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西畴基层生态民主治理模式初探

基金项目：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研究”（2020MZD020）子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依托与效能转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本土生态智慧研究”（JD2019YB04）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影响并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对典型案例的探讨，有益于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理性思考。云南省西畴县在石漠化治理中，探索出了著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西畴模式”，通过村寨实践并争取政府支持，由各乡村民自发采用凿石为田、移山修路的基层石漠化治理方式，引起关注并得到支持，发展成民众行动、官方扶持的官民合建的区域生态治理新模式，走出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并推进生态治理进程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产生了较好的生态及社会效果。硗确的石漠区变成了树木苍翠、庄稼丰收的脱贫区，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区域实践范例。

关键词：“西畴模式”；生态文明；石漠化治理

云南省西畴县闻名遐迩、备受瞩目的石漠化治理实践，是自下而上的生态文明民主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这种由地方民众先行动，基层干部支持、参与，最后得到政府扶持的改善生态及生存环境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凸显了中国环境治理及基层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场域，是一场全民主动参与、民众自发行动并推动政府支持的生态民主制实践，反映了中国生态文明民主治理的初期形态。学界及新闻媒体对西畴石漠化产生原因、治理技术及西畴精神与西畴模式的内容、特点等进行了诸多探讨和研究，但尚无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及研究的成果。本文在已有宣传报道资料、研究成果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云南多民族聚居的西畴县石漠化民主治理路径形成的原因、过程及成效等，进行系统梳理及研究，欲通过以小见大的视角，探索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具体实践，再现中国基层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场域及经验，以期助益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理论探讨的进程。

一 西畴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内涵

生态民主，不是生态与民主的简单结合。因视角及立场不同，其内涵、形式多种多样，国内外学者对此多有探讨。

（一）生态民主的内涵

国外的“生态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现代政治民主的生态化或“绿化”，是全新的生态主义民主。其二，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于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认为生态民主是古老的民主理念和历史短暂的生态学思想的时代融合。他关于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使公民社会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变革场所的理论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尤其是他提出的通过创造性和建设性地包容共同体所有声音的诸多方式，促进并鼓励大家做出这些选择的观点，使生态民主的内涵及价值为公众所熟知。

国内学界对国外生态民主的思想、理念进行了介绍及探讨，从理念深化到机制完善再到道路选择，成果比较多。许多学者也对中国实施的生态民主做了较多研究，既有对生态民主的科学内涵及社会实践的初步讨论，也有对生态文明道路选择的必要性、制度性建设等问题的探索。很多研究既完成了对生态民主科学内涵及社会实践的讨论，也对中国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道路进行了思考及探讨，但尚无对中国生态民主制的内涵、定义、实践路径及建设模式等问题进行宏观、理论探讨的成果。

从制度及路径的层面来看，“生态民主”是一个与政府主导或推行的生态威权或生态专制相对而言的概念。生态民主是民众（公众）通过对话、讨论、审议、协商或采取实际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调查、宣传并提出建议，推动、促进政府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制度、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达到保护环境、修复生态的目标，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永续发展。换言之，生态民主即公众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来解决生态治理、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所言的生态民主，是指由公众发起，通过基层的环境治理实践及生态修复模式，缓解区域生态危机，达到民众与政府间的平等对话及尊重包容，共同采取环保行动，建设生态家园，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这既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新理念、新视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向，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确定的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并发挥其主体作用等主旨相吻合，体现了中国生态民主及法治建设的目标。

（二）西畴县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内涵

西畴县的生态民主治理模式，是西畴石漠化地区的村民通过自我行动进行生态治理的基层模式，具有极高的基层群众利益趋同度。

当代中国推行的环境保护一直被认为是官方制定政策、基层及民间推行、实施的模式，“自上而下”几乎成为中国环保模式的标签及代名词。故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一党中央及国务院须布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制度、措施及规划，各省区市地州县按中央部署及政策，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治理、采取恢复及保护措施，短期内往往就能见到成效。政府主导下的生态建设措施及治理工程推进顺利，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如各地的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政策推行后，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退耕还林、还湖、还草等生态修复工程及水、气、土等的污染防治成效突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迅速得到认可，这更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是政府主导的认知。这显然是对中国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误解，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基层生态治理状况了解不够的结果。

