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种植水稻在《史记》《汉书》等文献典籍内早有记载，其后一直到唐宋时期的文献中还有所提及。此农耕模式跨越了人类早期社会与有史料可凭记载的不同时空范畴，对探讨稻作文化的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纵观此前有关稻作文化起源方面的研究，对“火耕水耨”的相关记载与考古发掘的取证相互联系不甚紧密，使得有关稻作文化起源研究长期处于久疑不决之困境。若能借助民族学有关文化类型演替的理论与方法，在此前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有价值的突破便可期可待，我国南方各族先民在稻作文化起源中所作出的贡献亦可获得可信验证。
关键词：火耕水耨；稻作文化；起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项目编号：15ZDB113）；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发掘中华优秀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3GZGXRW1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振兴，博士，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文化走廊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研究；杨庭硕，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
有关稻作文化起源的探讨，是考古学者、农史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民族学者亦有诸多思索。目前所见成果虽不少，但不同学科学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其间难以克服的障碍在于，稻作文化起源既然为一种生产体制的发端，其必然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国家政权还未产生之前，以至于要获得可依凭的历史文献记载，肯定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最为关键的资料，则显然要超越系统历史文献记载的上限，从而使得可靠的历史资料很难获取与把握。考古学的发掘资料，可以上溯到国家政权建立以前，获取相关稻作文化起源的资料不仅容易而且极为丰富。但问题在于，考古学的资料获取要深受发掘现场时间与空间之限制，而稻作文化起源时代的水稻生产空间却必然涉及超大空间范围内的水稻种植活动。这意味着无论考古发掘工作做得如何全面细致，所能获得的资料亦十分有限，以相对有限之资料探讨稻作文化的起源，势必很难突破以偏概全之窠臼。民族学研究则不然，其能将超长时段、超大空间的民族文化变迁纳入研究对象加以处理。但其不足之处亦十分明显。那便是民族学研究获取之文化资料，通常是共时态资料的集合，对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却恰好需发掘历时态发展变迁。如何获取和处理历时性的间接资料，成为探讨稻作文化起源的另一项重大挑战。有幸的是，我国的历史文献积淀极为丰富，一些早期的汉文文献典籍所收录的历史信息，有不少就跨越了人类社会早期与国家政权产生之后的历史。具体到稻作文化起源研究而言，《史记》《汉书》中系统记载的“火耕水耨”稻作模式即为典型的例证。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音之际，必将推进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三结合的发展，使之运用于我国稻作文化起源研究成为可能。
一、稻作文化起源的相关认识
人类在建构文化和社会的同时，也创造了一套将人类物种的生命与生态、生计耦合的生境，这就是习惯所称的生态文化观。在有关固定农业起源的研究中，欧美学者致力于探讨麦作文化的起源，而日本学者则高度关注稻作文化的起源。这是由双方研究者所熟悉的农作物有别而造成的形式上之差异。但稻作文化起源研究相较麦作文化起源研究要困难得多，这与水稻的生物属性有关。水稻本是热带、亚热带浅水水域的本土植物，其必然要遵循热带植物的生存法则，即不会按季节变化完成生命周期。如果生存条件比较优越，那么它可以终年生长而无需结实，仅靠营养繁殖便可扩大其群落规模。从人类利用的角度而言，其肯定是一种不理想的驯化和种植对象。因为人类驯化与规模性栽培水稻的目的，乃是为收获籽实作为食物来源，而非需求其植株。故早期野生状态下生长的水稻，显然是很难获得人类喜欢的物种之一。中华各民族却偏巧成功地驯化了水稻，并使水稻在公元10世纪前后跃迁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可是人类是如何驯化水稻，却成了研究者一直争论不休的难题。
