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生态正义；生态共同体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人民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美好地球家园提出的中国方案，其理论意涵和现实构建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地球作为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场域，只有保护好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系统，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人类才能实现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而生态环境作为“共同利益构成了人类各主体行为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性约束”，全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系统和地球生物圈成为世界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性约束。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以生态为起点，进而摒弃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实现建设新型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的价值目标，推动以生态为起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彰显中国人民关于人类未来走向何处思考中的问题意识和生态智慧。
一、理论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思想资源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生态内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思想全球视域的论述为理论始基，继承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生态正义研究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而理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生态之维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
关于自然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始终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视域中，他们从哲学的层面阐明了自然与对人的重要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论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首先，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视角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人起源于自然界，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存在物，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类，人对自然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人又生存于自然界，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来维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辩证和谐的关系。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视角阐明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统一性。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与统一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类不断地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与自然界的和谐与统一，最终的形态是在共同体的控制下，以最小的自然消耗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中内涵着全球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中蕴涵着强烈的人类情怀，恩格斯在告诫资产阶级时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显然这里恩格斯是从全人类的视角来诠释自然界的重要意义，警告资产阶级不要再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总之，经典作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之维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唯物史观方法论和全球视野。
（二）思想渊源：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习近平对党的理论成果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其生态维度的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国内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治理的时代课题，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表达了对水利问题、林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建设的观点，如阐明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推动植树造林计划的实施，强调保护森林资源，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等思想。邓小平对国内外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反思，强调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起来，倡议全国范围的植树造林来治理环境，推进科学技术运用于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制定等。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强调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推进，其中胡锦涛更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建设中，这些都成为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候就强调生态建设，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更是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些生态思想，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五位一体”的生态社会观；“环境就是民生”的生态民生观。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关注中国问题，而且有着强烈的人类情怀和广阔的全球视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视域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思想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总之，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三）思想资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要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维度来说，提炼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是其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和道家等传统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智慧支撑。其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关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和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明确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制约着人的发展，人类必须要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具体来说，人类在进行耕种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要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否则就会因违背自然规律而遭受灾难。其二，通过法制来保护自然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必须要通过相关法令的制定来保护自然，只有借助相关礼制、法规、禁令来保护生态资源，对违背者予以制裁和惩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些思想也是当前我国构建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中，法家思想最具代表性，他们主张利用法的制约效应，来让人们遵循自然规律进行耕种和对大自然的开发，通过法令来加强对山川林木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法令强制力的作用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才能顺应自然，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其三，生态伦理相关思想。道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就蕴含着人类要尊重自然的价值，并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以及万物相联、相互制约的观点，这些思想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依据。其四，节约资源、避免浪费的生态消费观。中国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勤俭持家、节约资源，在对待大自然时强调“用之有度”“休养生息”等。其中，墨家思想就十分重视“节俭”的思维和习惯，他们强调日常生活和礼节交往中要避免浪费，如在饮食方面要做到不过度浪费和不追求奇珍异味，在重要的节庆和丧葬等礼仪环节也要做到不铺张浪费等。总之，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为当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生态维度提供了丰富的智慧。
