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代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和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包括观念层面的生态认知、生产生活层面的生态技术和语言与口传文化中的生态表达。在传统牧业社会转型的当下，河西走廊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框架下选择适当的区域建立河西走廊传统牧业文化保护区，或许是引导地方性生态知识积极对接现代科学技术系统，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实现生态文化多样性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河西走廊；传统牧业；地方性；生态知识；文化共享
河西走廊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条件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人与环境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以下几对关系中：人与水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草场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等。其中人与水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集中表现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流中游的绿洲农业生产中，而人与草场、与动物的关系集中表现在河流上游的畜牧业生产中。
地方性知识的提出至今已接近半个世纪，对其相关内容的关注与研究可能更久。面对社会结构普遍性研究的盛行和西方工业文明以来科学普遍主义的潮流所驱动，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一些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地方性知识、民间知识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表达在不同的时空中，面对不同的对象再度获得合法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可简称为TEK）也相应成为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本文所言“地方性生态知识”即指地方性知识中的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包括与之相关的观念、认知、技术、口传文化等等。按照一些学者的解释，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是实践、信仰和知识的复合体，其拥有者认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自然空间是社区的一部分，自然不是“野外”而是“家园”。也有学者认为，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是当地人看待、应对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皆有联系的空间整体观，同时也是一种指导生活的经验和能力，以此来实现个体与自然对话交流的过程。有很多田野中的故事可以证明这种经验和能力，在一种生境中的人们完全不用知晓现代科学量化的数据，却可以从容地掌握自己生产和生活的节律。但这往往是一个群体适应环境能力的集中体现，我们应当承认并且重视这个独立于现代科技之外且与之并行的知识系统。关于地方性知识与生态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前沿研究成果，近年来有《地方性知识及其反思——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新视野》等文章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与河西走廊生态相关研究涉及历史地理、人口与自然条件变化、资源开发、人为因素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整合等诸多方面。李并成教授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一系列河西走廊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研究方向起到奠基作用；王乃昂教授团队的《近50年石羊河出山口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近50年石羊河流域气候变化的R/S分析》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河西地区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葛剑雄教授在《从历史地理看河西走廊的环境容量和对策》一文中，指出河西走廊当地自然环境的局部区域地理景观剧变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矛盾焦点是人口、农业生产规模和当代的用水模式超出其承载能力所致，应着眼历史和现实关联与经验，顺应局部环境变化，继承与创新结合，综合利用自然和人文资源，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另有《西北少数民族移民定居与生态重建——基于河西走廊若干定居点的调查》从民族生境中的生态危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与定居和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三个方面对河西走廊生态重建过程展开分析；《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相关问题思考——基于河西走廊各民族移民定居后的发展实践》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对河西走廊各民族移民定居后的发展问题作出反思。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河西走廊生态研究的成果持续增多，研究手段日益丰富，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其特点是，大多数成果基于自然科学数据基础，跨学科研究优势逐渐显现，宏观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占据主流，针对具体情况所做差异性研究较少，对区域地方性生态知识研究不足。
