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和“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既是儒家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更是儒家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生态理论资源，不但能够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为摆脱当前的环境伦理学困境提供启迪和借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儒家的生态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实现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推进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儒家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新时代时代价值现代转化
生态文明所表征的是人类现代化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更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做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决策部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铸就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积淀了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形成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文化标识。作为农耕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儒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论资源，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人的自然观和生命观，不仅对于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也为反思与审视人类的生存困境提供了启迪和借鉴。进入新时代，儒家生态文化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愈来愈显现出其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努力实现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开启儒家生态文化的当代视域，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推进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所关注的焦点。在“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导向下，儒家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反思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诉求，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和“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生态智慧，构成儒家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
（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立足于宇宙大全的整体视野，儒家持“万物一体”的生态自然观，认为天、地、人三才并立，相互依存，具有一体性、关联性和共通性。人道是天道的赓续，人伦日用之道与阴阳变化之序相类相通。人只有参天地，尽人道，存心养性，才能知天事天，延天佑人，增益群生。
宇宙自然大化流行，是生生不已的生命创化过程，显示出深邃高超的自然智慧。儒家将宇宙的气化流行与人世的生生之道联系起来，充分肯定天地自然的生命意义与本源价值。《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荀子言：“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道运行，阴阳相交，所有生命同出一源、相互依赖，具有本质同一性和生命连续性。上天哺育了黎民苍生，万物皆天地大本之所生，统一于“生生之心”的天道，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有其特殊的存在形式和存在价值。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人与自然不是孤立自足、独立自存的，天、地、人三者相互持养，互相成就，构成共生共荣、协同演化的生命统一体。正如董仲舒所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
人之本性来源于天道、天理，天地自然是物质形体和精神心性的本源和本体。朱熹曾说：“盖人生天地之间，禀天地之气，其体即天地之体，其心即天地之心。”可见，天道不是外在于人的，而就是生命的超越性根据。《诗经》有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诗经·大雅·烝民》）人的智慧和德性，由大自然的母体所赋予，根源于天地自然这一宇宙本体。作为自然之子、天地之心，人禀受天命之性，能够遵循天道运行法则，充分发扬“诚”的本性，以安立自己的生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诚”既是真实无妄的宇宙本体，也是人的道德品性，以及修养的工夫和途径。人只有效仿天道，尽心知性，自觉承担起宇宙自然赋予的使命，协助天地造化创生，才能成就全德，“立人极”而“与天地参”，推动天、地、人三才共生共荣，和谐发展。
（二）“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
在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所在，构成儒家德性论的基石。“仁是儒学的核心。……其本质是生命关怀，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哲学。”儒家倡导“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价值取向，这种普遍的宇宙关怀将道德伦理由人际领域扩展到了自然领域，在伦理层面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贯通、生态责任与人伦道德的统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在德性论和境界论层面的生动展现，彰显出儒家仁爱情怀的广博性和整全性。
儒家认为，合于天地生生之德，是“仁”之最高体现。儒家将“天地生物之心”与“仁”贯通起来，主张给予天地万物以伦理关怀和道德关切，为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提供了根本依据和形上基础。在儒家看来，生生不息是天之仁理，万物的创生化育不仅是自然的过程，更是天之仁德的集中显现和具体落实。程颢言：“‘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人秉承天地之灵性，体证天道，承继天德，生而具有爱物惜生之情，继而对万物施以仁爱之德，让世间万物各得其和、各得其养。正如朱熹所言：“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混然爱人利物之心”。基于这种人伦化的天道观，儒家认为自然万物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体，而是承载道德意义的价值化存在。人们体认自然创生长养之道，遵循由“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的“差等原则”，由己及人，由人及物，自内而外，层层推扩，使自身的“仁心”扩展于宇宙天地之间，进而将自然万物纳入伦理共同体的范围。
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天人合一”上升为一种境界追求，这种人生境界将人融入天地之中，强调人与万物的一体感通性，主张人应超越狭隘的族类界限，以天地的视角看待万物，自觉承担起长养万物的使命和责任。张载从“气本论”出发，论述了“民胞物与”的深刻思想。在他看来，天地之间一气流通，人与万物皆由气所构成，为天地父母所生。因此，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强调“一体之仁”乃“天命之性”，认为人对于鸟兽、草木、瓦石皆有悯恤之心和顾惜之情，只有克服人己之分、物我之隔,才能合于天地自然，达到“一体之仁”的最高境界。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应秉承无私的“大我”精神，主动建立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性联系，认识到自己是辽阔天地中的一员，进而协理宇宙之阴阳，参赞天地之化育，感悟万物息息相关的“一体之仁”，体认“鸢飞鱼跃”的天地之美，以完成自身的“性命天道”,实现宇宙天道与道德人格的统一。
