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学系，所受教育除史学基础之外，大部分是关于北方民族史的知识。由于当时资料搜索困难和学术交流信息较为封闭，我的本科论文选题选取的是传统史学问题，即研究桓谭、王充和范缜无神论思想，未涉及环境史。本科毕业之后，我回归乡土，从教于楚雄师专（现为楚雄师范学院），但从业后深感学识浅薄，便辞职并奋发考到云南大学，跟随林超民先生学习中国民族史，所接受的史学知识便从西北民族史转向西南地方民族史。我在硕士期间主要进行的是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硕士论文《高其倬与云南》主要探讨高其倬治滇措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我在2000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业师林超民先生已敏锐地关注到具有远大学术前景与现实意义的环境史，不遗余力地引导与鼓励我将云南民族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作为研究方向。原本想通过搜集和整理西南历史汉文与少数民族文献，以还原云南乃至西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全貌，但在学习和史料的搜集、阅读中发现，边境、内地与民族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是影响历史时期西南生态环境变迁至关重要的社会因素，单靠博士学业年限根本无法客观、全面地复原西南历史时期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其间文献中有关瘴气的记载引起我的注意与兴趣。当时对瘴气研究的很多问题仍处于无休止的争论中，并且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的问题与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差异，这更加使我对特殊地理及生态环境下产生及存在的瘴气、瘴气病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是本地学者并自小就对瘴气耳濡目染，再加上在文献细读与思索中得出一些与当前研究不同的较为粗糙的观点，便产生了在综合历史文献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个人陋思为前提，写一篇关于瘴气的学术论文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业师林超民先生的支持与鼓励，我以此为基础申报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有幸获得资助。

在后期的瘴气资料收集与整理中，我再次认识到研究瘴气对于传统历史学的边疆治理、生态环境变迁史以及当今边疆发展与民族政策制定等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林老师的指导下，我决定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社会发展变迁史与环境史相结合的角度切入，以学者较少深入的云南典型瘴气区为研究对象，以史料较多的清代为研究时段，在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瘴气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清代云南瘴气区分布变迁及其生态环境变迁、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开发、军事征伐间的密切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折射出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概貌。

本以为自己搜集与阅读了大量文献中记载的瘴气形态、颜色等信息，再加上自幼成长于民族地区，较为熟悉地方环境状况及疾病认知、防治之法，就对云南瘴气有了基本的认知，但是当带着问题去学习、接触当代西方医学对瘴气研究的结论后，发现其与地方文献与民族认知存有极大差距。于是带着疑问，我采访了不同群体对瘴气的认知，发现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中方所表述的瘴气存有极大偏差，即使在现在研究中对瘴气内涵、种类、变迁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的论述也毫无定论。随着疑问的不断加深，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学理性研究与调查。除了与导师进行交谈之外，我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进行GIS项目的学习交流时，还请教了葛剑雄、满志敏、张伟然等著名教授，受益匪浅。在论文开始写作后不久，我便放弃环境变迁的章节，改为对瘴气及其与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关系进行探析。云南历史时期的文本史料本就缺乏，而关于瘴气的史料更为稀少，而且有些关于瘴气的记载又较为模糊，若要解开瘴气的真实面目，单靠历史文献或相关文本的记载几乎没有突出重围的可能。于是在研究方法上，我致力于打破传统史学方法与理论的桎梏，采用田野调查法、民族学研究法以及非文字史料发掘研究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进行实地访谈、切身体验、收集非文字资料等，对困扰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问题，如瘴气的种类及其与彩虹、水土不服、高原反应等的关系，甚至与现代疫病的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细致探讨，实现了重大突破。

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也深刻认识到环境与灾害之间的耦合关系，即特殊的环境变迁时常引发灾害，而灾害频发既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又可能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我认为，通过对西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并深化西南环境史研究。我曾考虑将“云南与环境变迁”作为博士论文一章进行探讨，但由于缺乏对灾害史理论体系的掌握，难以揭开灾害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放弃。2006年，在业师林超民与时任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林文勋教授的支持与帮助下，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师从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李文海先生学习灾荒史的理论和方法，并参与到李文海先生、夏明方先生负责的《清史·灾赈志》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中，确定了以乾隆朝的官赈作为博士后研究方向。由此，在李文海先生的谆谆教导下，在清史研究所团队的帮助下，在本人研究目标与旨趣的促动之下，我对灾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有了更为系统与全面的认知，更坚定了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决心，并将灾荒史与环境史的互动研究作为终生学术目标。