一、河西走廊的空间与生境
黄河以西，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和蒙古高原之间，大自然神奇地造就了一条联接东西，沟通南北的狭长通道，绵延约1000公里，宽度从几十到几百公里不等，总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这就是河西走廊。无论是从中国西北，或者尺度更大一些，从整个欧亚板块来看，河西走廊都是一个独特又非常重要的地理单元。
走廊南部是祁连山，大多数历史时期东来西去的行旅商贾都是穿行在山之北的走廊中。祁连山一直平行于道路南方，所以在大量文献史籍中留下了“南山”这一称呼。与之相对，走廊北部断续相连的焉支山、合黎山等山脉，一般统称为“北山”。在南北山之间，是三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流域。三条河流从祁连山中一路奔流而下，滋养星星点点的绿洲，构成了供人们在走廊中接续通行的补养系统，形成丝绸之路的中段 孔道。2000余年来，因为青藏高原的险绝和北方大漠的阻断，大部分时间中只有河西走廊这一重要孔道为国家实现了联通东西，武功军威，张国臂腋的功用。另外，从南北视角来看，走廊对两个高原之间所起到的沟通作用也不可忽视。走廊南部的祁连山有几个著名的 隘口，包括隋炀帝西巡至河西走廊举行“万国博览会”穿过的扁都口、达板垭口以及祁连山西端与阿尔金山相连的当金山口等。越过这些隘口，即进入青藏高原。祁连山发育的三条内陆河蜿蜒出山，随着河流向北延伸的片片绿洲，又是穿越沙漠、戈壁沟通北方蒙古高原的孔道。
从空间角度来看，河西走廊的“立体感”很强，空间落差很大。走廊南部祁连山主峰为团结峰，海拔5808米，其余山脉平均海拔在4000米至4500米，均自西北偏西方向，朝东南偏东方向逶迤而去。走廊北部是断续分布的北山和由北向南延伸的几片沙漠，有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等，最高峰马鬃山，海拔2600米。走廊中部是由海拔落差达1000多米的一个个戈壁绿洲接续而成的“台阶式”道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落差，共同造就河西走廊丰富的生态资源系统。除海洋生态系统外，涵盖冰川、冻原、高寒荒漠、森林、草原、淡水、农田、温带荒漠、戈壁、沙漠等所有生态系统。河西走廊内的水资源几乎全部依赖祁连山冰川融水和山区降水。以玉门石油河为界，祁连山东段山区降水比例较高，而西段河流补给主要来自冰川，北部山区也有极少量山区降水进入走廊。祁连山拥有近2684条现代冰川，集中分布在海拔4000-4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祁连山水系由东向西分别是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党河三大流域。其中黑河位于走廊中部，流程最长，对走廊生态影响最大。黑河古称弱水，是中国西北第二大内陆河，也是甘肃最大的内陆河，东西横跨400多公里，左边和疏勒河流域相会，右边与石羊河流域牵手，中间滋养着富庶的黑河绿洲。
从自然条件上看，河西走廊除了河流中游绿洲以外，在广阔的高山草场、草甸草场以及河流下游湿地、荒漠半荒漠戈壁、沙漠等区域中，游牧是利用自然资源最佳的方式，对环境的扰动也是最小的，所以河西走廊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时间起始早、历史长。农业无法开展的环境资源条件在牧业生产中可以最大化被利用，在绿洲边缘广阔的荒漠、半荒漠和沙漠区域，有稀疏的旱生多年生草本植被和季节性地表水，对于牧业生产有很好的保障。这也是河西走廊绿洲之外仍然能养活大量人口的原因所在。
任何时代都有符合其历史条件的生态思想，任何民族和群体都有自己的生态知识系统，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在自己的生态知识系统中“诗意的栖居”。河西走廊的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观念和地方性生态智慧系统。
二、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生产中地方性生态知识的构成
一般来说，人们获得知识有三种途径：来自先天遗传机能，或是作为一个动物体的先天机能；来自个体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习得；通过交流或习得。作为民族传统知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知识系统，应该属于第二种以及第三种，个体长期与环境互动后的习得并且不断实现代际传承。习得按照知识的分类属于经验知识，当然“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他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因为很可能我们的经验知识是由我们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固有的知识能力从本身中拿来的一个东西的复合物”。也就是说，地方性生态知识是人们在某种环境中与环境长期互动后获得一定经验，通过认知系统的积累和加工、判断形成的知识体系，并且在传承和传播中得到固定的、有多个面向的知识系统。