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就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冰雪地理形态分布，中华冰雪文化承载了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多样性的人类冰雪文化基因图谱。本文是笔者主编的《中华冰雪文化学术图典》（待出版）丛书《序言》的论文版。以中华冰雪文化的研究框架为基础，结合15本丛书的主题，分为中华冰雪历史文化（古代北方的冰雪文化、明清时期的冰雪文化、民国时期的冰雪文化、中华冰雪诗画选论、图说冰雪体育）、雪域生态文化（冰雪民族文化拾零、青藏高原的山水文化、卡瓦格博雪山、冰雪之巅中华魂）和冰雪动植物文化（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牦牛、藏鹀、猎鹰与鹰猎、驯鹿）三个部分，扼要介绍了第一次系统研究中华冰雪文化的成果。

关键词：冰雪文化；中华文化；雪域生态；冰雪运动；动植物

人类在漫长的地球演化史上一直与冰雪世界为伍，相互适应，创造了丰富的冰雪生态、生产、生活文化。生物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今天欧亚北部地区早期的人群分布约在4万年前有一个分化，一支是今天内亚地区早期的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后代，一支是东亚地区早期的丹尼索瓦人与现代人的后代。换句话说，当时欧亚的东西方向，大规模迁徙走廊因为寒冷尚未形成，迁徙不便形成了上述两个相对独立的人群。到了冰盛期（LGM）结束的1.2万年前，气候明显回暖，人口的分布开始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较大规模的迁徙，北方人类的混杂现象开始加剧。1.1万年前的全新世（Holocene），也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气候较暖的冰雪纪年。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惨然出现，带来了又一个新的冰雪纪年——气候急剧变暖、冰雪世界面临崩陷。人类世的冰雪纪年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冰雪挑战”。英国南极调查局（BAS）的科学家通过调查北极地区海冰在大约12.7万年前上一次间冰期融化的过程，微调了对北极未来海冰变化的预测。结果表明，北极海冰可能面临比以前想像更严峻的损失，最早在2035年将迎来无冰之夏。197个国家于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努力争取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气候专家豪斯法塞指出，科学模型预测今年秋冬季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或使全球气温上升约0.2°C，突破《巴黎协定》规定的气温警戒线。2023-2024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年份。而长远的冰雪世界退化则是人类的灾难，包括大片陆地和城市的淹没；瘟疫、灾害、污染大量出现；粮食危机、土壤退化带来的生灵涂炭。因此，维护世界的冰雪生态，保护人类的冰雪家园，正在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在2021年10月12日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再一次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挑战摆在世人面前，这份共有196个缔约方参与修订的国际环境公约，反映出人类对全球生态系统——包括冰雪生态系统——保护的共同使命。

在人类辉煌的冰雪文明中，中华冰雪文明是冰雪文化生态的和谐典范。文化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多样性共生、文化尊重与包容。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就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冰雪地理形态分布，中华冰雪文化承载了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人类冰雪文化基因图谱。探讨中华冰雪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人文精神，乃是冰雪文化研究的宗旨与追求。

一、中华冰雪历史文化

古代北方的冰雪文化反映出历经远古地质上的盛冰期末期、新仙女木时期（YoungerDryas）、再到11000年前的全新世，人类也有一个全新的变化期。大约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的前期，在贝加尔湖到阿尔泰山的欧亚大陆地区，发现了多处冰雪狩猎岩画。在青藏地区以及长白山和松花江流域等东北亚地区，也发现了许多这个时期的崇拜和动植物生产的岩画。考古学家曾在阿勒泰市发现了一副距今约1万年前的滑雪岩画，上有十几个脚踏滑雪板或“牛骨”而曲肢前行的人，正列成弧形阵势追赶一群野牛，表明阿勒泰地区是古代欧亚大陆冰雪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关于古代冰雪狩猎文化，《山海经·海内经》早有记载：“北海之内……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钉灵，又称丁零、铁勒、高车，是我国古代北方族群之一，主要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记载：“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民也……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这种叫“马蹄”的骑具便是滑雪板。唐代蒙古高原北部山地生活的都波人和拔悉弥人常于冰雪上乘木马狩猎野兽。唐杜佑所撰《通典》中记载：“拔悉弥……其人雄健，能射猎。国多雪，恒以木为马，雪上逐鹿。”

古代东北亚人群有着丰富的冰雪狩猎文化，唐代魏徵在《隋书·北狄传·室韦传》中记载黑龙江流域生活室韦人“射猎为务，食肉衣皮”，“惧陷坑井，骑木而行”。唐《通典》记载了鄂霍茨克海沿岸的流鬼人依海岛而居，冬季在冰原上乘狗拉雪橇狩猎。勒拿河一带的鞠部落则用鹿牵引雪橇。《元一统志》记载了松花江流域的狗拉雪橇：“以木为之，其制轻简，形如船，长一丈，宽二尺许，以数狗拽之。”东北亚以驯养猪著称的通古斯人则在冬季出行时用猪油涂抹身体，穿猪皮制成的衣服。史禄国（S.Shirokogoroff）认为，正因为这一文化特征，与他们毗邻的雅库特人用突厥语中表示猪的词汇称呼他们为通古斯（Tougus）。