环境史的基础问题是事关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及发展最重要的也是首要且亟需解决的问题。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全球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的当下，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更为凸显，也由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与现实社会的广泛关注。自环境史问世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定义的探讨从未停息，观点纷繁又卓尔不群。正如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

中西方学者虽然对环境史定义表述不一，但其核心主旨较为明显，即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在我看来，学界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及其概念内涵的阐释还存有一定的差距。学者们虽然关注到环境史研究的是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关系的“人”与“自然”两个中心点，但多是站在本位立场上，不自觉地将二者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考量，实质上依然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要素，并非自然界的主体与核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体和整体的关系。除人之外，在自然界这个整体中还存在其他物种、类群与要素，人类尚未触及的领域与层面之间也存有不同的制约与影响关系。环境史定义的确定要厘清自然界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要始终摒弃不自觉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并明确这样一个事实：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个体，还存有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个体，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只是环境史的一个侧面。故此，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自然界整体中单个的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独立存在、发展及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并不意味着完全倾向自然中心论，而是要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只是自然生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要素是平等、并列的关系，不能因其发展对自然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完全否定其存在价值。人也能够正确处理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以促使自然界中的各个个体协调发展。由此，只有正确、客观地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摆脱自然中心主义的束缚，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全面地诠释环境史。也正因为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个体，更应重新思考及界定环境的内涵及其组成要素。在自然环境这个整体中，人不仅与其他生物发生着关系，而且作为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气、水、岩石、土壤等非生物，对人与其他生物的生存与发展也起到不可或缺的影响。非生物要素的变迁发展史、相互影响史及其与生物的相互关系史，也理应被视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以及非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区域内被赋予独特性，但自然界本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以国界而分离，又具有整体史的共性，这就要求环境史的研究既要有区域性思维，更应具有全球视野与胸怀，而对环境史的定义也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综合以上应考虑的因素，可以看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不应是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那么简单，其研究的范围更广、内涵更为丰富。首先，自然界是由生物与非生物所构成的，这就决定环境史要研究生物圈与非生物圈各自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也即各生物要素与非生物要素的个体和群体本身，以及系统产生、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的历史，简而言之就是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史。其次，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虽然隶属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史，但人是具有能动意识的，且是在自然界中占据主导力与竞争力的特殊生物个体，对自然界的发展与变迁具有重要影响。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及其群落与人类个体、群体及其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历史，成为环境史研究中内容最为丰富且充满活力与魅力的部分。再次，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之下，环境史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驱使其需要重点关注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与范式，全力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环境发展变迁的因果史与规律史，以及区域环境变迁的模式、趋势等，并将其理论凝结与升华，并为现当代发展所资鉴。最后，为丰富环境史的学科理论、内涵、研究方法，历史环境社会学与环境人类学层域的不同论题也是环境史研究不容忽视的内容。

在确定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基础上所总结出的广义的环境史定义，更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全面性与宏观性，即：环境史是一门研究自然界非生物及生物各要素产生、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的历史，重点关注人与自然界各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相互依赖、影响与塑造的关系，探究自然界及其环境状态发展变迁的动因、特点、规律和后果。狭义的环境史定义更具有针对性与明确性，更突出区域地理区位地点与现实意义，即：就中国环境史而言，主要是研究中国境内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不同气候带环境中的河流、湖泊、海洋、大气、岩石、土壤、矿藏等非生物，以及陆生生物及环太平洋区域的海洋生物各个体、类群、系统等产生、发展、变迁及相互关系的历史，探究中国境内各环境要素及其类群、系统变迁的自然与人为原因、变迁规律、特点及其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与后果，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环境的保护、恢复、重建及其良性、可持续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鉴。

