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其自然环境、产业基础等千差万别，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建设，始终保持绿色低碳，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是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当前，我们应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着力，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建设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辅相成、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科学路径。
建设生态廊道，实现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创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创新。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在传统区域增长极的基础上，依托综合交通走廊建设城市群和城市带，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比如，就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而言，已初步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兰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城市带和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和城市带成为所在区域协调发展的龙头。当前，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正呈现多点带状延伸、区域连绵发展的态势。“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区域发展的整体布局应坚持生态导向和环境保护原则，做到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使“一带一路”成为生态廊道。立体综合交通运输走廊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绿色低碳运营管理，充分考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交易市场发展、产业园区建设、城镇规划选址等都要综合考虑地理、地形、气候与环境等条件，力求科学合理，坚守生态底线。比如，在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我国西部地区，年降雨量大都在400毫米以下，多为草原、荒漠和雪域高原之地。其间也有少数地段形成绿洲，适合进行城镇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承载地、人口的集聚地，但多为孤岛式发展。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些区域也有了较快发展。但根据近70年的人口调查，“胡焕庸线”以西人口的增长仍然非常有限。总体看，受生态条件限制，我国西部地区生态承载力较低，聚集大规模产业、大规模人口的能力较弱。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的功能区大多位于西部地区。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和环境条件的制约，研究产业和城镇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特点和规律，依据各地区具体的自然、经济、历史、空间等条件，以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承载能力为考量重点，规划发展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的城镇。应促使区位条件好且具有潜力的城市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或城市带，推动区域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
培育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能否协调统一，主要取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取决于产业布局是否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一带一路”建设就能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古丝绸之路开发利用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发和思考。据史书记载，从先秦至汉唐，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良好、草原辽阔、森林覆盖率高，农耕发达但多集中于河谷平原。古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后，年降雨量从400毫米逐渐减少，但有祁连山冰雪融水补充，经汉代开发形成了有名的“河西四郡”。再往西进入西域后，年降雨量大多在50至200毫米之间，这里主要靠高山冰川融水形成规模不等的绿洲，居民多为游牧民族。但随着屯军、屯田等活动的加剧，西部人口大量增加，毁林开荒、变草原为农田导致土地大面积沙化，农耕漫灌又导致水资源枯竭。资源的减少加剧了部族之间、上下游之间、地区之间争夺资源的战争，最终导致绿洲消失、湖泊干涸、城镇湮灭。事实上，即使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发利用也不能逾越生态红线，否则就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是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事实。
从历史上看，在生态脆弱的干旱区，产业发展、城镇布局都存在明显的“向水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水决定绿洲规模，决定产业发展，决定城镇兴衰。当今时代，虽然科学技术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可以比前人在更大区域内调配资源、发展经济，创新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但我们依然要坚守生态底线，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大力培育生态产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产业是基于生态承载力和资源禀赋，运用生态技术和循环经济技术建立的具有高效生态过程、和谐生态功能的产业。生态产业将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等纵向结合，将不同行业的生产工艺横向耦合，将生产基地与周边环境纳入整个生态系统来统一管理，谋求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害废弃物向系统外的零排放。比如，生态农业是运用系统工程及现代科技方法组建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它运用高新技术，将废弃物处理技术、无土栽培技术、害虫综合防治技术、生物农药研制与应用技术、配方施肥技术、良种选育繁殖技术等与传统农业相结合，减少污染，降低化学能使用，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稳定，实现农业生产系统良性循环。再如，生态工业是运用高新技术建立和发展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综合工业生产体系。它将废物资源化产品化、废热废气能源化，实现循环生产、集约经营管理。当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设生态产业园。我们可取各家之长，加强研究，综合运用，积极建设生态产业园，培育绿色产业结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战略规划，以生态产业为主导，统筹产业布局，推动产业要素优化组合，培育耦合共生的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循环农业、生物质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兴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生态产业。
在生态产业园的规划和建设中，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定绿色发展中长期行动规划。明确园区发展的目标、重点和步骤，着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实现污染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二是建立绿色创新体系。积极实施园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理念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加快形成充满活力的绿色科技工作机制，积极构建科研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扩大科技成果应用范围。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资绿色技术、参与绿色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构建产学研结合的创业体系。三是完善管理规章制度和法规政策体系。尤其应在现代企业制度、绿色金融体制、人才引进和培育制度等方面形成系统完整、综合配套的制度体系，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工业文明时代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当人类树立了绿色发展理念，科学技术就能使资源能源得到合理利用，有效消除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平衡，成为绿色发展的关键支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尤其要注重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实现绿色发展。
