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梳理历史上西南边疆生态环境变迁的具体过程可以发现，尽管不同时期边疆生态环境的变迁各有特点，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给边疆地区的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也使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轨迹及变迁方式发生了极大转型，西南边疆生态环境的变迁发生了从自然演替为主向人类影响为主的转变。生物灾害及生态危机呈现跨区域态势，对边疆环境变迁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势在必行。当前需要积极树立自然生命平等观，培育社会公众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开展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合理借鉴解决生态问题的传统智慧，为新时代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关键词：西南边疆；环境灾害；环境变迁；生命共同体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较为晚近的开发历史，使得与内地相比，边疆地区的历史生态环境变迁在速度、程度、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显著的自身特点。近代以来，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显著变化，环境灾害增多、生态危机频发。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当前主要从边疆安全及治理、生态屏障、物种入侵等角度进行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生态环境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地位等问题上，尚未有更深入的思考。西南边疆地区是中国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建设中的重要区域，在边疆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建设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际，梳理并反思这一地区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发掘生态整体系统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尊重享有平等生存发展权的自然生命，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为边疆地区的生态修复、灾害治理工作服务，而且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
一、诱因：以自然演替为主的西南边疆生态变迁
西南边疆地区曾经是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持相对较好的区域之一。但由于历史上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在内地一些地方由于过度的山地垦殖、资源开采等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曾经在这一地区上演。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是灾害史及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使命及目的之一，西南边疆环境史学的反思及其历史价值的再现，与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历程密不可分。
（一）先秦时期边疆地区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的自然演替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疆域的划分较为笼统，“边疆”的概念也不似今日这般明晰。《尚书·禹贡》以王都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将疆土划分为三个圈层，内圈是甸服，为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地；外圈包括要服和荒服，亦泛指边远地区。这一时期，生态环境按自然规律演替变迁，对人类生存及发展的限制作用极为明显。进入青铜时代后，生产力的提高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信心，但这种改造力在大自然面前十分渺小，即便一些地方由于人类聚居而发生了生态环境的改变甚至破坏，其影响也在自然可修复的程度内。如殷商都城曾因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屡次迁移，但当殷人迁都后，旧都的生态环境便得到了缓慢恢复。
从考古资料及有关记载来看，早在先秦时期，云南滇池流域及洱海地区就因其宽阔的水域及良好的气候成为各族群聚居的地区，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青铜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装饰了众多动物图像，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动植物类型、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人类早期畜牧业的相关情况。这一时期，中原内地零星移民进入，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后，将流域内平整的土地开发为农耕定居区，虽然使相关地区人口逐渐增多，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一些地方封闭的自然环境被打破，但绝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还保持在原始状态，人民过着“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的生活，在人烟稀少的深山河谷、密林燠区，自然环境更是长期保持着原始状态。
（二）汉唐宋元时期的边疆经营与环境开发
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建立并逐渐完善，中原王朝开始逐步拓展并经营边疆地区。此时的边疆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多与军事征伐、移民、屯垦、驻防等密切相关，其内涵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拓展、延伸而逐渐变化。
