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源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它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双创”，亦或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科学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和“取用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等生态智慧方面，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然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倡导知足知止的资源利用方式等特点。在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要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双创”，从而不断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发展。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时代化，也深刻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魅力。正是习近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并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创造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文明基石。本文重点阐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基因。
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
源远流长并传承有序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科学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和“取用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等生态智慧，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并成为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基因。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虽然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并没有直接的著书立说来阐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探讨的许多命题都蕴涵着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思想与精神。“天人合一”就是最能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特色的生态自然观，其“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于其对‘天’‘人’关系的正确理解”，认为作为自然的“天”与“人”是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主张人要在敬畏、顺应作为自然的“天”的基础上与“天”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与导致西方式现代化反生态性的西方“天人对立”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天人对立”论“坚持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主张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就不难理解以此为思想基础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会促使工业革命打开人类欲望的“潘多拉魔盒”，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以至于西方学者在寻求解决生态环境危机之策时不时出现“东方转向”，试图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中寻求应对和解决西方式现代化反生态性的良方。
“天人合一”一词出自张载的《正蒙·乾称》，但作为一种生态自然观，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所蕴藏的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其核心是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把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体，要求人们回归自然，而不是主宰自然。也正因为如此，季羡林对“天人合一”表示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肯定，认为“只有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济西方文化之穷，才能拯救人类社会，并将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在我国古人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学说中影响最为深远，成为许多朝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要哲学观念与方法，既体现了我国古代贤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和境界，更体现了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和膜拜。正如“至人”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按照老子的意思，“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应将人看作宇宙整体“天”的一部分，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和统一，因而可以说“天人合一”也是一种有关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
（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敬畏自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的道德要求。有学者指出，“所谓敬畏自然是指对自然的一种态度或情感，这种态度或情感强调对自然要保有一份尊重、敬仰和畏惧”。人类对于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最早经历了蒙昧文明、农业文明的“巫魅”阶段。蒙昧文明时代的人们认为万物有灵，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视大地为母亲，因而都特别强调敬畏自然。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生产力的迅猛提升，人类征服自然的热情空前高涨，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下，人类开始进入“祛魅”阶段，特别是在西方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自然成为掠夺和挥霍的对象，由此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态环境灾难事件，并最终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类也因此而终于尝到了西方式现代化不敬畏自然、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的强大恶果，开始理性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和西方式现代化的反生态性，并因生态理性与生态文明的兴起而进入“复魅”阶段。就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而言，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在儒家看来，作为自然的“天”是一种“包含人类又异于人类的伟大自然力量，并集中呈现为具有自发地运化发展能力的自然界”。正如孔子所说，天就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孔子还要求人们“畏天命”，也就是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由于大自然有自在自发的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孔孙、孟师的子思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见《礼记·中庸》），所谓“不相害”“不相悖”，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后来，朱熹在强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基础上提出的“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实际上也是说的这个意思，强调只要真正做到了敬畏、尊重和顺应自然，即“顺而循之”（《四书章句集注》），就能使“天地之心”正和“天地之气”顺。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是平等的，“人者祼虫也，与夫鳞毛羽虫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异者也”（《无能子》）。敬畏自然也就是要敬畏生命（包括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一方面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另一方面要按照“守道而行”原则善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做到“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抱朴子内篇》）。佛家更是强调自然万物的平等生存权，把“勿杀生”作为彰显佛家“慈悲为怀”伦理精神的“五戒”之首，并主张“四大皆空”，要求人们“去除贪、嗔、痴等的烦恼”。
（三）“取用有节”的可持续利用观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取用有节”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物质变换”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物质变换”所强调的就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进行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导致了包括自然异化在内的一系列异化。而毫无节制地征服和挥霍自然资源，必然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包括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等等），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取用有节”所强调的是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生产生活服务，保持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能力、供给和保障能力，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能力、供给和保障能力。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有诸多“取用有节”的生态智慧，直接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和生态文化基因。首先，“取用有节”是为了确保生态整体的美好。孟子就曾说过：“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这句话告诫人们不要乱砍乱伐，破坏“具有圆满性的生态整体”。其次，“取用有节”是为了确保自然资源的循环再生与生态环境的有效修复。孟子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句话意思是说，只有遵循大自然的内在客观运行规律进行生产劳作，才能确保大自然的稳定运转发展，并为人类提供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再次，“取用有节”是为了保证人们健康有益、性情愉悦地生活。荀子指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荀子还强调“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是“足国之道”（《荀子·富国》）。另外，儒家主张“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泰而不骄”（《论语·尧曰》）；道家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佛家主张“四大皆空”，要求人们戒“贪、嗔、痴”等。这些无疑为人们提升道德境界、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消费观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态价值引领。
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取用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无一例外地彰显出古代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对于自然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的肯定、对于知足知止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倡导，从而在体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包容开放、接纳进取等特点的同时，促进我国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所彰显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其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就是我国古人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最重要的思想。古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对人对大自然怀有的关心与仁爱之情。《易传》就曾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说，人类“最根本的德性应该是维持生命的存在并促进其发展”。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以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是儒家将“爱屋及乌”的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生物的生动体现，这与前文所提到的“民胞物与”在本质内涵上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历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建立“天下一家”的美好世界。其次体现在前文所阐述的敬畏与顺应自然上。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观信奉“唯天为大”“天行有常”的观念，告诫人类对自然要怀有敬畏之心，不能在自然面前过分逞强，肆意违背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要如庄子所说的“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如果人在自然面前保持敬畏之心，不做超出自然规律的事情，则人与自然能够保持和谐共生。这也正如《四书集注》中所指出的：“唯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总之，以道德的方式关爱自然生态既成为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观的一大亮点。