古代游牧冰雪文化在新疆的阿尔泰山、天山和喀喇昆仑山三大山脉和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尤为灿烂。丰富的冰雪融水和山地植被垂直带等优势而形成了可供四季游牧的山地牧场。牧民以冰雪储量将草原中常年有冰雪覆盖的山脉称为“亲亲乌拉”，而将少雪山地称作“莫钦乌拉”。雪山融水孕育了包括喀什、和田、楼兰、龟兹等20多个绿洲或绿洲群。绿洲居民发明了沙漠中的地下水长城“坎儿井”。《旧唐书》记载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到塔里木盆地的众多绿洲还流行着一种“祈寒”习俗，参与祈寒节（苏幕遮）的人们光着身子、迎着泼水翩翩起舞。古代冰雪文化形成了特有的地缘文明。商业贸易形成了多民族交流通道。北亚草原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之间的文化交融也非常频繁。

明清时期的冰雪文化与古代不同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国家的冰雪文化，特别是宫廷冰嬉，成为国家之盛典。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即清天命元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建号“大金”，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宫廷的主要官员，在太子河冰面上举行跑冰盛典。此后的冰上仪式间断伴随着康乾盛世，康熙二十年（1681年），为巩固北方边防，居安思危，保持军队骁勇善战，防止居功骄奢颓废，修建了木兰围场，皇帝亲自参加围猎，即“木兰秋狝”。乾隆深知木兰秋狝之重要，他年幼时随侍康熙哨鹿（满语“木兰”），并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作《哨鹿赋》，乾隆十八年又作《后哨鹿赋》，深知其祖父“诰戎习众，不可忘先代遗规之意”。诗中将冰嬉和哨鹿、庆隆舞相提并论，是因为三者“皆国家旧俗遗风，可以垂示万世”。乾隆举办冰嬉盛典，其政治意义和木兰秋狝是一致的。

乾隆十年（1745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记录了乾隆皇帝在阅视冰嬉之后专为冰嬉盛典创作的《御制冰嬉赋》，有乾隆自序“国俗有冰嬉者，护膝以芾，牢鞋以韦，或底含双齿，使啮凌而人不踣焉”。《石渠宝笈续编》所载宁寿宫藏御笔中，将冰嬉归为“国俗大观”。乾隆皇帝还命宫廷画师将冰嬉盛典的活动场景描绘记录，命名《冰嬉图》长卷，与同时期《万寿图》《南巡图》等描绘国家大事的宫廷纪实类图画同等对待。在“礼典”中记载冰嬉规制，说明冰嬉在清代礼乐制度占有一席之地，在“军礼”中也有重要位置。面对康乾盛世后期的帝国衰落，如何应对西方冲击，重振国运，成为国俗运动的动力。

何伟亚（Joseph W.Esherick）在《怀柔远人》一书中，围绕马嘎尔尼英国使团访华之跪拜礼的事件，讨论了当时两个大国之间的文化碰撞。乾隆皇帝在面对东西文化冲突时，思路与康熙如出一辙。清代主政者从来没有想过全盘西化，而是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化资源，重新树立王朝国家“自我认同”的内涵与外延。冰嬉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乾隆朝的“优秀传统文化”，待以国俗而得以发扬。然而，随着国力下降，致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后，阅视冰技已经很难如期举行。最终在道光十九年，清廷正式停阅冰技。光绪年间，清廷试图恢复具有典制意义的“冰鞋之戏”，因国力衰退、战争爆发、八旗生计等问题最终放弃。冰嬉在乾隆时期作为“国俗”盛典，本希望借此振兴国家，然而随着国运日衰，终在光绪年间寿终正寝，飞驰的冰刀最终无法挽救停滞的帝国。

民国时期的冰雪文化发生在中国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巨大转型之下，尤其体现在近代民族主义、大众文化、妇女解放和日常生活之中。在1941年一篇题为《滑冰为我国固有》的文章中，作者言语间处处透出滑冰乃“国俗”“国粹”之民族优越感。

可怪，我们青年，因为时下的冰鞋是欧洲的式样，居然认为溜冰是欧洲人兴的这种见解未免太浅陋了，又有欧洲人在冰上演的花样东亚人脱不出他们的范围，所以又误认为欧洲人是滑冰的先进者，这种言辞，简直是近视眼没见过天星一样，其实中国滑冰的花样，较之欧洲人花样不但多而且美观，况且还有大规模合组的花样，这样东亚人远年传的冰上技能，现在无人演练并且无人知晓，岂不是太可耻又太可惜么。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作者文实权的经历：“十二岁时曾在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驾前恭备冰嬉之差，又在民国十五（1926年）年创设露天冰场于北海公园漪澜堂前太液池中，是年与梁又铭诸君发起化装溜冰大会。”这位前清当冰嬉之差的漪澜堂冰场主人，正是借着“溜冰救国”的民族主义口号推动了20世纪20-30年代西式溜冰及化装溜冰的热潮。