学者在谈及史学研究方法时多指出运用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该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只重其名而无视其实的泛用，使其失去了本真的特质。无可厚非的是，跨学科方法的运用能够推动研究者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的转变，对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带来一定的冲击力，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此法得到更客观、科学的结论，也不意味着跨学科越多所产出成果质量越高，而是需要依据研究内容与建设方向而定。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以及学科建设方向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已难以适应其学科发展的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其研究的必然选择。历史学、文献学仍是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由于时代、区域不同，环境存有较大差异，再加上时人认知的局限性，单靠文献难以对环境史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客观、全面的研究。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合理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成为环境史研究为得出科学结论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环境史史料学也是其学科体系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的研究是建立在传统史学基础之上的，但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又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框架与范式，其史料学也相应地既具备传统史料学的特点、理论与方法，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不仅重视传统史料学推重的“二重证据”，还重视实地调查资料、非文字资料和跨学科资料。文献史料是环境史研究的支撑，也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基础。由于环境史研究思维、切入点、视野与关注领域有别于传统史学，所需文献范围比传统史学更为宽泛，许多被传统史学忽视的文献如游记、笔记、小说等能为环境史研究提供重要信息。考古资料不仅能够为环境史研究提供直接物证，而且也能够间接性地透露出区域气候、物种以及环境变迁信息。由于历史时期人口分布的差异，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分布并不均衡，由此导致文献与考古资料在同一区域并不同时存在，致使无法对应互证，因而在某一区域内可能出现两种资料同时匮乏的现象。注重实地调查和勘测的田野调查法，是弥补这一缺憾行之有效的方法。学者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是为复原历史生态状况以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库的较好途径，亦是对环境史史料的补充。口传史料、民族实物资料、图像史料以及影音等非文字史料所蕴含的环境信息，是拓展环境史史料的重要来源。其中，口传史料是口耳相传以及从访谈中所得，由于其主观性更为强烈，因此在环境口述史料的书写中要具有“环境”无所不在的视域和思维，坚持客观、准确的书写原则，秉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科学性和典型性的材料选择及书写标准，以展现出全面细致且生动形象的场景，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新型的史料。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使环境史研究的结论更为客观和科学，而且也丰富和深化了环境史的史料来源。从环境史史料构成中也可窥探其不仅具有传统史料学的内涵及特点，而且具有分散性、残缺性、隐蔽性、模糊性、主观性、有限性、不均衡、无规律等特点。故此，环境史研究势必要把握其史料特点，善于挖掘历史文献中的环境史信息，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广泛搜集资料，充分研究并用好五重证据，建立完善的环境史史料学，使研究成果更为客观、科学。

《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云南民族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以瘴气为中心》基础之上进行修订后出版的。瘴气是历史上长期分布于中国西南部、西部、南部等边疆地区并在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复杂的生态现象。该书以云南为例，对瘴气产生的原因、种类、分布与变迁情况及其对云南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瘴气研究的拓荒之作，更是以云南生态变迁与瘴气分布演变为突破口，全面、系统地对边疆民族生态环境变迁展开研究的扛鼎之作。

瘴气的存在与边疆区域生态环境密切关联，且伴随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经营程度的高低而消长，故而对清代云南瘴气及其生态变迁的研究能够折射出中国边疆环境史的特点。由于历史时期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多处于内地，人为对自然生态的过度干预尚未较早触及中国边疆区域，致使其自然环境的原生状态得以长期保存，物种多样、少数民族与自然长期相处所建构的和谐态势与特点较为显著，也促使其区域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基地。中国边疆地区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加上历史时期边疆战乱频繁，致使汉文资料对边境历史的记载较少，直至清代关于边疆的史料才稍多起来，但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显匮乏。但多数边疆地区自清代开始大规模开发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保留内地环境变迁历程与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地理区域特点，更凸显出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突破文献缺乏的困难则成为边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环境史作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理论与方法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框架与范式，因此能够在仅有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运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充分发掘文字史料及非文字史料、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以及与之相关的多学科资料，突破文献缺乏的困境，这使边疆环境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成为可能。此外，边疆民族地区所处环境及变迁不同于内地，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及其灾变的影响与内地相比同样较为滞后，因而学术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较内地就有显著的特殊性、差异性。由于边疆地区环境动态变迁年代更接近于现代，更能够引出新思考，产出新理论、新方法。如明清以来边疆不同民族在不同区域面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生态灾变所作出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行为、生产、宗教）响应与调适，环境恶化后民族迁徙与为应对生态灾变所产生的交往、交流、交融等等，都值得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故此，深入边疆环境史的研究，不仅会丰富边疆学理论与内容，而且有助于其他社会与自然学科产出创见性成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促进边疆文化繁荣与安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子系统、区系统构建而成的，是一个互联互动的整体，各个子系统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每一个区域都是平等存在的，任意一个要素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发展。全球环境整体观的建构及实践，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边疆环境史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是中国环境整体史甚至全球环境整体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国家与国家之间密切连接的边疆，既是领土交界处，也是民族、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的交融处；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生态环境连接、过渡的重点区域，也是全球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生态环境的恶化能够旁涉出一系列环境问题，甚至严重威胁到区域内的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更促使边疆环境史成为全球整体环境史中不可忽视的链环。从全球环境整体观视角研究边疆史，需要对其展开系统性研究，总结历史上不同时期开发边疆所采取措施的得与失，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生态灾变再次发生，有助于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战争、观念、宗教、法律及其对跨境生态的影响；研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本土生态知识，尤其是跨境民族的生态智慧，有助于推进边境地区生态安全建设更加本地化与高效；加强对跨境河流变迁史研究，对于推进国际协调治理河流生态问题的进程不无裨益；加快研究边疆环境史在国际关系、和平、生态屏障、生态形象等方面的价值与作用，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正确引导国际政策制定与实施，可为国际交界区域与边境民族区域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以构建国际防灾减灾体系，提高防范与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因此，加强对边疆环境史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推进全球整体环境史研究，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推进边疆生态屏障建设进程与维护区域和平发展。