可以说，地方性生态知识一经产生就不够华丽，加上从19世纪蔓延到20世纪的进化论对现代世界的人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更是仿佛成了一片被屏蔽的知识死角，在长期以“科学”为主流的话语中，一直未能被充分地整理并吸收利用。甚至在部分地区，“多年来的生态维护工作一直没有认真地发掘和利用类似的地方性知识，致使维护工程投工大而收效差，个别特殊地段还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悲剧”。经过近十多年来持续的调研，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生产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系统，不仅具有北方传统牧业社会一些共同性特征，而且还具有河西走廊独特的地域性特征。我们以生产、生活、语言与口传文化等几个方面的传承与传播为基本框架来进行分析和描述。
1.思想观念中的生态认知
现代宗教进入之前，苯教、萨满教、祆教等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在河西走廊广泛存在，规定了人们对山水草木心怀敬畏，对世间万物给予尊重，视人与自然为一体。山川河流、草地湖泊从来都不是空寂之地，而是包容万象的生命之源。这些思想构成了传统牧业生产中，各民族生态知识的核心基础，通过在生产生活中的贯彻实践，形成群体的规范与记忆。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决定了祁连山周围不同人群以畜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各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牧业生产中，对人类和大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积累了大同小异却又十分独到的经验和见解。
河西走廊处在欧亚草原带的边缘。在欧亚草原上生活的人群在公元前1000年确立了以游牧方式为主的生计模式，在此之前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形成有规律循环式移动的游牧技术知识。按照王明珂等学者的研究，游牧的核心在于“游”，其次才是“牧”，是在游动中实现对分散资源最大化利用的方式。游牧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是形成了“天—地—水—草场—牲畜—人”这样一整套特殊的生态系统。牲畜维持着人的生命，草场保障了牲畜的生存繁殖，人与牲畜的游动使得草场得以不断恢复生机。而河西走廊的各民族群体在长期与自然的互动中，随着生存环境的日益确定，在“游牧”生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适应环境的新的生计模式——轮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分季节驻牧于不同海拔或不同区域的固定草场，以利于草场植被恢复，游动依然是河西走廊畜牧业生产的核心。轮牧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种生产制度，在长期历史积累中，有关畜群如何按季节放牧和合理利用草原的知识十分丰富。当游牧逐渐被轮牧所替代，人们在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境中互动，逐渐发生了对身份认知的游移。在轮牧制度框架下，河西走廊各民族逐渐形成对环境资源更加具体、系统的生态认知。
北方游牧民族有普遍的“天神”崇拜，例如蒙古族称呼“天”或“天神”为腾格里，裕固族称为“汗顶格尔”，在每年不同的时候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藏、蒙古、裕固等民族会在山顶等高处修建“鄂博”，用石头垒起规则的石堆，之上有木桩，还有彩色布条、经幡等。各民族称呼不同，有“敖包”“拉则”“乌垒”等等，功能大致相同，是祭祀“天”的神圣空间。同时还有祭祀山神等不同功能的“鄂博”。四季轮牧中，在夏秋草场往往没有固定的鄂博，裕固族、蒙古族的牧人们会用一截以牲畜鬃毛编织成的缰绳替代鄂博表达对“天”的敬奉。要将缰绳供奉在帐篷内特定的位置，上面拴上牛毛、羊毛和五色布条，下边挂一个小布袋，内置五谷杂粮，祈愿牲畜兴旺，五谷丰登。
河西走廊的各民族对“水”的认知都有一整套具体的表达。例如藏族，在传统的三界宇宙观中，下界即水界，居住着鲁神，是人们十分敬畏的对象，因为深不可测，有时会带来令人恐惧的自然灾害和疾病。水是任何生物都不可缺少的东西，给予万物生机，同时，暴烈的水也会使江河泛滥，摧毁一切生机。对水不敬无疑是对神的亵渎，往往会给人带来灾难。但鲁神也并不只是代表恐惧和危险，山为阳，水为阴，水又常被视作是山神的配偶，形成和谐的自然体系和力量。水神是一个丰富的系统，包括河神、泉神、湖神等，人们在不同时间，契合自然节律，对这个系统进行祭祀，以保证人与水的和谐关系。裕固族长久以来在传统牧业生产中也形成泉水、水源“神圣性”的群体观念。
访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曼台部落裕固族牧民LJH，女，1942年生
我们尧熬尔（裕固族）老人都说泉水是特别圣洁的东西，不能在泉水源头直接喝水，更不要说洗衣服、大小便这些，绝对不可能，还有泉水周围不能动土。我们逐水草放牧，一定要保持水的清洁。
河西走廊的蒙古族人积累了一整套对水的认知，其中还包括对冰川、雪山的态度，更加接近现代科学体系中的“水体”概念。
访谈：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盐池湾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DB，男，1963年生
咱们这个民族有信仰，有些东西就不能动。从来没有人将衣服拿到泉水里面去，洗衣服，扔脏东西，那都不好。冰川上人不能上去，雪山啊，都是神，人不能上去。河西走廊西端的哈萨克族对水源、水体同样有一些传统的禁忌。禁止人们在水源、湖泊内洗东西，禁止将不洁之物倒入水中，不允许就着山泉俯首喝水，只能用手捧出或用器具舀出来喝，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堵塞水源，不可以在水源地宰杀牲畜，牛马牲畜饮水一般只能在泉流溪水间，不准践踏和闯进泉源；不准在泉源周围破土开口；不准在临近泉源扎帐休憩，禁止破坏水源地附近的植被等。