事实上，生态民主治理模式在中国从未缺席。在基层的生态治理及环境保护行动中，民主治理的实践模式存在已久。西畴县长期坚持石漠化生态治理的观念及基层民众自发治理的行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与支持。地方政府对此制定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及顶层设计的理念及方向，与基层民众的民主协商行动相结合，有效整合了基层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力量，支持群众移石造田铺路的行为及政策，成为西畴石漠化地区地方政府维护基层社会的共同利益、认同基层民众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基层民众的行动与地方政府政策吻合。

因此，西畴县经过村民、村寨筹资出力，亲自参与地方生态修复、环境改造的具体实践，产生成效后引起政府重视并制定政策支持村民的行动，最终形成了民众与政府合作共建的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区域实践的典型案例，具有极大的示范性价值，在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区域实践中，展现了生态民主治理特色。

这种带有基层民主协商特点的生态治理模式及经验，并非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现为生态民主治理模式，而是地方各主体经过多年实践，在没有其他更好治理路径的情况下，采用当地生产技术（尽管会被认为是原始和落后的），以基层民众能够接受和做到的方式，即用生产工具、人力畜力等，以长期坚守的行动逐步摸索、积累下来的经验，初见效果后得到政府及民间的广泛支持、宣传及推广，并将实践经验上升到政策的高度，最终才被定名为“西畴模式”。

（三）西畴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制度价值

西畴县的生态民主治理实践，完成了从基层实践到理论总结的过程，成为基层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丰富了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践内涵。这是由一个个典型人物率领村寨里渴望脱贫致富的乡亲们不惧酷暑严寒，在石山峭壁悬岭上凿山撬石，以人背肩扛、牛驮马拉等方式，搬石造田、铺路种树等行动书写的模式，充分证明了中国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存在着被大多数人忽视了的民主制因素及内涵。因此，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西畴模式真正实践了基层参与的机制，更好地发挥了民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体现了基层民众的主体地位。

当然，西畴县的生态民主治理实践及经验，绝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貌结构、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多种生态系统、多类生态功能兼具，生态民主治理模式需要多种路径，即中国生态民主治理模式应该根据各生态区域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措施及实践路径，推行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相吻合的生态治理模式，不断拓展生态民主的视域，丰富、完善生态民主的思想，提高理论水平，以更好地适应各地生态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需要，创造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只有这样，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内涵才能更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其影响才能更广、更深。

要实现生态民主，政府的制度及政策是基础。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良好的制度是各类措施实行、社会有序发展的必要保障。在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生态民主制已经在不同区域、不同层面的实践中展现出来，虽然实现的路径及技术手段因区域及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其内涵及实质，已经具有了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早期的民主治理特点。因此，人们熟悉的那些表象的特点及标准，绝不是生态民主唯一的特点及标准。

因此，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中，继续增加其科学性、普遍性及宏观性的内涵，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目标。而中国生态民主治理的具体细节及内涵，必然更具有科学性、时代性特点。生态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立体性、多维性特点及内涵呼之欲出。如此，人人都会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意识贯穿到具体的生产及生活中，用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意识去思考及解决问题。一切从生态及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在这过程中，生态及环境保护的诉求也会成为中国文化及其他制度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二 西畴生态民主治理模式产生的环境与社会基础

生态文明民主治理模式之所以在云南省西畴县取得成功，是自然与人为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很多原因在中国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各地因为生态环境及人文因素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自然及人为原因引发的环境退化

石漠化是指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渐变为石质荒漠的过程。一般说来，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在发育过程中，自然环境受到人为活动的持续干扰，森林被破坏，土壤被侵蚀，降雨集中时水土大面积流失，基岩裸露，土地退化，地表成为荒漠。当岩石裸露面积达到70%以上时，地表原生植被消失，生物存量极少，只在洼地土壤里间或有独树、灌木、草丛，就成为完全石漠化区；当岩石裸露面积在30%~70%时，土层浅薄，有部分生物生存，台地及缓坡带有部分疏林、灌木、草丛，成为半石漠化区，是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当岩石裸露面积在30%以下时，植被覆盖率较高，为潜在石漠化区，是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