比如，开发和应用节能环保新技术，建设生态宜居城镇。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生态脆弱地区，产业和城镇的不当发展可能导致环境危机。因此，这些地区的城镇建设应鼓励节能环保等新技术的应用，按照生态宜居的标准规划和建设城镇。应大力推广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的节水技术和节水措施，同时提高污水再生利用能力，多渠道开发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实行分质供水，将再生水就近用于农田灌溉、生态绿地维护和河流补给，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大力贯彻节能理念，在建筑中推广应用生态节能技术和产品，使用节能材料，实行建筑保温隔热、自然通风与采光等节能措施。
又如，积极推广能源新技术，提高传统能源使用效率，鼓励发展新型能源。“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藏丰富，是传统能源的重要生产基地。应研发和推广能源新技术，提高煤炭开发效率和油气资源采收率，避免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的老路子。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能、太阳能丰富的优势，开发和应用相关先进技术，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的商业化运作。
再如，应用生态治理与修复技术，保护生态系统。“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地区降雨稀少，有些地区荒漠遍布，生态系统脆弱，对生态治理和修复有着强烈需求。可全面推广水土保持治理、防沙治沙、盐碱地治理、生态应急补水等自然环境修复技术，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开展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开展生物安全支撑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生态系统监测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保护沿线地区生物多样性。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
如何构建科学的河长制考核机制？
河长制是我国新时期落实绿色发展新理念、加强依法治水管水、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其通过把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推到治水第一线,使我国水治理工作由“部门制”向“首长制”转型升级,为形成党政牵头、领导负责、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水治理体制,推进水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考核指标设置：坚持导向性、差异性和动态性
以顶层制度设计为导向。科学的指标体系是保障考核有效性的前提。构建科学的河长制考核指标体系,首要关键是明确河长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在一级指标选取时,应充分考量《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等内容,系统关照中央关于推进河湖管理和保护的顶层设计方案,使指标体系的结构内容与中央的目标任务保持方向上的高度契合。在一级指标设计时,应重点把建立河长制组织领导体制、推进水治理保护规划和制度建设、健全河长制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水资源保护、强化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提升水污染防治水平、系统推进水环境治理、加强水生态修复等主要任务进行指标化,确保指标涵盖河长制实施运行的关键领域,建构起具有引领性、协调性、系统性的一级指标体系。
以地区水治理实践为基础。在二、三级指标设计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其一,各地应在兼顾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立足本地区水治理的实际,结合各级河长水治理过程中规划制定、制度建设、事项决策、任务部署、工作指导、环节协调、问题督查、案件督办、事故问责等岗位职责,对不同地区不同河湖区域采用差异化对待和差异化考核的方法,保证考核的实效性和公平性。如小微水体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可选择设定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考核对象,把考核内容延伸至沟、渠、塘等小微水体；有的地区面临严重的侵占、围垦河湖问题,可选择重点考核河湖清理整治和恢复水域岸线生态功能等内容,并增加权重赋值。其二,根据一级指标及与之相对应的具体任务,对二、三级指标进行分类细化,明确各指标的名称、涵义、范围、计算方法和制约关系等。其三,在指标设计完成后,应根据考核情况和阶段性重点工作,对指标进行实时检查、分析、反馈和调整,保障指标体系的整体动态优化。
考核模式择定：引入专门化考核主体和多元化考核方式
考核主体的专门化和专业化。当前,我国河长制的考核主体和考核方式设计仍属于自上而下的自主评价模式,易引发考核中“修饰作假”“报喜不报忧”“相互打掩护”等问题。为推进考核工作的中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县级以上地区设立河长制“考核办”或“考核委员会”的专门性机构,专司考核和信息管理工作,与河长制管理办公室协调运行。此机构可由党委、政府牵头设立,水利和环保部门主导,吸纳组织部、发改委、统计、财政、市政市容、国土、农业、林业、规划、住建、经济和信息化、法院、检察院等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及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环境法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普通群众等参与,并下设各级巡视考核组。为保障该机构运行的专业化,可考虑设立专门的考核专员编制岗位,配备独立核算和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使考核工作在统一领导、统一标准、统一实施的框架下运行。
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在考核方式选择上,应以定量考核为主,对于能量化的指标通过量化方式直接进行评价。如设置水质抽检合格率、水体自净率、流域天然植被率、鱼类种类变化率、水土流失比例等指标,对河湖治理保护情况进行数字化评估。对于难以量化的指标,可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将定性指标的考核标准进行量化处理。如设置管辖河面无漂浮物、岸坡无垃圾指标,对发现河道、岸坡漂浮物、垃圾等污染物一处设置扣除一定量分数的考核标准,使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互转化衔接。同时,应重点引入民意调查机制,面向公众开展河长制实施情况的满意度测评,提高公众对水治理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定期考核和日常考核相统筹。为保证河长制考核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可在明确各地水治理总时间表和重点事项办理时限的基础上,对各级河长进行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和届中、届末的定期考核,引入河长自评、内部成员互评、上级评价、职能部门评价、民主测评等方式,并将其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有机结合起来。考虑到水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还应加强对各级河长的日常考核。考核机构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信息获取、管理、分析、应用机制,加强对河长履职情况的日常巡查、专项督查、信访跟踪、舆情监测和民意调查等,强化考核评价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考核结果运用：与干部奖惩和选拔任用挂钩
合理认定考核结果。考核机构应做实做细“一河一档”“一湖一档”工作,对各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实时档案记载,将日常考核、民意测评、奖励惩处、重大水治理事件处理等信息作为基础性材料进行汇总评估。在认定考核结果时,应正确评估各级河长显在政绩与潜在政绩、短期政绩与长远政绩、主观努力与客观制约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计算治理实绩量化考核得分,并进行综合排名。对各级河长的考核结果,应进行内部通报,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形式向社会公示,增强考核的透明度。
科学运用考核结果。河长制要发挥“风向标”“指挥棒”的作用,必须将河长制履职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使其与各级党政领导的评先表优、职务任免、职级升降、交流任用、奖励惩处直接挂钩,作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对治理实绩突出者,应予以通报表扬和大力表彰；对先进典型和创新经验,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班子个别调整、换届及公选领导干部中,原则上予以优先提拔任用。对考核不合格者,应进行约谈或批评教育,限期说明与整改；经认定确属不能胜任者,应坚决予以调整岗位,在特定时间段内不得提拔使用。对因工作不到位发生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或者对事件处置不力者,采用“一票否决”,区分情况采取责令免职、辞职、降职和党纪政纪处分等惩戒措施。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者,应进行追溯调查,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通过科学运用考核结果,充分发挥河长制考核表优惩劣、奖勤罚懒、扬清激浊的效用,进而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形成“生态GDP”的施政导向,助推我国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来源：法制日报；中国生态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