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滨海区少数民族塔兹，是在19至20世纪期间，由满汉民族与当地世居民族结合而形成的混血民族。满汉民族的移居，与当地世居民族在资源利用上形成竞争关系。竞争不仅产生替代、不稳定并存及稳定并存等几种结果，也给双方带来不同的竞争作用，该作用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消极的作用包括剥削、寄生、抗生或偏害等，积极的作用则包括共生、合作和互助等。整合各混血人群而形成的塔兹文化，既有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一面，又有满汉民族所携带的东北满汉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塔兹；混血；俄罗斯滨海区

“塔兹(Tazy)”是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一个小微民族，根据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数据，塔兹仅有274人。而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塔兹人口亦曾仅有271人，由此看来，虽相隔数年，其人口没有大的变化。该民族为一混血民族，于19—20世纪之间由滨海世居民族如乌德赫、那乃(果尔德、赫哲)、奥罗奇与满汉民族结合而成。“塔兹”现虽为该民族的自称，但该称谓是从一种泛指逐步演变为特指的。最初，所谓“塔兹”仅为一种模糊的指称，“从博恰河、萨马尔加河和由此以南，居住着凯哈(kekar)，他们遵行满洲法”，此所谓“法规”亦即民俗习惯。因而，所指称，仅为生活在该区域南部，且略微有别于北部同语族民族奥罗奇的族群乌德赫人。生活在锡霍特山区中部和沿海迤北，至乌斯佩尼亚角一带的世居民族，自称乌德赫。20世纪初时，该地区南部的世居民族已与汉人没有区别，汉人遂称之为“塔兹”。以后，上述混血族群产生以后，这些人就将“塔兹”当作自称，用作正式的民族名称。因而这也说明，“塔兹”称谓在这里并不带有贬义。在塔兹的文化背景上，世居民族与满汉民族之间虽相差悬殊，但在生计活动方面二者又存在许多相通之处，这些因素促使二者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民族。对这一现象的考察，不仅能对民族形成的机制有所了解，也可指望在不同文化共存方面得到一些启发。

一、滨海边疆区的华人与世居民族

滨海边疆区是俄罗斯最东南的地区。在滨海区，自古以来锡霍特山脉西边就住着赫哲人，山脉东边是乌德海人，以后过来的满汉民族则遍布各地。乌苏里一带最早出现的满汉民族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挖参人。起初，满汉民族仅仅夏来秋去，其后前来的在各处盖房，将其当作驿站使用。除挖参人以外，还有大量的满汉民族猎人和农民过来。再后来，每年春天都有务农、采矿及从事其他各种生计的满汉民族聚集而来。与满汉民族的增加相反，因天花的缘故，世居民族人口大量减少。于是，他们或退居森林深处，或从经济上依附于满汉民族，并与之紧密结合，以至出现世居民族女性与满汉民族男性婚配的现象，最终形成混血群体，作为一个民族而独立。

满汉民族移民大量出现，造成与世居民族之间竞争局面的产生。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竞争是指种群对取得有限的需求的斗争。满汉民族与世居民族间的竞争最终产生三种结果，即替代、不稳定并存及稳定并存。

第一种结果替代，即在竞争中一个或更多的竞争者被其他竞争者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族群不能永久据有同一生态小生境。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此替代亦曾分为三种，即世居民族濒危灭绝、离开本地和改变其生存方式。其中，情形之一，族群濒危灭绝。由于世居民族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身体缺乏抵御天花的抗体，因而从肉体上遭到灭亡。如在靠近日本海的卡萨富诺瓦河河口附近的塔兹人，“其中大部分死于1881年流行的天花”。1857年时，“比金河上……只有乌德赫人住在这里……天花，在这里广泛蔓延。有几处乌德赫人的居住区死得一个不剩”。再如，在奥霍别河，“从前这里住着乌德赫人，后来，除有一部分人迁往他处外，都死光了”。天花这种病毒当然并非外来移民有意带来，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外来种群的侵入，往往都会产生某种不经意的影响。情形之二，族群离开本地。外来移民的增加，造成对本地资源攫取的竞争，于是，居民中的一部分便选择离开本地。如纳恩图河畔的乌德赫人迁到了瓦库河去，“现在整个能图河河谷全是满汉民族狩猎和捕貂的地方了。”又如伊曼河畔的香石河子村，“这里有中国房子22座，居民196人。在林子旷地的另一端，靠近森林的地方有乌德海人遗弃的住地，有8个帐篷。65名乌德海人全部抛弃了自己的住处，迁到瓦贡别去了。”其中，前者为该区域有名的珍珠产地。不过珍珠捕捞实际上并非世居民族生计活动所必需，他们只是迁移到人口压力较小的地方而已。情形之三，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移民数量的扩大，导致世居民族或者主动或者被动改变生活方式。在资源利用范围的扩大上，像鹿茸和人参采集量加大，以及谷物和蔬菜食用的增多等都是例证。如，库松河的乌德赫人自己不会种菜，往往雇满汉民族来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其结果之一就是二者通婚机会增加，以至于阿尔谢尼耶夫预言:“南乌苏里地区，其中包括大柞树河，大部分世居民族居民将会变成这种混血塔兹”。当然，生活方式的改变，其结果并非都是积极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尤其是妇女，都吸食鸦片。这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塔兹人中，“我没有看到一家不备有鸦片烟具。特别是妇女们，更热衷于这种极有害的嗜好”。