受麦作文化起源研究成就的影响，不少早期的稻作文化起源研究者，如安田喜宪、佐藤洋一郎等均趋向于认为，作为野生稻“Oryzarufi‐pogon”从根茎繁殖变为种子繁殖的根本原因，是距今15000年左右的远古时代，地球气候曾一度变暖，不久后又持续变冷，从而使得原本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水水域的水稻，其群落的分布向北展拓至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其后全球变冷过程中，由于受环境影响，而得以按照季节的变化去结出籽实来。中国的远古先民们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遇，成功地驯化了水稻，使得它在中国大地上能够按季节结实，从而奠定了稻作文化起源的环境和物质基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致命的弱点在于，全球周期性的气候变冷变暖乃地质史研究早已证明的历史真相。但问题在于，温带环境下水稻的正常生长季只需120天就够了。以至于不管是全球变冷或变暖，一年当中只要保证120天处在温暖湿润的状况下，水稻都可以按照其本能最大限度地进行营养性繁殖，并不会因受环境影响而转向靠种籽实延续其物种。即令佐佐木高明氏等人的假说都符合历史事实，水稻这样的草本植物，根本无需改变其生物属性，便可获得其物种延续。
佐藤洋一郎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比其他的研究者更其谨慎。为此，他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在越南采集到的不会结实的野生稻带到曼谷实验室盆栽，“给它一定的环境压力”。结果出现了“奇迹”——花盆中的一些野生稻在第二年居然开花结实。佐藤洋一郎的解释是，“也许正是具有这种特性的稻成为一个群落时，又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不是靠根茎繁殖，而是靠种子繁殖的稻群。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利用了这个稻群，所以靠种子繁殖的稻群就一下子扩展开来了。”当然这一点对人类的利用而言，刚好正中下怀。
从上面实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一个推测：人类大可不必仰仗全球性环境巨变，而只需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在水稻的生长期故意制造一些自然状况下不可能发生的刺激，野生稻便会按照人类的意愿顺利地繁衍“子嗣”。众所周知，直至今日水稻的常规种植方法中，照例都需要插秧，而这样的独特操作就实质上而言，恰好与佐藤洋一郎对野生稻所做的实验可以相互印证，可谓异曲同工。插秧的目的就是要给水稻植株制造例外的刺激和干扰，激活其开花结实的生物本能，并据此满足人类食用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在水稻起源的历史关头，我们的祖先便是通过人工刺激这一手段和方式，实现了对野生稻的驯化，并因此而创造出最早的稻作文化。获得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地点就在中华大地上，最关键的地带包括云南西部、长江中下游山区乃至珠江流域的某些山地环境中。
受到日本学者研究的启示，有学者认为最先完成稻作文化建构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苗族先民。其主要依据是湖南城头山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出土的稻谷残留，以及湖南高庙新石器遗址，并参考了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以及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考古遗址发掘资料。然而，在这些考古遗址中，除了湖南的两个遗址是古今苗瑶民族的分布区外，其他遗址在历史上均少有苗瑶民族的分布，仅今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和福建等地山区内仍有畲族定居。而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发掘地就有一部分涉及这样的山区地段。为此他们认为古代苗瑶民族的迁徙，特别是与北方华夏各部的征战中，将稻作耕种技术扩散至长江下游的各稻作遗址区。其这一研究思路很有价值，但大可不必用苗瑶民族的迁徙为之作解。这是因为在尚未建立国家政权之前的古苗瑶民族，本身就分布在整个亚热带丛林山区。今天之畲族即早年定居于长江中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山区的古苗瑶民族后裔，他们也理当有能力继承这样的稻作文化遗产。