魏晋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经营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蜀汉政权在包括今云南、贵州、川西南地区在内的南中地区进行屯田，并征收赋税供给军需，还征调各族丁壮加入军队，参加对曹魏的战争。隋唐时期，汉族移民入滇人数有所增加，世居民族的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对环境的开发程度也随之提高，洱海、滇池等地区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之区。元代设置行省后，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及开发进一步深入，南方边疆地区中的一些地方已成为人烟密集之所，农业、畜牧业普遍发展起来，完成了从边疆之区到腹里之地的转变。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西南边疆一些地方的开发进入了新的时期，但绝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依旧保持原始状态，生物种类繁多、物种多样性的特点极为显著。比如唐代南平僚族群所居的自然环境就极为原始，“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元明以后的汉文文献尤其是地方志大多记载了西南边疆森林茂密、动植物种类繁多的环境特点。尽管随着中央王朝疆域的拓展，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高山深谷、河川湖海等自然地貌依然被主要用作区域分割、界限分隔的标识及依据，这些地理空间上的天然界线，不仅是当时人力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很多生物无法逾越的屏障，边疆分界线也由是成为生物物种区域分布的天然分界线。
（三）明清时期的开发及垦殖
明清时期人口增加，粮食供应紧张，大量移民源源不断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在西南边疆地区，随着军屯、民屯、商屯的不断发展，农业垦殖逐渐从腹里地区向半山区、山区拓展，绝大部分丘陵地区及半山区的地面植物由原生植被变成了以荞、梁、麦为主的农作物，山岭上以绿色为主的自然色系也被各种颜色的农作物和园蔬取代装扮。及至清代，随着移民垦殖以及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在山区的推广种植，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原本瘴气浓重的边疆地区成为农耕乐土。清初在云南元谋任职的地方官员曾回忆道：“忆余初授元邑在途时，或传其地风土之恶，瘴疠不可居，……及至此，问之父老，皆曰：‘往时兵戈阻塞，草木生于田间，荟蔚蕴隆，熏蒸而为毒，今且涤荡，为禾黍之场，瘴不复作矣。’”
与此同时，铜、银、铁、锡、金、盐等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及冶铸，使得山林地区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森林消耗速度加快。在省会及府州县治所周边垦殖密集的地区，出现了柴薪不能供应的情况。地方志里开始出现“濯濯童山”的记载，晚清学者莫友芝描述称，“从前定价之时，或因彼地粮食丰裕，薪炭饶多；又或开硐之初，矿砂易得，人工易施，虽止三分四分之价，厂民尚不至苦累。近来各厂商民凑集，食物腾贵，柴炭价昂，且旧开之厂矿砂稀少，甚费功”。植被砍伐较快的澜沧江、金沙江等河谷地区及山间盆地生态比较脆弱，尤其一些土层较薄、坡度陡峭的山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导致表土层变薄及肥力流失，洪涝灾害频次增多，开始向干热河谷演变。
需要指出的是，云南尽管在明清时期已由于人类的开发活动出现环境破坏，但由于当时的开发多局限于腹里地区，如滇池区域的云南府、澄江府，洱海区域的大理府等地。在一些边缘地区，如滇南、滇西南、滇西的一些军民府、指挥使司、宣慰使司、宣抚司、长官司辖地，生态环境依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如腾越及腾越西境以外，即明代政区中里麻以西的广大地区，时人云“缅僰以西，其人不知四时节序。……春夏多雨，秋冬多晴，夏月湿热尤甚。冬月常如中国仲春，昼暖，夜稍寒，无霜雪，烟瘴居多，犯者必死。草木、禽兽皆有异者：有草小穗，而尖自结为一丛，衣染之，身即染瘴。……有热池一亩许，水沸如汤，人不敢近，……物之珍者：犀、象、孔雀、蛉蛇、云母、琥珀……”。很多早已在内地绝迹或在云南大部分开发深入区消失了的野生动物，如虎、豹、野猪、麂、熊、象等还普遍存在并常被猎获，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提供了基础。
明清时期，山川河谷依然是阻隔动植物迁徙的天然屏障，不同区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存在明显差异，形成了生物分布的区域性特征。一些随风力、流水、灾害等发生迁移的物种，即生物的自然移民数量及范围极小，即便到了新区域也常被淘汰或变异成为本地种属，一般不容易成为入侵物种，故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很少出现物种迁移及入侵的记载，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还停留在以自然更替及自然变迁为主的范围内。
二、西南生态变迁的转型：人力改变的环境及新型灾患的出现
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给边疆地区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也随之带来了不少新的经济物种，使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轨迹及变迁方式发生了极大转型，特别是１９世纪末以来的近代化和２０世纪末期的全球化，使得历史上曾经相对封闭的西南地区进入到国际经济市场的运行轨道中。由生物入侵引发的生态灾难，使人类再次体会到远古时期那种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的感受，西南边疆生态环境的变迁发生了从自然演替为主向人类影响为主的转变。