这些概念是我从生态视角整体审视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迁，从地缘政治角度对比边境与内地自然生态、思想、文化、意识等动态性差异，以此为基础凝练出的学术词汇。

“内地化”概念最早由台湾学者郭廷以提出，又经李国祈完善，但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血统和制度文化”方面。在我提出自己所界定的“内地化”概念之前，苏德、王景泽、李大龙等少数学者虽然也探讨过，但他们给出的内涵又多偏向于经济、政治、文化与制度，较少区分内地所属区域范围和内地化对象，并未将环境因素纳入综合考虑中。“内地”具有两个区域内涵，既指中央集权直接控制的内地，也指地方政权所在地省会与受中原影响较大的腹里地区。相应地，内地化的对象既包括受中央集权控制相对薄弱的边疆地区，也包括影响较弱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缘地区。由此，“内地化”的内涵则一是指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控制较强的内地强烈而直接的影响，二是指边疆地区的边缘地受到带有强烈内地化色彩的腹里地区的影响，也包括受到中原内地的间接影响。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并不等同于完全同化，而是仍保留和传承了地域、民族特点，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方式。内地化虽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抵御外来势力入侵的安全屏障建设，巩固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但边疆地区因内地化也激发了社会矛盾，加速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以史为鉴，在当今推动边疆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提升边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也要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象发生，应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在保护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八景”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相融合、自然塑造与人文相互作用后留存下来的景观。“八景文化”起源于先秦，孕育于两汉，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初步发展于唐，定型及成熟于两宋，缓慢发展于元，普及并走向繁荣于明，至清代康乾时期达到鼎盛，嘉道年间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落。“八景”内涵于不同时期存有差异：早期“八景”是自然生态景色的真实写照，景名与实景一致；之后人文思想逐渐融入，实现情景交融；又随着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习俗等逐渐融入，其内涵更加凸显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表达。“八景”是随着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及变迁，在士人的审美趋向及思想文化发展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各地不同的地理地貌、自然生物等自然现象相结合、映衬后，形成不同于自然原生状态的具有强烈美感的景观。人的精神、思想与之交融、叠加，形成了众多用传统吉祥数字所量化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不同时期的“八景”既是当时生态环境状况的反映，也是区域经济、文化生活的写照。由此，以“八景”为中心所创造的文学、绘画，以及开展的各类凭吊游览、节庆聚会和士宦宴赋等活动所构成的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系列内容，便形成了传统文化中独具区域特色的“八景文化”。由于“八景文化”拥有内涵丰富及众多特色鲜明与强大吸引力的实地场域，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精神凝聚上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迁，胜景数量与内容发生较大改变，自然景观逐渐减少或消失，“八景”便成为环境史上的“生态活页”。边疆地区由于受中原影响较晚，其“八景文化”也因此起源较晚，是内地化的重要表现，更是自然生态环境剧烈变迁的重要见证。如云南“八景”起源于明朝，发展于清康乾时期，鼎盛于嘉道年间，而于道光时出现衰败迹象，咸同后盛极而衰，至民国则全面衰落。云南的“八景文化”不仅是边疆内地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在传承地方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推动文化艺术与民族审美趋向发展，以及现当代旅游业挖掘与宣传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不可忽视的是，边疆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受人为干预较晚，在内地化中促使其自然生态环境在短时期内发生剧烈变迁，而“八景”及其变迁则是其环境变迁中重要的缩影。在史料本就缺乏的边疆民族地区，“八景”无疑在环境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边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随着王朝更替、疆域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其内涵逐渐丰富，逐渐演化为一个富有政治、地理、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概念。在全球化与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之下，带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边疆内涵，已经难以适应环境史等新兴学科与生态危机演变及治理的现实需要。在环境史视域中，边疆在传统内涵基础之上被赋予了生态学内涵，具有了自然生态属性，是指受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生物分布及生态区域边界线或疆界线。生态边疆界线不等同于国家疆域界线。国家疆域界线只有一条，但生态边疆界线可以有多条，也可能与国家疆域界线重合，也可能毫无关联。生态边疆具有分别生物分布界域、防范生物入侵的疆界线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成为专指国家、区域生物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线的代名词，是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要标识，因而也就决定其所在地区成为防治生物入侵、建立生态安全防线的首要之区。受人类与自然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生态边疆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自以自然为主导因素的人类历史以来至20世纪初的传统生态边疆时期；二是以人为为主导因素的近代生态边疆时期。经纬度、海拔、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是传统生态边疆形成的主因。随着人类对自然干预程度的不断加强，气候、帝制以及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是促使其变迁的首要因素，直至近代以技术与物种入侵为主的人为干预力量完全超越自然因素，成为主导近现代生态边界变迁的重要因素。生物入侵造成的本土生物种群衰退，再加上众多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边疆的不断变异与重构，促使区域内生态系统崩溃，具有新防护功能的生态边疆线在短时间内难以建立、完善或无法建立，严重威胁到区域生态、经济与民众健康稳定与区域发展，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现当代生态边疆的内涵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边疆的分界线内涵，还具有生物入侵分界线、生态系统安全防护性分界线的内涵。生态边疆事关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形势之下，重建生态边疆，恢复、重构本土生态系统，加强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应是区域以及国际生态安全建设、发展与维护的重要举措。