“山地地质地貌的高度异质性所形成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也对山地生物的分布、结构、生命活动以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形成与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造就了山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因此，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那就是水稻的生物本能主要适应于稳定的浅水湿地生态系统。然在自然状况下，由于平缓湿地水位的涨落变幅极大，山区湿地的水位变化更是涨落无常，当时的人力物力乃至技术都无法作出有效的操控。如果远古的古苗瑶民族先民没有掌握有效控制水位的相关技术，那么稻作文化的起源就肯定不会归属苗、瑶民族。这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最有效的工具仍然主要是石器与生物质料的工具。凭着这样的工具根本不可能控制平原地区的水位，当然如果没有特殊的技术手段的发明，也控制不了山间湿地生态系统。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古苗瑶民族肯定就不可能是稻作文化的唯一首创者。
涉及对水位的控制，今天的读者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不过就现在已知的传说内容而言，“大禹治水”的手段是“疏”而非“防”。这将意味着不管是筑堤设防，还是疏导降低水位，目的都是要防范洪水为害，而不是要精确地控制水位的稳定。这表明即令是借用“大禹治水”的成功手段，对于开创水稻种植而言，根本无用武之地。然而仔细地观察剖析城头山与高庙稻作文化遗址后，却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着如下一些共性。
它们都处在有长流水河流两侧的台地，被发掘出来的稻田都相当平整，明显是流水携带泥沙积淀的产物。与此同时，这些远古时代的稻田田埂的设置并不明显，表明未有人为建构的梯田做支撑，更接近于原始状态的河流次生沉积带。相比之下，这些原始时代的稻田，与今天习见的梯田和围湖造田形成的连片圩田相比，在操作思路和方法上迥然不同。因为它们没有灌溉渠的挖掘，也没有田埂的设置，更没有堤防的修建。这一点往往令考古学家感到困惑不解。但却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些水稻起源时代的稻田，根本无需借助任何意义上的铁质工具，更无需借助兴修水利的配套技术，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去完成。那么古代苗瑶民族的先民们是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利用流水的自然力，成为探明稻作起源文化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目前考古遗址发掘所获资料尚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显然得借助历史文献记载的佐证以及当代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的支持，才有望揭示这一关键性难题。为此《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有关“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记载，成为化解这一难题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以下就有关的记载展开剖析，以期揭示稻作文化起源与南方各族先民之关系。
二、稻作文化起源与南方各族先民之关系
《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有关“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记载，所描绘的对象高度统一，但具体到行文而言，《史记》《汉书》之间却存在一些微妙差异。如何理解这些差异的由来，不仅今天的学者难以找到有效的切入点，即使是汉唐时代的知名学者亦同样感到束手无措。其间的历史成因其实并不复杂，但很容易被历代学人所忽视。那就是历经两汉三百余年岁月，围绕武陵山区周边的长江中游平原地带，不管是人文景观还是生态景观，均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巨变。
从生态景观看，西汉时代曾稳定存在的永久性浅水湿地，到了东汉时代已被极度压缩，代之以旱地农田。与此同时，西汉时代茂密的亚热带丛林，往往直接逼近永久湿地生态系统的边缘，从而形成林、湿之间的鲜明反差和界限。而至东汉时代，随着旱地农田的垦辟，这样的边缘地带已变得模糊不清。茂密的亚热带丛林已萎缩到周边的山麓地带，且丛林茂密的程度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比较稀疏。从地质地貌看，随着长江、汉水以及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沿边地带次第旱地农田化，地表的高度因旱地的垦殖和伴随的水土流失而不断被垫高，使得季节性的湿地随之而部分实现成陆化。
