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最初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是从生态风险开始的，由于20世纪70年代所倡导的“零风险” 环境管理政策逐渐暴露出弱点， 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环境策略，“风险管理” 观点逐渐被引入环境管理政策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环境策略。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生态问题频频出现， 生态安全研究呼之欲出。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会在1987 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 随后Myers（1989）、Mathews（1989）等学者拓展生态安全的范畴。1991 年8 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之内， 随后联合国、英国、北约、德国等国家和组织先后发表同类报告， 这标志生态安全正式进入公共政策领域。

        国外没有专门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的文献， 但从生态安全最低评价标准、自然生态保护、生态保护协议等方面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子。例如，1997 年美国农业部提出保护性缓冲带， 这与生态保护红线有类似功效。国内研究基本是遵循国外研究脉络，我国对生态安全研究最初是从自然科学视角展开的，之后呈现多元化研究状态， 其中涉及到国家安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研究（曲格平，2002；王如松、欧阳志云，2007；逯元堂、吴舜泽、王金南等，2006）。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划定生态红线”任务，国家层面首次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提出生态保护红线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再次提出生态保护红线。饶胜等（2012） 系统阐述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特征以及划分类型等。王灿发、汪钦辉（2014） 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我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制度创新， 已经进入国家政策层面， 在2014 年4月的《环境保护法》修改中进入法律层面， 形成法律制度。此外， 部分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方法进行研究（顾仲阳，2013；高吉喜，2013；王金南等，2013）。 2014 年环保部印发《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技术指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定义、类型及特征、技术流程与方法等进行研究， 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研究的兴起。

       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制度建设正式全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