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橡胶作为全新的物种在近代中国成功引种，其经济战略潜力备受关注，报纸杂志及知识分子从不同视角对橡胶进行了介绍及研究。但精英及公众对新物种引进的生态影响处于无意识状态，致使橡胶的生态负面影响和潜在危机长期无人关注，塑造了20世纪上半期橡胶经济战略价值的益树形象及生态意识缺失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近百年时间中国人对新物种生态认知的缺失状态，并潜移默化到事关国计民生的治国理政方略中，导致橡胶的负面生态影响成为全社会选择性忽视的盲区，成为近现代生态危机孕育、发端的诱因。这说明生态认知及意识塑造在生态文化生成及传承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在当前生态文明理念及意识的国民化普及中具有极大的资鉴意义。
［关键词］橡胶稀缺资源生态意识缺失生态危机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各种经济新物种在近代科技支持下移民（引种）到中国并改变了中国生态演变的趋势，此即中国生态的近代化转型期，使中国生态变迁具有了国际化、经济化及近代科技普及化的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文化的走向。其中，橡胶是20世纪初作为重要经济战略资源引种的新物种，并随其经济战略价值的攀升被肆意扩种，引发雨林生态系统巨变及不同层域的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凸显了近代橡胶引种时人们生态意识缺位及生态效应认知空缺的弊端。这与橡胶作为新物种引种期间的知识普及与理念生成密切相关，精英阶层对新物种或新技术的相关知识形成、普及建构起来的时代记忆及理念、意识，对近代生态文化的塑造乃至传统文化、思想意识、政治经济决策、治国理念的生成，都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橡胶引发的环境、生态等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其引发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巨变及生态后果，已有生态学、环境科学及民族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者进行了诸多探讨，橡胶环境史研究也成果斐然，但从生态认知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亦无从新物种生态关注缺失视角探讨国民生态思想及意识的普及与宣传在公众生态理念孕育及养成中的重要性的成果。本文从近代环境史学视角，以20世纪初橡胶引种及推广为切入点，对近代橡胶引种及其知识体系生成背后出现的生态认知空缺的原因及结果，尤其是近代知识记忆的生成及理念对生态乃至国家思想文化意识塑造的作用进行探讨，以反思生态思想及意识的普及与宣传在公众生态理念孕育及养成中的重要性，资鉴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物种引进的生态监管、预警与规划实践，为环境管理、生态安全与屏障决策服务。
一、近代新物种的进入：20世纪橡胶在中国的引种
橡胶是原产南美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树种，20世纪初，在中国救亡图存、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橡胶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引起实业家及爱国人士的关注，最早在云南、海南成功引种。一些爱国实业家将橡胶的继续引种作为民族经济复兴及发展的象征、富国强兵的希望，“橡胶为工业原料，举凡轻重工业靡有不需要橡胶者，军工至才器需要尤切，晚近演变为军事上必争之资源矣。得之足以推进工业之扩展，巩固国防，充实军备”。在民国年间逐渐扩大种植规模的过程中，橡胶完成了本土化历程。
（一）橡胶作为新物种在云南的引种
20世纪初，云南干崖（今德宏州盈江县）傣族爱国土司刀安仁赴印度、缅甸、日本考察，了解到橡胶的工业及战略价值，1904年从日本返国途经新加坡时，购买了8000多株巴西种三叶橡胶树苗，种植于北纬24°50′海拔960米的山坡上，成活了400棵，这是中国首次人工引种栽培橡胶，打破国际植物学家认为中国北纬21°以北不能种橡胶的论断，拉开了中国天然橡胶引种的帷幕。
此后，作为战略资源的橡胶受到民国政府的关注。民国政府在云南、广西、海南、台湾等地引种，并将云南作为橡胶栽培区，划定了种植树胶的基地。1918年民国政府派人调查河口的气候及土壤条件后认为河口适合种植橡胶，“兹特从邮寄上树胶种子三十斤”；1921年，采购橡胶种籽在车里（今景洪市）等地试种。1939年，专营树胶业的爪哇华侨钱仿周调查车里的气候、土壤、植物后，认为适合种植橡胶，但因人为封锁等原因，计划流产。
1943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函请云南建设厅转饬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代为采购橡胶、金鸡纳等树种运寄到第四经济林场进行种植；经论证考察，“元江及金沙江流域之各炎热地区，虽不能全数供应自造汽车、飞机轮胎之用，亦可稍补漏洞至可免除或被封锁断绝来源之”，“经勘查，车里、佛海、南峤、澜沧源、镇越、江城、六顺、宁江府等县局其地理环境接近南洋气候、土质，则车里等县局自可试行种植”。于是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陆续推广种植，“并恢复南峤农场，责令向南洋采办树胶籽种，并由场内技术人员悉心研究种植方法，试种卓有成效则推广至以上县局”。
但因存在土壤、品种及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民国时期橡胶引种的成活率不高，刀安仁引种的橡胶至20世纪40年代末只有2株存活。1948年7—9月，钱仿周带领李宗周等人由泰国运回树苗2万株，在车里试种，并建立逞华胶园，但因经费不足、管理不善及引种技术限制，树苗逐渐枯萎，次年只剩下八九十株。此时，国际国内局势动荡，民族工业发展困难重重，国内橡胶加工技术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需求，大部分橡胶原料仰给于东南亚，故本土橡胶对国内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尽管如此，民国年间云南各地进行橡胶种植的探索，无论是橡胶品种的选择、育种、幼苗管理，还是割胶、制胶等都获得了进展。引种之路虽然艰辛坎坷，但此期试种、培育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此后橡胶种植的扩展奠定了生态学与植物学层面的认知基础及公众认同基础，孕育了中国橡胶作为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新希望的社会及心理基础。