（二）强调自然所蕴含的经济价值
强调自然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古人为什么强调要尊重、维护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因就在于自然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即能够通过劳动进行物质变换以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要告诉人们：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无形的、潜力无限的经济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人早已意识到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经济价值。西周时期就已出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礼记·曲礼下》)的生态财富观。《国语·鲁语》记载的“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实际上也是说明山川、湖泊、沼泽等都是财富之源。荀子所说的“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与《国语·鲁语》中的山川树木不仅是自然资源同时也能创造财富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盛唐时期，我国的陕甘地区呈现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生态景象，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西北地区发展的源泉，使得那一时期陕甘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百姓的生活富庶无比，民间亦曾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感慨。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先贤不仅仅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还从自然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出发，强调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的“两山论”，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把生态环境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将生态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是对自然具有经济价值观点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三）倡导知足知止的资源利用方式
知足知止的资源利用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我国古代先贤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领会到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要秉承“适度开发、适可而止”的原则。例如，孔子为了保证鸟兽能够正常持续繁衍后代而提出了“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述而》）的观点。老子指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告诫人们只有懂得知足和适可而止的道理才能够活得长久。庄子进一步承继老子思想，提出“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庄子·达生》），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懂得生命意义的人不会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汉代还曾经有皇帝下诏令“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汉书·宣帝纪》），以保证鸟类在数量及种类上的延续。古人知足知止的资源利用方式体现在传统美德上就是“勤俭节约”“禁止挥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无序和无底线开发，大大缓解了自然供给与人类需求的矛盾，也从某种程度上大大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要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主张在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秉持合理、高效、适度的原则。
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双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作为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相结合、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而不断形成和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更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获得滋养，充分汲取包括生态理念和生态思维等在内的生态智慧，从而努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双创”。
（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
习近平向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古人的生态智慧，并且多次在国内外重要的讲话中直接引用古人的经典名句来阐述其生命共同体理念。早在2013年5月，习近平就指出中华文明传承的生态智慧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等“质朴睿智的自然观”，在今天仍能给世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2016年1月，他指出我们的古人早就清醒地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价值，认为《论语》中所说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更是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古代充满先贤生态智慧的丰富生态文化，如“《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中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中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齐民要术》中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记述”。在习近平看来，这些充满生态智慧的文化观念都普遍强调“天人合一”，要求把“天”“地”“人”有机统一起来，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人类文明进步”联系起来，循自然之规律，守“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之原则。从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用典中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蕴含的中国智慧中，是先贤智慧在21世纪生态领域现代化的体现。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习近平特别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吸取和借鉴生态治理的先哲智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与国情，将传统生态文化中能够借鉴、吸收和利用的内容融入到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第一，将“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升华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习近平早在主政浙江时就提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还强调“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习近平从生态文明高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警示人们要千万注意保护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安全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在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同时，也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二，将“敬畏生命”的生命伦理观升华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和原则，是对传统生态文化中“敬畏生命”思想的升华。人类只有改变自身是大自然主宰的狂妄姿态，并严格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才能最大限度和更为有效地防止开发利用自然时“走弯路”或遭“反噬”。第三，将“取用有节”的节俭观升华为“取之以时，耗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消费观。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绝对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按照习近平的观点，建设旨在追求人类美丽、幸福、安全生活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则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努力降低生产生活中的能耗物耗的同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美丽中国建设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自觉行动。
（三）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双创”
早在2014年5月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同年9月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更是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其中就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生态文化思想。事实上，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感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特别是中国人摸索的（包括能够彰显生态智慧的——笔者加注）生活方式“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从一定意义上说，前文所分析阐述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颇为浓厚的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植根的生态文化沃土，构成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基因。在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创造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双创”，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把那些能够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熔铸于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彰示中华民族独特生态智慧的精神标识。按照习近平所说的，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对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生态智慧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生态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进行符合生态文化现代化要求的补充、拓展和完善，在保证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生生不息的同时，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结晶与精华，是彰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渗透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导我国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生态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进行“双创”，使历史悠久、意义深远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不断助力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