石漠化对地表环境及生物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水土流失加剧、植被覆盖率降低，林地丧失、农田毁坏，生境恶化，水旱等气候灾害，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严重威胁经济的发展。西畴县隶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州中部偏南，地势北-中部高，东南-西南部低，2处于云南高原向低山丘陵的过渡带上，地质结构及地貌类型特殊，山多田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是完全石漠化、半石漠化、潜在石漠化并存的地区。全县总面积1506km2，其中岩溶裸露、半裸露面积达1135km2（占75.4%），是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易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干旱等气候灾害。

西畴县冬春季土层干燥，夏秋季降雨集中，具备石漠化产生的潜在自然条件。西畴县年平均降雨量1294mm（部分地区可达1615mm）5~10月降雨量占全年的80%。因此，短期内就可能形成较强的地表径流，对地表土壤造成极强的冲刷，迅速带走松散土壤或渗至地下，形成溶蚀现象。持续的溶蚀使岩溶的孔隙、裂隙迅速扩大，加快了土壤流失的速度，基岩很快就会裸露出来。

西畴地形起伏较大，很多乡镇的土地坡度大于30度，水力的冲蚀易形成沟蚀、河流侧蚀、滑坡、土溜等。喀斯特石灰岩地区土壤成壤率极低、成壤速度慢，地表土层较薄，极易溶蚀，即便其他母岩成壤正常，也会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石山裸露，只在峰丛低洼地保留着浅薄的风化残积或外来堆积土壤，群山起伏间乱石林立，生态环境脆弱，耕地缺水少土，粮食产量较低。森林生态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植被砍伐区迅速成为半石漠化、完全石漠化区。

自然与人为是石漠化形成的诱因。特殊的地质结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孕育了特殊而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明清以来的农业、矿业开发加速了石漠化的进程。森林被砍伐，树木成为燃料和建筑材料，移民的增加以及农星向半山区的推进，使得植被破坏情况日益严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大炼钢铁，毁林开荒，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水土严重流失，山地生态迅速退化，石漠化从零星区域扩大到村、乡，由点到面逐渐扩展开来。20世纪中期，西畴石漠化问题被发现时，就已出现无法遏制的趋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工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山地被大面积开星，大量原生植被被砍伐，明清时期草木丛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石漠化面积不断扩大，生态危机逐渐加重。

西畴石漠化区生态退化的后果日积月累，形成恶性循环且难以逆转，秃岭石田随处可见，石漠化范围日渐扩大，程度日渐加深，地质及气象灾害发生频次呈现增多趋势，春旱冬旱几乎年年都有，秋旱集中于全县75.4%的石山地区，作物受灾严重，如2009年干旱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95.07hm2，产量损失达3470t，造成经济损失626万元。人为干扰常常促使潜在石漠化区迅速发展成石漠化区。21世纪以来，高速公路、县乡公路的修建速度加快，交通线附近植被损毁，加剧了水土流失，完全石漠化、半石漠化区明显扩大。山穷、水枯、林衰、土瘦的石漠化景观，是区域贫困及生态恶化的动因。2000年，西畴县人均耕地面积仅0.112hm2，耕地总量平均每年减少0.11km2，生存资源枯竭，石漠化日益严重，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漠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典型。

当地人在“石旮旯里刨饭吃”，但越创水土流失就越严重，生态恶化速度也越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岩溶地质专家断言，这是人类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地方。西畴成为西南地区生态-贫困交互影响的典型区域，“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萝”“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一坵，秋收一抔”等民诊是低产低效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困境的真实写照。

（二）独特的生存传统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喀斯特地貌连片区进行石漠化的治理及生态改造与修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技术、经费缺乏，而且受限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固有的自然条件，尤其是生态退化状态下半石漠化地区迅速退化成完全石漠化地区，或潜在石漠化地区转变为半石漠化地区的自然演进趋势，使石漠化治理的进展及效果大打折扣。

西畴的各族群众长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养成了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传统习俗，与自然环境共生共存，依靠自己的努力，团结互助，用勤劳的双手及坚持不懈的劳动，逐步改变生存及发展环境、获取生存资源。

由于崎岖坎坷的山石地貌，西畴的交通条件极为落后，9个乡镇与外界相通的都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的山路，很多村寨信息闭塞，几乎与外界隔绝。穷则思变，谋生无门的民众只能面对石漠化的实地情况，自发行动，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山大石头多的家乡谋求生存之路。