（一）被科技改变的生态：近现代边疆生态的急速变迁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西南地区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及资源掠夺的主要目标之一，英法等国的侵略行动加速了西南边疆地区生物移民的进程，一些物种借助侵略者的火车、汽车、轮船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岭、飞涧走壑，轻易地跨越了天然的地理障碍，突破了一道道生态屏障，而云南亚热带、热带湿热的自然环境、生物繁殖基础良好，使外来物种入侵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本地物种在入侵种占据生态位后逐渐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地方志的相关记载表明，曾经在西南地区频繁活动的大型野生动物如虎、蟒蛇、灵长目动物、野生印度犀、野生亚洲象、大熊猫等逐渐向南部、西南部迁移。如华南虎曾在西南边疆地区分布较广，四川在清代至少有７２个厅州县有华南虎出没，而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只有１８个县曾有虎迹出没。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边疆地区的物种迁移借助近代交通的便捷条件，持续北上移动的态势，生物的生存区域呈现边疆—内地化的趋势，边疆生态系统成为入侵种的迁移经过地，如紫荆泽兰、飞机草等外来物种就是这个阶段从缅甸北上进入云南，拉开了这一地区生物入侵的序幕。
２０世纪中叶以后，工农业科技从内地普及到边疆民族地区，边疆经济开发进入全新阶段，公路、铁路的不断修筑，使天堑变通途，在极大改善边疆的交通环境、便利人们交通出行的同时，也使得生物物种的流动随之加速。烟草、茶、胶、水果、甘蔗等经济植物的普遍种植，导致了更广泛的生态变迁。当时边疆地区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还不强烈，也走过了一些弯路。比如云南白井因井盐的集中熬煮，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些学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入白井（石羊镇）二三十公里处，四周山枯岭秃，满眼荒草裸土，虽沿镇两侧开有一些山地，但农作物稀疏，难有丰成之望。白井区气候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与其生态破坏，树林伐尽干系极大。经寻询，当地老百姓告诉说，以前曾补种过树木，但幼苗根本不能成活，原因是山坡陡峭，无大树保水，……又无树冠遮荫保护小树，空旷暴露，以致所种之树都活活晒死。白井地区生态条件彻底破坏，地力减退，地表结构已完全非原貌”。一些地方的原始森林遭到持续毁坏，原先需三四人才能合围的树木随处可见，林深泉旺，但由于砍伐严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两三人合围的大树已极为罕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几乎绝迹。与此同时，在学术界，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西南生态变迁的情况，开始了对生态环境变迁史的记录及研究。
（二）生态转型中的危机：全球化时期边疆生态的急剧恶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益广泛和深入的文化、民族融合为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疆增添了人文边疆的抽象内涵，随着国际化、全球化浪潮的加剧，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界任何一类物质、非物质，无论是生物种类及其分布区域，或是非生物的水、大气、岩石等的空间位置，都有其“边界”“疆界”，“生态边疆”及其日渐丰富的内涵，开始被嵌入到“边疆”概念中。
进入２１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及广泛应用更增添了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的态势完全被打破。即使是在自然环境保存较好的边疆地区，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经济开发的集约化、现代化特点也日益突出。在一些地方，由于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长速度，以资源、环境换发展，本土原有的天然植被或次生植被被打着中低产林改造的旗号铲除，曾经物种多样性突出的本土原生林、天然林地被改种为大面积的桉树、台地茶、咖啡、可可等经济林，成为植被类型单一、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生态逆向退化区，个别地区成为植被无法恢复的童山。山地长期裸露，水源涵养能力降低，江河湖泊的水源补给减少，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则导致了深层次的水资源危机，本就山多田少的边疆地区成为被泥石流、滑坡、石漠化、水旱灾害等生态灾难困扰并制约的区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边疆生态环境变迁中，生物入侵以更普遍、更迅速的状况呈现，入侵的物种不仅有陆地生物，也有河流、湖泊等水域中的水生生物，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断发出高危入侵物种的名录及预警通报。虽然全社会已经深刻认识到生物入侵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的巨大威胁，并出台了各种检测预警措施，也制定了一系列防治入侵的法规，但在阻止入侵的措施及相关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可以说，边疆地区发生的生物入侵对本土生物种群的数量、质量造成了影响，对本土生态系统的稳定及演替构成危害，成为威胁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隐患。
（三）生物灾害：现当代新型灾害的主力军
生物灾害指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所导致的自然界生物活动异常而引发的灾害，如盲目引种引发的外来物种占据本地动植物的生态位，使原有的种质资源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
西南边疆地区是生物灾害的重灾区，近年来，发生在农业、林业等领域的生物灾害更是十分频繁，有害物种涉及入侵种和本地种中多种动植物和微生物真菌、细菌，引发的灾害在各地不断爆发，对云南各地的农林产业造成巨大损失。据统计，１９９０年云南生物灾害受灾面积７３３６万亩，是１９７１年的１３２６．７万亩的５．５倍，基本上是呈直线上升，“其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任何一项经济发展的指标，生物灾害对粮食作物危害的损失率在２．５２％至１１．２１％之间。年均损失率为５．５６％，损失率大大超过了粮食增产速度。而一般经济作物的损失率更高，通常在１０％以上，甚至个别地区有绝产失收的情况”。２０１５年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面积达９２６６．６７ｋｈｍ２。其中，马铃薯晚疫病、水稻纹枯病等侵种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林业领域的生物灾害近年也呈现日益增加态势，仅在２０１７年，云南就发生“林业有害生物４４４．２２ｋｈｍ２，其中：病害７３．８１ｋｈｍ２，虫害３４５．４２ｋｈｍ２，鼠害５．６５ｋｈｍ２，有害植物１９．３３ｋｈｍ２”。