中国环境史作为一个独立研究方向或学科，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成果斐然。首先，国外环境史名著被大量地翻译、推荐，推动中国环境史的产生与发展；其次，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对象、方法、史料、史学史以及学科属性等基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虽说其中有些问题尚无定论，但对于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以及研究队伍的建设来说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再次，学者在具体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但多数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或又因研究方法无法深入而放弃，致使研究成果与队伍缺乏可持续性，也就导致成果量可观，但多数品质难以令人欣喜。此外，关于环境史史料文献搜集与整理，以跨学科研究推出历史演进动因的创新成果，特殊生物物种历史及其系统研究推海外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以及以“环境史”“生态史”为名称的研究机构及团队建设等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推动了环境史基础领域的建设，也凸显其经世致用的重大价值。

中国环境史研究虽成绩斐然、形势喜人，但无论是研究路径、理论方法与区域范围内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宏观性、理论性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固化及困境。首先，研究论题与路径沿着固定模式进行，而且所得出结论基本相似，即明清或唐宋之前生态环境较为良好，因人为干预而出现恶化并衍生出诸多自然灾害，俨然陷入环境破坏论或环境衰败路径的困境之中。其次，学者无意识地将环境史研究核心点过度集中在“环境”“生态”等关键字词上，而忽视了对相关要素的系统、全面研究，以至于环境史研究呈现出固化及程式化的倾向。再次，大部分研究及成果局限于凸显“史”的专业特点，而多轻其以史为鉴的功效。第四，中国环境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仍不够深入，民间文献、跨学科资料等方面的环境史文献亟待整理与利用。第五，关于中国环境史具体区域与问题的碎片化研究有余，而整体性与宏观性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环境史专著撰写与环境史机构、团队以及后备人才的建设与培养仍需重视与资助。第六，关于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理论与应用，学者虽多有讨论，但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徒有虚名而缺乏实用。第七，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地理、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学科相比，其学科特性仍旧不够鲜明。此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大部分成果尚未注意到环境发展史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等因素，也未注意到环境变迁史中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特定的复杂性。由此，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与发展在方兴未艾中仍旧任重而道远。

