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和推广运用，预示着全球生态危机时代的到来，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者们跨越了此前将人与自然割裂的二元对立认识藩篱，试图进入跨界物种的共生关系探讨中，以寻求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论依据。在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和人类学的历史转向两条进路下，“多物种民族志”的写作范式可为环境史摆脱“整体史”困境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在环境史研究中，探索“共生物种志”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方案，可服务于全球生态危机时代学科建设之急需。
关键词：全球生态危机；环境史；共生物种志
“喜欢它，还是讨厌它，人类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逃避的概念。”2000年，保罗·克鲁岑等人提出“人类世”概念，用于描述近200年来人类已经成为一股地质力量，改变了地球面貌及地质演化规律，进而引发了“地球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随后，“人类世”一词在学界引发了一场思维革命，概念的追捧者与反对者，引申而来“末世论”者与“创生论”者，所展开的辩论在近20年来的学术期刊上频繁交锋。在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环境史等相关领域，不少研究者也试图引入“人类世”概念，以期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理论建构上的突破。
“人类世”作为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概念，其起始原点到底始于何时？学者们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近10000年前的“农业起源时代”，200年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到20世纪中期（1945）后的“大加速时代”，均有学者找出作为“人类世”起点划分的依据。近年来，研究者们又呼吁破除“人类世”命名中固有的“人类中心论”弊端，从而新造诸如“种植园世”“资本世”“克苏鲁世”等新词，以对其进行改造、修正和完善。
在倡导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下，人类学者提出的“多物种民族志”写作范式，正是对“人类世”时代全球生态危机作出的努力和回应。时下，环境史的学者们也试图跨越以人和人类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畴，倡导进入“非人类物种”及其“无机界”内部后，又陷入“整体史”表述困境之际，尝试结合人类学者提出的“多物种民族志”的写作范式，可望能够在此方面作出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基于此，本文将“多物种民族志”概念引入环境史，探索历史上“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物种”关系写作方案，可望能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求教于方家。
一、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与人类学的历史转向
历史学与人类学对环境的关注都兴起于20世纪中叶，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相应的分支学科——环境史和生态人类学。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环境史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均把人类与自然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同时从生态学中引入了“适应”“生态位”“系统论”等概念进行理论建构。随着研究不断地往前推进，环境史研究中“文化”的缺位和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缺位，导致两者的理论建构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缺陷。如“系统论生态人类学”面临的质疑，研究对象的边界如何界定？对环境与社会的变迁如何作出解释？该时期生态人类学家囿于历史维度的缺位，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从而被批评者指责为是一群“庸俗唯物主义者”，或“生态拜物主义者”。同时期的环境史研究者，对文化要素在环境变迁中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也没能积极地作出回答。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史研究者开始呼吁和实践“文化的转向”，生态人类学则强调历史的转向，希望以此修正和完善此前各自研究框架中存在的问题。随后，在“生态人类学”界，逐步提出“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环境人类学”，以及“生境民族学”等新的学科名称，在“历史的转向”中综合了更加多元的理论分析工具。人类学家实现了对此前的文化生态学、系统论、结构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的折中和融合。然而，环境史的专家们倡导“文化转向”的研究进展并不那么顺利。理念提出伊始，环境史界就有部分研究者抵触引入文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坚持认为环境史关注的对象应该聚焦于生态变迁，据此还引发“生态分析学派”和“文化分析学派”的对峙。
