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乌托邦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设计的历史；“反乌托邦”思潮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现代社会反思意识的觉醒，证实了人类引以为傲的自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因而，桃花源型的东方乌托邦，作为前现代生态文化的遗存，恰恰呼应了后现代的浪漫精神，正可以作为反思现代社会、构建后现代生态社会的一个参照系。

关键词：乌托邦；反乌托邦；生态乌托邦；桃花源；后现代浪漫

今天，我要和诸位一起探讨的问题是：“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这是一个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问题。

乌托邦是一个舶来词，英文Utopia的音译，同时也是意译，“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即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意愿和理想之中。“乌托邦”在我们以往的记忆中曾经是一个“褒义词”，“想象中的完美国度”，那是一方像云彩一般悬浮在空中的福地乐土，是有待实现的理想社会。

不料，如今的“乌托邦”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尤其是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否定性的用语，不再是赞美的对象，而成了批判的对象。Utopia变成了dystopia，被叫做“敌托邦”“恶托邦”“反面乌托邦”，成为令人厌恶与绝望的地方，成为一种违背自然、违背人性、丧失人心、令人恐惧的社会形态。

这一演变是如何发生的？人间美梦如何变成了噩梦？今后人们是否还可以拥有对于“美好愿景”的幻想？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新的“乌托邦”又该是什么？这个话题或许涉及时代的价值选择与社会的进展方向。

乌托邦思想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7B.C.—347B.C.）的《理想国》。全书的主题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国家的管理。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主、专政、自由、独裁、宗教、哲学、科学、道德、教育、医疗卫生、男女平权等问题，以及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问题。柏拉图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把不变的理念看作世界唯一真实的原本，把变化的事物看作理念的摹本和被动的产物。他在《理想国》中也时时展露出理性的威严。比如他对理想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的设计：结婚，不能谁想结就结，要靠国家统一配给。优秀的男人与优秀的女人要“多结”，劣等男女则少结或不结。婚礼可以搞得隆重一些，那只是为了生育的神圣化，避免像农家院里猎狗、公鸡一样随便地乱了种。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做爱时，谁也不能想入非非，不应该带过多的情欲，出发点只能是“改良民族的品种”，“增强国家实力”。性行为毕竟是一件赏心快事，可以把它作为战功卓著的英雄的赏赐，除了发给他们奖状、奖金之外，还可以奖给他们多多拥抱亲吻异性的权利。在“理想国”里，国家对“性”实行“统购统销”。

在乌托邦漫长的思想史中，16世纪的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1478—1535）撰著的《乌托邦》，成为《理想国》之后的一块重大的里程碑。

莫尔的《乌托邦》于1516年出版发行，书中论及的重大社会问题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共同生产，集体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彻底废除私有制，平均分配财产，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民主制度延伸到基层，总督由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可以终身制。重视农业生产，城市青年要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重视科学研究，给科研人员优厚待遇。实行义务教育、公费医疗，住房由国家同意配给，大家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严格实行一妻一夫制，破坏婚姻的“第三者”将被罚作奴隶。重视精神生活，国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谨慎对待战争，尽量利用“雇佣兵”，尽量采取“斩首行动”，避免本国民众大量伤亡。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的理想社会打下初稿，莫尔的《乌托邦》则绘制出一幅蓝图。

莫尔之后，他的英国同乡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创作了一部乌托邦作品：《新大西岛》。如果说莫尔的《乌托邦》侧重于对社会治理的设计，培根的《新大西岛》则充满对于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预告：天气预报、地震预测、活体解剥、人工育种、植物嫁接、牲畜杂交、望远镜、显微镜、空中飞行、水下航行等等。在新大西岛中，科学主宰着一切，人们利用科技手段开发自然、创造财富、过上越来越富裕的生活。

世界进入19世纪后，关于乌托邦的想象与设计如同五彩缤纷的云霞，层出不穷，布满天空。其中最杰出的是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赏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欧文、傅立叶。

