪的矮灌木。整个花园被一堵干枯的石墙所包围，而这堵墙又被种植在“泪水”中的箱形树篱所遮挡。梧桐树、喷泉在花园中也都出现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而与意大利相毗邻的法国花园，同样充分运用几何对称式的花圃植床，按照特定的格局布置盆栽植物、沙砾路径、梯田、楼梯和坡道、流水瀑布和巨大的喷泉，并广泛使用人造石窟、迷宫和神话雕像。花园将城堡包围起来，成为城堡的延伸，旨在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衡量尺度和比例理念，并提醒观众回顾古代的美德。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认识论以反映事物的相似性秩序为中心。这一时期的花园通常根据对柏拉图哲学的最佳理解而建造，目的是为了反映宇宙的和谐。后来发展到１７、１８世纪，受自然神学思潮的影响——在对自然事物分类与排序中可以发现造物的伟大与智慧，花园就成为展示造物之壮美的完美场所。
对花园审美功能的追求，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学家主要关注花园的动机、兴趣和用途等主题。但事实上，审美功能是所有这些的基础。时至今日，满足审美需求依然是花园的一个基本功能。培根曾说过：“花园是人类最纯粹的乐趣，它是对人类精神的最大提振”。花园之所以具有“提振精神”的功能，在于花园中的审美本体：美在意象。中国学者叶朗提出的“美在意象”理论认为，美的本质是审美活动，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意象不是主体对客体认识的结果，而是当下的审美体验生成的：在瞬间直觉中创造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感性的意象世界，从而显现或照亮本然的生活世界。历史地看，花园正是“美在意象”的人文实践典范。
二、两种文化：园艺与社交
花园中的“美在意象”，吸引了人们最广泛的兴趣。通过强调自然之美、传承文化和开展园艺活动，花园成为了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独特空间。
１６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宗教改革带来了思想解放，上流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了缓慢的“去中心化”过程，世俗享乐之风从王宫贵族吹到中产阶级。文化精英和富人们不满足于豪华气派的房屋别墅楼堂馆所，他们的好奇心还延伸到花园、果园以及对人行道的装饰上。许多人不惜重金以求得稀有罕见的花草，用来装饰他们的建筑。于是，花园中就产生了两股独特的文化：园艺与社交。当然，花园中的这两种文化也都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但只是到１６世纪才成为显学。
首先，为了保持视觉的美感，使花草树木生长在艺术需要的地方，需要实际的园艺技术。因此，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娴熟技艺的匠人阶层。托马斯·希尔（Ｔｈｏｍａｓ Ｈｉｌｌ），一位作家、花园从业者，在其《园丁的迷宫》（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一书中首次探讨了整饬园林所需要的剪枝、成熟、种植、繁殖、补种和除草等技术。１５７７年，托马斯·希尔指出：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不过是一场苦役。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美丽而有气味的花园更珍贵呢，他可以在那里阅读和思考伟大的造物主在植物和花卉方面的奇妙作品。如果他用审判的眼光和严肃的判断来观察它们的各种颜色、形状、交错、镶嵌、混合、转动、缠绕、浮雕、操作和美德，就会发现，那才是最美的、最值得沉思之物。
一些对自然与博物充满浓厚兴趣的贵族和绅士，常常会在自己的花园中亲自耕作。比如１７世经初的英国著名的园艺师、伦敦药剂师协会的创始人约翰·帕金森（Ｊｏｈ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为了打理自己的花园，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但一般来看，从事日常园艺工作的人，都不是花园的主人，主要还是管家、仆人和花匠。
值得一提的是，妇女与奴隶在花园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欧洲的花园从古至今都欢迎妇女的参与。古希腊伊壁鸠鲁的花园，就已经对妇女开放。帕金森在花园中开讲植物学知识时，特别注意吸引妇女听众。此时妇女已经广泛地参与到园艺工作中，查理一世的夫人、玛丽亚皇后，就是园艺工作的爱好者。到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植物学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最爱，花园中随处可见女性的身影。主流认为，花园中的工作有助于提升妇女的道德水平。卢梭的《植物学通信》一书，专门写给未成年女性，作为植物学知识的科普读物。妇女参与园艺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一时期达到历史高峰。
１８世纪之后，欧洲列强瓜分全球的进程加速，服务于帝国利益的经济花园——种植园大量出现。种植园大多位于偏远的海外殖民地，其日常管理人员，多数都是当地的或贩运过来的奴隶。许多奴隶都对植物地理有了深入的理解，认识到植物的特性与生长的环境有关，并关注如何将它们从一个地方移民到别一个地方。这些奴隶，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了园艺实践的历史地理学之中，以具身性认知的方式回答了“在哪里生长，为什么在那里生长”的问题。
遗憾的是，这些具有娴熟园艺技能的园丁们大多数没有把他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或者是受限于文化水平而不知道怎么写。时至今日，我们仍缺乏关于花园中的技能和实用知识的全面系统的园艺历史。毕竟，没有这些知识，花园的任何计划都不可能被实施。因此，今天的科学史需要重新书写花园史或园林史。