（二）橡胶作为战略稀缺资源在海南岛的引种
在云南引种橡胶的同时，海南岛也开始了橡胶的引种，这与在南洋的海南岛华侨对橡胶经济价值的充分了解有密切关系。1906年，乐会县华侨何麟书设立琼安（胶）公司，在定安县落河沟（今琼中县）引种5000株三叶橡胶（当年成活3000株），但因种植技术及经验不足，所引种胶苗枯萎死亡，相关产业也受到打击，“胶籽连种三年均无发展，后转各业亦无起色，原集股本五千元尽归乌有”。随后何书麟再次募资购买胶苗继续引种。
1907年，华侨区慕颐在海南岛那大地区（茶山乡西分村）创建侨兴胶园。1911—1912年秘鲁华侨曾汪原、曾金城父子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引进一批胶苗种植在海南儋县那大附近的洛基乡，建立侨植胶园。海南岛气候及降雨等自然条件适宜，橡胶成活率较高，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一些人“闻风兴起”，相继创办了南兴、茂兴和农发利等橡胶引种公司，“均先后向南洋购运种子回琼种植，结果颇为良好”。与此同时，一些通晓马来语的归国华侨，也开始成为橡胶引种的早期推动者，“本岛橡胶园工人，以泰半曾在马来橡胶园内工作者，故在那大、临高、澄迈、嘉积、石壁、兴陵各地橡胶园内工作人员，类多领悟马来语者，彼辈技术，俱为侨居南洋时期所学习者”。
此后，众多华侨和企业家相继到海南岛投资橡胶业，当地群众也纷纷开垦胶园，利用自产种子育苗繁殖，橡胶种植区迅速扩大，促进了橡胶业的发展。据记载，1915年何麟书将第一批烟胶片销往新加坡，得到了第一笔收入759.47元，大大鼓舞了海南岛的橡胶种植业。1934年11月出版的《琼崖实业月刊》披露，当时相继建立的种植橡胶的公司和胶园有亭父公司、琼安公司、南发公司、南兴公司、南新公司等49家，种植面积10574亩（705hm2），共投资30多万元。据1952年海南垦殖分局调查，全岛有新中国成立前老橡胶园2343个，共植胶3.63万亩（2420hm2）106.65万株，其中开割59.34万株，主要分布在海南东部和北部的定安、乐会、儋县、万宁、琼东、琼山、文昌等12个县，年产干胶约200吨。海南岛成为中国橡胶种植及生产的重要区域。
总之，民国年间的实业家、华侨及部分官员已经意识到橡胶是近代战略稀缺资源，橡胶产量及种植面积的扩大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受技术、品种、土壤、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橡胶在中国早期的引种并不顺利，很多集资购买的橡胶树苗成活率较低。不仅海南岛种植面积的扩大极为有限，其他地区扩种的面积也不理想，至1949年中国种植的天然橡胶只有2800公顷，年产干胶200吨。
（三）橡胶在中国的扩种及本土化
随着经济战略价值的日益凸显，橡胶一度被视为可以富国强兵的重要资源性物种，这是民国时期华侨、实业家及种植区民众积极推动橡胶种植的动因之一，也是橡胶最终在云南、海南、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实现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为了掌握橡胶种植、生产技术与工艺，各地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品种改良及技术提高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新物种更适宜于云南、海南岛、广东等地的自然条件。橡胶作为寄托了振兴实业、富国强兵救国理想的新物种，受重视程度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华侨实业家、爱国商人及农作知识分子投身橡胶业，钻研橡胶知识，熟悉橡胶性能，掌握橡胶种植繁殖技巧，逐渐突破了橡胶种植的地域限制。为培育抗寒、抗风的品种，实业家及华侨、研究者从国外陆续引进389个橡胶新品种，从中筛选、培育了一批适合中国种植的品种，在北纬18°—24°间成功种植，并逐步实现了规模化的推广种植，其经济、战略价值逐渐得以实现。
在近代橡胶品种的改良中，实现本土化培育是重要目标。北纬21°—35°是云南橡胶种植区，因云南多山，海拔较高，立体气候特征突出，区域间气温差异极大，北纬28°以北成为争议性植胶区。经过种植试验发现，部分海拔偏高、地形地貌构造复杂及光热水分配不均的地区，冬春热量不足、昼夜温差大，易受北方强冷空气侵袭，橡胶树遭遇低温后产量降低甚至死亡，经济效益大受影响。阴坡、阳坡、迎风坡、背风坡的光、热、水条件也有所不同。如哀牢山以东冬季多为平流为主的混合型降温，降温期间常出现风、寒、阴、湿天气，哀牢山以西地区，冬季降温时多伴随以辐射为主的混合型降温，干冷燥寒、湿度小。民国年间云南橡胶试种成活率低、屡试屡败，迫使云南不断改良、培育新品种。
在直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40年代后云南开始注重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同时不断进行本土品种的栽培、管理的改良，经过几十年的栽培实践及研究，解决了橡胶树北移过程中低温寒害等系列关键问题，总结创立了云南省北缘高海拔、非传统植胶区抗寒高产等整套综合栽培技术措施，真正把近代引进的外来新物种变成了适应本土自然地理条件的物种。
橡胶种植的初期本土化，在中国作物栽培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关键转折点。中国橡胶实现了自栽自育，在国际战略及经济竞争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国人之投资于橡胶出产者，亦付众多……面积与国籍至百分比较，当以欧美占多……中国次之，占16.3%”。很多人也在橡胶品种的改良、防冻抗风性能的提高、病虫害防治等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成为中国橡胶种植及生产的专家。而橡胶在此后的中国及世界经济及战略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与民国时期实业家及知识分子富国强兵、独立自主的梦想密切相关，也与作为美洲新物种的橡胶在近代“移民”后，在相似环境中逐步找到并占据生态位后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生态环境自然演变趋势的生态近代化特点密切相关。
二、知识普及与价值宣传：中国近代橡胶认知与文化塑造