圣西门（Comte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伯爵，著有《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他是一位依靠科技与工业改良现状的实力治国主义者，他主张由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与最优秀的实业家组成政府，凭借计划经济与宣传手段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提高国民的福利。同时他反对利己主义，倡导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精神。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一位企业家，拥有数家大型纺织工厂，他把自己管理工厂的经验推广到管理社会，著有《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等。他认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道路是公有制，协调资本界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创建工会、开设劳工食堂、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建立公费医疗和养老金制度等。为了实践他的理想，1824年欧文曾到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文十分重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因此主张办好教育，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教育视为积累劳动之时、提升劳动技能的手段，在劳动之中为了劳动而培养起一代新人。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出生于法国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投身商界，自学成才，著有《宇宙统一论》《新世界》等。他认定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1802年他为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建立实验性的社区“法郎吉”。在“法郎吉”中，没有工农差别，没有城乡差别，资本家、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合理分配收入。社会各阶层都住在一个酒店式的建筑里，上层阶级住在高层，中产阶级住中层，下层阶级住在底层，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分配工作，大家就会和睦相处，劳动将成为一种享受。大家都不喜欢的工作，则用高额工资做补偿。傅立叶热爱艺术，希望把审美引进工作与生活环境。他尊重人的感情，婚姻只应该以情感为基础，男女关系有着更为自由广阔的天地。

在这一时期，欧洲还曾涌现三位人类乌托邦史中的“圣斗士”，他们试图凭借革命斗争推翻旧制度，把想象中的天堂搬到人间。

巴贝夫（Francois Nol Babeyf,1760—1797）是一位流浪汉，他主张绝对平均主义，取消贫富差别，消灭私有制，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人民专政、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公社”。事情败露后被判处死刑，为他的理想献出年轻的生命。巴贝夫被马克思称赞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苏联学者认为“贝夫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是个箍桶匠，崇信莫尔的乌托邦精神，试图通过工会斗争以想象中的“伊加利亚共和国”取代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国度里，没有贪欲和野心，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箍桶匠、补鞋匠和国务部长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政府唯一关心的是人民的福利。卡贝主张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排斥一切无益于社会福利的书刊，包括文学艺术方面的书。他深得底层民众的拥护，他领导的伊加利亚工会仅在法国就曾拥有五十多万人的会众。

魏特林（Wilhelm Christian Weitling,1808—1871）是一位自信的成衣匠，他说耶稣也不过是个木匠，成衣匠也可以做一次救世主，著有《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他把一切社会罪恶归咎于金钱，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在他绘制的未来社会的蓝图中，没有政府，没有货币，人们为了集体利益应该牺牲个人利益。文学艺术应纳入消费领域，像糕点烟茶一样可以定做与批量生产。他坚信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可以从封建君主制王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早先那些乌托邦设计者的初心毋庸置疑，不少人为自己的理想受苦受难甚至献出生命：

圣西门为此经济破产，疾病缠身、妻离子散。魏特林多次被捕，披枷游街，客死他乡。巴贝夫在35岁时被送上断头台。莫尔被英国王室肢解后脑袋被切下来挂在伦敦桥，四肢分别钉在四座城门上，惨烈不逊于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

然而，他们那些“最完美设计”的乌托邦的五彩云霞，一旦飘落在地下，竟都化作一片污泥浊水！美妙无比的乌托邦变成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乌托邦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走向反面。进入20世纪以来，诞生了一个新名词：dystopia，即负面的、恶劣的、令人绝望的乌托邦，简称“反乌托邦”。对“反乌托邦”做出生动描绘的，是四位文学家的四部经典小说：

扎米亚京（1884—1937）的《我们》，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一九八四》，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的《美妙的新世界》，莱文（Ira Levin,1929—2007）的《这完美的一天》。这些作品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文字，发行数千万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的笔下，往昔那些精心设计、幸福美满的乌托邦，一旦变为现实，则全成了邪恶、凶险、令人无法忍受的牢狱。

成书于1921年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作者扎米亚京在书中展示：一个叫做“联众国”的国家，在一位“造福者”的神圣统治下，采用严密的数字化统一管理，每个公民都生活在透明的玻璃房里，遵循着统一的作息时间，吃饭、穿衣、婚配、娱乐都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在“幸福生活”的许诺下，人人泯灭了个性成为“圈养的猪”。任何敢于反对这种“幸福生活”的人都将被逮捕、消失，不留一点痕迹。

奥威尔的《1984》完稿于1948年，书中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恐怖世界，在一个假想的未来国度中，统治者采取篡改历史、改造语言等极端手段，并用高科技的“电幕”与“思想警察”监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人性被彻底扼杀，思想受到严酷钳制，生活陷入单调乏味的循环，人们对此却一筹莫展，只有默默承受。

