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匈奴内附，导致汉王朝北边形势的改善。汉元帝初年，居于“近塞”地方的南匈奴决意向北方移徙。其背景，有北匈奴衰落的因素。从生态环境条件来说，长城地区由于集聚人口众多导致若干变化，表现之一是“塞下禽兽尽”，即野生动物资源枯竭。这也是南匈奴“北归”的重要原因之一。重视这一现象与相关民族流动、军事进退的关联，是汉代草原生态史研究的合理思路。对于草原民族以射猎为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特点，及其对自然条件的需求，应予充分关注。由此考察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可以得到新的理解。对于丝绸之路若干路段通行条件的认识，或许也可以有所深化。
[关键词]南匈奴，北归，禽兽，射猎，草原，生态史
西汉晚期，南匈奴与汉廷的亲近，导致北边战略形势向有利于汉王朝的趋向转变。南匈奴居于“近塞”位置，与北匈奴的强势有关。而南匈奴后来向北方移徙，有北匈奴实力衰落的因素。长城地区生态条件的优势由于集聚人口众多导致变化，表现之一是野生动物资源的枯竭。“塞下禽兽尽”是南匈奴“北归”的重要原因之一。重视这一现象，是汉代草原生态史研究的合理思路。以往有学者指出草原民族“以游牧和射猎为生”，匈奴首领“对狩猎”“射猎”“很重视”，然而对其习于“射猎”的民族品性及其生态条件背景尚缺乏细致的考论。草原民族“习射猎”，“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的特点，应当受到研究者关注。对其进行相关考察，有益于增进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的理解，也有益于深化对丝绸之路北部中国草原荒漠路段的生态条件的认识。
一、关于“呼韩邪竟北归庭”的历史细节
汉元帝时南匈奴在得到汉王朝“拥护”的条件下，依然有“北归”动向。《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邪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瓯脱皆杀之。呼韩邪单于使来，汉辄簿责之甚急。
南匈奴“言民众困乏”，即得到汉王朝“转谷”“以给”。“云中、五原郡”得到诏令即最高执政集团指示“转谷二万斛”。这对汉北边经济军事的牵动是比较严重的。“转谷二万斛”，按照汉代通常“车载二十五斛”的运载指标，需要调动运车多达800辆的宏大车队。“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呼韩邪单于”，以纾解匈奴“民众困乏”的运输行为，体现了汉与匈奴关系的亲和，也保留了汉代北边交通史的重要信息。
《汉书·匈奴传下》还写道，在北匈奴敌对态度的作用下，南匈奴与汉王朝的关系也受到影响。韩昌、张猛出使南匈奴，取宽容的态度：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然而他们发现了南匈奴有可能发起部族迁徙，即将“北去”的新动态，担心“北去后难约束”，于是擅自“与为盟约”。
关于“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对于南匈奴的近距离观察而形成的判断，特别是对其未来动态的预测以及应急表现，班固有所记述：
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关于“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以及“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颜师古注：
塞下无禽兽，则射猎无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归旧处。
“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与南匈奴“为盟约”，文辞仪礼反映了当时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情节。“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及“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等记载，都保留了有关民族礼俗文化的重要历史记忆。“收休屠祭天金人”故事体现的对其他民族信仰之强势摧破，其文化影响应当认真分析。后来至于王莽时代，又有更为极端的残厉行为。
班固的记述，亦言及韩昌、张猛出使南匈奴事迹的后续情节。甚至出现了“结盟”后“解盟”的转折：
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上薄其过，有诏昌、猛以赎论，勿解盟。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这段文字，说到“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上告于天”，“往告祠天”等带有宗教色彩的祝诅程序。相关情形在上古战争中多有表现。
后来，“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北边“近塞”处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究其因由，“塞下禽兽尽”这一野生动物分布形势的恶化，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塞下禽兽尽”则“北归”的生存史逻辑
关于匈奴活动区域的空间移动，司马迁指出了“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的特点。“移”“徙”“随畜牧”“逐水草”是其常态。因“禽兽”分布情形而“转移”“迁徙”的史例，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前引《汉书·匈奴传下》“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颜师古注“塞下无禽兽，则射猎无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归旧处”，告知我们一个有关南匈奴“近塞”生存条件的事实，即所居空间“塞下禽兽尽”，“塞下无禽兽”，“则射猎无所得”，已经造成其部族的生存危机，遂不得不采取“北归旧处”的迁徙方式以摆脱困境。
关于匈奴习俗，《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有一段文字记载，可以看作经典性的总结介绍：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
除前引“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以及“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𫘝𫘨、𫘦𬳿、騨𫘬”之外
又写道：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除说明匈奴的族源、习性、文化特征之外，特别强调匈奴的主体经济形式是“畜牧”，即所谓“随畜牧”，“随畜”。然而同时也指出“射猎禽兽”对于匈奴部族生存的重要意义。