（四）理论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习近平多次指出，对于世界优秀文化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要在批判中借鉴和学习，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念和原则，让国外思想理论成果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在工业发展造成的严重工业污染和生态危机面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并且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以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为起点，畅想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其中蕴含着对全球性生态非正义的批判与反思。如奥康纳指出：“通过全球性的资本积累，这个世界上的自然资源被耗尽了，转化成了垃圾，并且往往还是危险性的垃圾。”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主义无限制的生产方式被推向全球范围内，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被不断破坏，工业污染不断增加，从而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这其中，还存在着生态非正义的情况，“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去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金优势，要么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相关产业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在看似平等的贸易往来中，运用其高价的科技产品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态资源，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全球生态非正义的批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重要问题域，成为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样关注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问题，并且提出建设地球生物圈有机共同体的理论设想，“有机共同体是建立在全面反思和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理论假设、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起来的基于共同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实践行动及具体的共同体组织形式的不同层面的集合体”，并以此为基础，建设人类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社会，这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理论参考和思想资源。
二、问题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问题指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也有着其鲜明的问题指向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当前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其重要问题域之一，全人类共同的生态问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共识基础。
（一）生态问题：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工业化发展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工业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进行了批判，但是依然没能改变随后的工业大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生态危机，诚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与人道主义灾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资源减少、全球气候恶化、经济衰退的问题。”可见，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呈现在人类面前，只有人类联合起来行动，才能更加有效、长远地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当前，全球性气候问题已经对人类生活和生产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强调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生物圈中，必须联合起来，以共同体的方式解决全球性、共同性的难题，生态问题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正如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可见，在他看来，全球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能源资源问题等共同挑战，只有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和协同解决，才能建设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鲜明问题指向之一。
（二）正义问题：全球生态正义缺失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发展，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还带来了全球范围严重的生态非正义，贫困国家和贫困人民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榨，承受着更多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这种非正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国家内部来说，城市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是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重要来源，而不论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都要共同承担污染和生态恶化的后果，城市居民享受着工业发展的积极成果，农村居民和偏远地区居民却共同承担着由此而来的生态恶果，这是生态非正义在国家内部的表现之一。同时，由于城市空间有限，在发展中还存在着将垃圾转移、生态成本转移的方式，将城市化发展造成的生态后果转移到乡村地区，这是更为直接的生态非正义的表现形式。其二，从全球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资源和利益源源不断地流向生产链的上游，却同时把环境污染推向下游，这是以生态问题为尺度所展现出来的国家间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具体而言，全球性生态非正义有三种表现：第一，直接形式的生态垃圾转移，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污染物和生态垃圾，通过低价处理的方式转移到贫穷落后的国家，贫穷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不得不接受转移来的生态垃圾，造成实质上的生态非正义。第二，生态成本的跨国转移。发达国家通过把污染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落后国家，实现生态成本的转移，这种生态非正义更为隐蔽，发达国家打着援助贫穷的幌子，实施着生态非正义的剥削行为，进而造成贫穷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贫穷国家人民承受着种种生态恶果，但是最终的受害者必然是全人类。发达地区将成本转嫁给欠发达地区承受，欠发达地区则转嫁给自然系统，最终承受者必然是地球生态系统、人类整体及后代人。第三，生态责任或生态治理成本的转移。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制造全球大部分的生态污染、大气污染和水源污染，但是却要全球各国来承担其后果，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多的废气排放国，但是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后果却需要全人类乃至地球生物圈共同承担，这也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生态非正义。总之，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造成了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生活不仅要遭受空间剥削和空间压迫，还经历着生态非正义导致的生存空间压缩、生活环境恶劣等生活境遇。生态非正义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不断增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问题指向之一。
（三）关联问题：生态次生灾害频发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直接给全球人类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经过发展和演化，带来一系列的次生灾难，这些次生灾难也严重影响着全世界的人民，而这些次生灾难的治理和应对，也需要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内进行密切有效配合，才能更好地应对次生灾难，促进全人类共同的发展。以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疫情而言，虽然新冠疫情的真正起源还未确定，但不排除这是人类破坏环境、损害大自然而导致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次生灾难会越来越多，而要应对这些灾难必须提升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人类共同合作。当前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告诉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现实所需，而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的一系列隐性的、次生的灾难则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问题指向。
三、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蕴涵着一系列价值追求，其中就包含着实现全球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而推动全球各国文明形态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目标。