橡胶顺利“移民”并在民国年间完成了物种的本土化转型，成为促进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新物种之一，与民国知识群体的参与及推动密切相关。民国知识群体及热带作物学研究者通过近代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媒体，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从不同层面宣传、普及橡胶的基础知识，引导了近代国人对橡胶价值的认知，塑造了中国近代橡胶文化的内涵及类型。
（一）认识新物种：橡胶基础知识的早期宣传及物种感知效应
近代国人对橡胶的认知，有一个伴随橡胶的种植、改良、育种等逐渐扩大的过程。1929年前，人们对这个来自异域的新物种的属性、生长状况及品种特性还较陌生，国人的橡胶认知处于被报纸杂志登载的文字引领的阶段。当时报刊刊登的诸如《橡胶的故事》《橡胶的用途》等介绍橡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等基础知识的连载文章，发挥着引领、塑造国人外来文化认知及传统文化再现的作用。
中国近代早期传播的橡胶知识，不仅有文化人士对橡胶的介绍，也有对西方早期传播的橡胶性能、价值等基础知识的翻译介绍，如《西报选译：论橡胶西名印殿尔拉掊中国俗名象皮（译热地农务报）》《格致新义：制橡胶新法（译美国学问报）等。此后，《农工商报》《万国商报》《政治官报》《南洋官报》等相继刊登了如《橡胶图章》《橡胶之用》《橡胶之采制法》《橡胶制器》《制橡胶新法》等介绍橡胶的小文章，同时也有橡胶销售的报道，如《本省新闻：橡胶出产》《电报奏咨类：正月二十日路透电，据晏画报纸消息橡胶生意大坏……销售之货山积》等。
1911年后，部分早期引种的橡胶树开始割胶，大中华橡胶股份公司的营业、结算报告开始发布在《第一届营业报告书》中，报刊也刊载各地橡胶种植情况调查报告。1920—1929年间，报纸杂志中关于橡胶的文章除新闻报道外，还有橡胶效用及制胶方法的介绍，如《橡胶之效用》《时事：南洋土人割橡胶时情形》等。
此时橡胶知识的传播还包括媒体对橡胶价值的普及宣传。民国政府为了鼓励民众支持和参与橡胶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来支持橡胶产业。报纸杂志宣传和解读这些政策、报道官方文书的文章约有三十余篇。除了媒体介绍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影响外，企业自身的宣传和推广，也向社会宣传了橡胶的重要性、稀缺性，展示了橡胶产业的发展成果，提高了公众对橡胶产业的信任度、支持度和重视度。
民国时期橡胶基础知识的宣传，达到了让国人快速认知新物种的效果，国人对橡胶种植及生产有了初步的认识。通过报刊的报道，橡胶制作橡皮擦、防水鞋等功能也被国人逐步认识，“橡皮包裹电线……以保护电线，使其耐用也。制造空心车胎……外科医生用品、热水袋、气袋、空气枕、空气坐垫、空气卧褥等……文房用品：橡皮圈、擦字橡皮、橡皮印……防水布、橡皮线，橡皮鞋、橡皮海绵……”加上人们从橡胶产品的使用中获得体验及感知，橡胶本土化后得到了国人的接纳、认可和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儿童读物介绍橡胶的价值及其运用，如列进小学生文库的《橡皮》一书，以通俗有趣的文字，普及有关橡胶的知识。因此，民国年间的橡胶认知与感知效应，是通过不同层面的、立体化的宣传获得的。媒体的宣传不仅提高了公众对橡胶价值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橡胶产业的发展，也促使了橡胶“良好有益”形象及公众感知形象的固化。
（二）稀缺资源：橡胶战略及经济价值宣传完成的形象塑造
1930年后，橡胶知识的普及宣传已经进入到橡胶制作、合成的阶段，报纸杂志上刊载的相关文章数量激增，1930—1939年间有关橡胶的文章达到六百余篇，集中在橡胶战略价值及经济价值的宣传及研究层面，相关图书也相继出版。媒体通过对橡胶产业重要性及其价值的宣传，呼吁民众支持和参与橡胶产业的发展，提高橡胶的产量和质量，“迨至太平洋大战爆发以来，橡胶主要产区相继沦陷，欧美同盟国家，莫不感觉橡胶来源断绝之恐慌，于是积极筹谋另开胶源……橡胶为近代工业必需品，刻已演变为军工必争之物质矣”。
当时国内橡胶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引进国外先进的橡胶种植和生产技术，报纸杂志即开始介绍橡胶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情况及橡胶产业对农业和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国内橡胶产业的进展，报刊纷纷增加刊载有关橡胶的文章，以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所收文章为例，在1930—1939年间，《华洋月报》刊载91篇、《国际劳工通讯》81篇、《科学画报》56篇、《商标公报》44篇、《实业公报》37篇、《上海劳工统计》36篇、《商业经济周刊》30篇、《工商半月刊》14篇、《工业安全》13篇、《财政日刊》13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包含橡胶种植、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进展，以及橡胶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等。媒体同时也开始宣传橡胶制品在日常生活、军事、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贤明之士，确已久洞悉斯项贸易……预料一旦太平洋发生战事，美国之橡胶贸易必将蒙受莫大之威胁。今日果不出所料。吾人更当有所警惕，有所计划，作为将来应变之国策，战后建设之良图”，“各工业国家开始争先恐后囤积橡胶……各工业国家之橡胶问题，实已成为至重要之问题矣。苟无其他补充途径，长期仰赖所囤积之橡胶，亦非远久之计也”。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橡胶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在近代工业发展尤其是制造轮胎、防水材料、绝缘材料等领域具有的重要价值。同时，通过这些宣传，国人意识到随着汽车和飞机生产的扩大，橡胶需求量也将大幅度上升，由此出现了一个专业研究及报道橡胶战略及经济价值的作者群，如王志钦发表44篇，江实甫41篇，吴鼎昌29篇，陈匪石11篇，王文治、翁文灏、陈公博各8篇，孔祥熙、宋子文、王佐芳各5篇。