另一类滑冰的民族主义叙事便是“为国溜冰！溜冰抗日！”青年们豪言：“放开腿脚，当心沉沦！塞外风高，北地冰厚，要痛痛快快的溜冰，我们应该到东北去，那才是我们的最好的大冰场！我们有溜的自由，应当拒绝别人偷进我们的冰场！”北平近代冰雪文化中呈现的民族主义及其日常叙事，令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思潮以何种方式进入普通民众之中，国家与各社会群体出于不同的实践动机与时代需求，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做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冰雪文化则成为民族国家得以建构的文化元素。

与民族主义的极端排斥不同，在大众文化领域，更多是东西方文化非冲突的相互融入。北平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溜冰潮特别是化妆溜冰，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的。大众冰20文化将西方现代性通过溜冰活动具身性的落地中国：“都市里的洋玩意，公子哥儿和小姐都喜好，溜冰因为这是洋调调儿，当然也就欢迎。在都市一天一天的现代化的今日，当然这种‘文明’也就越发的出风头。”在溜冰热的过程中，本土化的“中国之西方”身体观念成为东西方文化的表达主体。民国的北平冰雪文化还表明了近代女性的现代性追求，它并非一种简单的西方文化复制，而是在女性自我的多重“它/他/她”性的对话和文化建构中完成的，由此可以理解以女性现代性为特点的中国近代冰雪文化之一面。

北平的冰雪文化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百姓、国家与民众的文化交融与并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中西交融、雅俗共赏、官民同享的文化转型特点，它不是以对西方、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反抗和颠倒的方式，而是以共主体的共谋方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润滑剂。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殖民之痛，一直寻求着现代化的立国之路。新文化运动后，舶来的“体育”概念携带着现代性思想开始广泛进入学校。关于西方体育运动的传入，学界曾有被动的文化冲击论和主动的救亡图存需求论等解释。《图说冰雪体育》以体育文化藏品介绍了近代特别是新中国的冰雪体育。1881年洋务派李鸿章创立北洋水师学堂，曾调启蒙思想家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新式海军学堂不仅引入了西式兵操训练科目，同时也引入了包括滑冰在内的近代体育项目。据《天津通志体育志》记载，南开大学1925年成立白熊冰球队，后与南开中学寒霜冰球队合并为中华队，同外国球场俱乐部一起参加万国冰球赛。1935年，南开中华队击败实力强劲的俄侨冰球队而名声显赫。1935年1月，第19届华北运动会首次在北平南海冰场举行冰上表演大会。1943年2月7日为纪念“二七”大罢工20周年，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各界在延安大学的滑冰场举办了“延安市溜冰运动大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人民体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新中国的冰雪体育文化体现了那个时代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风貌，工人冰雪运动在我国的重工业区东北尤其普遍。1979年中国正式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次年首次组队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运会。其实早在1956年第7届意大利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中，官方铜奖杯便以中国汉代提梁铜鼎为造型，将中国文化元素推向了世界冬奥会舞台。

2020年12月，北京冬奥组委会发行了阿勒泰岩画徽章，徽章中左右两侧的人物来自冲乎尔镇他和尔吐别克岩画，一个脚穿“雪踏”或滑雪板行走在雪原之中，一个脚踏双板、手持双杖，正躬身向前追逐着猎物；另三个人物来自汗德尕特蒙古民族乡敦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这组人物正手持单杆雪杖滑雪前行。2021年冬奥组委会公布了本届大赛的口号——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表达了世界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

中华冰雪诗画历来以咏雪诗和冰雪国画见长，是中华冰雪历史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早在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珍贵的冰雪岩画。西周至春秋的《诗经·小雅·信南山》有“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霖，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表达了雨雪与农耕的关系。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喜欢》诗“朔雪自龙沙，呈祥势可嘉。有田皆种玉，无树不开花”也表达了对农田丰收的祈盼。北宋许道宁画的《雪溪渔父》、南宋李东的《雪江卖鱼图》，也都分别描绘了渔父和打渔人，表现了打渔人的生活与艰辛。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冰雪诗画的一大主题，“雪”在《說文解字》中为“凝雨，说物者”，《注说文解字》有“說今之悅字。物无不喜雪者”，意思是“雪悦万物而共生”。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是描绘自然景观的杰作之一。他善画雪景，世称其画的雪景“画山画骨更画魂”。

唐书画家王维的《雪中芭蕉图》更是绘画史上的千古之争，后人纷纷临摹并争论其“真实性”。唐代张彦远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宋代朱翌说“右丞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辈不苟”。其实王维的雪中芭蕉亦真亦幻，真者，自然也，岭南确有此景。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曾在大庾岭下的曲江当过兵，遇过雪景，也见过芭蕉。幻者，意境也，寓思想心境于形象之中，让人们超凡脱俗，领悟大自然的冷暖交融、物景变幻、自然天成。