其次，花园是实践社会修养的重要社交场所。花园自创生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观赏的场地。新航路开辟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花园的社会功能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气氛担当。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花园是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服务于私人和公共目的。１６世纪罗马的花园被用来进行多种文化娱乐活动：比武、宴会、庆典、假面舞会、哲学讨论、诗歌朗诵会、戏剧和音乐会。到这一世纪末，英国花园成为恋人秘密会面的地方。当社会重大事件发生在花园里，花园会赋予它们更多的意义，并使社会协商成为可能——而这是在固定的房屋或大厅环境中不可能实现的。在花园里散步可以导致精心设计的邂逅。人们可以躲在花园里，或者在树篱之间的黑暗中秘密会面，窃窃私语而不被听到。花园所塑造的独特气氛为花园中的社交活动增添了色彩。
花园承载的独一无二的社交功能，对于从市民到上流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充满了吸引力，某种意义上也会使得花园成为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游乐场。许多王公贵族将他们的花园当作一件艺术作品，而这个“艺术作品”又会必然会隐含着主人的政治野心和社会主张。花园一旦沾上了权力的色彩，就决定着花园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开放，走出封闭的空间。因为任何权力都要向他人展示，花园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他者”的花园。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美景宫花园，将多种巨大的建筑、楼梯、梯田、庭院、喷泉、剧场等连成一体，创造了一个宏大的视野，意图让观众的眼睛超越墙壁看到永恒的整体，充分表达的教皇的政治理念。
法国大革命之后，第一座近代花园——巴黎自然博物馆出现。博物馆在成立之初的主要面貌就是一个大型公共花园，其前身是著名的巴黎皇家花园“ＬｅＪａｒｄｉｎｄｕＲｏｉ”。革命者将皇家花园转变成自然博物馆的公共花园，这个公共花园又被概念化为一个远离政治和社会冲突的乌托邦空间。居维叶就将它描述为一座神庙、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美丽的圣地。
花园的这种概念化，因其将收集到的自然藏品集中在一起并公开展览而得到加强。必竟在现实世界中，这些藏品永远不可能在同一个自然空间中出现。花园中的参观者将看到的是一个无缝的自然秩序整体，而不是反映现实世界割裂的碎片。到１９世纪，旧的贵族和教士的私人花园被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花园取代。公共花园被认为有助于公民道德和政治素养的转变，有助于培养有美德的共和国公民。
近代自然科学在强势发展的同时，完成了对自然的祛魅。旧的宗教和社交活动被普及公民道德和科学素养的目标取代。花园的分类、遗传、育种等经济和科学功能，也让位给专业的大型植物园或生物学实验室。审美体验成为都市花园中的最核心的功能，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花园里直面灵魂深处的反思，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慰藉。
三、花园中的学术研究
中世纪时，修道院通常都是当地的医疗中心，向社区分发药物、医学知识和医疗服务。许多修道院拥有广阔的草药园，并参与药用植物和种子的交换。修道院的草药书和药典中也有直接观察植物的证据。譬如，早在六世纪的意大利修道院中，就出现了专门讨论花园的医学价值的书：加尔吉留斯·马夏尔（Ｇａ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ｔｉａｌ）的《论花园》（Ｏｎ Ｇａｒｄｅｎｓ）。《论花园》一书包含了有用的医学和园艺信息，是对包括盖伦在内的早期学者的批判性汇编。僧侣们用花园中的草药和对上帝的希望来帮助病人，在中世纪是常态。
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医生惊叹于古代医典的智慧与疗效，希望回到药物的原始来源。但关于古代文献的工作不仅需要在大学和图书馆，也需要在花园中长期劳动。因此，为医学目的而建立的花园大量出现。如１５４０年代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大学，目的是改善医学教育，以了解构成大多数药物基础的植物。随后，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都建立了服务于医学目的的花园。至１６世世末和１７世纪初，法国、英国等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花园，医师在花园里教授药剂学徒。园艺师们开发出了外来植物的过冬技术，使得物种的保存和延续成为可能。植物学研究成为全年都可以进行的事情。
在早期的医学花园中，医学与博物学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医学型花园，与其它类型的花园，在景观布局规划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都要服从更大背景下博物学理念和方法，如广泛运用几何图形构建不同的功能和等级区域等。另一方面，建立这些医学花园的人，主要是一些植物学家或博物学家，如著名的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Ｕｌｙｓｓｅｓ Ａｌｄｒｏｖａｎｄｉ）。这些植物学家的目标是收集和培养世界上所有植物，因此，这些花园常常被当作是收集、储存和分发新植物的仓库，并成为信息交换的中心、植物的活目录。许多医生和自然研究者认为需要充分利用花园来获取博物学知识。花园被认为在各方面都值得赞助。就连以往的贬低自然界经验研究的医生也开始承认花园在医学课程中具有的合法地位——当然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雇主似乎非常愿意资助这一领域的教授职位和研究设施。花园不仅是瘟疫时代的公共医药库，也是一种新的博物学实践的场所。