时下，经过威廉·克罗农等人的努力，将“文化”要素运用到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过程看待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解构“荒野神话”与强调自然的文化属性等问题，都与人类学家达成了对话、共识与和解。但在部分环境史研究者的著作中，对文化概念的误解和误用者依然为数不少。
在很多学者论著中，“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是排除政治、经济之外的一切。这种“剩余分类法”将“政治和经济不包含的内容统统涵盖其中”。更加狭义的定义，还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和“观念”等词汇的含义基本等同。有研究者就认为，环境史超越了此前西方“历史”书写模式中依次出现过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成为“先前各种类型的发展顶点”，有其更加宽泛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能够实现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的兼容(和扬弃)”。这当然不能得到人类学家的接纳和认可，在相关文化理论的定义中——尽管“文化”这个概念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文化一词必然要包含政治、经济在其中，同时政治、经济也必然要包括文化的内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一味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并列，不仅使得研究思路、方法与人类学建构的文化理论格格不入，导致在跨学科研究中难以达成对话，还可能会使其建构的理论框架付诸应用时四处碰壁。沃勒斯特的“世界体系”理论大厦，面对人类学家的批判时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态势，其基点正在于对“文化”概念处理时引发的争议所致。
部分践行“文化转向”的学者，以“文化建构论”和“文化相对论”作为思想武器，对环境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宏观叙事框架进行解构和批判，并对该学科作为社会科学属性的权威发起挑战。这部分学者高举“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大旗，大踏步地走入“极端文化相对主义”阵营，不但没有将跨学科的环境史研究往前推动一步，反而将文化理论及其分析工具带入了被同行误解和诟病的境地。“倒掉了婴儿，留下了洗澡水”，所言即是。当下，人类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运动风波早已退潮，学者们都在努力走出这场运动带来的“危机”，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学科的探索中已将“本体论回归”付诸实践。环境史的研究，仍需要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中，综合此前的生态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权力分析等理论的研究所长。
在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和生态/环境人类学的“历史转向”两条路径下，两者之间的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逐渐趋同，学科的边界将越发模糊，从而使消融学科边界的可能或将成为事实。文化转向的环境史研究要处理好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就必然要关注到民族构成、社会阶级、权力关系以及性别等对环境变迁有着直接影响的因素。
为此，要实现环境问题研究的突破，最紧迫之处莫过于呼吁破除学科界限的藩篱，实现跨学科联盟，共同参与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研究，并寻求解决之道。在不同学科共同参与的情况下，“环境史”“生态/环境人类学”既作为一个学科，同时又可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的有效交流平台，以供不同学科的学者利用和考评。由此导致的学科融合在所难免，但部分研究者为捍卫学科立场，并不看好这样的研究趋势。正如沃斯特所言，若过分看中文化要素的分析，那么环境史的研究特色将丧失殆尽，从而沦为社会史的研究。其实，强行区分环境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特色没有必要，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实现统一和兼容，而且可以互为促进。
随着“人类世”概念的广泛运用，将“人”与“自然”对立的研究范式已成为历史，从而对此前已经确立并成功运用过的“适应”“功能”等理论带来挑战。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环境史、生态/环境人类学的研究，都不可能以民族及其文化的分布为限，也不可能以历史的记忆为限。任何一项因人类而起的环境变迁，不仅会影响到当事的各民族，还会波及到那些根本未曾接触过的其他民族，甚至还不可避免地继续延伸。当下，学者更需要澄清“人类”与“非人类”物种在历史上如何交织、纠缠与互动，如何互相成就彼此，以及今后如何共同生存下去？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到底对此前的地球生命体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偏颇与失误在哪里，今天如何纠偏、纠错等问题。