国家兴衰是许多诗画家的艺术情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达了为国家而身陷逆境的内心感受。以雪言情、以雪言志。李白的《北风行》则写出了怒号的北风雨雪下，一位思念赴长城救边丈夫的妇人心情：“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在李白笔下，这位妇人代表了千万个为国上战场的将士家庭，即便能够用黄土填塞黄河，也无法平息心中交织的恨与爱。这不由令人想起《沁园春·雪》中毛泽东另类豪放的国家情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词中的浩瀚与壮美，似乎就是对中华冰雪历史文化的回溯，抒发出其中的人文情怀和宏伟气派。

二、雪域生态文化

中华大地上有着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和别具冰雪文化生态特点的青藏雪域高原；有着西北阿尔泰、天山山脉和祁连山脉，有着壮阔的蒙古草原和富饶的东北与华北平原；有着西南横断山脉；形成了一条从云南北部到山东南部的“冰雪胡焕庸线”。雪域各族人民在其北部这片广袤的冰雪地理区域中创造了灿烂多元的冰雪文化。

根据人类学家威斯勒（C.Wissler）与克鲁伯（A.Kroeber）的“文化区”概念，以及斯图尔德（J.Steward）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可尝试划分出东北、华北与内蒙古、西北与新疆、西南与西藏四个冰雪文化生态区，《冰雪民族文化拾零》介绍了不同生态位下各冰雪民族在生产、生活和娱乐节庆等方面的冰雪文化。

渔猎文化分布在东北黑山白水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以及大小兴安岭，《北史·室韦》中有“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龟”。《辽史·营卫志·春捺钵》有“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雁……”。查干湖每年正月过后的“春捺钵”还伴有醒网祭湖仪式，并举行“头鱼宴”。《续资治通鉴》卷九七宋缓《上契丹事》称“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吉林通志》有“河口东西一带为赫哲族部落，亦曰黑金，俗以其人食鱼鲜，衣鱼皮，呼为鱼皮鞑子……暖时则以熟成鱼皮制衣服之”，被人类学家凌纯声称之为“鱼食民族”。

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冰雪民族传统以狩猎维生。《史记》有“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北史·契丹》载：室韦人冠以狐貂，身穿鹿皮。《旧唐书》有“室韦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长于射猎”。《新唐书》记载“拔野古，产良马，俗嗜猎射，乘木逐鹿冰上”“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都播人还用鸟的羽毛织成的衣服御寒。《魏书》记载锡伯人有“俗善骑射，随水草而牧”“人人善射，以战死为荣，特产角端弓”。

游牧冰雪民族包括了北方的蒙古族、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西南的藏族、傈僳族等，以及西北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雪水融化形成多个湖泊和多条河流，致当地有许多天然牧场和耕地，为当地人带来足富的生产生活。《诗经·豳风·七月》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凌阴”当为西周时期的冰库，冰可用于祭祀荐庙、畜肉防腐等。

农耕冰雪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帕米尔高原东部，“一江两河流域”是青藏高原的农耕区域，另外也包括有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横断山脉中的旱谷地带，还包括东北和华北平原。

《格萨尔》史诗中描述了青稞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作物的关系：大麦是青稞的儿子，生长在山川间的平地／小麦是青稞的女佣，生长在川地之中／荞麦是青稞的咒师，生长在川地里／豆子是青稞的兵士，生长在广大山地／燕麦是青稞的武器，生长在任何之地。体现出青稞的文化生命，以及罗茹（Nicole Loraux）所说“地生人”（autochthony）的宇宙观。青藏高原的山水文化浩瀚绵延，体现在优美的诗句中：“青藏高原上，有一种雄伟，叫山；有一种纯净，叫湖；他们共同守护着这片圣土。”在藏人的想象中，青藏高原的形状就像一片树叶，叶脉是喜马拉雅、冈底斯、唐古拉、巴颜喀拉、昆仑、喀喇昆仑和祁连等连绵起伏的山脉，而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雪山和湖泊，恰似叶片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青藏高原上生活着大约210种野生哺乳动物，陆栖脊椎动物近1100种，鸟类678种，爬行类83种，两栖类80种。还有鱼类、真菌以及包括昆虫在内而目前还难以统计的无脊椎动物和藻类、地衣、细菌、病毒等巨大数量的物种，体现出高原物种丰富的多样性以及他们的“文化自由”。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E.V.de Castro）基于对亚马逊印第安原住民的研究，曾提出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试图摆脱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认为多物种在文化或精神上是一致的，因而人对神山圣湖的信仰崇拜以及非人的雄山大湖在文化和精神上是统一的。