1940年以后，有关橡胶的文章发表数量持续上升，再以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文章为例，1940—1949年各期刊共发表了八百余篇相关文章，如《青岛橡胶》刊载65篇、《科学画报》55篇、《征信所报》42篇、《科学大众》40篇、《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每周汇报》33篇、《商品新闻》23篇、《商标公报》及《征信新闻》各20篇、《华洋月报》19篇，由此也形成了新的作者群，如丰12篇，彭光信7篇，居正、李运华、林森各4篇，覃显明、马克强各3篇，还有以单位署名的文章，如“新中国摄影”“金刚橡胶厂”各3篇。这些文章内容丰富，视角也渐趋多样化，除《通俗科学：天然橡胶和生橡胶的常识》《橡胶的用途》等持续性的系统深入报道及普及性宣传外，很多报道已进入到橡胶的合成、工艺、国外橡胶工业发展情况等层面，如《美国橡胶事业：车胎的制造：橡胶及化工原料混合成可塑性》《重要经济新闻：橡胶工业要求分配橡胶原料》《世界大战促成橡胶新时代：用综合橡胶制成的橡皮管》等，一些橡胶企业通过自身宣传和推广，向社会展示橡胶产业的发展形势、成果和贡献，提高公众对橡胶产业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如《橡胶工业危机严重》《国产橡胶的前途》《橡胶工业闹原料荒》《印刷界：新发明的橡胶印刷板》《“冷”橡胶在美吃香：汽车轮胎应用率剧增天然橡胶产销量减低》《美橡胶公司发明钢与橡胶混合甲板》等。使国人对橡胶的认知进一步深入、立体起来。国人从这些不同类型、图文并茂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橡胶产业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橡胶市场得因国际统制之措施（1934—1937），市场波动平稳……1937年大宗现货吸收之临时现象，得因供应抑制得宜，未能演出投机市场状态”，国人的橡胶认知逐渐进入到行业化阶段。
此时依然还有橡胶知识科普宣传，但已经进入橡胶用途的广泛化宣传阶段，国人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当时橡胶产业的发展情况和趋势。其中，有关橡胶制造及其经济、战略价值的文章占据了较多版面，其内容不仅涉及橡胶在民众生活各领域的使用情况，也有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报道。此外，民国时期的报刊还制作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图片公益广告，呼吁民众关注橡胶产业，提高公众对橡胶价值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很多专业知识分子将相关知识撰写成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橡胶的知识话语表达方式，塑造起了橡胶近代科技及工业化的形象。
（三）宝树益树：植胶技术及品种改良知识的传播促推本土化的完成
近代报纸杂志对橡胶的宣传报道达到的另一个客观效果，是在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橡胶价值无限美好、前景无限广阔的形象塑造，在国人心目中，橡胶树成为对国家地位提升、民族工业振兴及发展、地方实业经济发展等有巨大作用的宝树，此后，其益树形象逐渐固化并深入人心。
民国年间，国内橡胶产业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当时的媒体不仅介绍橡胶树的种植、生产、销售及橡胶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宣传橡胶制品在日常生活、军事、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前景，较好地塑造了橡胶的积极形象。“橡胶一物，为用甚宏，近世生活需要类多赖之。其过去及今后可能之用途，实难一一尽述。天然产品，用途之多，殆鲜有出其右者……本报告之目的，在于调查我国橡胶工业之现状，研究其弊病之所在，与救济之方案……俾此项工业，得以挽救于垂危，而国家需要，能借以自给矣……方今世界各国，咸努力于橡胶之自给，亦足征橡胶争夺战之为期不远矣。”由此动员国人从内心认可橡胶的重要价值，并积极参与橡胶种植、品种改良及工业生产，促进近代橡胶工业的发展。
报纸中报道橡胶信息最多的要数《大公报》，其刊登了大量对橡胶产业进行详细介绍的小文章，内容涉及橡胶产业的发展、市场前景、种植技术、加工利用和政策等方面，尤其是橡胶产业的最新动态，包括橡胶产业的经营状况、政策变化、技术进步、市场动态等，在为读者提供有关橡胶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投资前景等重要参考信息的同时，也促进了橡胶的本土化转型。
《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国货月报》《农工商月刊》《胶业日报》等报刊，主要报道橡胶生产、贸易、市场行情、技术改进、政策法规等信息，宣传橡胶的重要性及战略价值、产业前景等，提高了公众对橡胶的认知程度。其中，《申报》和《新闻报》是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刊载的橡胶产业信息包括贸易、市场行情、生产技术等；《东方杂志》作为较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期刊，经常报道橡胶生产、贸易、市场前景等信息，为橡胶产业的发展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国货月报》是当时宣传国货的重要刊物，大力宣传国货与橡胶产业的关系，鼓励人们使用国产橡胶制品。
一些通俗的报纸杂志也刊登橡胶种植及改良、工艺及技术等方面的文章，如《华洋月报》和《科学画报》各发表了111篇、《国际劳工通讯》84篇、《商标通讯》65篇、《实业公报》37篇等。这些报刊登载的姜士敦的《橡胶种植业之今昔》、彭光钦的《橡胶种植事业谈》、孙增爵的《合成橡胶概述》《东北橡胶公司各厂的创造与改进》、韩金鉴的《改良橡胶的硅油》等文章，促使公众对橡胶进一步熟悉、认可，最终完成了橡胶的近代本土化转型。列入小学生文库的《橡皮》一书，对橡皮的发现、橡皮树介绍、橡皮树的培植及栽培法、橡皮乳液的采集、生橡皮的处理及配合剂、橡皮的加硫法、橡皮代用品、橡皮的用途、橡皮球的制法等进行了科普式的介绍，使橡胶的价值及各种工艺都成为大众熟知且易学易掌握的知识。
橡胶本土化转型的促动因素较多，报纸杂志对橡胶种植技术、品种改良的宣传报道，以及早期林学家、农学家的实践及知识介绍、专著的出版是重要的动因。各类有关橡胶的介绍及专业知识普及，在公众心理构建及认可支持层面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坚定了国人将橡胶宝树培育成本土物种并持续改良的决心。因此，橡胶技术及品种改良知识的传播，成为橡胶本土化的推手。