二、“整体史”的困境与出路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理当聚焦于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环境变迁，以及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和无机界的关系。然而，任何一项环境变迁，其发生的时间跨度往往需要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乃至更长的时段进行考察；其涉及到的空间领域，也会牵动到整个地球表面物质与能量的运行。因而所谓人类引发的环境变迁，其时空如何界定？答案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确如奥康纳所言：“环境史研究的范围都是永无止境的。”但在学者的有限认知下，如何在无限的范围内完成研究的使命，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生存方案与对策，引导我们维护和重建“多物种”的和谐关系？应是当代环境史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
王利华教授认为，环境史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环境史要求研究者跨越“历史是人的历史”的藩篱，“跨出人类社会，进入其他生命世界乃至无机界”，进入“整体史”的研究，并提出了以“盲人摸象”方式探索环境史的“整体”。这样的认识对于我们探讨历史上多物种共生与互动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但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付诸实践，还将会面临着始料不及的严峻挑战。环境史的专家直言不讳地承认，研究者们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开始变得望而却步，面对来自过去不同声音、事件和力量组成的错综复杂关系时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根本性问题。造成这种困境的起点，根源于“近代以来‘分科治学’所造成的偏见和弊病”。当代学科体系仅是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由欧洲各民族凭借其定文化建构而成。这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求知范式。
作为环境史而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会牵涉到人类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更多的学科知识，且不同学科都对此拥有发言权，也都有发挥其智慧的机遇和必要。环境史研究一开始就赋予了其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属性。但我们通过一些跨学科项目的合作后也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用了多学科交叉方法的研究及其成果，就一定会是精品；也不是学科交叉得越多，研究的成果就越好越有质量；更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必须要用到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确实如此，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其研究兴趣、学理逻辑和论证惯例，因而那些貌合神离的合作，依然难以找到和落实不同学科之间的衔接点。为此，若不能扬弃分学科各自为政的惯例，找不到不同学科可供对话的起点，那么“分治学科”的偏见依然是困扰着环境史破除“整体史”研究困境的魔咒。近年来，人类学者提出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正好可以为我们实现环境史的“整体”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模型。
在“人类世”时代“末世论”悲观思想的笼罩下，“创生论”的学者们寻求重建“众生”避难所的途径与方法，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人类学的研究者们试图进入“跨界”“跨物种”的关系中进行“多物种民族志”的探索，以回应“人类世”时代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并突破学理上长期将自然/文化割裂的二元对立僵局。无论是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还是哈拉维的“共同生成”与“制造亲缘”，杰森·摩尔的“生命之网”，抑或是罗安清的“交染”与“合作”，都共同聚焦对“非人类”物种的凝视，并对西方现代性语境中以剥夺“自然”和物种多样性为代价的生态危机进行批判和反思。
在《末日松茸》一书中，罗安清围绕蘑菇进行“跨物种”的共生关系追踪后，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人类将自己生存的“地球搞得一团糟”。当下，建构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理论，需要学会关注除人类之外的“跨界生命”，进入动物、植物、微生物，乃至无机世界，对它们进行礼貌的“拜访”，以寻求多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对地球上的所有物种而言，活下去就需要彼此共生合作，而在当代环保理论中，往往没有注意到人与物种之间的“交染”与“合作”的共生关系，将人排除在“自然”之外的做法通常都会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
人类一直以来就与其他生命主体纠缠在一起。我们在研究中寻求各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展开多个领域之间的合作，对传统学科的纪律进行反抗。学者们合作实践“跨物种民族志”研究，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多学科合作”，这种合作“扩大到非人类物种”，研究者“必须学会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与他者共生同存，一起变化”。将这样的思路与方法用于环境史的研究，探寻历史上的“共生物种”关系，可望为现有的学科体系下环境史的“整体史”研究困境找到一条出路，成为扬弃镣铐的先行范例。
梅丽莎·雷米等人近年来的工作，也正在探索将“多物种民族志”落实到环境史研究。该研究团队合著的《大象、猎人和其他：在保护区整合生物人类学和多物种民族志》一文，以“多物种民族志”研究范式系统呈现了在非洲中部桑加保护区的环境变迁过程，以及其间的“多物种”互动关系史。