所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说明“射鸟鼠”“射狐兔”是匈奴基本生产能力，自儿时就开始练习。而所谓“射狐兔”“用为食”，则概括性地指明了“射猎”是匈奴基本生活消费资料获取的主要方式。所谓“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其衣食来源除蓄养“马、牛、羊”等之外，亦取自“射猎禽兽”所得。
三、冒顿单于“行猎鸟兽”射鸣镝故事
匈奴社会高层人物“射猎”“鸟兽”的著名故事，则见于《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有关冒顿单于为夺取最高权力，以特殊方式树立威势的记载：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关于其指挥信号“鸣镝”，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镝，箭也，如今鸣箭也。’韦昭曰：‘矢镝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飞则鸣。’”司马贞《索隐》写道“：应劭云‘：韦昭云‘：矢镝飞则鸣。’”同一故事，《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记载：冒顿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史记》所谓“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汉书》作“行猎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辄斩之”。
由此看来，所谓“行猎鸟兽”，“行猎兽”，“出猎”，“从……猎”等，都是匈奴贵族社会生活中的惯常场景。
四、匈奴“因射猎禽兽为生业”
班固写道：“（匈奴）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所谓“宽”和“急”，应当是指民族关系之兵战情形。“随畜”同时“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的说法，指出了匈奴经济传统“射猎禽兽”之重要。
《史记》其他篇章也数次说到“生业”。例如，《史记》卷28《封禅书》言李少君事迹：“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又《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勃以织薄曲为生。”司马贞《索隐》：“谓勃本以织蚕薄为生业也。”晁错曾经分析北边民族关系：
胡人衣食之业不着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胡人”“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所以“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这是汉初人习言“生业”的实例。所谓“胡人之生业”，语近“胡人衣食之业”。晁错又指出：“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则匈奴的“往来传徙”，是同时包括“转牧”和“行猎”两种“生业”形式的。应当注意，“转牧行猎”，“牧”与“猎”，都在运动中进行。草原民族的机动性，由此得以表现。
韩安国曾经言“匈奴”习性，也说过这样的话，提示人们其“畜牧”与“射猎”并重的情形：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
所谓“轻疾”，所谓“至如猋风，去如收电”，也强调其机动性。“弧弓射猎”，颜师古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所谓“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强调其机动性之强。而“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之“逐兽随草”，“随草”言“畜牧”，“逐兽”言“射猎”。韩安国语，《新序·善谋下》作：“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对于“逐兽随草”，石光瑛有如下解释：“言人逐兽而居。兽之所至，人即随之，兽又随有草之地就牧。”石说“兽”，似即“畜”，即“随有草之地就牧”的畜牧对象。而韩安国下句说：“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曾国藩解释说：“胡射猎逐徙，以用兵为常。汉久废耕织，以用兵为变。以变而支常，故轻重不钧。”则理解“逐兽而居”是“射猎逐徙”，而并非“兽之所至，人即随之，兽又随有草之地就牧”。这种实际上的“逐畜而居”，应是对韩安国说的误解。
从正史文例看，通常所谓“逐兽”均指“射猎”捕杀野生动物。“逐兽”的“兽”，并非“随有草之地就牧”的“马、牛、羊”等驯养牲畜。《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靡鱼须之桡旃”，颜师古注：“以鱼须为旃柄，驱驰逐兽。”而“靡鱼须之桡旃”前句即言：“于是乎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与“随有草之地就牧”的牲畜无关。《后汉书·班固传》：“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有“诏梁野而驱兽”句，李贤注：“梁野，巴、汉之人，其俗习于逐兽，故使其人驱之。”后世史书言“逐兽”，如《晋书》卷15《石勒载记下》“逐兽，马触木而死”；《魏书》卷64《张彝传》“周厉逐兽”；《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譬之逐兽，弱者先擒，岂可舍必擒之弱兽，趋难敌之强兵”，卷166《元稹传》“纵追禽逐兽之乐”；《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卷122《魏元忠传》“逐兽，弱者先禽”，卷124《姚崇传》“以呼鹰逐兽为乐”等，都是说“射猎”追杀野兽。
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孝文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这里说到的胡汉理想的经济秩序，“长城以内冠带之室”“万民耕织”，“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射猎衣食”，又以“射猎”对应“耕织”，明确以“射猎”作为匈奴基本“生业”，意义甚至超过“畜牧”。
“射猎”是匈奴主要经济形式之一。虽然有学者指出，“匈奴单于自头曼、冒顿之后，对狩猎都很重视。匈奴人射猎，不只以射鸟兽作为食品或娱乐，而且以之作为一种军事训练，一种严格的纪律的手段”。对于“匈奴人射猎”“狩猎”，又有“娱乐”以及“军事训练”“严格的纪律的手段”等解说，但是《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所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是明确强调了射猎取获“用为食”的基本意义的。通过考古发掘收获可知，“从漠北匈奴墓葬中普遍发现大量牲畜（马牛羊）骨骼证明，匈奴人的确是食畜肉的。所食不仅是家畜，而且从墓内还有鹿、野驴、鸟类等骨骼分析，同时也食野生动物，这正是匈奴人不仅从事畜牧、而且也从事狩猎的实物证明”。