“灾害与生态的互动关系”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于长期处于西南民族地区，并身为少数民族，我在研究中发现不同民族不仅在历史时期，即使在今天对灾害认知与预防也凸显出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民族智慧。2017年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获得批准。灾害文化是灾害频发地的地域共同体（社区）所保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安全保障策略，是在抵御、应对及防范灾害过程中形成、传承并被不同区域及民族认可并遵循的思想、行为、准则及遗产等文化类型与符号。民族灾害文化是灾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与自然灾害相伴求生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防灾减灾避灾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灾害与文化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灾害促进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文化又反作用于灾害的防灾、减灾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维护。在灾害文学史、灾害实录、历史荒政、灾害民俗、灾害艺术史等文献中挖掘出有关灾害文化的信息，并搜集与整理散佚于民间的灾害文化信息，以实现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既能突破灾害史研究的范式并开创新局面，也能够促进国家与区域防灾减灾救灾文化体系的构建，更能发掘出其中的生态智慧，从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是在我的博士后出站论文基础上修改并付梓出版的。这本书是以制度为视角全面、系统地分析自然灾害和国家行政措施间的关系，再现了清前期的灾害情况及其影响，是学界第一次对清前期的“以工代赈”“报灾”“勘灾”“粥赈”“勘不成灾”“栖流所”等制度进行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部继邓拓《中国救荒史》之后研究救灾机制的扛鼎之作。我认为，清前期的灾赈机制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是将中国灾赈机制推向最完善的阶段，也是满清统治者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是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虽然制度并不是万能的，但制度的保障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的灾赈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与内容上也突破了灾害史研究的单一模式与固化的范式。首先，以整体性、宏观性视域对灾害展开全方位研究，把灾荒放到一个时代发展的脉络中进行多维度研究，既可以看到灾荒的社会属性、国家属性，也可以了解其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宏观维度；其次，以机制为突破点，不仅可以看到国家抗灾、救灾的能力、后果和影响，也可以透视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乃至传统政治合法性、正统性获取的深层意蕴，还可以探索到国家政权如何通过赈济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巩固统治的基础；最后，重视“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将研究与现实密切连接，不仅对现当代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等法规、政策、措施的制定，对灾害突然降临时的应急反应，尤其是资金调配、人员调派、对灾民的救济及安抚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跨区域或国别的灾害防御和救济体系的建立及推广都能够提供重要的资鉴。这些对于当下突破环境史研究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由此，中国环境史研究要实现路径的突破，既要在研究层域、视域上实现创新，也要在思维取向和旨趣上实现创新。第一，只有立足于全球、以宏观性视角对中国环境史进行整体性研究，才能提高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第二，扩增其研究视域，既要将其视域扩大到与环境变迁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方面，也要实现在资料、研究方法与路径上跨学科研究与应用。第三，推进环境史学研究与服务现实的关系，将其经世致用的特性贯通到具体问题研究之中。第四，致力于凸显中国环境史学的学术特性，构建出中国环境史系统、立体的学术框架。第五，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多受西方环境史研究理论与模式影响，制约了中国本土研究创新性思维、观点与独立学术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故在借鉴西方研究的基础上，更应尽力构建出中国环境史学科的话语权、环境史学派及环境史学术体系。第六，中国环境史学者应该摒弃完全的环境衰败论，既要理性地面对历史环境变迁的破坏趋势，也要看到不同时期在思想、制度、技术等层面为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所作的努力。第七，中国环境史学者要不断地培养学术情操，既要有人文关怀思想，也要有对自然及其他生物关怀的意识与视域，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不自觉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环境破坏论的泥淖中。