在桑加保护区内，大象的存在一直作为塑造当地森林景观的非人类主要力量。大象在森林内的迁徙和活动过程中，通过粪便传播了各种植物的种子，无意中扩大了相关植物群落的规模和分区范围；同时还为其他动物开辟了觅食空间，其迁徙行进的“步道”周围总是汇集了牛群、豪猪、羚羊、猩猩，各种啮齿类动物与昆虫等其他物种。大象行走的“步道系统”如同大象一样分散在大地上，成了供人类与“非人类”长途旅行的“林荫大道”，以及短途觅食的最佳便捷路径。即大象的存在改变和保持着当地的森林密度、物种多样性水平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
在保护区附近，刚果盆地旁有一个名为“巴卡人”的社区。该社区里专门从事猎象的猎手称为“图玛”。图玛们在世代的经验积累和知识传递过程中，掌握了一套人类与其他多物种亲密互动的知识体系，并在音乐、仪式等文化活动中建立了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精神联系。猎象者为当地人、大象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建构了一个和谐共享的物理空间，既维持着人与“非人类”物种的共生关系，又维系着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即猎象者一直“协商”着社区、大象以及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关系。
19世纪以前，猎手狩猎大象的活动并不频繁发生，他们通常由一个图玛带领一个小型狩猎团队，用两三天的时间追踪一头大象足迹后才下手猎杀，并将捕获的肉分给社区内的所有人共享。在19世纪后的殖民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欧洲人与当地向导一起追杀受伤大象的文本记录，猎象者凭借其专业知识成为象牙商贩的同伙，并由此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后，随着“电缆围猎”和“枪支射杀”等猎象手段的不断升级，欧洲人猎杀大象时就不再需要传统猎象者的专业知识和“魔法”仪式，以确保猎象者的人身安全和狩猎的成功了。20世纪以后，持续的树木采伐和农田修建清除了大量的森林，并在不断的捕猎中，导致大象的数量减少。大象数量减少后，引发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平的锐减，最终导致中非地区生态结构的失衡和碳储量的降低。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的人类、大象以及其他动物，都经历了由共生沦为冲突和矛盾的关系转变。
时下，当地已经成立了自然保护区，并出台政策将人排除在保护区之外，其做法显然有悖于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历史过程告诉我们，当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中，必然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人与动物的互动是相互的产物，一个物种、一个个体或集体，都通过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历史而成为他自己”。我们目前面对的环境，其实是基于数千年的多物种互动，并经过人类行为、历史过程、生态结构等多重网络叠加影响和“协商”后的产物。那么今后如何为中非保护区内的人类、大象以及其他共生物种重建“诗意的栖居”之所？该研究团队尚未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而，在“人类世”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代，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学者们若能将研究取向从批判转向设计更有效的策略和方案，无疑也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工作。
综上，笔者将人类学“多物种民族志”的书写方案与策略，以环境史的学科传统表述称为“共生物种志”，以此求教于学界贤达。若我们能将这样的实践加以总结和提炼，使之成为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将可能更能助推环境史研究的行稳致远，也可望能够为生态危机时代重建多物种共生的“庇护所”，提出有意义的参考意见和指导方案。
三、“共生物种志”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笔者一直围绕棕榈科植物进行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对该类物种与人类的关系，与之相关的伴生物种关系，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演变历程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和涉猎。在此以棕榈科植物为中心，以对环境史“共生物种志”的写作进行实践探索。
（一）共生与共退
在中国的汉文典籍中，明确提及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食物来源中有一种叫做“桄榔”的作物。“有桄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即说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依靠“桄榔木”提取淀粉作为主要食品。“桄榔”为棕榈科许多种属植物，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相关民族的衣、食、住、用、行等领域中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桄榔”一词，也频繁见诸魏晋以来文学作品之中。