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系列关于橡胶种植、培育的著作，如杨联升、赵一德、李国英等人编著的《橡胶研究》《橡胶植物的种植技术》《橡胶树育苗技术》等书，促推了橡胶本土化进程。此外，陈瑞阳、林尹、王恒昌等人编著的《橡胶树生理病害及其防治》《橡胶园土壤管理》《橡胶植物病理学》《橡胶生产技术》等书，为中国橡胶种植、病虫害防治及品种改良提供了专业、科学支撑和技术保障。
（四）近代性知识：橡胶工艺及运用的研究及报道中科学化形象的塑造
民国年间大部分报纸杂志对于橡胶关注的焦点除了橡胶的生产、制造、加工、工艺、应用等专业知识外，还包括国内外橡胶市场行情、国际橡胶工业进展等，主要采用新闻信息报道的方式。而专业的研究论著、翻译作品等，则在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杂志发表，或由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出版、流行极广的有关橡胶的书籍，有1926年方汉诚的《橡皮》，1927年周国钧的《马来半岛之橡胶事业》，1935年李宗法的《橡皮》、全国经济委员会编印的《橡胶工业报告书》、余启中的《广州之新兴工业》第1编《橡胶业》，1941年张胜权的《马来亚之橡胶业》，1943年焦启源的《橡胶种植与橡胶工艺》，1948年经济部上海工商辅导处调查资料编辑委员会编的《橡胶工业》等。这些专业的论文及著作，超越公众普及知识的层面，使橡胶具备了科学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知识的科学化形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于1915年创刊的《科学》，刊载各科学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论文、综述和评论，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该杂志常发表关于橡胶科学研究的文章，探讨橡胶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生产技术等，为读者提供了科学的视角，无形中塑造了橡胶的科学化、严谨化形象。又如《中华实业》刊登有关橡胶工业发展情况的文章，介绍橡胶的科学应用和生产技术；《橡胶》杂志则关注橡胶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包括橡胶的生物、化学、物理性质及性能、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为橡胶科学化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当然，在橡胶科学化的过程中，一些报纸杂志也让科学走近民众，让民众在通俗的层面了解橡胶的科学性内容，如《申报》《大公报》刊登的橡胶工业发展的消息，就包括了橡胶生产、贸易、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内容，展示了橡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价值，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橡胶科学化的通俗阐释及理解视角。
民国时期，橡胶的科学化形象主要体现在其性能和用途、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研究、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应用领域的拓展等方面。相关研究和应用为橡胶的科学化形象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橡胶为绝缘体，不导电流，电器工业用途甚广，用作绝缘物。橡胶摩擦后，可变为负电体。关乎橡胶之弹性、扩张性可塑与黏性之理解，完全系乎橡胶分子之立体排列方式及分子与分子间之互相吸引能力……橡胶之比重，介乎0.91—0.93之间。”另一些科学家则对橡胶的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实验和观察了解橡胶的分子结构、化学反应、物理性能等方面的特点，探索橡胶的合成方法，并开发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橡胶。
在橡胶生产方面，一些报道介绍了割胶的方法和工具、如何选择合适的割胶时间和频率，介绍如何收集和处理、加工胶乳，以及如何避免浪费和污染等。在橡胶的加工方面，介绍橡胶的炼制、成型、加工等工艺、设备与方法等，也有对橡胶制品的生产过程和性能特点、炼制的方法和设备、如何控制炼制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和时间等技术的介绍，以及橡胶炼制后成型的过程及其形状、尺寸，成型后的橡胶制品的加工处理如切割、打磨、喷涂等工艺的介绍，使橡胶的科学化形象进一步固化。
在橡胶的应用方面，民国时期的报道及研究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建筑、医疗、军事等领域，以及橡胶制品在改善生活方面发挥的作用等，为人们了解橡胶工艺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信息来源，如在交通运输方面主要介绍橡胶在轮胎、刹车片、密封件的应用及其性能、特点，在建筑领域介绍橡胶的防水、密封、隔音性能和使用情况。《小工艺：套橡胶片抬玻璃板》《小工艺：橡胶包布使铃变哑》《小工艺：用橡胶带做桌上压纸器》《小工艺：用橡胶管做化学仪器架》等宣传报道，则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被视为科学进步的化学实验，受到大众喜爱，使橡胶科学化的形象深入公众的灵魂。
总之，民国年间关于橡胶工艺的报道，涉及橡胶的生产、加工和应用等方面，为人们了解橡胶工艺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橡胶工艺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各种报道及相关研究，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橡胶的各种性能及合成利用的广阔前景，并在当时的中国塑造起了一个肩负民族工业振兴的充满现代性、国际性的科学化形象，橡胶在公众心目中一度成为科学材料的代表。