雪域高原的传统文化认为，人类眼中的地球以及太阳和月亮等周边其他星球共同组成了一个四洲世界。按照《俱舍论》，四洲世界的圆心处有一座中空的大山“日佳波日热”，直译“众山之王”，汉语称“须弥山”。一种说法认为须弥山指的是冈底斯山的冈仁波齐，是中、印、尼等国家和苯教、印度教、佛教共同的神山。青藏高原的四大神山指北方的念青唐古拉、东方的玛卿邦热、南方的古拉卡日和西方的诺金岗桑。1963年阿斯塔那墓出土了《伏羲女娲图》，图中有阴阳、天象、日月星辰、北斗等星宿、太阳中的三足鸟、地上的昆仑墟、围绕昆仑墟的十日（十时）、伏羲女娲飞龙在天之交龙、两神各手持定春分秋分的规矩，是天文和人文的合成图，体现了昆仑开世的宇宙观。

青藏高原上有超过2000个湖泊，冰川面积4.7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冰川总面积的80%。广泛分布的冰川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和怒江等水系，孕育了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等江河上游的象泉河、马泉河、狮泉河、孔雀河等四大圣河，惠及南亚大陆和印度半岛，养育了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丹玛”为藏语女性念神，十二丹玛分别居住在纳木错、羊卓雍错湖等12个湖泊，将神山圣湖与人类融合起来。

卡瓦格博雪山（梅里雪山）最令世人瞩目的是其从中心直到村落的神山体系。卡瓦格博山神被称之为“绒赞卡瓦格博”，“绒”指河谷，“赞”为“雪山赞神”。民间传说世界最初形成时，到处皆为汪洋海，无垠海中耸须弥，须弥山上竖玉柱；玉柱之上搭金座，金座之颠形成山，此山便是卡格博。卡瓦格博与西藏和青海山神之间借血缘和姻缘纽带结成联盟，这既是宗教和精神的共同体，也是人群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在卡瓦格博周围的四个方向，有四座拱卫圣境的战神：东方战神扎拉琼钦（白马雪山），因其坐骑为大鹏鸟而得名；南方战神扎拉玛雅钦（碧罗雪山），因其坐骑为孔雀而得名；西方战神扎拉森钦（怒江边的卢阿森拉神山），因其坐骑为雪白的雄师而得名；北方战神扎拉珠钦（达美龙神山），因骑着青龙而得名。这四位战神法力巨大，消灾祛病，让卡瓦格博圣地吉祥安泰。

神山的体系一直延伸到村落之中。如位于卡瓦格博雪峰西南方深山峡谷中的德钦县雨崩村是卡瓦格博地域的腹心地带，有区域神山3座，地域神山8座，村落神山15座。位于卡瓦格博东面明永冰川脚下的明永村有12处神山，其中卡瓦格博等五座属于区域共同体神山和地域神山，其余的7座是明永村单独供奉的神山，村落神还会再细分。当地传说卡瓦格博山神是胜乐金刚的化身，多杰帕姆是胜乐金刚的佛母，她代表空乐无二之金刚，也称“金刚亥母”，兼有神山和圣地掌管者的双重身份，分布在其周围的不同山峦，均代表她身体的不同部位。其中，江坡村的江格尼神山被认为是多吉帕姆的右脚，位于玖农村口东面一条东西向的神山霞琼是她的左膝，雪达村的楚哇措圣湖是她手持的嘎巴拉碗，位于楚哇措湖边的拉雅格博是她的坐骑。如此无山不神的神山体系，不仅是宇宙观、宗教观，也是价值观、生活观，乃是雪域高原人类的文明杰作！

世界之巅中华魂是世界最高峰珠峰的写照。珠峰的白雪皑皑与绚丽冰川景观，距今仅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由于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南季风被阻断，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寒冷，由此大规模冰川得以发育。然而近半个世纪来，随着全球变暖，中绒布冰川冰面湖的湖水已下降了两米，冰川面积退缩了15%以上，冰川强烈消融已悄然无声地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1708年，康熙开启了以西洋教士为主重新测绘全国地图的计划，1709年，康熙命驻藏大臣赫寿组织测绘西藏地图。1714年，康熙再派曾在钦天监跟随西洋教士学习数学、测量的两位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以及理藩院主事胜住三人绘制西宁、西藏地图。当时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进行测量，于1718年编成。在1721年《皇舆全览图》汉文木版中，珠峰第一次标注为“朱母郎马阿林”“，阿林”为满语“山”之意。珠峰制图史反映出康乾时期中西方相遇下的帝国转型和主权意识萌芽：清王朝不断扩疆定土并开始测绘新图来界定领土。

登顶珠峰一直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结。人类学家戴维斯（W.Davis）在研究英国探险队在1920年代的三次珠峰征程时指出，战后攀登珠峰，对于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言，意味着一种救赎与重生的努力。1920年英国向西藏噶厦请求攀登珠峰的申请书上使用了“珠穆朗玛”，提到在当地文化中是“洁白如玉般的女神”之意。1922年，珠峰委员会在第二次珠峰登山中使用氧气登上了8320米的高度，但造成7位夏尔巴人在雪崩中遇难。尼泊尔国王的吊唁函中将此次灾难归因于“神的愤怒”，因为他们亵渎了神的住所。