（三）“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
“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是儒家文化的根本品质。依循天地“生生”这一最高的自然和伦理法则，儒家倡导“厚德载物”的实践精神，主张以宽厚之仁德关爱宇宙万物，将“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怀落实为“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培养节俭、自律的生命观；在具体的生活生产实践中秉持“时中”的态度，与时偕行，顺时而动，强本节用，崇俭禁奢，使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以达至“天人合一”的太和境界。
顺天应时，以时禁发，是体证天道、长养万物的内在要求。所谓“时”，是指四时更替的节律、万物生长的周期。斗转星移，日月变化，宇宙遵循自身的运行规律，推动万物生长消息。人要想辅助生生之德的流行，就必须尊奉天时，遵循自然节律，合理地安排生产生活实践。《周易》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乾·文言》）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遵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三条原则，提倡依时而动，顺天恤民，以富裕民生，兴利除弊。孟子强调以仁心感通、呵护天地自然，主张为万物的生长发育提供适宜的条件，使其完成生命周期，实现自己的本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需有长虑顾后的意识，根据万物的生长规律取用资源，以保障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
“中”是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状态，是儒家道德伦理智慧的集中体现。儒家将“中庸”视作至高的德行修养，要求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把持适度的原则，戒奢从简，爱物节用，维持物与欲的平衡。孔子教育弟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牛山事件告诫人们要节制漫无止境的欲求，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礼记》中记载了禁止天子诸侯滥捕滥杀的制度法令，贯穿着取物不尽物、用物不穷物的实践原则。“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贪得无厌，恣意妄为，一味地纵容人欲，只会导致浪费与破坏，使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只有奉时节用，适度索取，让万物各得其宜，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和”构成儒家生态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通过论证天与人、己与物的关系，儒家勾勒出天、地、人协同互济、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这种根植于农耕文明的生态文化，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石，以“仁爱好生”为价值取向，秉持“奉时节用”的实践态度，表达了儒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认识，体现出深邃的生命关怀和宽厚的人文情怀，是留给当代人类世界的宝贵文化财富。
二、儒家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以思想观念形式存在的生态文化，进一步通过人们的价值追求、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等形式表现出来，引导和调控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起到凝聚环保共识、引领绿色风尚、规范实践行为的重要作用，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与价值支撑。在生态危机全球蔓延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生态理论资源，把握儒家生态文化的精神旨归与实践品格，不仅有助于推动儒家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更能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供思想资源，为摆脱当前的环境伦理学困境提供启迪和借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供思想资源
基于“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秉持敬畏自然、仁爱好生的价值理念，持有一种宇宙总体观和生命平等意识。儒家认为人与自然互养相成，具有本源性的内在关联与依存关系，进而主张将宇宙万物作为生命关怀的对象，实现人与万物的交感互通、共生共荣。儒家圆融的整体主义生态观将天地万物视为“主体的共同体”，从根本上区别于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为反思与审视工业文明之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作为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人类中心主义客观上助长了人对自然的傲慢，征服自然成为人类开启现代文明的不二选择。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赶走了上帝，祛魅了自然，科学理性被绝对化、万能化，成为改造征服自然的有力推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们一反活力论和万物有灵论传统，采取“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立场，持一种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机械论自然观。在这种观念下，自然界不再是充满灵性、具有价值等级的有机整体，而成为遵循机械因果规律、可被计算度量的工具性集合。理性的属人性、排他性进一步规定了人在价值论上的优越性，自然物仅仅具有服务于人的工具性价值，不构成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将个体的需要、目的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和评价尺度，以人的价值至上性解构自然价值的客观性，形成掠夺和操纵自然的人类沙文主义逻辑，因而对于生态灾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儒家认为万物同出一源，禀受天地生生之仁理，人与自然构成相即相融的生命统一体和道德共同体，二者绝非是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儒家肯定一切自然物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反对仅仅从人的利益角度、从对人而言的效用性出发评判自然价值，主张将伦理阈限拓展至整个自然界，使宇宙万物成为伦理关怀的对象，凸显出深邃的生命情怀和开放的伦理意识。这种“及物之爱”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对待、互相扶持的平等互塑关系，而非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主客奴役关系。“它不仅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而且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价值。将自然界视为生命和价值之源，而将人视为自然界生命创造的实现者、执行者。”基于此，人们应将自然界视作栖息的家园，将万物视为自己的“四肢百体”，以仁心感通天地，呵护自然，关爱万物。儒家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助于矫正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高扬所带来的弊病，培育敬畏、尊重自然的文化理念，触发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生态价值的感悟和体认。
（二）为摆脱当前的环境伦理学困境提供启迪和借鉴
儒家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以人为价值世界的中心，通过人物有别、爱有差等的递推原则阐明“仁”的普遍性与差异性，赋予人以更高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从而实现了对自然中心主义的纠偏，对摆脱西方环境伦理学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在当前的绿色理论倡议中，后现代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等西方思潮仍占据“话语霸权”地位。奈斯（Arne Naess）提出了“深层生态学”，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倡导一种“大地伦理”，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主张“回到自然”的荒野自然观。这些环境伦理学家坚持以自然为本位，主张取消人类的优越性地位，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自然中心论者将人还原降格为自然界中普通的一类物种，力图凸显人的生物性、受动性以及自然相较于人的客观自在性和绝对先在性。他们所看到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受制于自然规律的人，并且仅仅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把握物种之间彼此消极适应的自在统一关系，因此最终走向片面消解人的主体性、取消人的能动性的另一个极端。这种生物还原主义的立场导致生态行为主体的缺失，无法为环境保护行动提供有效的价值论证与伦理支撑。