（一）生态价值：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的首要根据就是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拥有着共同的生态体系，而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起点，因而，推进生态共同体建设也是其首要目标，而生态价值观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要价值诉求，而生态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则是其思想基础。其一，生态价值观的生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基础。生态价值观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等价值的尊重，强调人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的价值理念，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融为一体。这种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往往促进各国人民对于生态和环境的自觉保护、对于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以这种价值观为基础，在各国人民都形成了类似的价值观基础上，人类关于生态环境和自然的价值共识就容易达成，共同体的构建就更加有效。其二，人类生态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思想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生态价值观，还需要生态共同体的意识，生态价值观是对于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合理判断，而生态共同体意识则是关于各国之间、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共享生态资源、共建美好环境、共护大自然的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对于全人类命运相依的共同体的价值认知和判断，只有各国人民都形成生态共同体意识，才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向全球，才能使其更富成效、更具动力。
（二）正义价值：实现全球生态正义
全球领域的不公正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他方面的正义问题由于历史、现实等原因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建设才能得以破除，而生态正义问题由于直接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命运，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愿意联起手来解决的问题。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价值追求：其一，维护全球生态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解决的首要价值问题。习近平认为，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15]。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而由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的全球范围的生态正义问题则更加紧迫，发展中国家人民遭受着更多的来自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不首先解决生态正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难以达成更多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无法开展，为此，要“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进而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基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要贡献技术和资金，为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物质保障；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要积极探索符合本国的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的发展之路，承担符合自身能力的生态责任。其二，各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共建新型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制定国际性的生态制度和生态条约。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和共享，生态正义的实现也需要各国之间在应对生态问题时的平等对话和协商共治，摒弃旧有的资本逻辑对全球生产的控制，以国际性制度规约资本逻辑造成了生态非正义情况，如全球气候协定的制定与及时更新，其他各种国际生态制度的制定等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在各项生态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中，要以制度来维护和实现生态正义，保障生态治理中的公正性。
（三）社会价值：建设全球生态文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视野和目标规划之中。工业文明社会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给人类的未来笼罩了一层阴影，而生态文明社会则是摆脱工业文明造成的生灾难的未来目标文明形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目标。其一，实现生态文明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追求。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要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交往和政治沟通，还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这是对人类子孙后代负责的现实要求，也是为了人类未来能过上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其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才能实现和完成。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各国的单打独斗和一枝独秀，更不是各国之间的相互扯皮和推卸责任，也不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污染转移和生态殖民，而是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协商才能共同实现的，地球是一个生物圈，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或置身事外。正如习近平指出：“要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可见，只有各国之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同体的理念、凝聚共同体的力量进行生态治理、生态恢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全球生态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型文明阶段。
四、生态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起点
依据底线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应当有着自身的起点和底线，有学者提出，除非兜住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底线，人类社会才有可能长时间地维系共融共生的状态并最终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本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应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起点，进而以点带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设。这是因为，关于全球生态问题的共识是目前各国人民最普遍的共识，以生态为起点有助于各国之间消除隔阂、建立信任、达成共识、实现合作，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加牢靠的现实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共识起点：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以各国人民之间共识为基础，“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这些共识包括利益共识、政治共识、文化共识、价值共识、生态共识等内容，而其中最基础的则是生态共识，这也是最容易达成的共识，要以生态共识作为广泛共识形成的起点，以点带面促进多方的、普遍的、多层面的共识。其一，要充分利用既有的全球性生态共识，并以此为基础达成更加广泛的生态共识。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就很多全球性生态问题达成了共识，如关于气候变暖问题形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全球性的气候公约，是各国关于气候问题的共识，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关于生态问题的更广泛共识，如生态责任的分担共识、生态价值共识、生态文明的目标共识、生态治理的协同共识等方面，进而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共识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生态起点。当前，以这些共识为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成为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识，但是，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和问题，如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公然退出了《巴黎协定》等公约，严重地伤害了世界人民的感情。其二，要以生态共识为起点，推动更加广泛的利益共识、政治共识和价值共识的形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共识基础。生态共识是目前世界各国人民比较容易达成的共识，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面对来自恶劣生态环境的威胁，人类在环境保护、生态和气候治理方面容易达成共识。但是这些共识不足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要以此为起点，推动更加广泛、全方位的共识的达成，形成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共识链条，以促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在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技术、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将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态建设热情和信心。