因此，面对石漠化治理困境，西畴各族群众面对现实，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山乡面貌、扭转石漠化地区发展命运的治理行动由此诞生。

三 西畴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机制建设

中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的治理及其生态修复，成为地方脱贫及政府扶贫的主要目标，也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畴县开始了艰难的石漠化治理历程。当地民众在生存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面前，坚持不懈，不断探索根治石漠化的方法，地方政府提出了“30年绿化西畴大地”的目标。此后，石漠化治理及生态恢复就成为西畴县乃至云南省最为重大的脱贫攻坚目标之一，最终走出了一条生态民主治理的新路径。这是基层群众克服困难，自发主动地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石漠化的成功实践，取得了较好成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了政府在资金、政策上的扶持，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客观上完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民主制模式的书写。

（一）石漠化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

西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面对山大石头多的石漠化现状，西畴民众开始了自发治理石漠化的历程。

一是基层社区干部组织动员，创造了“炸石填土”“搬石造田”的治理模式。当基层社区干部与民众自己行动，向石山要田要粮，采用最低效但最见效的方法--把自家田地里的石头炸碎，用锄头挖、扁担挑、竹筐背的办法，搬走石头，运来土壤填进田里，造出了可耕田地。

1990年12月3日，西畴县蚌谷乡木者村最早使用了这种方法。木者村是个“藏在山窝里、贴在石壁上”的村庄，石漠化极为严重，全村几乎找不到一块大于1亩的平坦耕地。村民长期“从石头缝里要耕地、要粮食”，在石缝中的小块土壤上种出的庄稼稀稀疏疏，产量极低，缺粮等补（救）助成为常态。王廷位、刘登荣等几位村委会党员干部自发到家里、田间地头动员乡亲们搬走石头、运来土壤造田地，带领300多名群众在乱石丛生的摸石谷炸石造地。他们先用炸药炸碎大石，再用錾子、铁锤、铁钎、锄头等工具刨开石头，用肩挑背扛或马驮牛拉等方式搬走碎石，运来土壤铺在地里。终于在石旮晃里开出600多亩田地，种上杂交玉米，获得大丰收，产量提高了4倍，投着口袋借粮的“口袋村”变成了卖粮村。

这种治理石漠化的土办法、笨办法极具地方特色，效率虽然低，却是每个缺乏经费的村民都能做到的，适合在当地山石丛生、交通不便的地区进行小范围操作。这类小范围的生态修复及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效果良好，适合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单户农民自力更生、发家致富的需求，当然也适合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此模式被其他村寨效仿后，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及生态效应，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开始给予政策及经费支持。

这种“炸石造地”的石漠化治理措施，是基层民众为了生存及发展而采取传统动员的方式，自发行动后引起地方政府重视并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生态治理及修复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含有生态民主制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是民间传统动员的模式，即村民自发移石开路，修建基本交通路线。“想要富，先修路”是西畴石漠化地区基层社区干部及民众普遍认同的理念，通路通电储水是山村百姓的夙愿。当地民众采用传统动员、自发行动的方式，用最朴素、耗资最少的方法，以“打开山路、走出大山”为目标创造出的“凿山移石修路”的模式，再现了当代愚公移山的鲜活样本，成为西畴石漠化治理模式中的经典路径。

当地仅有的盘山路是人力、畜力长年累月在山石间劳作形成的。鸡街乡中寨村委会肖家塘村是个“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贫困村，日益严重的石漠化让贫穷的村民纷纷举家迁走。2006年7月，剩下的4户村民商议后决意用自己的双手修通公路，“肖家塘四愚公”坚持6年，贷款借债，翻悬崖越峭壁，在大山深处凿出了一条5km长的进村公路。

此后，很多村子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家庭、个人不畏艰辛，相继搬石开路。生态民主制的创建过程，在缺乏技术、资金支持的基层，不仅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基层民众开创新生活、修复新生态的生机和活力。“地无三尺平，滴水三分银”的西洒镇岩头村仅有一条出村下山的羊肠小道。村小组长李华明为筹集资金挨户动员，带领14名村民在悬崖峭壁上开山凿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历经12年终于用铁锤、铁欲打通了简易路，并争取了县财政的补助。村民接力修筑，终于修通了2.4km长的水泥公路。蚌谷乡海子坝村的共产党员、村民小组长谢成芬带病带领村民移山修路，铺路车在前面铺水泥，村里的老人拉着拐杖跟着这条可以让全村人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一寸寸往前推进。2010年7月，全长8.8km的水泥路终于建成。