竞争的第二种结果为不稳定并存。其一，各个族群集中于一处，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前述本区域几个主要河流附近都是各个族群的最适生存地点。如，纳恩图的沟子村是乌苏里地区最古老的移民村庄之一。“远在维纽科夫时期(1857)，淘金者、挖参人、猎人和捕兽者就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运货商队经纳恩图，循伏锦河，翻过锡霍特山脉直达海边”。再如，比金河很久以来就是有名的好猎场和挖参的地方。除淘金一项不被世居民族所关心外，其他项目均为世居民族可能扩展的对象。因而各个族群之间即使曾经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仍然集中在这几个地方。也因此，在滨海地区几乎不存在以纯汉人构成的村落。而与此相对，则有纯朝鲜人村落存在。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因而不存在与世居民族形成共生关系的基础。其二，随着族群规模的扩大，无奈扩展到勉强合适的地方。世居民族能够扩展的地方实际上不多，他们离开上述几个理想地方的结果，则是遭到彻底的灭绝。

竞争的第三种结果，即由于找到同样的生存方式，具竞争关系的族群得到了永久并存。当地人主要依靠无限扩展资源利用范围的方法，曾经做到尽量避免冲突。这些方法似可具体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华人创造了更多的生存方式。“满汉民族进取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有的捕貂，有的取麝香。这里有人捞海带，那里则有人捉螃蟹或捞海参，在另一个地方又有人种罂粟割取鸦片，等等。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生计:采珍珠、榨某种植物油、烧酒、挖黄芪根，简直不胜枚举。他们善于到处开辟发财致富的源泉。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就不怕花费力气。”所列举的这些生计活动，大多数为世居民族所不曾见过，以此，满汉民族便成功避开与世居民族之间的直接竞争。其二，导入了一种生存方式，使世居民族与华人能够同时获益。该方式即农田的利用。因为少量的农田利用并不造成环境中资源总量的显著减少，所以并不构成二者之间的对抗性竞争。如在伏锦河谷，华人“房子附近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园。各种作物应有尽有:小麦、玉米、谷子、燕麦、罂粟、大豆、烟草，以及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作物。离房子较近的地方种着菜豆、土豆、萝卜、南瓜、西瓜、白菜、生菜、芜菁、黄瓜、西红柿、各种葱和青豌豆”。虽然满汉民族的主要生计仍然集中在获取用来交换的狩猎产品上，其农业和园艺的存在意义仅在其维持基本生存上，但这种半农半猎的生计活动方式却被那乃(果尔德)人借鉴后，为其提供了更多的生存途径。20世纪初，果尔德人分布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沿岸狭长地带。当生活条件优良时，他们通常维持定居生活，而当猎物减少而渔获不理想时，便又进入移动状态。他们猎取黑貂、狐狸、狸猫以及鹿类等，其中鹿茸可以大量出口中国;除燕麦及荞麦以外，其农业虽不发达，但他们能够种植卷心菜、豆类、玉米、黄瓜等各种蔬菜。这种具有复合性质的生计活动方式，使各个人群的环境利用能力得到扩展，并使环境中可利用资源的总量相对增加。

二、移民与世居民族的关系

移民与世居民族之间围绕资源的利用所展开的竞争，给双方带来不同的竞争作用，其中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

首先是消极的相互作用。他们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这些被同化了的世居民族的特点是贫困和肮脏:他们缺衣少食，屋里破破烂烂”，而塔兹人贫穷。如，伏锦河谷一家世居民族的房子属于一个移民财东，这一带的世居民族都要从他那里赊购鸦片、酒精、粮食和布匹。为了抵债，他们须将所有的猎获物，包括貂皮、鹿茸、人参等统统交给财东。因此，塔兹们负债累累，永远还不清。显然，鸦片、酒精、粮食和布匹被当作“诱饵”，成为连接二者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关键因素，使需要投入高能量才能获得的貂皮、鹿茸、人参从世居民族流动到满汉民族一端。因而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寄生的关系。所谓寄生，是在一个族群“窃取”另一族群能源和物质的条件下两个族群的并存。