正是橡胶科学化形象的塑造，人们普遍认识到橡胶具有优良的弹性和耐久性并能承受各种恶劣的环境，促进了其在交通运输、建筑、医疗、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三、潜在危机的孕育：近代橡胶生态认知缺失的后果及危害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公众的橡胶认知，大多集中在橡胶的经济战略价值、材料合成及产量提高、品种改良层面，由此塑造了近代国人的橡胶认知及理念，影响并决定了1949年以后中国橡胶的战略决策及具体实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橡胶本土化的完成及其经济效益，掩盖了这个速生的新物种在生物学及生态学上对其他生物及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社会公众沉浸在改良、优化品种，为富国强兵而努力的状态中，不仅环境及生态的概念、理念没有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生态认知中有关新物种的生态影响的意识也极为薄弱，加上橡胶种植初期的生态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时人几乎未意识到橡胶种植即将对种植区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橡胶本土化初期，生态意识及理念的缺位，国人对这个新物种生态学属性及影响的认知缺失，成为橡胶种植区环境问题频繁爆发、生态危机不断出现、生物灾害防不胜防的根源，这一时期也成为潜在危机的孕育阶段。
（一）危机孕育：近代橡胶生态认知的缺失
橡胶是近代成功引进的外来经济物种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生态变迁转向的新开端。此时，作为外来物种的橡胶，对于云南、海南、广西等地而言只是个资源性的新物种，无人关注及考虑其生态影响，中国公众对橡胶生态层面的认知几乎是空白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全球生态意识及环境理念还处于整体缺失的状态中，更缺乏科学的橡胶生态认知及意识。当时全世界对橡胶的生态认知环境理念还没有产生，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及其变迁后果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及研究，对物种生态系统尤其是新物种引进即将导致的生态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胶类植物之发现与利用虽早，品类虽然繁多，但经人工培植，尚属较晚近之事……多数种类蔓生热带之雨季森林中，人迹罕至，故其生长状态，生理习性难以探悉，加之产胶区域之土著，智识水准较低，采胶方式简陋，鲜有注意适宜之胜利培育，每多滥伐不已，任意摧残，以致多数种类几濒毁灭绝迹。”全世界对橡胶的生态影响还处于茫然状态，也还没有对引进的新物种进行科学评估和监管的理念及机制，无法及时发现和判断其对环境影响的程度，根本无法塑造生态意识。
早期橡胶引种虽然关注到了引种区的环境对橡胶树生长的影响，但却忽视了橡胶树种植对土壤、水源、气候及生物多样性、区域生态系统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是在橡胶的研究著作中，也没有系统提及橡胶生产制造带来的环境影响。虽然民国时期的报道及专业著作（含翻译论著）经常提到橡胶树的种植、割胶、收集胶乳等过程，介绍橡胶树的生长环境、种植技术、割胶方法等，以及如何收集和处理胶乳，一些报道及论著还会提到橡胶树需要特定的气候、土壤和光照条件才能生长良好，强调种植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地点，并进行适当的施肥和灌溉，“晚近各主要胶产区对于胶类植物之生长状态以及生理习性，业经予以密切之注意焉。生长务求迅速，抗御病害能力富强，产胶期间长久，胶乳品质优美。培育蕃殖力求适合胶树之生理。”但这种橡胶环境的关注是单向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培植更适合的橡胶新品种、提高成活率及产胶量而被迫关注及研究种植区的生态环境，不仅没有主观能动地从生态及环境角度，全方位探讨橡胶的生态环境，更没有以反向的思维关注橡胶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管不少学者在考察近代经济（包括农林、工矿、交通、水利等）、灾疫（医疗、卫生）之时已向气候气象、地质土壤、江河湖海、动植矿物、病毒细菌、粪秽垃圾等自然因素和环境问题投去应有的一瞥……但其命意、叙事和论说基于各门专史的学理，而非以整体观察和系统解说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为鹄的。”
其次，橡胶种植区域及数量的局限，使其生态负面影响尚未彰显。当时橡胶种植技术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橡胶品种的改良及优化技术也处于探索的起步阶段，橡胶树种植范围及面积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水源充足、降雨充沛的热带雨林区，在雨林生态系统中长期保持自然演替态势。小区域、少部分地区的种植，还不足以对整体雨林生态系统及环境造成大的威胁及改变。换言之，民国年间橡胶种植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效应还没有显现，时人当然不可能关注，更不可能将关注橡胶经济价值和工业应用价值的目光移向其生态影响。
再次，时人的橡胶认知具有片面性。民国时期是中国橡胶工业起步及发展的初期阶段，种植成活率较低，橡胶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橡胶的认知较片面，多集中在橡胶的经济利用价值层面，尤为关注橡胶作为军工战略物资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价值，“橡胶工业在我国尚属幼稚，但其进步极速，如予以相当之扶掖与奖励，其前途当可有莫大之希望……1910年后，橡胶工业在各工业国家均大有进展，今已成为世界重要工业之一……为政治之工具……方今世界各国，咸努力于橡胶之自给，亦足征橡胶争夺战之为期不远矣。”橡胶种植区的人更关注其是否能移植成活、产胶出胶量如何、能否生产出产品、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如何等。极少有人对橡胶在种植及生产制造中对生态及环境造成的积极的、负面的影响进行思考及探索。与橡胶专业研究及知识传播、国人关注焦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橡胶认知的时代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最终导致了生态影响及认知的全方位缺失。