类似的以村、户为单位，自力更生造田修路的故事还有很多，如董马乡张家老林村张行武家、法斗乡羊赶马村伍光发家分别开挖了2.2km、1.2km长的进村道路，刘家塘村群众打通了村民出人村庄的隧道……截至2018年，各乡镇共挖通3000km路面硬化的村道，是全省平均公路密度的3倍，村委会通公路率达100%，自然村通公路率达99.3%。当地民众自己出工出力并陆续得到政府的政策及资金支持的方式，丰富了西畴石漠化治理模式的内涵-一自下而上的生态治理及环境改善路径，最终改变了西畴石漠化村寨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环境。

三是民间传统生态意识及生存习惯，促使村民修建积水储水的小水利工程，进行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文山苗族、瑶族、壮族等各民族对山水林田草有传统的共生意识，对村寨赖以为生的树、水等自然环境要素有特殊的理解，认为有水有树才能聚气集福，吃穿不愁。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民族对石漠化地区水土流失、童山濯濯等缺水少树状况的后果深有体会，于是靠自己集资及政府补贴，采取了修水窖、植树造林等改造生存环境的行动。

各家各户都在田间地头或房前屋后修建大小不等的水窖，在坡地的中上部修建引水渠道。因此每年5~10月雨季的地面径流就能顺渠进入池（窖）中，旱季可供取水浇灌农作物，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

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是官方倡导的生态治理措施，各族群众积极响应。2002年，真东南喀斯特地区启动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在公有及私有地上种植经济林，如特色果树等，极大地改变了植被景观，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总之，从木者村基层群众率先自发治理石漠化开始，西畴民众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闯出了一条石漠化治理之路，彰显了基层民众自发、主动的生态文明建设特点。“不等不靠不懈怠，苦干实干加油干”的口号及行动，使石漠化地区发生了巨变，曾经山石密布的山坡被苍翠欲滴的树木、丰收在望的庄稼、硕果满枝的果林取代，昔日贫困封闭的山寨被美丽宜居的绿色生态乡村替代。在石漠化综合治理中，西畴人成功开创了生态修复的新路径，书写了生态文明建设自下而上的民主治理模式的最佳案例。

（二）石漠化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地方政府支持民众共治石漠化

西畴民众自发治理石漠化的行动，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政府部门开始以政策及资金支持等方式参与到民众的行动中，积极推进石漠化改造进程。地方政府发动基层社区干部，调动村寨党员发挥引导带动作用，形成了村民与政府共同治理石漠化的基层生态民主治理机制。主要有三方面内涵。

一是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县、乡政府肯定了村民自己动手治理石漠化路径的正确性、可行性，并逐步理清治理的思路，从更高层面确定战略目标，制定具体政策引导民众。

1985年，西畴县提出了“30年绿化西畴大地”的目标。2000年后，政府环保部门多次制定政策，提出在石漠化生态修复及地方经济发展中探索独特的治理之路。2006年，结合国家生态治理及环境保护的目标，西畴县提出了“生态立县”的战略目标。“十二五”期间围绕“山、水、林、田、路、村、产业、扶贫、机制”等核心要点，提出了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明确了抓好增加植被、建设基本口粮田、发展草地畜牧业、农村能源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发展后续产业等六大任务，确立了石漠化重灾区产业扶贫的新路径。

2013年后，州、县政府把石漠化治理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相结合，把石漠化改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以岩溶地区水资源开发及利用、土地整治及水土保持工程为基础，以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及发展农副名特产业为途径，以交通、中小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助，将石漠化治理与生态恢复、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能源建设、产业发展、人口转移等目标相结合，探索出了“六子登科”的治理模式，把乱石裸露的山村变成了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绿色家园。

二是地方政府发动基层党员、村干部参与到村民的石漠化改造工程中，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成为石漠化治理的中坚力量。