2.生产生活中的生态技术
河西走廊各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中的生态技术，可以分为生产技术和生活技术。因为生计方式的特性，这两者大多数时候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对气候、天气的预判与把握，对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的了解与利用，对草场的季节性使用与养护，对牲畜习性的掌握与危急情况中的处理技术，生产生活中保证自身所需资源并形成循环利用模式等等。
世世代代与大自然共融共生的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生产中，并没有“生态”“科学”等话语体系，但他们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却维系了生态的动态平衡。例如产生于传统牧业生产中的四季轮牧制度，没有十分具体的迁移日期，经验丰富的牧民可根据牧草的生长情况和当季雨雪水量的多少判断转场的时间，以及牲畜出栏的时间、数量。根据不同生态条件进行生产节律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弹性和伸缩度，这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优势所在。
访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八个家裕固族牧民LZZ，男，1938年生
四季牧场中，夏场和秋场都是抓膘的时候，父辈们都重视转场的时间。卖羔子的时间是每年9—10月份，卖大羊是11月份。假设一家人有200个母羊，今年接100个羔子，挑选后卖掉70个羔子，留下30个（羔子），过一个多月后，再从大羊里面淘汰掉30个，羊群总数始终保持在200个左右。
在轮牧制度中，河西走廊各民族的牧民在不同环境中都有独到的放牧技巧，民间俗语“夏放高山秋放川，冬放低山春放滩”就是牧民们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所积累的四季牧场轮牧经验，使草场得以循环利用和休养生息。转场中的一些细节，在传统文化中都有细致的规定。
访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环境林业局干部LWP，男，1973年生
每次转场搬迁时帐房的房底子都是固定的，不随意更换，因为扎房子的地方人长时间的踩踏和架锅起灶，不长草的，我们不会再破坏其他地方的草场。
在现代化舍饲畜牧业发展之前，轮牧制度已经发展为几乎所有北方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方式。为了使牲畜在不同季节都有足够的草料，同时不因过度采食践踏造成草原退化，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等，都是在不同环境中将草场划分为二季、三季或四季草场，使草原得到合理利用和休养生息。草场的季节划分是依据季节变化与地貌多样性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掌握和利用。因为各季节牧场的草质、气候等生态条件差异较大，还要区分不同的放牧方式，都是为了合理有效地永续利用草原资源。例如哈萨克牧民各季节、各牧场的放牧知识皆有不同，有“春季接羔、夏抓肉膘、秋抓油膘、冬 季保畜”的放牧规律。河西走廊的蒙古族也是如此，有设计和实施均比较严密的轮牧制度。 不仅仅是季节性的转场轮牧，就是每日固定的出牧路线，也会在对天气、牧草等条件的经验 掌握下进行微调，充分凸显地方性知识对环境条件的响应与契合程度。另外还有不同区域的畜种选择，也显现了地方性生态知识对不同环境条件的适应性特征。在走廊中部的山区牧场，牧民传统上不养山羊，牲畜主要以牦牛和高山细毛羊为主，因为山羊啃食草根，对山区草场破坏严重。但在走廊西端北部的荒漠与半荒漠草场，传统上羊群中都应有一定比例的山羊，才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草场。生产中的生态技术体现于很多方面，在走廊西部的明花乡调研时，牧民们告诉我们：“红柳地不让放牲畜，尤其是骆驼，树让吃掉了，自然就破坏掉了；沙漠里的白刺也不能砍；大畜要在牧场边缘上放牧，像牛和骆驼，不能在中心放，因为对草场破坏很大。”
河西走廊牧业生产区域存在狼毒、棘豆等有毒植物，特别是在祁连山东段北麓分布较多，其分布密度也是草场生态状况的标志之一。在传统牧业生产中，四季草场均有人畜干预，牧民群体总是有方法能够有效地将毒草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对草原鼠害的防治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特殊的环境与生存条件下，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中普遍存在狩猎习俗，以补充人们对肉食品的需要。狩猎技能与方法可以体现不同区域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河西走廊的蒙古族会根据不同的季节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数量的捕猎活动，严格遵守不捕幼崽、不杀孕兽、不破坏其窝巢的规定。作为祁连山区的古老游牧民族，裕固族在牧业生产知识之外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狩猎法则和禁忌：
访谈：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族牧民BLK，男，1975年生
我们以前也打猎啊，我们有季节，不能打幼崽，只打公的和跑得慢的，要挑着打。我们小时候有段时间在我们这个地方到处看到夹挠（用铁制成的捕兽夹），后来知道是外面的人放的，因为我们不会做那个东西，那太折磨动物了，而且对动物没有选择，万一要夹到幼崽什么的就不好了。