不管是西汉后期还是东汉时代的学人均很难直接留意到。其间的原因为，这样的变化是在不经意间持续推进的结果，变化的速率与个人的生命周期相比缓慢得无可比拟。单凭个人的持续观察，根本无法察觉到这样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和后果。加之历代学人本身就长期远离农田耕作的实践，更是无从察觉这一影响深远的生态变迁趋势。从人文的变迁看，同样不可轻视。诚如《史记》所载：“是时（元鼎二年）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汉武帝当年组织规模性的人口迁徙时，曾明令迁来长江中游渡荒的民众，愿意留住南方的可以自由选择，永久定居。这一政策在其后得到了稳定推行与持续生效。其结果表现为明显地改变了武陵山区、大别山区和长江中游平原的人群构成。先秦至西汉此区域的主体民族为古氐羌民族、古苗瑶民族和古百越民族。但到东汉中期以后，随着旱地农田的扩大，汉族人口的规模和分布范围也持续地增加和扩大，从而形成了古汉族居民与此前的三大世居民族交错杂居的新格局。这一格局的巨变，使得东汉时代的文人学者要亲自深入南方平地和山区，肯定会变得比西汉时代更其容易和便捷。因而不管是对古苗瑶民族还是对古氐羌民族、古百越民族的了解，都可获得超越西汉学人的深度和广度，对民族文化差异的认识也随之而变得较西汉时代更为清晰。但这样的思想变迁与认识扩展，肯定是十分有限的。对此证据无须远求，单看以上引文便可知晓。
不管是对古百越民族、古苗瑶民族还是古氐羌民族，均未有官方稳定的法定族称，而是将他们视为在政治地位上无差别的整体去作出相关的描述和记载。这表明西汉乃至以后的学人，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其间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差异。但今天的民族学研究却能对此作出清晰的说明。
文中所称的“饭稻羹鱼”持有者，显然是滨水而居的古百越民族，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同时稳定地获取鱼和野生稻加以食用。他们这一文化事项恰好是对野生稻的驯化和多渠道利用开了先河，为水稻的小规模种植和利用，提供了必备的知识和技术技能储备。但他们肯定不可能突破稳定种植栽培稻的技术难关。原因在于,当时古百越民族并不具备大面积水位精准掌控的知识和技术技能，一旦遭逢洪水和干旱就无法稳定栽培和利用水稻。
至于文中所言“火耕而水耨”的持有者，要保证在同一块耕作地段内既可以控制水淹，又可以纵火焚烧，这当然只有山地民族才可能做到。这将意味着持有这一文化事项的古代民族肯定不是百越民族，而只能是苗瑶民族和氐羌民族。此外，当时的丘陵山坡地段，在其原生状态下都可以发育出极其茂密且难以穿行的亚热带丛林。长期生活于林中的古苗瑶民族，由于当时从事的是狩猎采集生计方式，他们控制水火的运用虽然早已做到，但在茂密的亚热带丛林中能够同时兼用水火的地理空间肯定极其狭窄。只有在山涧溪流的不同海拔带形成的次生堆积台地，在涨洪水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水耨”。冬春的枯水季节，同一次生沉积带，要控制纵火焚烧，同样易如反掌。由此看来，在当时能够直接操控“火耕水耨”的持有者只能是古苗瑶民族而非古氐羌民族。
自然形成的此类沉积带，不仅规模太小，而且很不稳定，会由于流水的作用而不断地发生位移，甚至沉降消失。古苗瑶民族要在这样的地方实施“火耕水耨”种稻，以获得丰富的季节性采集对象，根本无利可图。好在古氐羌民族可以在这一问题上为古苗瑶民族铺路搭桥，奠定较大规模的“火耕水耨”可操作空间。这是因为古氐羌民族实施的是垂直式的季节性轮牧生计方式。夏天他们要将饲养的畜群赶到山顶牧放，冬季则将畜群赶至古百越民族生息的河谷坝区觅食越冬，其来往路线都要穿越古苗瑶民族生息地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区段，在自然状况下河流可为畜群开道。只要溯流而上，庞大的畜群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茂密的亚热带丛林，跋涉至山顶草场。不过流水自然形成的通道，不仅崎岖难行，而且无法为过往牲畜提供饲草。穿行的时间又极为漫长，付出的代价更大，牲畜将会规模性掉膘。因而古氐羌民族，就得采用垒石作坝迫使河流稳定改道的方式，去拓展畜群转场的通道。始料不及之处在于，一经改道后，溪流对河道的冲刷就具有稳定的可控性，冲刷地和沉积带会截然两分。于是，溪流的洪泛带就很自然地形成阶梯状的宽阔沉积地段。在这样的地段上，会有大量的肥沃土壤季节性的稳定覆盖加厚，很自然地就形成足以满足古苗瑶民族常态化稳定实施“火耕水耨”的次生堆积区域。司马迁笔下所描绘的“火耕水耨”实施对象，即指此次生堆积带。