1953年5月29日，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丹增（Tenzing Norgay）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了珠峰。在加德满都，人们带着强烈的政治情绪希望丹增是第一个登上峰顶的人。而英国女王则授予了队长亨特和希拉里英帝国的爵位，作为印度公民的丹增被授予了乔治勋章。有趣的是，在民族情绪强烈的政治气氛中，丹增与希拉里却一致决定对外宣告两人同时登顶，不分先后。

1959年底，国家体委决定于1960年春从北坡科考攀登珠峰。贡布回忆当时的情境：“中国人要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向世界证明我们有力量、有能力突破这条‘死亡路线’。我们不仅要攀登世界最高峰，而且要创造世界的高度！”当年攀登珠峰还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当时中国就边境划界问题进行领土主权谈判。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成功登顶后，1961年10月5日，中尼正式签署边界条约，珠穆朗玛峰北坡主权归属中国。

从清代皇舆全览图中的边陲一角，到西方各国的探险、民族主义的宣泄空间，再到新中国领土完整与尊严的载体，珠穆朗玛峰参与了三百年来人与自然、科学技术与多元文化的碰撞，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类冰雪文化的历史表征。然而，珠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依然形势严峻。拉图尔（Bruno Latour）曾经这样回答“人类世”的问题：重新连结人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倾听大地神圣的气息，向自然万物请教“生态正义”（ecojustice），恭敬地回到生物链上人类应有的位置，与其它生物依赖共生，培育我们的“大地人”意识，并谦卑地辅助地球资源的循环再生。

三、冰雪动植物文化

在雪域高原，人与山川河流、数百万年以来的野生动物与数千万年以来的野生植物，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共生体，是中华冰雪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藏高原的植物充满了神圣性与神话色彩。在雪域藏人的传统文化中，人类所在的娑婆世界在陆地形成之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有一天海面上突然盛开一千零二朵硕大的白花，每朵花都有一千片花瓣，预示着未来将有一千零二尊佛诞生于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也被称作“嘎哇梅朵尖”，意思是“花世界”。人类学家古迪（J.Goody）在《花的文化》中叙述了人类如何在神话、诗歌、图画和各种生活中赋予花以文化意义。花文化在欧亚大陆尤其盛行，作为富贵、长寿、幸福和美好象征的中国花文化更是独特。

青藏高原（包括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侧坡）共有维管植物1500属，超过12000种，占中国维管植物物种总数的40%。其中，特有的种子植物有3764种，包括草本植物2873种，灌木769种，乔木122种。在高等植物中，有蕨类800余种，裸子植物88种和被子植物12000种以上；桫椤、巨柏、喜马拉雅长叶松、红豆杉、长叶云杉、千果榄仁等珍稀濒危植物都在这一地区有分布或特产于此。

在雪域高原，杜鹃被视为纯净和吉祥的象征。杜鹃是全球最早交流的植物之一，中国也是欧洲杜鹃的源头。全世界约有1000余种杜鹃花，而中国约有542种。1883-1890年间，法国传教士德拉维（Père J.M.Delavay）首次在大理苍山等地进行植物采集活动，其中马缨杜鹃（Rhododendrondelavayi）便以德拉维命名。1904-1932年，英国植物学家乔治•福雷斯特（G.Forrest）在苍山及云南其他地区进行植物采集，共采集杜鹃花309种，其中超过250种为新种。1922-1947年，美国植物学家洛克（J.F.Rock）和威尔逊（E.H.Wilson）等西方探险家进入我国西部、西南部及喜马拉雅山地区考察，采集了大量的高原杜鹃花标本、种子和苗木。欧美学者的考察曾令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感叹：外国人“采取我国珍奇之植物标本，藏诸外国博物馆中。本国境内反不得一见。此于中国植物学虽不无贡献，然亦中国之奇耻大辱也”。

青藏高原有菩提树、藏红花、雪莲花、格桑花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或珍贵植物品种，藏人认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出生、成佛、讲法、圆寂，因此菩提树叶成为佛教的标志。佛经中也常说到睡莲，白色睡莲象征慈悲与和平，黄色象征财富，红色代表威权，蓝色代表力量。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因利益追逐使得滥采乱挖冬虫夏草等成风，已经对青藏高原的珍稀药用植物构成严重威胁。正如罗安清（A.L.Tsing）在《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中提出的问题：面对“人类世”，如何思考“不发展”？人类如何与多物种共生？

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中有国家一、二级保护种类包括大熊猫、金丝猴、藏羚、野牦牛、藏野驴、盘羊、雪豹、羚牛、白唇鹿、梅花鹿等。在雪域高原的九大猛兽中，虎和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等级“濒危”的物种，雪豹、豹、云豹和黑熊被列为“易危”物种。