第四，缺少一线“橡胶人”的记载及报道。橡胶知识的传播者、橡胶信息的塑造者缺乏实地考察及国际交流，缺少对橡胶全面客观的实际观察调研、及时有效的前沿信息的掌握。民国时期，因交通、经济、技术的限制，除橡胶种植者、生产者外，社会各界人士对橡胶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文本资料和口耳相传，缺乏第一手的数据和实地考察的资料，虽有橡胶工业的调查报告，但没有橡胶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内容。从全国经济委员会1935年编印的《橡胶工业报告书》就可见一斑，报告共五章，是“由政府研究机关供给各厂以科学知识及他项必要之补助、平衡国内外厂商竞争能力之方策”，但没有涉及橡胶环境影响的只言片语。
同时，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国际交流相对较少，缺乏国际合作，对橡胶及其生态影响的前沿研究的了解、认知，也较为有限，对美国、英国、荷兰、马来半岛等地橡胶工业情况的介绍，也只停留在新闻及普及知识层面，没有实际的交流及相关活动，影响了生物学家对生态前沿研究信息的及时汲取。
（二）危机动因：近代橡胶生态认知缺失的后果
从环境史的角度看，很多生态变迁不良后果的呈现都具有延时性特点。橡胶种植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一般都是滞后一二十年才逐渐呈现。虽然有的橡胶种植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生态破坏的初步表现，但对生态基础良好的热带雨林生态区而言，小区域的水环境、气候环境及土壤肥力的变化，没有引发明显的后果。甚至部分种植区沼泽积水的消失，还被认为是橡胶种植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让橡胶生态认知缺失的消极后果显示被进一步延滞，不仅在后来橡胶扩大种植时没有受到关注，也为种植区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隐患。故对橡胶生态认知缺失导致的生态危机、环境破坏乃至生态灾害等后果，应有全方位的认识。
一是橡胶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因生态破坏认知缺失，橡胶林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后果未引起关注，一些可以提前预防的生态危机在没有任何管理及预防的环境中孕育、累积。同时，因缺乏对橡胶植物生理的系统深入研究，在民国时期橡胶林的种植和管理中，胶林区的生态及环境状况几乎没有记录反馈及专门研究，导致橡胶林生态系统遭受持续性破坏。如为扩种橡胶，过度、持续性砍伐雨林；为保障高出胶量，过度施肥、灌溉；为消除病虫害过度使用农药等，都对胶林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二是胶林区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危机。橡胶林扩种及雨林减少，使森林的生态平衡被破坏，许多依赖雨林生存的植被、动物乃至微生物散失栖息地，种群及数量迅速减少。橡胶在割胶期对水、肥、光热的需求量极大，胶林区的水、肥、阳光几乎被胶林吸收，其他植被、微生物因之枯萎死亡，甚至导致种群灭绝，雨林区原有的生态系统自然演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土壤微生物也会因过度施肥和灌溉而受到抑制，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减少。
三是破坏原有的土壤结构，导致土壤侵蚀、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橡胶林与雨林对土壤的涵养能力有巨大差异，虽然雨林砍伐后立即种植橡胶，但胶林间距导致地表裸露，在季风性降雨季节，裸露的地表和疏松的土壤容易受到水流的冲刷，导致土壤肥力及表土层的流失。橡胶俗称抽肥机，在种植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橡胶树对土壤肥力的消耗，土壤肥力处于持续性下降中。橡胶林还破坏了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质量下降，既影响了橡胶树的生长和产量，也影响了胶林区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对胶林生态系统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四是区域气候的变化。橡胶林的扩大对区域气候变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过度砍伐雨林和过度施肥、灌溉会导致土壤水分蒸发量增加，土壤中氮、磷等元素的释放并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被称为抽水机的橡胶树对水资源的消耗极大，不仅改变了胶林区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分布与总量，也改变了胶林区的水域面积及水蒸发量，空气湿润度逐渐变化，最终导致橡胶种植区有雾日数量减少、四季温差加大及相对湿度下降，进而更深入地影响胶林区的生态环境。
五是橡胶种植区自然灾害、生物灾害频次增加。民国时期橡胶生态认知的缺失，使橡胶林的种植和管理缺乏生物类型及结构、生态学、灾害学等方面的科学依据，忽视了橡胶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及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的加剧，不仅孕发了各类气象灾害，也使病虫害等生物灾害频次逐渐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植胶区逐渐演变成生态脆弱区，成为物种入侵的高发区、生物灾害的重发区，对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期被忽视的另一类来自近代新科技引发的灾害，是早期的水、空气及土壤污染。20世纪四十年代后，在橡胶树种植及病虫害防治中，开始引入化学农药及化肥，不仅对橡胶生态产生负面影响，还对土壤、空气、水源及其他动植物造成污染和破坏。橡胶制品在生产和制作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也对环境及生态造成了极大污染和破坏。
随着橡胶需求量的增大，橡胶产业逐渐在经济发展处于更重要地位，但橡胶生态认知的整体缺失状态依然持续存在，导致了胶林区生态系统的持续性破坏，孕育了一系列的生态灾害，成为橡胶种植区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根源。
（三）贻患后世：近代橡胶生态意识塑造未完成的危害