在《美丽的新世界》中，英国作家赫胥黎刻画了一个600年后的未来世界，人们完全被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所控制，一个人的个性与一生的命运在出生前就被设定，物质生活极端丰富，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但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化、统一化，真情实感成为罪恶，人们接受着各种安于现状的教育，每个人都成为这台超稳定机器的俘虏。莱文的《这完美的一天》出版于1970年，书中

展现的也是一幅“科技治国乌托邦”的图景：人们说同一种语言，吃一样的食物，喝一样的饮料，穿一样的衣服。每个人都成了一个代码，个体精神和自然属性荡然无存。整个世界被一台“统一电脑”控制，没有人能够逃脱。

如果从莫尔的《乌托邦》诞生算起，500年来的社会发展史说明，乌托邦并非空穴来风，乌托邦也并非痴人说梦，以上志士仁人的想象与设计，其实大多已经在现代社会落到实处。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看到当年乌托邦这棵理想之树上结下的实实在在的果实，包括政治的果实、经济的果实、社会管理的果实、伦理道德的果实以及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的果实。只是这些果实并不都是甜蜜美好的果实，甚至多半成了苦涩的果实、腐烂的果实、有毒的果实。

20世纪，应该说是上述乌托邦纷纷开花结果的世纪；不幸的是，20世纪同时也成了噩梦联翩、灾难重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接连不断的战火彰显了人性的残酷，由经济高速发展促生生态危机不但毁坏了人们生存的环境，也腐蚀了现代人的心灵，助长了人心的贪婪。

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指出的：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避免它终于实现。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开始，那时有识之士将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一个并不那么“完美”却更符合人性的社会。人类算不得万物之灵，当人类自以为是自然界的主人时，实际上已经沦为自然界的奴隶。

一部乌托邦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设计的历史；一部乌托邦的历史，就是人们迈向现代社会的心路历程。

“反乌托邦”的出现，说明人类自我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反乌托邦”的出现，代表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意识的觉醒。

反思的结果，乌托邦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原罪”是什么？是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集权为行政体制，以政治经济为核心，以增长物质财富为目的，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实用主义为准则，以计划性的一元化建构为社会模式。

乌托邦的原罪，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原罪：经济的高速发展，严重破坏了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沉沦；理性主义的极端化，造成世界的同质化、个人选择的流失。看似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其实是与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一脉相通的。由此看来，乌托邦的思想发源于西方、兴盛于欧洲，尤其是英国，也就不奇怪了。

依此看来，对于乌托邦颠覆性的反思首先开启于西方，尤其是英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断定，截至目前，人们议论的“乌托邦”，以及“反乌托邦”，包括上述诸位乌托邦大师以及反乌托邦的大师，柏拉图、莫尔、培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巴贝夫、魏特林、奥威尔、赫胥黎等等，都是西方人。有人断言：东方没有乌托邦，中国没有乌托邦，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都还是仿照西方乌托邦做文章。

东方拥有自己的乌托邦吗？

梁启超在1933年出版的《陶渊明》一书中曾指出：陶渊明有他理想的社会组织，即桃花源，他说：“我就想起他一个名叫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稍后，朱光潜也作出过类似的判断：“渊明身当乱世，眼见所谓典章制度徒足以扰民，而农业国家的命脉还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愁，所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纯朴的乌托邦。”梁、朱二位前辈分别在“桃花源”这个Utopia（乌托邦）之上冠以“东方的”“淳朴的”定语，以区别于西方的乌托邦。

作为乌托邦，从空间上说，“桃花源”隐藏于人世之外，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从时间上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全都虚无缥缈。桃花源里是怎样的社会结构、怎样的生活情境？陶渊明在诗中写道：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这里描绘的并非期待中的、几百年后可以建造起来的社会模式，而是想象中的、以往恍惚存在过的历史画面，一幅原始农业社会的日常情景，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星转斗移，春华秋实，顺从自然，不劳智慧，不设官府，不交赋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生活简朴，邻里和谐，男女老少怡然自乐，过着平静、愉悦的生活。

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样一段时期，是在“无忧氏”时代，还是在“葛天氏”时代，恐怕也如这桃花源一样难以确认。但你不能排除它从来就真实地存在于历代思想家、诗人的心中，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的社会。这显然也是老子、庄子们的理想。

这些东方哲人的“理想国”显然与西方哲人柏拉图的“理想国”截然不同。中国陶渊明的桃花源与英国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也截然不同。

西方乌托邦是物质的、务实的、理性的、工业型的、豪华版的；东方乌托邦是精神的、虚幻的、诗性的、农业型的、节俭版的。西方型的乌托邦是向前看的，进取的，指引人们走向未来的；东方型的乌托邦是向后看的，退隐的，诱导人们回归过往的。