除剥削和寄生的关系之外，二者也曾形成一种抗生的关系。所谓抗生，是一种能够对某特定族群造成确切损害，而对其他族群无益或无害的相互作用。如“法庭判决，活埋了一名汉人和一名年轻的塔兹。这两个人是因为向债主报仇，打死了债主，才受到如此残酷的刑罚的”。打死债主，无疑就构成了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损害关系，即造成偏害作用。不过，这种偏害作用并未被允许无限扩大，而是通过内部机制予以制止。这一点可从塔季别河的例子中看到，这些人负责维护既有的秩序，保证能量流通渠道的畅通，虽然从道德上看其中存在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

其次，为积极的相互作用。在业已形成的移民与世居民族之间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交流融合，就形成二者之间积极的关系。这种积极的相互作用当可进一步划分为共生、合作和互助等几个不同层次的作用。

其一为共生。共生是一种对竞争一方有益而对另一方既无益又无害的关系。如在大克马，居民杂居，有中国人，也有塔兹。中国人有23家，塔兹有11家，而这里的塔兹“受中国人的影响小一些。他们住的是房子，会做船，会做滑雪板，夏天种地，冬天捕貂”。世居民族的影响力似乎稍微大一些，且没有形成上述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再比如，要子河一带居民很杂，有中国人，也有塔兹人。移民的房子主要集中在河的左岸，世居民族住在高处，在傍山的谷地上。二者之间亦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围绕同样的资源，各自占据合适的生态位。

其二为合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相关族群都曾得到利益。滨海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涉及所需物品的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对满汉民族，也对世居民族有益。海湾东岸曾有一个叫作石门的华人集镇，从前，这个集镇是满汉民族在乌苏里地区的主要贸易点。“每年总有数以百计的平底小驳船载着货物由珲春驶来。猎人们则从乌苏里江把貂皮和贵重的鹿茸、人参运到石门，用原始森林的珍品换取水产”，这是从宏观上看，两者之间所从事的交易，如前所述，世居民族每户人家都会将所获猎物悉数交予满汉民族，得到自己的所需。再如，世居民族都是滑雪能手、捕貂能手，在两者的商品经济交流中，世居民族的日用杂货需自貂皮中获得，并且在渔获不好时，向毛皮商人、汉人借贷。虽然从客观上讲，有剥削的成分存在，但两者已经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其三为互助。这是一种进一步的合作，族群的生存完全有赖于这种互助的交换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满汉民族完全有赖于世居民族，反过来，世居民族也无法离开满汉民族。互助的最终结果就是混血人群的产生。“满汉民族来乌苏里地区时都是单身汉……这种结合生下的孩子，既不是满汉民族，也不是世居民族”。比金河中游满汉民族“娶乌德海女人而生的土人。这是跟大柞树、捷丘贺和三河皮沟沿岸地带的土人一样的‘扎古拜’(‘混血儿’)。他们住的是中式的房子，从事捕鱼、打猎，同时也种菜”;在图古卢，“这里居住的土人大都是‘混血儿’……越靠近乌苏里江”，见到的满汉人越多，真正的乌德海人也就越来越少了。而混血儿进一步聚合的结果，便为塔兹民族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朝鲜与日本的特殊关系，1937年，滨海区的朝鲜人被苏联政府强制搬迁到中亚，原先分散居住各处的塔兹被集中到朝鲜人留下的村庄米哈伊洛夫卡。于是，混血人群便被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得到机会整合并发扬其零星存在的文化要素。

三、结语

整合各混血人群而形成的塔兹文化，既有适应当地环境而存在的诸如貂皮、人参、鹿茸等攫取性狩猎经济的基础，又有满汉民族带来的具东北特征的农耕文化因素。而东北满汉文化则以佛、儒为主，以萨满信仰为辅，呈现出完整的体系。在该体系中，各种民俗文化也以相对完整的体系存在。在非物质文化方面，有日历、度量衡、医术、葬仪、婚俗、烹饪方法、对先人的供奉等内容;在语言类文化方面，有语言、民间故事、创始神话、歌曲、谚语、绕口令、地名传说等内容;在物质文化方面，则有桦皮手工、布匹、皮件花纹等内容。其他还有农业、园艺工具及技术，交通工具、住房等一整套生计生活手段。因此，使塔兹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具东北满汉文化特征的混合类文化。

目前，塔兹民族虽然基本上弃用原本使用的，以东北汉语方言为基础的“塔兹话”而改操俄语，但他们以米哈伊洛夫为中心，形成自己的精英阶层，加强民族认同感，正在活跃于整个俄罗斯滨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