相比科技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传统牧业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是低消耗、污染少的典型代表，其原因正是在长时间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无论生产还是日常生活，均已形成一整套绿色循环资源利用技术系统。例如生活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华锐藏族，传统饮食主要为肉制品与奶制品，都来自自家牲畜。牲畜食物来自草场。人与牲畜的食物残余可以完全被土地吸收，化为草场肥料。人们的日常穿用大多来自牲畜，只有小部分来自附近农区。牛羊等牲畜的粪便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植被生长不可或缺的“有机肥料”，也是必要的燃料，同时还是轻便的建筑材料。
3.语言与口传文化中的生态表达
各民族在历史中积累的传统生态知识往往可以从其语言系统中直接得到反映。以裕固族为例，裕固语中对草原上的每一种生灵都有自己语言的称谓，甚至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家畜，都有极为细致的分类和对应的称呼，其词汇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汉语。在调查中，我们对裕固族东部语言中指称主要牲畜的称谓，做了简单整理和分类，具体如下表：
传统牧业生活中，草原、牲畜、人是不可分割的三部分，牧业人群对他们饲养的每一种动物的习性、特征都了如指掌，在民族语言中蕴含大量关于畜牧业生产经验的内容。不同地域牧业生产中畜种有所区别，关于家畜的谚语、俗语十分丰富，历史中也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关于“五畜”的口传文化。无论山区或平原，马都是河西走廊传统牧业“五畜”之首，既是重要畜种，也是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帮手，一个牧户家中有几匹好马，是绝对值得炫耀的资本。因而在河西走廊，衍生出许多关于马的谚语。如“灵人的发薄，笨马的鬃长”是讲马的相貌；“头马不慌，马群不乱”是讲牧马时在马群中掌握头马是关键；“好牛不站，好马不卧”是讲马的体态、习惯可以反映出马的品质；“青马用不着问口，包屁股用不着问走”是讲青马就是七岁左右，因为牧人都知道“七青八白九斑点”的口诀，不用看牙口便能判断马的岁数，而“包屁股马”是指走姿好看的马，从马的体型上即可得到答案。
牧民对草原的气候和天气变化了如指掌，能通过风向、温度变化判断天气，从而决定出牧时间和方向。由此，各种充满生态经验与智慧的谚语也应运而生，如：“月亮戴帽起大风，石头出汗有大雨”“黄边黑心的云，是冰雹的来源”“山顶上戴了帽，必有大雨到”“九月里的雪，请来的客”“惊蛰寒，寒半年”“驴盼清明马盼夏，老牛盼的是四月八”“云朝东，一场风；云 朝西，一场雨”等等。
口传文化体现了民族群体的精神世界，而在民族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蒙古族在漫长的游牧生产生活中以诗歌、音乐等口头传承等形式，将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与知识代代相传。如传统民歌《大小杭盖山》歌词中的轮牧经验：“……在山梁上可以夏季放牧的杭盖山/在山坡上可以春季放牧的杭盖山/在山上的凹地可以秋季放牧的杭盖山/在山的阳面可以冬季放牧的杭盖山/在山的背面有清泉的杭盖山/造福于众人的杭盖山……”蒙古族认为“天”与“地”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自然，“上面是天父，下面是地母”这样的表述就多次出现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
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中有一种普遍的结构，动物、植物往往具有强大的力量，通过这些力量的佑护，帮助孱弱无力的人类面对大自然。这些动物崇拜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受到萨满教的影响，不同的鸟类以及狗、马、牛等是其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裕固族的很多民间神话故事中都有描述人们在鸟的帮助下摆脱灾难，走向重生的情节。《天鹅琴》中美丽的天鹅为牧羊小伙分担痛苦和担忧；《贡尔建和央格萨》中，喜鹊穿着黑花绸袍，历经艰辛，为贡尔建寻找央格萨的心脏等。还有东迁的裕固人“在银雀的带领下，走出茫茫黑石滩，过了万佛峡，来到千佛洞”等历史传说与故事，或许可以解释裕固族不食“尖嘴圆蹄”的饮食禁忌。“尖嘴”统指禽类，包括天鹅、大雁、喜鹊、麻雀等等，“圆蹄”主要包括狗、马、驴等畜牧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家畜，这些家畜在传统牧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牧业为主要生计的群体，其集体心理中人与家畜的关系与其他生计人群完全不同，家畜往往在家庭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裕固族的东迁故事中讲，族人从“西至哈志”迁徙而来，路上没水喝而面临危险，有一家人驮在箱子里的长者告诉大家，说解开拴犏牛的绳子，跟着犏牛就能找到水，人们依此方法，最终得以生存。故事反映了群体心理的深层结构，说明家畜不但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是充满智慧和灵性的生物。直到今天，河西走廊的牧业生产中依然还遗存在畜群中选出神马、神牛、神羊等习俗，选出的牲畜要拴上红色布条作为标记，作为整个畜群的神性代表，不允许杀以食之。裕固族牧民还有一种习俗，在部分区域的蒙古族人群中也存在，牧人会用牛、马、骆驼等大畜的鬃毛编织一段缰绳，认为缰绳上附着家畜的灵性，牲畜可以出栏售卖，但这根缰绳绝对是不会卖的。牧民们也经常会说，如果家中的大畜突然死去，就意味着替家中的人挡了灾、抵了命。这些都说明了原始信仰在传统牧业社会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反映到生活习俗中，被长期保留下来。