柏拉图、莫尔、培根、魏特林们的乌托邦不断“进步”的结果，终于在人间落到实处。然而，美梦却变成噩梦。

陶渊明的乌托邦，一再呼喊“归去来兮！”呼喊了一千多年，仍然不能落实，仍然虚悬在诗歌中、梦境中、想象中。不过，美梦依然还是美梦！也许有人提问：不对啊，当前中国国土上已经开发建成了二十多个“桃花源”。我说，那并非陶渊明的桃花源，而是政府与企业家联手开发的旅游景点或房地产楼盘，是用作经济开发的。

究其乌托邦的本义，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如同天际的那道“地平线”，看得到，却永远虚悬在你的视野里。“桃花源”就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从乌托邦的本义看，这个东方的乌托邦或许比西方乌托邦更乌托邦！看来，东方、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乌托邦，只不过东方的乌托邦不同于西方的乌托邦，东方乌托邦不被西方认可。

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这种既不能在人间实现，又显得消极散淡、同时还总是呼唤倒退回归的乌托邦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对于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个始终高速发展、激烈竞争、日益奢华、一往无前的社会，多一些回顾、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冷静、多一些节俭、多一些调适是完全必要的。桃花源型的乌托邦，正可以作为反思现代社会、构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参照系。尤其是当人们将后现代定为“生态时代”时，这一参照系的意义就更为显著，就更不能缺席。

当下的事实证明，世界、时代、国家、个人都还是需要这样的乌托邦。

日前，在中国横空出世了一位“当代女性陶渊明”，她制作的视频凭借“田园风光”与“乡土风味”爆红网络，赢得千千万万民众的心，被誉为“直播时代的田园诗”。报载，2021年年初她在“油管”（youtube）的粉丝已经超过1400万，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数亿，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她就是四川女孩李子柒（李佳佳）。李子柒以气质清雅、着装飘逸的形象在网上种庄稼，挖莲藕，磨豆腐，酿米酒，搭灶台，弹棉花，扎篱笆，采野花，她返璞归真，身居原野，白衣素手，克勤克俭，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一动一静都是一幅绝美的田园风景图。有人发表文章称：陶渊明与李子柒，是中国最令人羡慕的农夫和农妇。

未过多时，网上便披露，李子柒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农妇，而是杭州微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制作团队，清纯质朴的田园牧歌背后是丰厚的巨额利润，成名后的李子柒只能说是一位当红的博主、成功的电商。“陶渊明”“桃花源”只不过是货品上的一层包装。现实的中国如果真有一位陶渊明，恐怕也只能默默无闻地待在庄稼地里，守护着寂寞与清贫。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慨叹：“一天能卖三个假，三天卖不了一个真！”在网络时代，这句话里的数字要翻几番了：一天能卖三千假，三年卖不出一个真！

真正可以称得上东方乌托邦的，我认为还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黑泽明（1910—1998）创作的“水车村”，这是他在生命后期创作的电影《八个梦》中最后一个梦。

水车村没有任何工业化、现代化的东西，照明靠蜡烛、亚麻子，取火靠树枝、牛粪，耕田靠牛马，因此村子里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白天有舒展的云彩，夜间有闪亮的繁星。村子里的人是淳朴的，衣着古朴，或穿草鞋，或打赤脚。村子里的人是善良的、充满爱心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对一位死后埋在村头的外来流浪汉，也不忘世代奉献鲜花。村子里的人又是安详、愉快的，从那位老祖母葬礼上传来的阵阵鼓乐，可以听到村民们真实的心声。影片中那位老爷爷对偶尔闯入的来访者说：自然最伟大，人也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些学者们自认为拥有知识可以改造世界，结果发明了许多到头来使人不快乐的东西，却把自然送上了死亡的边缘；那位老爷爷还谈了什么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清爽的天空、清洁的水源，是树木，是植物。老爷爷还谈到生与死：有生就有死，年纪大了，自然会死，在世活着时愉快地劳作，死亡降临就坦然地接受，顺着自然生死，没有什么痛苦。

水车村里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这位日本乡村老爷爷的谈论，恍若出自陶渊明的诗文；或者说，“水车村”俨然又是一个“桃花源”，一位当代日本艺术家心目中的“桃花源”，这也是艺术家的一个梦境，一个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梦境。一生轰轰烈烈的黑泽明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理想社会、幸福人生安顿在东方古老的乌托邦：桃花源中。