为了防治物种入侵，一些地方使用生物科技，通过引进天敌的方式对入侵种进行消灭，但在用天敌物种消灭入侵种后，由于对引进种的繁殖及生存控制、检测不力，也可能引发新的物种入侵危机。如作为植物源生物农药产业的印楝素和除虫菊被大量引进云南进行开发性繁殖，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流域地区很快就成为国际著名的印楝纯林人工种植基地，但印楝的生物活性物质对昆虫具有拒食、忌避、降低产卵率、绝育等多种作用，给本土生态系统带来了新的威胁。
三、自然生命平等观：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
梳理历史上西南边疆生态环境变迁的具体过程可以发现，尽管不同时期边疆生态环境的变迁各有特点，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逐渐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到近现代的作物引种，人类在世世代代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着大自然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适宜的生存环境，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生物物种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人为因素的介入而逐渐减少乃至消失。自然环境退化、劣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强度越来越大，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发展。人们需要树立自然生命平等观，将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看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新的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
（一）树立自然生命平等观
“所有拥有天赋价值的存在物，都平等地拥有天赋价值，所有作为生活主体而存在的存在物，都有相同的道德价值———不管他们是不是人类动物”。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动植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每个生命都享有在自然界中生存、繁衍、发展的权利，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近代以前，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较为有限，大多数情况下是自然灾害的被动承受者，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拥有了对自然环境发挥巨大影响的科技力量。但遗憾的是，与人类文明不断更新相伴随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无数曾经生存于地球上的生命消失了。特别是在一些边疆地区，为追求经济产量、商业目的大量引进的物种因管理不善最终成为入侵物种的现象屡见不鲜，加速了本土生态环境的变迁。
后全球化时代，人依然是地球上主宰其他生物命运的顶级生物，在一些地方，对自然资源和地球其他生命的肆意掠夺现象仍在持续。作为拥有高科技及集体智慧、社会力量的人类，应当摒弃过去那种盲目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黑色发展方式，尊重自然界其他生命存在、发展的权利，肯定大自然与人类存在、发展的共生价值，更加积极地保护和回馈自然，维持自然界各生命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将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尊重地球上其他生命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社会才能拥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
（二）培育社会公众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兴起，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开始反思近代以来一味向自然索取的发展方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发现，环境保护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参加和支持。历史上，西南边疆曾经长期是资源丰富、自然环境良好的地区之一，近代以来之所以由于人类活动出现了各种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当时环境保护的理念尚未普及，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普遍不强，在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忽视甚至违背了自然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培育社会公众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加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使人人都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三）开展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
历史上的边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区域，边疆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演进不断拓展、丰富。一般来说，受中原内地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开发模式一般先从距离内地较近，受内地影响较大的区域开始，随着中原王朝对边疆的经营，旧有的边疆成为内地，边疆地区的生态变迁路径也由内向外发展，形成了先腹里（平原、盆地、湖泊）后丘陵，再向半山区、山区深入，最后向边境线推进的特点。不同阶段的生态变迁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乃至军事等密切相关。