奶幼畜歌是北方传统牧业社会中一种很有特点的劳动民歌，各民族都有传唱。包括奶羔歌、奶牛犊歌，奶驼羔歌等，奶羔歌还可以再细分为奶绵羊羔歌和奶山羊羔歌。牧业生产中，有时因生产不顺利等原因可能导致母畜不认羔，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牧人通过唱奶幼畜歌来感化母畜，促使其哺乳。马、骆驼等大畜遇到这种情况还需要专门请乐师来做仪式，有一部反映蒙古传统牧业生活的民族志电影《哭泣的骆驼》记录了这一仪式。奶幼畜歌唱词主要为规劝和责骂的语言，其间夹杂一些虚词。裕固族的奶幼畜歌在北方牧业民族中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以下为裕固族一个版本的《奶绵羊羔》歌词。
托、托、托哝 睁开眼睛看啊，
你不看那小羊羔，你的眼睛瞎了吗？你为何不反刍，你的下巴骨折了吗？你用角抵羊羔，你难道是牛吗？
你用蹄子踢羊羔，你难道是骡子吗？你不反刍，奶水怎么能下来呢？
你只有反刍，奶汁才能流下来呀！
三、河西走廊地方性生态知识在当下的价值与发展
河西走廊各民族在长期与自然互动的传统牧业生产中形成了以“轮牧”为基本模式和框架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系统，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资源，将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索取与再生相结合，形成“草-畜-人”有机循环系统，以生态观念、生态技术和生态表达等方式存在。以往的学者研究中，较为关注地方性生态知识的民族边界和地域特征，经过我们在河西走廊长时间的观察与调研，我们发现河西走廊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地域性特征更加明显。
相近自然条件的环境中，各民族之间形成共通、共享、共创的生态知识系统，相应也形成了类似的生态道德和观念、技术体系。除去共享这一明显特征，河西走廊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还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所有的认知与技能都体现在一个连续的生产生活场景中，体现在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所有活动的联系上，包括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每一个家庭的婚丧嫁娶，每一个群体的繁衍发展中。每个独特生境中各民族群体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文化习俗都是历经数世纪才实现了内部平衡，同时与外部条件相适应，最终成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从整个整体中去除一部分，而不破坏其余部分。其二，河西走廊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一直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牧民在近20年中，使用传统的方法，持续但稳定地推进畜种改良，不断有更优质的畜种进入各地原有的畜种结构，形成走廊内东西南北不同环境条件下最优化的畜种分布。在调查中，各民族牧民都表示这是“老辈子们一直就在做的事”。
在河西走廊很多地区与老年人的交流中大家都会提到草场与牲畜的关系：“每家每户的草场可以养的羊是有数的，这个规矩是老一辈人传下的，”体现了他们长期以来是以历史积淀的民族智慧在践行着对草原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牧区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草场分配比例不断下降，北方草原普遍存在牲畜超载的现象。牧民群体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悬置，其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因素，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牧业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一直以来，牧民们就算不了解“载畜量”这样的专业名词，但他们对自己草场的草质和面积也会了如指掌，如同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对“超载放牧”展开研究，需将这一过程放在尺度更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中做出合理评判。基于一些客观因素，牧民定居、生态移民和禁牧，成为近年来解决牧区生态问题的主要方法。
自2017年起，我们的研究团队邀请资源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生态学、草学等多学科专家，对河西走廊禁牧过程与效果共同展开研究。通过在河西走廊东部、中部和西部多个田野点合作建立牧草生长长期观察点，对不同禁牧年限的草场划方取样，定期观测，总结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禁牧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们发现适当的禁牧有助于恢复草原生态，但不同区域应有不同时间设定。例如走廊中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银蒙古族乡大部分区域已落实禁牧政策10年之久，从禁牧过程和调查现状来看，禁牧时间过久，会持续导致秋末枯萎后的牧草直立不落，无法腐败于土壤中，从而阻断物质循环的延续，降低土壤肥力。同时，没有牲畜采食，有害草种的生长就得不到抑制，将消耗大量土壤中的营养，进一步使土壤肥力下降，植物种类减少，生长活力减弱，加深草场退化程度。