唐代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一诗云：“天南行李半波涛，滩树枝枝拂戏猱。初著蓝衫从远峤，乍辞云署泊轻艘。山村象踏桄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名宦两成归旧隐，遍寻亲友兴何饶。”该诗描绘了“猱”“翡翠（指鹦鹉）”“大象”等动物和谐共生的南国风光。颈联“山村象踏桄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揭示了共生物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大象的主要食物构成有：“董棕树干内的柔软部分和树叶、野芭蕉及棘竹的尖端部分，还有草、叶、嫩芽、水果等。”棕榈类植物的髓部和嫩叶，更是大象喜食的美味佳肴。类似揭示“桄榔”与其他动植物共生关系的诗句不胜枚举，如下几首堪称代表。
于鹄《买山吟》：“买得幽山属汉阳，槿篱疏处种桄榔。唯有猕猴来往熟，弄人抛果满书堂。”朱继芳《调宜州冷官不赴》：“瘴海南边路浅深，客愁不待岭猿吟。无人唤得涪翁起，分我桄榔橄榄阴。”梅尧臣《送番禺杜杆主薄》：“行识桄榔树，初窥翡翠巢。”《岭南杂录（十首）》：“桄榔满种缘山逻，翡翠新收越海墟。”等等。可见，大象、鹦鹉、猕猴、猱、猿等动物与棕榈科植物伴生的景象，应是当时最为常见的南方景观。而这些在历史上的习见动物，到了今天全都成了需要国家出台法令保护其种群繁衍的濒危物种了。这些动植物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共生关系？其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导致这一结果？回答这样的问题必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研究使命。
棕榈科植物属单子叶乔木，其开花结实的周期比较长，其种子能否发芽成活又尤其依赖其他的伴生动物。其中，对棕榈科植物种子传播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动物，包括鸟类、哺乳类、爬行类、鱼类，乃至昆虫等等，特别对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桄榔属和鱼尾葵属植物而言，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对种子传播和扩散必不可少。棕榈科植物与其传播种子的动物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笔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可以提供更生动的说明。
广西龙州、云南个旧、勐腊、沧源等地的壮族、苗族、傣族、佤族的乡民们观察到的结论均一致认为，直接掉落在地上的棕榈科植物果实出芽几率较小，需要其他动物食用和消化后通过粪便排出的种子才容易发芽成活。这些发芽后的幼苗再以动物粪便作为“培养基”就更容易成活长大。那些能够帮助棕榈科植物“播种”的动物，有“巨松鼠”“棕榈猫”，以及夜间出没的“飞鼠”等。这些动物依靠棕榈科植物提供食物，同时也帮助棕榈树扩大群落分布范围和规模。同样，这些动物也都成了需要出台法律保护的濒危物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得追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致使这一关系网络解体，最终一起走向濒临灭绝的境地之中？
就中国而言，秦汉以降的历代朝廷，均以草本粮食作物农产品作为国家税赋征收对象，先后确立过“粟”“麦”“稻”等主粮作物。在中国的南方及西南地区，朝廷也出台了各式各样的政策，引导各民族改种朝廷需要的主粮作物。小米、小麦、水稻以及明清之后的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的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挤占了当地原来的棕榈树生息地，导致棕榈类植物的粮食作物身份逐步跌落，先后沦为了“替代性粮食作物”“救荒作物”，最终退变为“野生植物”，有的甚至成了需要出台法律保护的“濒危植物”（董棕）。
伴随着棕榈科粮食作物边界不断南移，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的改性、文化的转型，以及共生物种关系网的解体，越来越多的物种不断地进入了保护名录。但当代人作出这样的环境史研究，并不是批判过去的人类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若立足于国家的运行而言，出台和推行能够满足人们急需的粮食政策反而有其“建设性”的需要。通过环境史的研究进行澄清后，找出人类担负起生态责任的路径与方法，各物种共生关系的重构才能落到实处。在中国西南地区而言，棕榈科植物缺位引发的生态灾变早已有目共睹，而救治的思路还得回到“共生物种”的关系中，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案。
（二）共生与共建
在广泛栽培和利用棕榈类作物的时代，西南地区呈现出典型的亚热带藤蔓类和乔木类组合而成的生态景观。清代以后，由于棕榈类植物及其与之共生生物的一并缺位，冲击了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从而引发学术界所称的喀斯特山区石质荒漠化灾变。石漠化灾变一旦形成，就必然发生不可逆性，经济利用价值快速下滑，生态景观和人居环境也随之而快速恶化。时下，围绕石漠化灾变救治研究成果虽多，但实施的成效总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灾变区扩大的趋势也并未得到最终的遏止。部分学者还把这种生态灾变称为“地球癌症”，由此提出放弃治理的主张，我们要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实施生态维护，显然这是不可取的，不能与这样的“悲观论”者为伍。
从“共生物种”的视角看，已付诸实践的诸多生态救治方案，并没有考虑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中国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生态系统一旦受损，其无机环境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巨变。强烈的阳光直射到裸露的基岩和砾石上随即转化为热能，表现为地表的超高温度，进而引发水资源的无效蒸发，以及热辐射对地表植物的强烈杀伤。如果不能有效地降温，增加地表及大气底层的湿度，单纯以种植某一种单一植物的方式进行生态恢复，当然也就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了。