基层党员干部的参与是村民坚持改造石漠化山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本地人，对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比较了解，对石漠化生态治理怀有极高的热忧，对村民的自发行动怀有深切的理解、同情，能够从思想到行动层面对村民的治理行动给予支持和引导，出面动员、发动村干部及村民党员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村寨里的党员和干部因此有了行动的底气，基层群众意识到自己是有“公家”支持的。如在蚌谷乡木者村群众的石漠化治理中，参与并带头实践的是村干部、党员，他们按政府提出的建造台地的规划和要求，把漫山遍野的石头一片片炸掉，用炸碎的石块垒地埂，再往地里填土。基层党员干部的支持及参与，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对提高县、乡镇政府的公信力，吸引更多民众加入石漠化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增强了地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地方政府对石漠化治理乡村给予资金、技术扶持，提高了石漠化改造工程的质量。县级地方财政困难，给予的直接支持资金不多。地方政府制定多元化筹集资金的措施，拓宽筹集资金渠道，在争取国家项目支持的同时，培育特色产业，扶持龙头企业，发挥企业的骨干带动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进行石漠化治理的热情，对不同村寨造田修路工程的顺利完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政府通过对石漠化改造项目的管理，将石漠化治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管理体系中，并充实石漠化治理机构及岗位，引导民众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坚定了基层民众治理石漠化的决心。2011年，国家发改委将西畴县确立为石漠化治理试点县，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及扶持力度，推动西畴县的石漠化治理进程。

地方政府还积极引进石漠化改造技术，给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如引进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有针对性地推进集雨工程、泉点引水及地下暗河开发等水利配套技术的应用；推进农村新能源工程的建设，推广替代能源，如沼气建造技术的利用；与文山州政府以“搬家、种树、办教育”为核心的“山瑶”扶持发展项目相结合，开展建房、建学校、种粮、种烟辣、养猪羊等扶持措施，使石漠化地区旧貌换新颜。

岩溶山地的自然恢复过程漫长。灌木和乔木群落的恢复能力极低，一旦被破坏就极易消失。考虑到群落退化将会加速石漠化进程的特点，地方政府扶持石漠化治理的另一项技术措施，就是引进推广生态经济林营建技术、林草植被恢复技术，以恢复石漠化地区群落生态。如根据滨东南气候特点，选择适合当地生态经济林建设的树种和造林时间（6~7月雨水浸透土壤后定植），按带状混交的方式营建混交林，树种使用塑料袋容器苗，移栽前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植苗时撕去塑料袋，施人底肥后回土，植被容易成活。随着石漠化地区植被的恢复，生物多样性也开始恢复，试验地块植物种类达到23种，说明造林额度及树种配置合理，各类林木呈现较好的共生性，乔、灌、藤间充分利用水。热、光照等自然资源，相互补充。

四 西畴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成效及反思

西畴县石漠化治理的具体实践及路径，在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区域实践中开创了新路径，既具有普遍的价值及内涵，也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高度及意义，其取得的环境及经济成效，成为区域生态治理及修复的典型案例。这种由群众主动、精神鼓动、干部带动、党政推动的“四轮驱动”模式，使石漠化村庄从开始治理时的贫困村、温饱村，转变为宜居的最美乡村，村寨里推行的宜居、宜游、宜业的“三宜”新村建设，成为西畴县石漠化治理模式的重要经验。

西畴县自下而上的石漠化治理及生态修复模式，体现了中国基层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民主制道路的现实情况，丰富了中国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内涵。那些被媒体宣传报道的鲜活饱满的村民形象、排除万难进行石漠化治理的奇迹，虽然被渲染得极为煽情，但滤去其中的文学色彩，一个个具体案例无不彰显基层民众穷则思变背景下自力更生改造生存环境，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共治石漠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核心主旨。

（一）西畴生态民主治理实践的经济成效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畴县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民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符合地方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漠化治理及生态修复之路，取得了较好的生态及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改善了地方生态环境，提高了植被覆盖率。经过多年努力，西畴县石漠化生态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到2018年，共治理石漠化面积超过140km2，建成了10多万亩“三保”（保土、保肥、保墒）台地，垒成了5万多km石埂，土地复种指数达300%，人均有粮351kg，每年减少水土流失1132~2264t，年表土流失减少1.9cm以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水土保持效益。2019年4月，西畴县在文山州率先脱贫摘帽，其开山造田的石漠化治理方式及生态修复成果，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西畴精神、西畴模式成为当代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新范式。