民国时期对橡胶生态认识的缺失，致使生态及环境的近代知识启蒙与环境保护理念的宣传与普及工作没有开展，即便个别有识之士短期内关注到橡胶生态问题，也没有详细的论述及宣传，说明中国近代橡胶生态意识的塑造没有进行及完成。当然，世界其他橡胶种植及生产国也没有完成。其他同期引种的诸如咖啡、可可、烟草、金鸡纳、棉花等经济作物，也没有任何生态效应的介绍及宣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新物种生态意识塑造的空白期，这是近代物种生态思想起源及发展中的遗憾，由此孕育了近现代物种生态环境变迁带来的严重危机及灾害性后果。
一是导致了认为新物种引种是一种普通、常见行为的习惯性理念的形成，同时也导致新物种生态影响的社会认知及考量意识也习惯性缺乏。橡胶是具有巨大经济及战略价值的新物种，社会各界对其关注远超其他物种，橡胶生态意识未能塑造，其他引进的新物种生态效应也习惯性地未受关注。不仅近代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也如此。这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物种人为移民的普遍性、习惯性认知及其生态盲区的长期性存在，因此，人为或自然发生的物种入侵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监测及预警理念与措施，这是导致现当代物种入侵愈演愈烈的潜在诱因。
二是导致近代环境管理及政策的缺失。在民国时期橡胶生态认知缺失、生态管理空缺的背景下，橡胶的价值及优势成为唯一被关注的焦点，国人在无意识中忽视了其潜在的威胁，形成对橡胶积极价值的固化认知，导致橡胶生态认知的全民性缺失，致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推行不同的措施，确定治国理政的思想及原则时，只注重经济效应及社会、战略价值。橡胶生态负面影响的零关注成为全民性的无意识选择，使近代中国缺乏更长远的关乎民族、国家未来根本的生态及环境的思想意识，致使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而环保制度建设的滞后成为日后橡胶盲目扩种引发环境问题及严重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三是影响了近代生态法制的建设。中国自古就有环境法制的优秀文化传统，清代及民国年间也制定了不少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习惯法及乡规民约，处于生态法制的持续性健全及完善过程中。但因橡胶生态意识没有得到塑造，橡胶种植区的少数民族基层法制缺乏保护新物种种植区生态环境的机制，地方的官方法制也缺乏相应的内容，导致新物种引进长期缺乏应有的法制监管机制，影响了中国近代生态法制建设的进程及内涵的丰富与完善。
四是近代民族危机中的知识生产及思想文化近代化存在生态盲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关注橡胶的经济战略价值势所必然，但在知识生产及思想文化发生近代化转型之际，缺少了对新物种生态效应的关注。追根溯源，近现代新物种生态后患的源头，就是近代新物种生态认知及其理念存在盲区。而民国时期新物种生态意识的全民性缺失，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生产及国民思想塑造中的缺陷，也反映了近代思想文化生成中传统理念与现代新文化衔接的内涵空缺，这也是近现代物种入侵及生物灾害孕育的根本性原因。
结语
民国时期橡胶在中国的成功引种及其诱人的经济战略价值，引发了国人的关注，报纸杂志及知识分子从不同视角对橡胶进行了介绍及研究，塑造了橡胶的益树形象及国人的认知惯性，但橡胶的生态影响及潜在危机却未引发关注，成为中国近现代生态危机孕育、发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辽阔山川大地、海陆疆域上发生的几乎所有近代中国故事———不论民族觉醒、政治革命、经济变迁还是社会转型、文明更化、精神重塑……都直接或间接关联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并非寂然不动的僵硬舞台，许多自然要素和环境问题曾经能动介入、参与了近代历史故事情节。”
民国时期国人橡胶生态意识的缺失带来极大的生态隐患及危害，成为中国近代新物种本土化后引发生态灾患的典型案例。橡胶在热带雨林区域大规模、单一化种植所带来的负面生态效应，一度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及批判的焦点。百余年来橡胶生态形象不断变化，学界研究经历了从肯定橡胶生态和经济战略价值到怀疑、否定的过程，反映了橡胶中国化后生态认知从无到有的变迁历程，也反映了近代新物种的巨大生态影响。印证了任何环境问题的发生都有孕育、开始到显现的过程，橡胶的环境认知、生态意识的形成也存在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民国橡胶种植引发的生态及环境影响是长期的，很多胶林区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根本性破坏，本土生态恢复、生态重建绝非短期能完成，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建、物种多样性的恢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的。这说明生态认知及意识塑造在生态文化生成及传承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要彻底重建近代以来就开始被破坏的本土生态系统，发挥其天然生态屏障作用，不仅需要制度、法律保障，更需要生态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内化，需要进行生态知识的生产、普及与教育，也需要进行生态认知、生态理念、生态文化的塑造。
近代橡胶生态认识缺失的后果及其对当前生态文明理念及意识养成的资鉴价值所在，就是提高公众的生态认知，塑造能够对公众及社会起到引领作用的生态意识及环境发展理念。在生态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进行生态文明系统知识的生产，生态思想及理念先行，加强公众生态意识的培育，提高社会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加强科研和技术创新，重视新物种的生态认知及意识、理念的塑造在生态变迁中的积极影响。既要关注新物种对区域生态系统的长期性影响，也要关注新物种本土化以后对本土生态系统的短期改良及灾难性冲击。在物种生态意识的内涵及形象塑造中，发挥其对生态治理、生态修复实践及行为模式的巨大规范性潜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人文理念及系统知识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