环境史研究应彻底摒弃“史不与今通”与“学术不与政通”的偏执、狭隘而又固化的思维，要通过对历史生态环境诸多问题的研究，为当今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以及生态保护等提供资鉴，这既是环境史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也是环境史兴起的根本动因。在生态环境问题凸显以及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给人类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的当下，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环境史学者更应有义务去探索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既要为国家和地方方针、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也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理念普及给大众，以激发更为广泛的群体参与其中，共同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云南是中国西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中国蕴含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宝库，承载着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任务。2008年，习近平到云南视察工作之时，提出“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使‘七彩云南’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的殷切希望。对此，云南省提出一系列决定与规划，提出以七彩云南保护行动为载体，构建生态文明的产业体系、环境安全体系、道德文化体系、保障体系等，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2015年习近平再次考察云南时，提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希望云南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因此，我们团队认为有必要、有责任搜集、整理与研究云南的生态环境史料，系统、全面、分析和透视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及实践方面的经验、成绩和教训，总结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及特色，在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和区域实践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具有示范性、引领性作用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为此，我们团队先后成功申请到“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与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实践经验研究”等项目，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方法的同时，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团队成员除了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搜集、整理云南环境史料之外，还多次展开田野调查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活动，广泛搜集民间文献，探索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思想、制度、模式与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先后举办多次学术会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成绩斐然。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先后出版《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一辑（1972—1999年）》《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二辑（2000—2008年）》《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三辑（2009—2016年）》《云南环境史志资料汇编第一辑（2004—2010年）》《云南环境史志资料汇编第二辑（2011—2017年）》《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事件编年（第一辑）》《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事件编年（第二辑）》《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事件编年（第三辑）》等资料长编。此外，我们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方法、路径以及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与区域特色进行了学理探讨，陆续出版了《云南生态文明实践路径的理论研究》《区域环境志：理论、方法与实践》《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绿色实践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转型与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研究》《屏障与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实践与体系构建》《探索与争鸣：建设美丽中国的西南实践》等著作，完善了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了一套符合云南自然条件和民族特色，契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能推广普及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模式，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新思考、新路径，更是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内涵。此外，我们还积极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共同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大计，尤其是在2016年12月主办的“屏障与安全：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端学术论坛上，与会学者集思广益、协同创新，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云南生态屏障和安全保障的十大建议》并提交到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

习近平于2020年视察云南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有自己的优势，关键是要履行好保护的职责”。守护好云南的生态环境，不仅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应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在生态文明研究上也重视人才培养与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首先，在团队人才建设与培养方面，我们申请到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创新团队科研项目“西南边疆生态安全格局建设研究”，通过对西南历史以来乃至现当代的环境变迁、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总结出了环境变迁的规律和特点，不仅为现当代西南生态安全建设提供众多决策上的资鉴，而且也打造出了一支结构合理、有较强研究能力、学术研究特色明显、在国内外同类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队伍。在社会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先后举办“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研究生首届暑期论坛和“转型与创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研究”暨第二届云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生暑期论坛，不仅激发了青年学者关注现实的情怀，促进国内外生态文明学术交流，提升学术研究水平，而且也让国内外有志于从事生态文明研究的青年学者接触到了生态文明研究前沿问题，拓宽了青年学者学术的思维。其次，为了将生态文明知识普及到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之中，我们申请到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科普规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普及读本”，并与云南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系列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丛书。这套生态文明丛书不仅涉及生态法治、生态科技、生态公民、生态人居等内容，还涉及绿水青山、生物多样性、美丽中国等内容，能够全面地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最后，我们团队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创建基地与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在网络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创建了集前沿与政策、新闻及学术、公益与宣传、交流与权威于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研究网”（现更名为“中华民族生态文明智慧网”）与“生态文明建设与研究”（现更名为“生态文明智慧”）微信公众平台。在基地建设方面，团队于2021年申请到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创新团队科研项目“云南生态文明普及教育与创新研究基地”，以基地为基础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理念。在志愿者服务方面，我们申请到科普规划项目“云南生态文明普及教育志愿服务项目”，在项目支持下团队成员前往云南各地中学与社区普及生态文明知识。

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议案与咨询报告，是学术服务于现实最为快捷且效果显现、周期较短的途径之一。我们团队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基础之上，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两份议案。2017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生态文明教育议案“关于生态绿化建设应立足本土，建立乡土植被绿化制度的建议”，得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你的建议十分中肯，切合实际，我局及相关部门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采纳。”更为可喜的是，团队于2016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生态文明教育议案“关于将生态文明教育统一纳入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议”，不仅在当年得到教育部、中组部联合发文回复，议案的价值及社会意义得到肯定，而且该议案于2021年3月被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采纳并实施，生态文明教育被明确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环境史学本就是一门具有生命力与重要现实意义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具体问题的研究应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与保护等现实需求紧密结合，这不仅是学科发展所需，更是环境史学者不应辜负的社会责任与现实使命。

