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命里，我梦想过看到成群的野生动物，充满鸟儿和蝴蝶的丛林、雨林，但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下一代人是否还有机会见到它们……”

1992年，在里约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年仅十三岁的铃木瑟玟发表了只有几分钟的演讲，却让现场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2022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办的第七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上，再次播放了铃木瑟玟当年的演讲视频片段，让人们又一次认识到保护地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本届峰会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宜可城、蒙特利尔市及昆明市、中国环境报社等合作举办，共有来自70个国家的1208名代表注册参会，包括130位市长，6位省（州）长，237个城市代表团，136个非政府组织以及456个国际（联合国）组织等。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期间的重要平行活动之一，本届峰会以“深化地方生物多样性行动”为主题，围绕影响、参与和行动三个环节展开，议题聚焦于积极支持和参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落实。

谁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前沿守护者？

“我们需要拥有自然的城市和地区来重塑我们的未来。”峰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发出一致的声音。

“目前，全球 55%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是全球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中心。但是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然生境的破坏和碎片化，从而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居民的健康和福祉、维护城市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主任兼中国首席代表朱澍在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可以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朱澍说，“城市不仅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也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不仅体现在面积较大的城市公园和湿地里，也存在于小块的绿地和人居环境中。”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前沿守护者和地方践行者，地方政府和城市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峰会分享了来自中国等许多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行动和案例。

深圳，有着全国唯一处于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峰会上，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文忠分享了深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实践。深圳坚持用科技创新驱动低碳发展，坚持让城市与自然共融共生，坚持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入人心，为万物生灵腾挪出了生存环境，将近50%的市域面积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禁止一切开发建设，“留白”大量生态腹地。同时，积极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将24%的陆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高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

有些城市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中，还建立了广泛适用的指标体系。

从“花园城市”到“花园中的亲生态城市”，新加坡一直处于城市绿化战略的前沿，引领将绿化和生物多样性融入基础设施的新兴趋势。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高级主任Lena Chan在峰会上介绍了新加坡增进城市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记录在绿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并支持其他城市建立一套共同的成功指标，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合作共同开发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也被称为“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这一指数是全球唯一一个专门为城市开发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工具，被誉为城市生物多样性“金标准”。就在本届峰会“全球地方行动角——中国日”活动上，“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中文版）发布，方便更多城市运用这一指数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

如何深化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不仅地方政府和城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应该被看见，而且在全球议程的讨论中，各级地方政府的意见与心声也应该被听见。在本届峰会上，各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协力推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为加强合作、缩小差距、弥合分歧而努力。

“爱丁堡进程”由苏格兰政府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共同牵头，自2020年起在多个全球伙伴的支持下展开，通过一系列的线上研讨会和咨询会议，汇集城市和地区政府对于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观点和建议。包括中国昆明在内的一些城市已经签署了爱丁堡宣言，为推动COP15大会制定具有雄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贡献力量。

本届峰会在“爱丁堡进程”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次国家政府、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2021—2030》，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在实施新全球框架中的重要作用。峰会还发布了诸多新倡议和新项目，包括由联合国环境署牵头的“市长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柏林生物多样性约定”等，提振了地方政府对于实施新全球框架的决心。

坚定了决心，未来如何深化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加快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努力方向。峰会上，浙江省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雷金松介绍了丽水市建设“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的经验，为地方政府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提供了参考：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把生物多样性相关业态作为一种新型业态来培育；制定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数，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纳入政府评价体系，作为推动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有力抓手。

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谢瑞武在峰会上表示，今后，成都将以公园城市建设为重要载体，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重要指标和内容，制定成都市“十四五”公园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规划和各类相关专项规划编制中。同时，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化、创新化，与污染治理融合，推进山水林田湖草协同治理。还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深入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种路径，为国际社会贡献成都智慧。

成都对未来的计划和朱澍的想法不谋而合。朱澍建议，制定因地制宜的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污染治理、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协同推进。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积极建设自然城市。同时，还应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教育和科普。围绕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进一步深化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了哪些智慧？

在峰会框架下，12月8日—18日举办了“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角”配套活动，其中，12月13日为“中国日”主题活动，由宜可城、昆明市和中国环境报社牵头主办，中国多个省市代表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和故事、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参与相关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智慧。

浙江、山东、北京、深圳、昆明、南京、湖州，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等省份和地市的政府及企业、单位代表，介绍了各自的经验和案例，倡导建设和谐共生的“自然城市”，展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特色。

——我们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通过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不断提升城市生态建设水平。例如，成都市规划建设全球最大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和全球最长的公园城市绿道，环城生态公园成为超级绿环，森林覆盖率40.33%，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3.88%。

——我们致力于打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发展城市。通过积极推动产业转型，正向引导和反向倒逼持续深化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提升生产要素资源利用率。例如，浙江省湖州市曾经传统产业比重大，高能耗产业占比高。近年来，湖州市首创“碳效码”，对企业碳排放数据进行统计与核算，精准定位企业能源消费“碳足迹”，引导企业转型实现精准降碳，推动绿色制造升级。

——我们致力于打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友好城市。在推进城市发展的同时，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努力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例如，在长江沿线的江苏南京，随着全面禁捕、岸线清退等专项行动的不断深入，水生物种种群逐步呈恢复趋势，水生态健康状况不断向好，现在市民在城市市区江段就能看到野生江豚稳定栖息。

“在城市规划中把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尽可能减少城市建设中对自然生态系统、动植物栖息地的干扰，避免城市生态系统的碎片化。在生态系统保护和治理中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协同推进碳中和、气候适应、城市韧性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统筹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共享三大目标。”昆明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中心主任和兰娣，向本报记者介绍了滇池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修复的经验，这是一个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典型案例。现在，滇池的自然岸线率达到89%，基本形成了闭合的环湖生态带，滇池湖泊生态产品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在“中国日”主题活动上，还发布了“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成都、嘉兴、湖州、昆明、南阳、深圳6个中国城市因其生物多样性的杰出案例入选，其案例也将在“自然城市平台”向全球宣传，为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标杆和样本。

第七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上，34个宣布加入“自然城市平台”的地方政府获颁证书，成都、深圳、昆明、嘉兴、湖州和南阳6个中国城市也参与了这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