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617-650年）到赤松德赞（742-797），雪域高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松赞干布曾制定“吐蕃基础三十六制”，规定勇士的标志是虎皮袍。国王对喇嘛表达敬意的做法之一是奉上用虎、豹和云豹的毛皮装饰的猞猁皮大氅。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因为身上艳丽的毛皮而受到人们的猎捕，毛皮贸易甚至孕育出一些藏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中心。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在吐蕃王法、佛教教法和民间习惯法的基础上，藏巴第悉噶玛丹迥旺布时期曾制定《十六法典》，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制定了《十三法典》，都规定各地必须在从神变节（藏历正月的传召大法会）开始的“假日的五个月里发布封山蔽泽令”，其目的是“使野狼而外的兽类、鱼、水獭等可以在自己的居住区无忧无虑地生活”。体现了一种传统的生态保护意识。

在“文革”期间及其之后的数十年中，由于宗教信仰和民间习惯法的弱逝，猛兽一度遭到大肆捕杀。据估计，1982年以前西藏仅昌都地区，每年就要捕杀200-300只金钱豹，最多年1970年收到304张毛皮。到了1990年代末，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虎豹的毛皮，曾经一整张虎皮能卖到四至八万元，加剧了捕杀与走私。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每年在青海有一万头岩羊被猎杀，而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仅1976-1980年间就收购了151831张旱獭皮、5683张草兔皮、3428张岩羊皮以及各种其他动物的皮毛，到80年代末，许多野生有蹄类动物——比如藏原羚、藏野驴、马鹿、马麝、岩羊都已经为数不多，甚至销声匿迹了。陆川的《可可西里》讲述了记者尕玉和巡山队员为保护藏羚羊与盗猎分子殊死战斗的故事，先后获得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以及金马奖和金像奖等，反映出一种人们的共同心向：理解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共同保护人类的冰雪家园。

大约在距今200万年的上新世后半期到更新世，原始野牦牛已经出现。藏族古代卜辞说：“在三棱的雪山上，野牦牛站立着，永远是雪山之王！”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陈列着一具黄河古河床出土的野牦牛头骨，经北京大学碳14鉴定年代超过45000年。据科学家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青藏高原的野牦牛总数大约近15000头。在博物学家乔治·夏勒看来，野牦牛才是极高高原地区的象征符号。科研人员通过基因测序发现，早在距今7300年前，野牦牛就已经被驯化成家畜牦牛。

在青藏高原的古老传说中，当世间第一缕阳光照耀到神山岗仁波齐时，就有了第一头牦牛。在藏族的创世传奇民歌当中，牦牛的头颅变成了高山，牦牛皮铺开变成了大地，牦牛尾巴变成了江河。藏族创世纪神话《万物起源》中说：“牦牛的头、眼、肠、毛、蹄、心脏等，变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森林、山川。”《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潘侯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旄牛，应为汉文中关于牦牛的最早的记载。牦牛的神圣性体现在神话传说中，有著名的雅拉香波山神、冈底斯山神等化身为白牦牛的说法。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藏语称之为vbri-chu，即母牦牛河。

牦牛放生是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体现，放生仪式源于15世纪，由绒布寺扎珠·阿旺单增罗布上师首创。每年藏历四月十七日时，都有演说《牦牛礼赞》的传统仪轨，绒布寺的萨嘎达瓦节的其它活动都是由僧人主持，唯有《牦牛赞》是由俗人（养牦牛的人）主持。该仪式曾在“文革”期间中断，后在1994年得以恢复。祈送这些与高原人民相伴相随了几千年的牦牛，相信这些高原的精灵，只要珠峰没有塌陷，高原没有夷平，牦牛就一定会在这里永生。

《中国动物地理》将中国的动物地理区划分为2界3亚界7区19亚区，青海藏南亚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形复杂、多南北向深切河谷，植被垂直变化明显，鸟类比之羌塘高原明显较为丰富。特别在与东洋界中印亚界的西南区（横断山脉及其附近高山区）接壤地带，存在部分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的鸟类，如雉鹑、血雉、绿尾虹雉、白马鸡。棕草鹛、藏鹀等在此亚区局部分布，另有古北型间断分布的鸟种斑尾榛鸡和黑头噪鸦，均为中国特有种。噶玛噶举派十世噶玛巴的画作描绘最多的是鸟儿的形象，人们甚至认为，名为《鸟中佛法》的经典就是他的作品，与噶玛巴生活中的践行相一致，即使在异常困顿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对鸟和其他动物的施舍。

1868年和1875年，印度帝国博物馆馆长、博物学家安德森两次到云南考察，1878年出版了《解剖学和动物学研究》，记述了考察中收集到鸟类234种。1904年，俄国鸟类学家比安奇根据科兹洛夫带回的标本描述了鸟类新种——藏鹀（Emberizakoslowi）。1935年，美国第二次杜兰考察队在湄公河和长江上游支流的村庄采集到5雄1雌共6号藏鹀标本。1963年，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科考队在玉树地区首次采集到两号藏鹀标本。2005年，白玉寺堪布扎西桑俄和董江天等观鸟保护组织的成员在白玉寺后山发现珍稀物种藏鹀，开始了业余学者的研究旅程。2006年，成立“白玉寺观鸟小组”，首次开展自然保护项目，调查藏鹀的数量和分布2008年，与牧民合作在白玉乡建立藏鹀保护小区。2011年，与23座寺院活佛联合确立藏鹀为年保玉则神山神鸟；2013年藏鹀项目组在《动物学杂志》第一次发表了藏鹀的学术论文。2020年，启动藏鹀繁殖地鸟类群落调查。神鸟藏鹀的民间保护已经成为高原鸟类保护的一个典范。