儒家将自然万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与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内在贯通之处，同时遵循“爱之有序”的差等原则，显示出相较于西方绿色主张的理论优势与现实品格，为突破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提供了致思理路。儒家将伦理视野扩展至包含一切物种在内的生态系统，并且区分了血缘之亲、仁民之爱、惜物之情三者，主张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由内而外地将仁性关怀推至自然万物。这种同心圆式的道德阶梯论具有实践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为生态保护行为确立了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
在儒家看来，人秉承自然之灵性，乃万物之灵长，人的德性和智慧是宇宙自然的母体所赋予的，人最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体认生生不息的天道，发觉本心仁体，敬天保民，化育万物，为天地立心。可见，儒家贵人而不惟人，人类虽然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胡作非为，凌驾于万物之上，征服宰制自然，而是意味着人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合理调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改造自然的行为予以伦理规约，这从根本上区别于“人类利益唯一论”。
（三）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用有节”等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是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智慧结晶，为生态文明的自觉转向确立了文化前提，为新时代生态文化的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导向价值。
生态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是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心态失衡和价值观念扭曲所造成的恶果。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内核的现代化进程将增长与发展简单地等同起来，只关注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而忽视发展的目的和质量，进而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加。在物本主义价值观的导向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人格样态严重失衡，生活的全部意义被淹没在对物质利益的极度追求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极度功利化、商品化。
儒家文化重视人的心性修养，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一道德性命之学给人以终极关怀，在规范性维度上锚定了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坐标。儒家所提倡“成己成物”之学将人对万物的调理与内心世界的充盈联系起来，将善性的实现与生态化人格的培育结合起来，认为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超越“小我”，与宇宙“大我”合二为一，不仅成就了万物，更是人性美与善的彰显，是主体世界的充盈与人格精神的挺立。在儒家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使生生不息的天道落实为人的道德品性，人们应当感悟天道，向往自然生成，给予天地万物以道德关切，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开拓深层意义世界，成就自身的仁德。
生态问题的解决，内在要求文化理念的转型与心态价值的重构。当今时代，在环境恶化与精神失衡的双重危机下，应积极培育新时代生态文化，弘扬儒家生态人文主义传统，践行“厚德载物”的实践精神，谋求“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从而为生态危机的克服提供精神动力，为社会的生态化转型提供价值导向与实践指引。
生态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体现为全社会的价值重塑与共识凝聚，能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保障和价值支撑。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亟须实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推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生态共识，进而更加有效地规范和指导全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三、推动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
今天，儒家“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仁爱好生”的生态情怀以及“顺时节用”的实践精神，仍然具有跨越时空和国度的恒久魅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在这一背景下，应正确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世界上优秀的生态文化资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探索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化路向，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推动儒家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其在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一）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育仁爱万物的生态情怀
儒家“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启示我们，应消弭物我之间的隔阂，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万物，以敬畏之心对待宇宙自然的大化流行。在宏阔的“大我”境界中，自然界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外在之物，不再作为谋利的工具被支配和奴役，而成为与“我”对等的“你”。人们能够在与万物的平等交往中感悟生命之美，体味生命的意义，真正把握“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
今天，我们呼吁顺应自然、敬畏生命，不是因无知而畏惧，也不是要开历史的倒车，退回到人与自然物我不分的原始和谐状态中去，而是要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同塑互构、互养相成的新型伙伴关系，使人完成由掠夺者、征服者到守护者、参与者的转变，使生态保护上升为人的理性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一方面，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改变对自然的机械式理解和形而上学认识，将自然界视作人类栖息的家园和人之“无机身体”，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来改造对象世界，自觉培育热爱、保护自然的情感认知和文化理念。另一方面，要转变物本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秉持“节用惜物”的实践原则，力主素朴节俭、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改变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坚持适量生产、绿色消费的价值导向，适度索取、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人与自然具有相辅相成、血肉相依的一体性关联，自然是生命之母，与所有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超出地球承载力的极限，最终必然付出昂贵的生态代价。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只有摈弃功利态度，回归自然，敬畏生命，推动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才能与大自然建立起全面而丰富的感性联系，结成命运与价值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人之生态化生存。