西畴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石漠化治理以来，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搬石种树工作逐步展开，森林覆盖率迅速提高，区域生态景观得到了极大改观。最显而易见的、被称道的，就是村民在私有地、公有地上以不同方式搬石种树，而且政府也鼓励植树造林的行动，终于把濯濯童山变成了植被茂密的美丽山川。退耕还林面积达622.70km2，荒山荒地造林及封山育林面积分别达1466.07km2、340.02km2，提升了喀斯特地区的植被整体覆盖率，使中高植被覆盖区和高植被覆盖区面积增加，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道路。村民自发种树，很多村寨把保护环境、植树造林写进村规民约中，世世代代遵守。

西畴县林业局也开始实施多个林业工程项目，封山育林十余年后，林地占比从16.8%增加到34.55%。“十二五”期间，西畴县治理石漠化面积140.2km2，增加林地面积2234km2、坡改梯地面积273km2改善了喀斯特地区的水土涵养能力，灌溉面积达350.67km2。2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西畴人民大力推进‘山、水、林、田、路、村’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治理石漠140.2km2，封山育林0.841万hm2，人工造林0.223万hm2，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5.24%提高至53.3%”。石漠化最严重的三光村多年坚持植树造林，变成了“森林广覆盖、水土能保持、农业有特色，民族更团结”的绿色生态综合示范区，真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二是改变了区域社会经济面貌。石漠化治理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村民家庭经济来源扩大，生活有了保障，收入渠道也增多了。

有学者对西畴县蚌谷乡木者村的典型样地进行调查和测算。1990年，当地裸石地面积高达149.10hm2，当时尚无梯田梯地，1990年后造地面积达60hm2以上，中低产田改造面积达58hm2以上。2006年，当地典型样地内裸石地面积降至96.20hm2，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为38.30%，梯田梯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达到79.27%，全村人均良田0.0006hm2。石漠化治理缓和了人地矛盾，增加了农民收入，基本消除了结构性贫困。

村民修筑的小水害容量约15~30m3，是雨水集蓄利用的较好方式，通过集、拦、引、蓄技术收集雨水，不仅能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浇灌0.1~0.2hm2的旱地，增收粮食1500kg/hm2以上，还可减少地面径流的冲刷，减少土壤侵蚀，防止水土流失，有效减轻洪涝灾害。“兴建、改造、维修、配套了数以千计的农田水利工程、人畜饮水工程、防洪排涝工程，尤其是以旱地水浇池为主的‘集雨小水窖，工程的建设，实现了涝能蓄水，旱能浇灌的目标，全面提高了抗旱能力，增加了有效灌溉面积，使耕地有效灌溉率从1990年的15.35%提高到2006年的16.48%。”

农业生态景观及交通状况也发生了极大改变。2010年前后，西畴县长等中低产田地改造示范项目用电钻、挖掘机、扁担、竹篓全面改造5450亩旱地后，昔日“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地”变成了赏心悦目、绿色宜居的沃土，石埂错落有致，公路蜿蜒如带，果林枝繁叶茂，蓄水池散落田间地头……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的成效跃然眼前。

大部分村民因此脱贫致富，如因“树木砍光、水土流光、姑娘跑光”而得名的“三光”村是石漠化地区多民族聚居的贫困村，实现了“山上绿起来、水土留下来、姑娘嫁进来”的蝶变，在综合治理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共治理小流域面积2.45万亩，整治土地9500亩，建设林业生态工程1.5万亩，新建‘五小水利’工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6920元。

（二）西畴石漠化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价值及宣传反思

“西畴模式”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乃至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地方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宣传，让这个模式更加生动形象、具体真实，当然也更加感性，“小康是干出来的，不是等靠要来的”“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口号，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发挥了宣传的力量，具有了更大的说服力、感染力，让许多案例及事迹在文字表达上更加凝练，内容上显得更加“高大上”。