再者，在无牲畜啃食的情况下，杂草败落无法清理，日积月累会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这一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教训。走廊西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内苏干湖附近的草场，生态基础较好，经过5年禁牧期，已经呈现出很好的生态恢复效果。不同区域需要因地制宜，完全拒绝人畜干预，并不是解决现阶段生态问题的根本之策，只有适量放牧，且进行轮牧，天然草场才能越利用越繁茂。所以，在“草-畜-人”的动态关系中，适度和因地制宜是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我们后来在持续调研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在之前对当地牧民群体的访谈中早已得到高度一致的明确答案。只是这样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再一次被遮蔽。所有生态系统都有平衡性的要求，在一个区域内，各类物种数量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将会达成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平衡。如果牧民与牛羊全完全从草场上撤出，是不是也会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呢？目前来看，长期禁牧使牧民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割裂开来，可能导致草原原有生态链断裂，继而造成生态失衡，也许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牧业社会与外部世界互动持续增强，牧业社会形态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牧业社会转型是客观趋势和必然进程，也是推动牧业生产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积极力量。在牧业社会转型中，需要生态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以给予支撑。所有的生态知识体系，都会存在不完美性，换言之，没有放置各种环境条件下皆准的生态知识。现代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生态知识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生态的平衡，需要借助不同知识体系的力量。在一段时间内，河西走廊的生态矛盾较为突出。因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祁连山出现冰川退缩、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等诸多问题。走廊内其他区域，草原牲畜超载，地下水超采，开垦荒地超标等等问题也都摆在人们面前。如何充分发挥在较长历史中对河西走廊生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力量，来助力当下生态问题的解决，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7年以来，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建设标志着河西走廊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全新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指出，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而原真性、完整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就包括人与各类动植物等多样性物种的共生共存，包括适宜当地生态系统的特定生计方式的合理运行，也应该包括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文化伦理的生成实践。牧民、轮牧的传统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整个牧业文化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特殊资源，我们在设想，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框架下选择适当的区域建立河西走廊传统牧业文化保护区，或许是引导地方性生态知识积极对接现代科学技术系统，在当下发挥力量，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实现生态文明，保持文化多样性的一条路径。河西走廊，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各民族而言，远远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构成，已经转化成为他们的文化空间和群体心理空间，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群体的记忆，是他们愿意守护的精神家园。没有了传统牧业生产活动，这些民族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和生态智慧将很快不复存在。如能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框架内保留“活着的”传统牧业文化生计形态，推动其在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实现活态传承、保护与发展，将既是国家公园建设的亮点和创举，也成为推动多样性生态知识存续与利用，丰富世界畜牧业文化形态所做的中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