明白了以上的原理后，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饭稻羹鱼”持有对象，只能是那些滨水而居的古百越民族，而实施“火耕而水耨”、偶然获取水稻以弥补食物的季节性短缺的操作者，必然是那些生息在山区的古苗瑶民族和古氐羌民族。不过古氐羌民族看重的是牲畜，并不看重水稻，且他们将水稻作牲畜的越冬饲料去加以利用，而非直接采用稻米。只有当时还从事游耕兼狩猎采集的古苗瑶民族，才有可能重视水稻的食用价值，但非天天“饭稻羹鱼”，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偶然性地与古氐羌民族合作，用“火耕而水耨”获取水稻，并用以与其他民族交换或实现与其他民族的资源错位利用，反倒是其乐于从事的劳作。
由此看来，司马迁的以上记载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不同民族的族名，但所记载的内容，却客观地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生态之鲜明差异于稻作文化起源的价值和作用。
三、对稻作文化起源过程之构拟
要知道在人工建构的淤泥沉积带上，能够种植的作物，肯定多得不胜枚举。种牧草当然是一种选择，用来种水稻则是我们此处需要重点探明的对象。而此处需要化解的难题在于，如此实施稻作种植，虽可实现人工可灌可排，有效控制水位，但其种植规模有限，无法做到连片的规模性种植。故古氐羌民族虽说做出此项“发明创造”，但也仅能将其作为主业经营的附属形式加以利用，其效乃为确保畜群转场所用的时间和劳力投入得到极大的缩减，使转场而导致的牲畜掉膘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古氐羌民族“水利设施”的建设，在无意中为古苗瑶民族创建“火耕水耨”种稻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这是因为其所建“丁字坝”一旦建成，就可长期生效，从而导致滨水次生堆积层面积越来越宽，肥沃土壤的积淀越来越厚。与此同时，河床的宽度越来越窄。这样一来，古氐羌民族修建丁字堤坝，目的仅是让山涧溪流在枯水季长出牧草，供畜群过往食用。而古苗瑶民族因无需消费牧草，却可在其闲置时段内，采用主动插秧的手段移栽野生稻，实现水稻的收获。
与此同时，古氐羌民族牲畜转场过往时将牧草消费殆尽，还会留下大量牲畜粪便。畜群一旦离开，在枯水时节，由于山风和日照的自然力作用，牲畜粪便均会实现自然脱水。而生息于周边的古苗瑶民族只需将之稍加翻动，那么这些牲畜粪便都可成为见火即着的“火耕”用燃料。由此形成的灰烬，不仅可为起源时代的水稻种植提供养分，更使得其土壤在来年下雨时呈现暂时的弱碱性。如此一来，不必然结实的野生稻，有了这样的碱性土壤刺激其根部，即令不施行插秧，也会顺利结实并多结实。这正是稻作文化起源仰仗的技术性突破。它将意味着，来年洪水到来时，古苗瑶民族只需要进入永久湿地的低海拔区段，将野生稻拔起来进行分秧，直接插到火耕过的土地上，肯定可就地成活并确保稳产丰收。接下来，由于任何意义上经流水携带而来的旱生杂草种子，一旦灌水后根本无法萌发生长，插下的稻秧无须惧怕杂草的干扰，因为灌上的水已经发挥了中耕除草的技术操作。司马迁将这一操作形象性地称为“水耨”，虽说仅是比喻性说法，但其传达出来的含义却无比贴切。而这一切恰好是稻作文化起源过程之构拟原貌。
古苗瑶民族实施这样的操作，可以为古氐羌民族提供十分重要的利好。这是因为古苗瑶民族既然从事的仅是狩猎采集兼游耕文化，那么他们对自己栽种的水稻而言，只需要到收获季节摘取稻穗即可，留下的稻秆恰好为古氐羌民族畜群转场提供肥美牧草，而古百越民族通过“饭稻羹鱼”的方式实现对水稻的利用。
总而言之，古苗瑶民族、古氐羌民族和古百越民族在稻作文化起源的过程中，当事三方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具有体力和智力的付出，同时又各有所得，因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协同进化的生动案例。正因为当事各方真正做到了兼容互惠、和谐共荣，因而这样的稻作文化起源过程，并不会因中央王朝的发展壮大和行政统治权力的深入而被淘汰，而是在汉文化直接控制地带的周边山地丛林中得到了稳定的长时段延续，以至于到魏晋乃至唐中期还能亲眼观察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
“火耕水耨”退出历史舞台乃是社会发展的派生产物。在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政局动乱和行政管辖破碎的艰难历程中，原先定居于北方的汉民族因为逃避战乱，规模性地迁入长江中下游定居谋生，同时将北方的水利设施建设技术和技能，传播到遍地有湿地生态系统的地带。处于在这样的地带不管是种粟还是种麦，其劳力智力投入大而收获极为微薄。于是很自然地会对“火耕水耨”种植水稻产生浓厚的兴趣。但要将这样的兴趣或期望转化到在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中普遍推广，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就是得将在北方已经成熟的防洪排涝水利技术移植到固定的水域环境，将不稳定的湿地转化为可灌可排的永久湿地，才能确保从古苗瑶民族学来的“火耕水耨”种稻技术移植到永久的湿地生态系统来，以实现水稻种植的规模化。其间要攻克的难点在于，古代汉族此前的水利建设是从地表向上筑坝。堤坝筑成后必然要高于地表和水面，但对永久湿地实施围湖造田，坝底则要沉入水底。因而套用此前技术手段，肯定是无法施行的。最终是采用大规模兴修圩田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当地的湿地生态系统改建为连片的稻田生态系统。