云南的个旧市卡房镇，正好是严重的石漠化灾变区，此前也是以棕榈类的董棕作为粮食消费的地区。在当地，董棕生息区和玉米生息区，呈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观。董棕生息的地方，地表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基岩，植被可以分为高低不同的几个层次。在董棕树和藤蔓植物的荫蔽下，地表大气湿度达83%以上。玉米生长地方，地表基岩大面积裸露，在太阳的暴晒下大幅度增温，水分快速蒸发，大气湿度仅有32%，每年都会由此造成玉米幼苗的连片枯死。正如当地老乡所言：“石头越种越大，玉米越种越小”。可见，这些地区石漠化救治，需要突破的瓶颈正在于，偏高的气温，偏低的湿度，强烈的热辐射。
棕榈科植物的很多种属，对石漠化地区的生态维护、丘陵山区水土流失的抑制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该类植物的根，多为束状散生形，如砂糖椰子根，根的深度可达3米，横向长度可覆盖10米。一棵砂糖椰子的根就可覆盖60~70平方米。有学者就倡导将该类植物用于作为设计“农林复合系统”的重要物种进行栽培，以此达到防范水土流失、维护土壤肥力、救治石漠化等多重生态建设的目标。结合前人的研究和多年的观察，对中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提出如下一个新的恢复程序，可总结为如下三大步骤：
第一步：选取本地土生藤蔓植物，如葛藤、山药、瓜类等率先栽培，必要时可以辅予“无土栽培技术”。目标是让这些植物在1—2年的时间内，实现对基岩或砾石层的全覆盖，以此规避强烈热辐射和高温。
第二步：在藤蔓植物荫蔽下的基岩和砾石层上，引进苔藓类和蕨类植物。地表形成的苔藓层或蕨类植物层，即可代替当地稀缺的土壤，截留大气降水，并增加底层大气湿度。
第三步：在藤蔓类、苔藓类和蕨类植物组成的环境中引种棕榈科植物，以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小型共生物种关系。
当以上引进的各种植物和自然长出的伴生生物，完全覆盖了地表裸露的基岩和砾石后，再有针对性地引入伴生动物，以创造更加丰富的共生关系物种，最终实现各种生物都能自我繁殖自我生长。采用这一新共生关系重建的生态恢复程序，可望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通过环境史的研究后，针对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和经济发展，建构此种共生型农耕体制的创新利用，在实现各物种之间协同共生，常态化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同时，推动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为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和睦关系的重构作出贡献。
（三）共生与共用
在当下环境保护理论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容易被社会接受的看法和做法是，将人排除在自然保护区之外，以此希望能够让环境实现自我恢复。很多环保工作者总是习惯于这样想，也往往这样去做。在事实面前，我们似乎少了一点辩证法，多了一点轻率的误判。从学理层面上，澄清利用与维护的兼容，也是环境史研究必须正面回答的关键问题。
当下，广西龙州的壮族人民正在发展“桄榔粉”产业，他们从越南进口砍伐后的桄榔树作原料，以此产出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云南毗邻缅甸的边境地带，也有类似的桄榔粉企业实施着同样的操作。随着棕榈科的董棕被认定为濒危保护植物以后，相关部门纷纷成立“董棕林保护区”，并制定保护条例禁止人们砍伐采食。
在上述一系列行动中，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棕榈科植物，虽然树形长得高大，但也是一种单子叶植物。该类植物一旦成熟，就会自然开花结实，并随即枯萎。这与水稻、小麦并无实质性区别。其生物属性的特殊性告诉我们，禁止人类利用还未能达到保护的目标。因为，我们不能禁止其开花结实，也不能禁止其自然枯萎。从学理上看，我们似乎处于悖论之中无法自拔了。
回到共生物种关系，其实人类与棕榈类粮食作物，自一万年前的农业起源时代就已经建立互为依存关系。其间，两者均能顺利实现物种延续，生生不息。因此，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激励和引导相关人群种植、利用和消费董棕，通过文化这一纽带实现人与树之间和谐共生，那么即使没有相应制度的保护，那么该物种也不会再次面临濒危灭绝的命运。在利用中扩大其群落规模，同样能够达到保护的目标，而且还能使得人和共生物种之间各得其所，树和人类一样子孙繁衍，永无止境。
综观时下的濒危保护物种，大多数情况都与董棕的命运相似，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广泛利用过的对象，但在其后的进程中逐步退出应用领域，而悲剧正发生在这样的时刻。遗憾之处在于，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保护对策，除了把人赶走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当然也不能怪罪任何人，反而应当归咎于研究者没有尽职尽责而造成的过失。那么生态/环境人类学、环境史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下一步的理论建构显然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了。
四、结语
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环境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学者们总是在理论话语的突破和现实服务的需求方面举步维艰。笔者不揣冒昧，将人类学领悟的“多物种民族志”理念，尝试运用于环境史的研究中，以对“共生物种志”进行探索和实践，期望能够为环境问题相关研究的兴盛和有效添砖加瓦。当然，立足于从人类学学科作出的思考，其间的得失利弊自不必说，若能借此引发学界同仁的讨论和斧正，肯定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