草原民族善于“射猎”的记载，典型例证有“射雕者”故事。《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写道：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所谓“射雕者”，裴骃《集解》：“文颖曰：‘雕，鸟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司马贞《索隐》：“案：服虔云‘雕，鹗也’。《说文》云‘似鹫，黑色，多子’。一名鹫，以其毛作矢羽。韦昭云‘鹗，一名雕也’。”《汉书》卷54《李广传》记述同一故事，颜师古注：“文颖曰：‘雕，鸟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师古曰：‘雕，大鸷鸟也，一名鹫，黑色，翮可以为箭羽……’”雕，即鹫，鹗，鸷，皆说高飞猛禽。《史记》卷41《勾践世家》所谓“鸷鸟之击”，言其飞行速度之快。《史记》卷47《孔子世家》：“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愍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
‘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也说草原民族射手技艺之强。裴骃《集解》引韦昭曰则言“隼，鸷鸟，今之鹗也。”
五、羌人与鲜卑人的“射猎”“生业”及其对汉边地的影响
马长寿曾经指出，“匈奴在冒顿领导下征服了北方的浑窳、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和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大部分是以游牧和射猎为生的”。而历史文献记录中，确实可见羌史与鲜卑史的相关资料。《后汉书》卷87《西羌传》说羌人经济生活：“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鲜卑人“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的记载，则说“射猎”是与“田畜”并列的基本“生业”形式。“射猎”，是与“游牧”同时发生作用的生存形式。北边民族“射猎为生”，是当时的生活史境况、生产史境况，也真实反映着当时北方草原荒漠地区的生态史境况。
鲜卑人的活动空间偏在东北。而羌人有活跃表现的“河湟间”则正当丝绸之路通过青海草原地方的方向。
边地经营“五谷”能力稍弱的民族这种偏重“射猎”的情形，明显影响到邻近草原民族的汉地。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写道：“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桓帝时，度辽将军陈龟上疏说边地形势：“今西州边鄙，土地塉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前引《后汉书》卷87《西羌传》曾说羌人“以射猎为事”。所谓“以射猎为先”，与“射猎为业”，“以射猎为事”，是可以对照理解的。
六、汉代北方草原野生动物分布及边地军人“猎兽”行为
据竺可桢通过长时段资料搜取并认真论证得出的判断，“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竺可桢所绘《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显示，秦至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许多文献资料与考古收获相结合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为竺可桢的意见提供新的学术支持。气候条件也必然会对水资源和自然植被的形态产生影响。而这两方面的环境条件，均对野生动物的分布产生重要作用。
通过居延汉简资料可知，当时北边草原地带有比较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自然条件。当时居延附近有“野橐佗”“野马”“野羊”活动，均见于明确的简例。悬泉置出土汉简可见“野骆……”简文，也值得注意。通过“鹿餔”“鹿蒲”简文可能是“鹿脯”误写可能的推测，大略可知当地很可能也有野生“鹿”的分布。居延大湾出土帛书，编号为乙附51的书信，可见以“小笥”盛装往长安“遗脯”的情形，其中包括“野羊脯”。这些信息，都说明野生动物充作边地军人食材的情形。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脯”以及与“粮”并列的“脯肉”，或许包括此类来自野生动物的肉类加工食品。
《汉书·西域传下》载录汉武帝轮台诏文字，其中有涉及西北边塞防务的内容：“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颜师古注：“言边塞有阑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长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猎兽，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劳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
皆不集于所上文书。”据赵翼说，“汉帝多自作诏”。汉武帝诏书文字，表示深切沉痛的自省，无疑是“自作”。其中涉及“边塞”基层军官“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导致正常防务受到影响的情形，足见最高执政者对基层行政“奸邪”“得失”的明察。所谓“以皮肉为利”或说“利于皮肉”，指出“猎兽”行为并非仅仅满足食用这种直接的消费需求，而且将猎获品输入市场，取得商贸之“利”，也说明“猎兽”所得数量颇为可观。“边塞”“鄣候长吏”的贪婪使得“卒苦”或说“其人劳苦，因致奔亡”，反映当地野生动物资源相当充备。这一情形，作为丝绸之路交通史考察不宜忽略的生态条件的表现，有关注与说明的必要。
而所谓“塞下禽兽尽”体现的局部地方过度的人为开发导致严重资源枯竭与南匈奴“北归”的关系，对于汉代北边生态史与民族史研究，尤其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
还应当注意到，匈奴“人习骑射”，作为军人的“胡骑”，据说“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在“射”的能力方面较中原人有明显的优长。以此技术强势“射猎”取食的典型史例，有堂邑父随从张骞西行的故事。张骞西使，经历十数年艰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故胡人”“堂邑父”以其“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的“射猎”实践，成为“张骞凿空”历史性成功的得力助手。后来，“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奉使君”，司马贞《索隐》：“堂邑父之官号。”所谓“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是他作为张骞之草原民族合作者值得纪念的历史贡献。“胡人”适应草原生态环境，能够“射禽兽给食”的生存能力，由此在司马迁笔下得到明确的记录。
胡人“射猎”“塞下禽兽”，较汉王朝边塞军人“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情形，在技术层面必然的优胜，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