在欧亚草原游牧民游牧生活中，人类与猎鹰共同相处、相互信任，建立了亲密的情感。中国古代有很多猎鹰的记载，春秋时有楚文王用鹰犬狩猎的记述，在汉文典籍中也有了记载，如辽天祚帝因逼迫女真人进贡海东青猎鹰，激发了女真人的反抗，并攻克辽京建立了金王朝。

鹰通常生长、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带海拔通常在1500～3000米的崇山峻岭之中。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游牧民族的观念当中之把“鹰”视为吉祥之物，称为“神鸟”。游牧人认为“鹰”是非常精明的动物，懂感情，鹰是天之骄子，百鸟之王，是天空的霸主，天生尊贵。“巴塔”是哈萨克族一项吉祥文化和习俗，意指祝福。猎人和猎鹰首次出猎时，必须要得到阿吾勒内部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辈所做的巴塔和祈福仪式。在哈萨克族猎人间有一种习俗，把猎鹰当天捕猎到的猎物送给身边年长者或身边帮助驱赶猎物的“哈呼什”，这种习俗叫“沃勒扎”，意指所得、赠礼的意思。

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中有鹰神，被认为是萨满教或者原始祆教信仰的遗俗。哈萨克族民间动物模拟舞“鹰舞”就是一种巴克斯（巫师、萨满）通鹰神的形式。在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巴塔（祈祷）祝福词中，在给孩子命名时，在婚礼仪式上，在欢歌乐舞中，在家庭教育里，都有着猎鹰的影子。哈萨克人的观念当中，鹰不能当作价值等价交换的物品，鹰是无价的，鹰的价值是用亲情和友情来衡量的。2006年，“塔吉克族鹰舞”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鹰猎文化的保护终于进入了国家的日程。

驯鹿是泰加林中的生灵。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交汇处的敖鲁古雅，是中国保留完好的典型冻土带以及泰加林区，驯鹿和“使鹿鄂温克”在这里活动的时间已有数百年，现代通古斯语中“鄂伦春”（Oroqian）的语意也包含“有驯鹿的人”。大约在200多万年以前的更新世后期，分布在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依靠捕食驯鹿吸取营养，驯鹿也是唯一人类驯化的鹿种。《Giga Science》杂志2017年曾发表中国农科院等国内外研究机构联合揭示驯鹿适应北极环境分子基因机制的论文，包括驯鹿眼睛为何适应极昼和极夜的环境，以及驯鹿的神经嵴细胞快速进化或突变是驯鹿温顺容易驯化的关键因素。不过此时，想到在敖鲁古雅看到驯鹿那善良湿润的眼睛，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一个伴随了人类百万年却行将被人类消灭的古老物种，还在将牠的基因贡献给人类！

史禄国曾谈到北方通古斯民族传统的驯鹿文化。与黑龙江上游生活的埃文克人同源的鄂伦春族的捕猎和繁殖驯鹿，都与萨满信仰有密切关联。每年春季母驯鹿产子的时节，便会举行“跳鹿神”等祭祀仪式，主持仪式的萨满会向神祈求取得法力，然后再把法力转化到族人和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中，祈求族人健康平安，大地中的动、植物都能有更好的繁殖和生长。这种美好和谐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令人倍感温暖！

莫厄特（Farley Mowat）的两部书《鹿之民》（People of theDeer）和《绝望者》（The Desperate People）是其对加拿大北部驯鹿部落因纽特人的研究，记录了在殖民贸易和所谓安居工程下的被迫远离家园的惨状：人口急剧减少，彻底失去按照自己意愿和生活方式去生活的自由。感叹“绝望者”至今仍然没有希望。只有以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讨生活的权利，才能让他们作为有生命的人类存在。目前，鄂温克和鄂伦春的驯鹿文化因为禁猎和生态移民等项目而趋于消失，成为一种商业化下的旅游展演。顾桃的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和《犴达罕》深刻揭示了狩猎民族在文化转型中的阵痛。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正是基于1997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上，《驯鹿》作者白兰老师对禁猎后的鄂伦春人如何既保护民族文化又寻求生存发展所做的发言。费孝通说：“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表达了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的人类心态之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相信费孝通的这一世纪发问，也是对人类世冰雪纪年的发问，是对人类冰雪文化如何保护、青藏高原动植物以及驯鹿等多物种生命如何可持续的发问，更是对人类良知与人性的世纪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