或者说，黑泽明在《梦》中宣示的，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浪漫！

“后现代浪漫”，是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夫妇在他们的《第二次启蒙》一书中阐发的一个概念：后现代浪漫主义者寻求的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他们推重精神生活；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能够细细品味自然。他们又是一些人性丰赡、呵护精神尊严的人，理性但不机械，诗意但不矫情。他们一方面与他人、社群、自然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同时又能够活出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自由，活出美。总之，这是一群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人，一群“天然的生态主义者”，一群重情感与想象、轻视理性与分析、不合时宜的“空想者”。作为“不合时宜的空想者”、后现代浪漫主义者，也是沉浸在东方型的乌托邦中的人。书中还推出一位“后现代浪漫主义者”的楷模——诗人、散文家、世界著名有机农耕的先驱与精神领袖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1934—）：“温德尔·贝瑞就是这样一个活出自己生命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被现代化的大潮挟裹时，温德尔为拒绝现代化的绑架，毅然辞别令人钦羡的舒服的大学教职和城市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乡下落地生根，当上了农民，开始其有机耕种的乡村生活。返乡后，他再未离开，并写下了40余本诗集、小说以及散文集。”

他曾经写道：我们来自大地，最终也将回归大地，因此，我们的存在基于农业之中，无异于我们存在于自己的血肉之中。一切回归泥土，我不追求过度的傲慢和权力，只要求知足常乐：渔夫的沉默得到了河流的幽雅，园丁在一排排的树木中聆听音乐渴望那朴素的宁静。

从这位后现代浪漫主义诗人身上，任何一位中国读者都会自然地想起古代东方诗人陶渊明模样，也会看到黑泽明影片中那位水车村老渔夫的身姿。从桃花源、水车村、前现代的陶渊明以及后现代的温德尔·贝瑞，从东方乌托邦到后现代浪漫，这些话题全都与乡土、农耕、农民相关。

美国生态批评家卡洛琳·麦茜特（C.Merchant,1936—），在其《自然之死》一书曾揭示另一种乌托邦：“生态乌托邦”，一种与工业社会相对的“有机社会的乌托邦”。她强调，“生态乌托邦的社会结构是其整体主义自然哲学的现实表达，反映了对社会变迁的要求，以及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愿望”。这种乌托邦“秉承自然与社会之连结的古代传统”，是一个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自给自足、周而复始的生态社会。她所说的“生态乌托邦”“有机社会乌托邦”，无疑也与乡土、农耕、农民密切相关。

以工业取代农业，以城市取代农村，以农工取代农民，以人造环境取代自然环境，以科技产品取代人的自然天性，这也是以往西方乌托邦的核心理念，以往人们总把这些视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今已经被证实乃人类的狂妄与愚蠢。由于这种狂妄与愚蠢，地球上的农业文明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日益衰微败落，这也是地球生态渐进恶化的原因之一。

复兴农业文明便成为拯救地球生态危机的重要环节。

世界生态运动的先驱小约翰·柯布（JohnB.Cobb,Jr,1925—）曾经指出：乡村，是大自然的留守地，其中蕴藏着质朴的人性与蓬勃的生机。良好的乡村生态维系着人类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平衡，维系着人类理智与情感、认知与信仰之间微妙的协调。乡村文明的复兴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运动、世界性潮流。建设性的后现代应该继承前现代的优良传统，新农村建设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乡土精神汲取精神营养，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家曾繁仁教授将回归乡土视为“家园意识”的萌发，视为生态美学的重要内涵，他说：

“家园意识”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且含蕴着更为深刻的、本真的人之诗意地栖居的存在真意。

从深层次上看，“家园意识”更加意味着人的本真存在的回归与解放，即人要通过悬隔与超越之路，使心灵与精神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之中。

桃花源、水车村、东方乌托邦、农业型乌托邦生态乌托邦，前现代浪漫与后现代浪漫，这里没有斗狠斗勇的恶性竞争，没有无妄损耗的生命内卷，没有自暴自弃的躺平，没有无可奈何的佛系，有的只是低物质损耗的高品位生活：健康的生态、清洁的精神、岁月的静好、诗意的人生。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仍然只不过是漂浮在地平线上的一抹彩虹，并非现实的存在，也许永远难以成为完美的现实。但作为心头的念想，我们还会朝着它不懈地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