这一成功其社会价值非同小可。原因在于，水稻本身就是高产作物，而且是可以实施一年多熟的作物。圩田一旦规模性开辟成功，那就意味着水稻肯定会在转瞬之间成为新兴的主种作物，同时又成为国家税赋的主征对象。由此产生的庞大经济实力，会极大地推高汉族文化的再次转型和升级换代。要使圩田的修建实现规模化的扩展，肯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高效的人力管理和物资调配。唐宋时代，不管是古苗瑶民族、百越民族还是氐羌民族，其行政管理的水平和社会动员力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只有古代汉族经过近千年的积淀后，才能实现行政管理能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常态化。《宋朝诸臣奏议》收录了不胜枚举的圩田修建资料，直接披露了唐宋时代往往会动用军队或者鼓励豪强大姓去从事这样的超大工程建设。由此看来，水稻能够成为法定主粮离开古代汉族的参与和奉献，当是无法实现的。因而中华各民族通过协同进化的渠道实现自身的辉煌成就，大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四、结论与讨论：稻作文化起源离不开中华民族协同努力
综上讨论，我们可以确认武陵山区及其毗连的长江中游平原确实是我国稻作文化起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一新兴文化的兴起与变迁中，相关各民族都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确保水稻得以成功驯化，并成为重要的主种物种和消费物种，相关各民族的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升级换代。
斯科特近作《反谷》一书提出“谷物造就国家”，并认为“谷物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于：只有谷物可以作为一个征税基础，因为它看得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储存、可运输并具备‘合理性’。”其中代表性的谷物为小麦、大麦、小米、稻谷、玉米、马铃薯等，并进而提醒对农耕文化的起源研究，要高度注意湿地生态系统。因为这样的地
域生物多样性水平最高，远古人类利用起来，只需投入有限的劳力就可以将生物资源转化为财富，而农业的起源也因此而易于得以确立。通观中国历史进程，粮食具有的可储藏性、可转移性、可分享性，确实在其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水稻却并非一开始就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物质财富，实现农业的起源。江淮之地属典型的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但诚如司马迁所言“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即为明证。稻作文化起源古百越民族作出的贡献当然不容低估，古百越民族早期所持“饭稻羹鱼”的渔猎采集生计方式，所产食物因缺乏可储存性、易于转移性与可分享性，对国家的起源和固定农耕的起源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故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中所形成的产品，对支撑早期国家政权建立，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水稻的驯化其成果要得以壮大和跃迁并不仅仅取决于其生物属性，社会环境的变迁、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水稻的可高效利用部分是它的籽实，这样的财富构成形式，并不缺乏可储存性，也不缺乏易于分享性，远距离运输也不存在不可克服性障碍，缺乏的仅是生产水稻必备之水土资源匹配。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起一直到唐代中期，无法攻克的难关仅在于，这样的必备水土匹配均没有办法实现终极性攻克。而走出最后这一步的，显然非古百越民族，而为古代汉族。自秦汉以降的中央王朝，特别是至唐宋之际，凭借国家权力整合南北各地不同民族优势，才促使中华民族实现跨时代飞跃，并最终开创精耕稻作的新时代。当然我们不能将任何一项时代性的变革和创新，简单地归功于某一个民族单独作出的贡献，而应清醒地认识到，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荣才是文化得以发生巨变的原动力。稻作文化起源再认识可为以上论断提供一种系统实证与延伸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