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各地的物种纷纷涌入欧洲，园林花卉的种类呈爆炸性增长。花园的园丁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在花坛里重新排列新旧植物。对庞杂的物种如何进行统一、连贯、系统地命名，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为自然建立“秩序”，在博物学家里面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博物学家试图找到植物之间存在的自然秩序——上帝创造它们的自然关系和家族血脉。随着以林奈、布丰为代表的博物学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秩序”的新版本，为自然命名成为博物学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而这些工作，几乎都是在花园中完成的。
１８世纪最著名的两个博物学家是瑞典的林奈（Ｃａｒｌ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０７—１７７８）与法国的布丰（Ｇｅｏｒｇｅｓ–ＬｏｕｉｓＬｅｃｌｅｒｃＢｕｆｆｏｎ，１７０７—１７８８）。１７２８—１７３１年间，林奈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学生。期间，他在该校的花园担任导游，并为花园里的植物写过三本目录，每本的标题都是ＨｏｒｕｓＵｐｌａｎｄｉｃｕｓ。１７３５—１７３８年，林奈在荷兰旅行期间，曾在银行家乔治·克利福德（ＧｅｏｒｇｅＣｌｉｆｆｏｒｄ）的花园里担任园长。林奈长年在乌普萨拉大学的花园里工作，植物学研究之余引导游客参观花园。他以植物的性器官作为鉴定种属的依据，以拉丁语双名法为物种命名，一直延用至今。
和林奈同年出生的布丰，担任巴黎皇家花园园长近５０年。布丰首先是数学家，因对概率问题的研究入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尽管布丰在分类方法方面的影响比不上林奈，但他为进化论思想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铺垫：布丰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博物学的研究范式，在以共时性的分类、记录为主的自然志类型的博物学研究中，引入了时间、演化和起源的历时性考量，实现了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到“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ｅ”的转换。按照已故科学史家雅克·罗杰（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ｇｅｒ）的理解，这是博物学史中的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布丰在执掌巴黎皇家花园期间，皇家花园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物种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园，法国遂成为欧洲博物学研究的中心。利用皇家花园的资源支持，布丰从全球博物学网络斩获了大量的新奇物种，写下了三十六卷本的巨著《自然志》（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ｅ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éｒｅ）。大革命后，皇家花园重组为巴黎自然博物馆，成为欧洲第一个国立自然博物馆，该机构催生出现代生物学的许多二级学科。如果说，林奈只凭一张纸、一支笔就能在宿舍中完成对自然秩序的建构的话，那么布丰才是真正的花园博物学家。
１８世纪的欧洲，在自然科学方面建树不多，但在博物学方面却大放异彩，直接催生了生态学、生物地理学、进化论等现代学科。甚至可以说，“１８世纪是博物学的世纪”。
四、帝国花园与全球物种多样性
１８世纪的博物学产生的不仅是林奈、布丰之类的分类的秩序，也是交换的秩序。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帝国扩张，促成了博物学的繁荣，也使博物学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博物学家及其弟子们不仅关注本土的标本，更关注遥远殖民地的稀有标本。他们离开书斋、家乡，奔赴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采集植物，将它们运到欧洲的植物园或花园中，供人欣赏、使用和获利，直接导致帝国博物学的出现。这一博物学的核心目标在于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为帝国服务，它重点考察、移植、培育异域的价值物种，也关注物种的经济贸易价值。
在这种背景下，近代花园的发展演变就不可避免地与帝国主义的象征意义交织在一起。大量新出现的帝国型花园，不仅用于美学、教育、研究等功能，还是展示全球探索和征服的战利品的场所。其中，以英国的皇家植物园邱园（ＲｏｙａｌＢｏｔａｎｉｃＧａｒｄｅｎｓＫｅｗ）和法国的巴黎皇家花园最为典型。
巴黎皇家花园，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帝国型植物园。它拥有第一流的藏品，吸引了几代的著名博物学家在此服务——像著名的布丰、拉马克、居维叶，植物学家裕舒兄弟（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ｅ Ｊｕｓｓｉｅｕ和Ａｎ⁃ｔｏｉｎｅｄｅＪｕｓｓｉｅｕ）和奥古斯丁·德堪多（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欧洲博物学的中心。巴黎皇家花园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地位，与法国官方对博物学家赴殖民地采集资源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当时赴海外考察的博物学家队伍里，基本上只有法国人能受到来自本国政府的资助。在法国，科学作为国家服务的概念相当受到重视。皇家花园与法国政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花园的高级工作人员，同时也都在科学院的植物学部门担任高级职务。鸦片战争之后，皇家花园的继承者巴黎自然博物馆，同样资助了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采集搜刮物种。像举世闻名的大熊猫、麋鹿、珙桐等，均由法国来华传教士、博物学家谭卫道（Ａｒｍ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神父于北京、四川宝兴等地首次采集到模式标本。