些村寨的石漠化治理效果及宣传效应是全方位的，如兴街镇江龙村党支部委员刘超仁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把“山头无帽子、山腰拉肚子、山脚盖被子、村中无池子、喝水靠担子、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赊借”的贫困村，治理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村、富裕村、文明村，村民们自筹资金铺筑进村人户水泥路，安装路灯，建活动室，建设村内花园，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森林覆盖率由32%提高到80.4%。凭借引进种植优质柑橘、养殖生猪和外出务工等，全村人均年收入超万元。江龙村成为西畴县石漠化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先进典型，由此而来的宣传也很正面，类似案例的报道比比皆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但部分夸大的包装及华而不实的报道，让人感受到过分“包装”及刻意的痕迹，漂亮的言语淡化了石漠化的实际治理效果，虽然不能说是画虎未成，却未能让读者及听众完全达到情感的共鸣，没有能够刻画出区域历史中最动人片段的真实感、既视感。

尽管江龙村、“三光”村成功的石漠化治理案例是中国生态文明民主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但西畴的石漠化治理之路，是一条极不平凡、艰难万分的路。虽然正面宣传很有效，但过度宣传对西畴的基层生态治理路径、案例及其社会价值，反而起到削弱甚至虚浮化的作用。

同时，对西畴模式的文本记载及媒体的宣传报道，包括图片、视频的解读，绝大部分都仅停留在事迹、精神的宣传上，没有从制度层面、理论高度对石漠化治理的路径等进行总结。

当然，对西畴模式的宣传更没有思考其与民主治理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其经验教训在其他地区的实践中是否可资借鉴？西畴未来的发展路径应如何突破？民众参与的基层生态治理的民主模式，还需要如何丰富？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理论探索及未来实践中需要重视的。

（三）中国生态民主治理的未来完善

“生态民主”及其制度建设，无疑是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厘清及重视的学理问题。但无论是学界对“生态民主”的概念和内涵如何界定、社会如何去看待及推进中国生态民主的进程，还是生态民主的标准是否存在区域及时代的差异，群众参与、公众推动、官民共同推进的制度韧性建设，应该是生态民主的目标和宗旨；生态民主中作为主体的公众参与的增多及其内涵扩展，应该是其标准之一。

中国当代的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一直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模式，生态民主被认为是缺位的。但远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西畴县由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民族共同创建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用群众主动、精神鼓动、干部带动、党政推动的模式，彰显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自下而上的生态文明民主治理模式的特点，虽然极富区域特色，但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以小见大、绝非个案的典型案例。

西畴石漠化治理模式的生态、经济及可持续发展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说明基层民众自发参与生态治理的方法和实践的民主治理模式，在中国应对、解决区域生态危机方面是可行的、有效的，对中国当代生态文明民主制度的建设，无疑具有极大的引领性、示范性作用。各族基层群众能够践行云南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的精神，说明中国的生态民主治理模式一直都存在于基层不同类型的生态治理实践中，并且发挥着极好的社会经济及生态修复作用。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及思维而言，这种民众自己动手重建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新理念、新路径，在具体实践中既丰富了生态民主的理念及内涵，也突出了中国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特色及优势，既避免走西方生态民主的固有路径，也凸显了中国的区域特色及不同的实践范式，不仅在民众的具体生态治理实践中发挥了政府参与及主导的作用，为生态民主理念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在中国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未来推进中，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及参照。因此，中国未来生态民主治理模式的建设，应该从以下四方面努力。

首先，建立健全促进公民生态意识宣传、普及、培育及其行为模式养成的社会成长机制，建立鼓励公民承担生态责任及义务的机制，加强民众的生态担当和参与意识，使更多的人关注自然及生态环境，实现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的转变，更好地满足民众对生态民主的需求和期望。

其次，从制度层面不断建设及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民主治理机制，在实践层面不断丰富中国生态民主治理的内涵，推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民主治理的理念及价值观，培育正确的生态理念及生态行为，尤其是正确对待人类生存资源、看待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处理人同自然物种间的生存关系，促进人们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

再次，应该研究并逐步建立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生态民主的思想体系及行为模式的评价、考核标准体系，健全生态法制及执行的力度，促进生态民主制的思想意识及行为模式在公民日常生活习惯中的培养及普及。

最后，在具体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加大制约某些部门及团体的生态决策权，加大公众的生态参与及决策、监督力量，坚持推进生态问责制的公众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及提高政府的生态公信力，在生态治理及环境管理中建成一个党政同责、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的良性制度格局，从更深远的层面上推进中国生态民主治理的社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