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视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也将边疆与内地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需要将地球的生态环境看成一个整体，从整体史观和一切生命平等的生态史观视角去思考历史上边疆环境灾害的产生原因、发生机理。
深入思考及审视历史，发现历史环境变迁的动因、提出环境历史解释的新思路、新论点，是当代环境史学的使命。研究者需要突破传统的环境灾害历史叙述模式和解释模式，将历史上环境灾害，特别是生物灾害的产生、演变及其对地球生态体系的影响纳入对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人与自然共生系统所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考察中，弄清其发生根源及作用机理，探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从而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及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帮助。
（四）总结历史经验，合理借鉴解决生态问题的传统智慧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发展历程中，面对不同的生态问题，就如何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及经验。总结不同阶段、不同地区边疆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尤其是归纳、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生态治理的措施，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
以西南边疆为例，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历程经历了从自然演进为主向人类影响为主的转变。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加剧，生态问题逐渐增多，给２１世纪的人们提出了严峻挑战。历史上，人们曾经注意到自然环境的恶化趋势，并试图采取办法来加以遏制和扭转，其中的一些合理措施，为今天总结历史经验，借鉴解决生态问题的传统智慧提供了参考。
早在明清时期，西南边疆逐渐增多的自然灾害引起了地方官员和本地士人的注意，这一时期留存至今的地方志和碑刻中大量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如大理地区就因明代以来的矿产开发而发生水土流失和泥石流，为害甚巨。时人称，“自明开采淘金，……到今历二百余年，兼以冲没民屯田地，厂虽封闭，害尤未息。哭思此时淘金之人，比之昔人，其害愈深，其祸更烈。水在中行，田列两岸，沙填河底，冲没田地”。除了对生态灾害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中还大量记载了一些地方官员为保护植被、禁止滥砍滥伐，倡导植树护林而发布的文告。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以上率下，捐出俸禄购买苗木，倡导植树。对于一些偷砍苗木的案件，一些地方政府也多能秉公处理。这说明当时人已经开始思考导致环境问题的原因，并进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探索。
除了官方的倡导劝谕，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在长期以来与大自然相依相存的发展历程中，在如何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和谐相处，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更形成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和具体做法，成为当地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明清时期，这些地方性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也由此“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种环保法制并存共进、相辅相成的模式”。
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从生态环境的保护效应来看，明清时期西南边疆这种互补互扶的二元环保机制是乡土生态环境恢复及重建的制度保障，但也有一些需要反思的方面，可以为当前相关地区的生态治理、生态修复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些历史经验。
四、结语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以西南为代表的边疆地区之所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这一地区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生态变迁密不可分，是历史生态变迁的结果。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边疆地区成为物种入侵的前沿区域，由此引发的不同类型的生物灾害，造成相关地区物种多样性减少，生态冲突加剧。当前，环境灾害特别是生物灾害及其引发的危机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跨国、跨区域态势，使得环境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边疆地区在国家环境安全及生态安全屏障方面的价值与地位更加凸显，边疆生态及其危机的解决成为当前环境外交的重要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彰显了中国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的决心和勇气。树立自然生命平等观，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下，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生共进的观念，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保护的智慧，培育社会公众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推进环境保护领域社会公众的全方位参与与融入，同时在生命共同体视域下开展新的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建设中国特色边疆环境灾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和智慧，是摆在广大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