英国皇家园林邱园，原本是博物学爱好者威尔士亲王的花园。在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Ｊｏｓｅｐｈ Ｂａｎｋｓ，１７４３—１８２０）担任邱园顾问期间，他多次说服英国王室和政府，资助博物学家和商人赴世界各地采集植物，甚至还建议英王乔治三世把全世界的植物都纳入邱园。在班克斯的领导下，邱园的保存标本和活体植物的收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１９世纪２０年代，邱园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地花园网络的重要中心。与法国科学的国家体制不同，英国的科学机构历来与官方组织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尤其在经济资助方面。因此，尽管邱园最初也是为植物学的利益服务的，但它的主管者却很少把它作为纯科学的场所来宣传：要确保国家对邱园的稳定资助，不仅需要对生态回报的承诺，还需要与帝国理念紧密相连的经济回报。一旦邱园的植物学被认为是为帝国的扩张服务的，那么管理层就能够以此来作为向官方和公众申请资助的正当理由。正如历史学家德雷顿所说，“帝国科学将产生一个科学帝国。”
不过，帝国花园在助长殖民地物种资源掠夺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物种多样性的保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邱园和巴黎皇家花园，成为“帝国物种交易场”。人们发现，面对庞大混乱的生命混合体，要为自然寻找统一的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好承认“它们似乎是偶然被带到一起的”。但这种偶然性是如此普遍，“似乎本身就是自然规律之一”。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自然的运作无法单凭一些简单的、包罗万象的法则来理解。休谟就曾指出，我们的同一性概念，只是心中的习惯使然。林奈早就发现，物种多样性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在博物学视野中，多样性逐渐取代了同一性，成为对自然的基本理解。保持和改善花园中所彰显的自然多样性，成为近代花园的一个重要功能。作为保存自然的多样性的一种重要方式，花园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担当着保存稀有外来物种的角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构成现代生态文明的一部分。
进入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环境危机日益严峻，全球生命多样性正在加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花园作为保存自然多样性的角色定位更加凸显出重要性。相对于濒危动物，濒危植物的保存更为困难，因为植物对气候和生境的依赖更为密切。保护濒危物种，首先想到的是原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植物园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收集和培育植物，特别是物种起源地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植物园是不二的选择。相比偏远的自然保护区，植物园更容易吸引到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专家学者的长期驻访。３另外，按照尼古拉·巴甫洛夫（ＮｉｋｏｌａｉＰａｖｌｏｖ）的理论，物种在起源地区有着最大的多样性。花园可以通过绘制一个相似的起是唯一一门具有神圣起源的科学，是唯一一门由神灵赐予人类的科学。
从博物学的视野看，花园是天人交感的一个重要场合。在花园中，人通过主体意识的“照亮”过程而产生一种意象审美体验，感受到人生命运和万物一体的整体性，从而使精神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花园的这种审美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关于全球化、帝国殖民、生物地理学等主题的历史讨论中，花园通常为辩论提供了一个背景幕布。在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科学家们达成的共识依赖于生命世界的知识，而花园为接触这种知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媒介。
近代自然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方法，以数量和形式的把握为目标。与此不同，博物学的目标始终都是理解世界图景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在博物学的视野下或许将能够认识到：在花园中，人们看到的既不是将生命的本质数学化，也不是解释生命多样性的任何一般性规律，人们看到的是生命多样性本身。现代社会，科技与资本、商业和意识形态彼此裹挟，而对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逐渐失去热情。花园则为普通民众从资本的控制力量中挣脱出来从而看到世界的多样性面容，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窗口。尤其是，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机遇下，花园为我们近距离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的内涵，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教育载体和氛围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