（二）弘扬儒家人文主义传统，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惠民的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蕴涵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体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应推动儒家人文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相融合，在尊重生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立以人为本、生态惠民的价值取向，将培育生态化人格、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儒家积极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凸显人作为“天地之心”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但这种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认同并没有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而是意味着道德自觉的挺立和主体世界的拓展，彰显出生态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儒家人文主义呈现为中和着仁爱之心和同情共感的宇宙人文主义。”关爱、体悟自然是人类超越“小我”的狭隘视界，从动物状态中超拔出来，进而跃升至自由之境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不仅拥有开发、利用自然的主体性潜能，同时能够对这些能力进行自控、自制，对行为的正负效应进行自省、自察。因此，人们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中的能动作用，自觉克服实践活动的盲目性、短视性和利己性，使自然环境朝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化。
儒家提倡为政者要组织民众按生态节律进行生产，以使百姓丰衣足食、日用不尽，体现出浓厚的民本情怀。进入新时代，人们对优美环境、高品质生活拥有更高的期待和追求，这意味着要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生态产品，创造更为安全、健康、清洁的生态环境，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和享受权，提升人民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坚持生态为民、生态惠民，努力维护广大人民的环境权益，持续推进生态扶贫、绿色减贫，使全社会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福祉，实现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和永续利用。
人是自然整体价值的开发者和享用者，也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在缔造生态文明的当代实践中，只有弘扬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的人文精神”，处理好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推动全民共担生态责任、共享生态福利，才不至于使经济发展脱离人的轨道而造就单向度的文明和荒芜的自然，才能在理性与价值相结合、个体与类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三）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儒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启示我们，人与自然互养相成、共存共荣，构成休戚与共的生命统一体。因为生态系统一旦崩溃，人类也将遭遇毁灭的厄运，断送自身的发展前程。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应汲取儒家生态“和合”智慧，坚持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牢固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恪守“正德、利用、厚生”的实践信条，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永续发展，真正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前提和保障，竭泽而渔式地开发自然，必然会损伤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不能盲目地羡古怀旧，全盘否定工业文明，倒退到农耕社会原始的天人和谐状态中去，也不能高扬工具理性，蛮横地凌驾于自然之上，无节制地破坏和干预自然。应当以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为基础，积极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天秤，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走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节约高效和清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必然是人与自然关系逐步优化、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漫长历史过程，是在体制、技术、文化等层面进行全方位变革的复杂社会运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吸收传统儒家的“和合”智慧，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在兼顾经济、社会与生态之综合效益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生态平衡稳定、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人文生态健康充实，开创文明跃迁新阶段，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文化是一条河，从过去流向未来。在守护与传承中，文化血脉得以延续，文化精髓得以流传，后人才能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启迪出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开启文化创造的新征程。新时代的生态文化建设需要植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积极拓展儒家文化的生态阐释空间，深入挖掘、提炼儒家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品格，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相结合，赋予儒家生态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培育新时代的生态文化自觉，在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构筑绿色家园，建成美丽中国，打造清洁世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永续发展。
儒家生态文化体现为一种实践的、生成的理想规定，是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实践精神与人文价值的交织统一。“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只有从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汲取实践智慧，复活儒家文化传统中的活力因子，并结合现代文明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继承和弘扬儒家的生态文化和人文精神，推动广大民众自觉认知、积极践行，才能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文化自信和底气，为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和全面提升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