（二）经济起点：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强调经济的共享发展，即世界各国在共建共商中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发展共享性的生态经济则是其起点，这是因为发展生态经济更容易在各国达成共识。其一，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建设相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生态经济在各国的发展。习近平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还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帮助其发展绿色经济”。这是发达国家义不容辞的生态责任，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其二，各国之间要实现生态环境的共同保护、生态资源的协同利用和开发，以生态经济发展奠定共享发展的利益基础。我国提出了绿色发展等五大发展理论，这些先进的理念同样适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新发展理念指引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着力于共同体的创新动力，破解全球生态资源瓶颈制约，创设全新的世界生态治理架构”。由于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生态环境，因而只有促进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在资金、生态技术和生态资源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生态资源在各国的合理流动，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结合，进而促进各国在生态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共享生态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利益，为促进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与共享发展提供起点和奠定基础。总之，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上要实现系统治理和协同效应，将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势等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政治起点：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
从政治层面来看，“实现绿色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协同治理’是实现全球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以共识和利益为保障，还需要各国之间的政治协同，而重塑政治主体平等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以生态治理和生态规则制定中的主体协同和平等合作为基础的政治关系重塑是其政治起点。其一，通过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协同与平等合作，重塑政治平等的国际主体交往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治起点。在既有的国家政治关系中，发达国家凭借着先入为主和经济优势等条件，占据着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且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关系，建立政治平等、共同协商的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起点则是生态治理中的平等协商和协同参与。在生态协同治理中更加容易建立平等的关系，因为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关乎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国家能够拥有特权，只能通过各国的沟通协商和平等对话，才能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作出共同性努力。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在平等的国际参与中，“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其二，通过国际领域生态规则和生态制度的制定，重构各国的规则话语权，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规则起点。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相关论述中，习近平指出“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传统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中，发达国家长期掌握着话语权，通过不平等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其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就是要改变旧有的不平等的国际规则，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规则话语权，进而重塑国际规则体系，制定公正的国际规则。为此，需要以国际生态规则制定为起点，通过各国广泛参与、共同协商、平等合作的方式，制定公正的国际生态规则，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参与能力和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四）文化起点：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但在现实中，由于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文化隔阂的消除并不能一蹴而就。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是各国人民都比较容易接受和培育的文化，共同培育这种生态文化可以促进各国人民形成相似的生态思维和共识性话语，进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起点。其一，通过共同体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提升各国之间的文化共性和文化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文化起点。生态文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形态，是各国文化中没有冲突和隔阂的文化内容，因而，通过生态文化的培育，可以拉近各国文化之间的距离，形成文化共性内容，而生态文化的核心则是社会成员广泛形成共同体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进而推动生态实践的广泛自觉。因此，各国政府都“要把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和政治发展，还是文化与社会建设，都要融入生态思维方式，把生态价值观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其二，以生态文化为起点，推动更加广泛的文化交往，促进各国文化的和谐共生。生态文化的培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起点，要以这个文化起点为基础，推动各国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各国文化在开放包容中摒弃文化隔阂，实现文化融合与文化共通。最为关键的是，将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和自觉意识植入各国的文化之中，通过文化潜移默化育人的效果来实现生态文化的培育和养成，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文化支援和精神力量。
（五）价值起点：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
生态正义问题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命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起点。其一，维护全球生态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解决的首要价值问题。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而由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的全球范围的生态正义问题则更加紧迫，发展中国家人民遭受着更多的来自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不首先解决生态正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难以达成更多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无法开展，为此，要遵循差异化的原则，不同的国家承担与能力相适应的生态责任，进而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起点。其二，要以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和形成为基础，促成更加广泛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认同。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共识基础，要以此为基础，促进世界各国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共识，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价值支撑和认同基础，凝练和打造一系列具有共识和认同基础的共同价值。
（六）信任起点：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在国际交往领域，信任与不信任无不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政治生活与经济运行，在跨国之间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关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政治中，各国往往通过建立互信来促进合作，甚至是深度合作进而形成安全共同体认同。可见，相互信任是国与国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起点，而信任的建立并不是口头承诺、共同参会就能实现的，需要以现实的行动为支撑，才能在各国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这个信任的起点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生态责任，协同推进生态治理。其一，要以生态责任的共同承担为基础，提升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协同合作。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只有落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相应的生态责任，各国在履行各自生态责任中进行全力以赴、协同合作、共同治理，为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大气污染、修复地球生态系统贡献各自的力量，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力和行动保障，只有在这种生态责任的协调落实、共同承担中，各国秉持守土有责、对地球共同体负责的原则，才能提升彼此的互信程度，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信任起点。其二，要以解决共同性的、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为出发点，促进多层面、更进一步的合作与国家间的互信。生态责任的落实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开展只是各国互信的逻辑起点，而更深入的、更广泛的互信则要通过更多的共同行动来达成。以全球生态治理的共同行动为起点，推动更广泛的共同行动，如经济行动、政治行动、文化行动、人员交往行动等等。以共同行动联结起情感纽带，以共同行动中的合作与情感交流建立各国人民间的互信机制，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最为广泛的信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