2009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返回云南大学工作之后，在领导和师友的关怀与支持之下成立了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带领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开展环境史、灾害史、灾害文化、生态文明等方向的研究，虽力量薄弱，但一直努力，坚持耕耘至今，不敢稍有懈怠。自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建立以来，我一直以“教书育人、服务现实”为己任，紧紧围绕环境史学科和人才培养的建设与发展为目标，推进教学和科研成果转化，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人才培养上，我相继为学生开设一系列内容全面、循序渐进的课程，如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中国环境史”，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素质选修课“中国环境史”和“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为硕士生开设“环境史概论”“中国环境史专题”“环境史文献专题”“中国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为博士生开设“中国史通论”“中国环境史专题”“环境史前沿问题研讨”“环境史实践研究”课程，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为加强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以提高其科研能力，我带领学生积极申报科研项目。我们相继申报到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2020年云南省教育厅科技创新团队项目“云南省高校灾害数据库建设与边疆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团队”、2020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保护和传承研究”、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9年、2020年度民族文化“百项精品”工程项目“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第一批与第二批）。在以上项目研究基础上产出的成果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研究丛书”，获得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此外，我还申请到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和2016年国家图书馆财政资金项目“民国西南地区环境史资料丛编”，并协助申报和负责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救灾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子课题“民国救灾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1912—1927）”与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研究”子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依托与效能转化”等等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团队在环境史史料、理论、方法与区域具体环境问题（边疆环境史、环境疾病、流域变迁、动植物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在灾害史理论、方法与转型、灾害文化、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灾害类型方面的研究，以及在生态文明内涵、理论、方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都实现了重大突破与拓展。

为加强学术交流，推动环境史、灾害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百家争鸣，也为推进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与防灾减灾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我们积极举办全国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先后主办了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历史视野下的灾害文化与灾害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传承与开拓：民国时期西南环境史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众多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作学术讲座近30余场，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进一步推进了环境史学学科建设进程与学术影响力。

我们团队始终坚持践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理念，多次赴西南各地开展环境史、灾害史、灾害文化、生态文明等相关议题的田野考察，如：2012年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开展“西南山地环境变迁调查与研究”调查，开展调查活动数十次；2015年以来，研究所开展生态文明课题调研3期20余人次，开展滇池口述环境史调查20余期，与地州院校合作建立环境史研究基地2个；2017年以来开展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调研数十次；等等。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不仅获取了大量稀见的民间文献，而且一些所见所闻对于颠覆传统认知与新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我们还每周举办“读书交流会”，创办学术内刊《西南环境史研究》和《西南环境史研究简讯》，以进一步扩展学生的学术兴趣，希冀在读书和学术争论中获得新知识、新方法与新思考。

我认为，中国环境史学面临着众多发展的机遇。为实现中国环境史学科的构建及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在新视域、新路径、新方法的层面上，以全中国、全球环境整体史观为立场，明确环境史学科的属性、定位、界域与面向。其次，要不断地拓宽环境史研究的论题或领域、理论或方法、视域或层面，不断地突破传统史学理论与思维束缚，彰显学科特性，使其真正成为一门遗世独立、资世鉴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再次，环境史研究需要兼顾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区域，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通。环境史既要注重学科理论与体系的建构，也要加强对具体问题的创新性研究；既要重视区域研究，也要注重整个国家全局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研究；既要重视环境变迁中自然、区位与人文的特殊性，也要重视整体与长时段环境变迁中的普遍性；既要注重不同区域环境变迁的区别与关系，也要注重环境变迁在未来中的位置。故此，需要从现代环境变迁、保护与治理的具体情况出发，思考历史上不同时期环境变迁的不同面向，实现历史环境与当下环境在思考及研究界面上的沟通、对话，把环境史学真正推上专业特色凸显、框架体系系统的发展之路。最后，要注重环境史研究人才的培养，这是环境史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不断地培养出一批批环境史研究的专业人才，注重环境史研究的梯队建设，从史料出发，做出务实的创新性研究，才能开拓中国环境史学研究及学科的未来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