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森林思想发展脉络探析
樊宝敏
摘要:先秦时期，受五行和天人关系思想影响，诸子们提出了仁者乐山、森林以时禁发等主张。在秦汉至隋唐时期，随着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思想家们提出了人工种植竹木、桑果以满足百姓物质生活需求的建议;同时，森林的宜居功能受到重视，森林哲学和森林美学思想得到发展。在宋至明清时期，林业政绩考核的思想和制度得以建立，深化了对森林佐食、入药、园林、护田、防水灾等功能的认知。近代时期，在遭逢水旱灾害以及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学者们放眼看世界，提出发展林业教育、振兴林政、大规模造林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林业思想从以木材生产为主逐步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提出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城市林业、森林美学等思想和理论蓬勃兴起。
关键词:森林思想，历史时期，发展脉络，中华文明，中国
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度，森林生态保护及森林合理利用等森林思想源远流长。中国林业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积淀了丰厚的森林精神文化。森林思想是关于人与森林关系的深度思考，是在人类利用和培育森林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国外重视对生态思想史的研究，不少学者还专门研究了中国的生态思想。我国学者张钧成、王传书、熊大桐等虽对中国林业思想史问题进行了一定探讨，但多局限于一定时期、某些人物，缺乏全面系统性和历史贯通性研究，未能进一步揭示不同时期林业思想的特点、发展动力和影响因素等。对中国森林思想史历程进行研究和梳理，将有助于增加林业史知识，坚定生态文化自信，认识森林的价值，做好林业工作。
1 先秦时期森林崇拜和保护思想
在史前时期，中国人将具有“兴云布雨”功能的龙奉为神物加以崇拜。在传说为黄帝时代的作品《弹歌》中，“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描绘了森林狩猎的情景。从夏代开始形成社木崇拜的习俗，所谓“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社木受到保护，周文王《伐崇令》有“无伐木”的规定，《六韬·略地篇》云“社丛勿伐”。《诗经·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则是最早的保护人文古树的诗作。
殷周之际形成的阴阳学说用阴阳2种对立的因素来说明世界万千事物。《周易》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事物的变化永无停止，“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五行”说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木”主生，代表生命，属东方，属春季，居五行之首。由此形成了五岳神山崇拜的传统。
春秋或之前成书的《夏小正》及后来的《礼记·月令》记载了物候知识及相应的生产活动，表达了应天顺时的思想。春秋时代，管子从富民强国的角度出发，认识到经济富足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强调“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他鉴于历史上“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的惨痛教训，主张“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并认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民爱物，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并对松柏不畏严寒的品格予以赞美，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还深刻认识到森林的增雨效应。《礼记·孔子闲居》云:“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儒家强调对山林资源的适时取用。《孟子·梁惠王上》言:“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中有许多保护生态的思想，而且做出一系列制度性的规定。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月令是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家的生态观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老子》中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还认为人类的许多活动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违背了道德，故主张“无为”和“道法自然”。“无为”并非不要做事，而是不要去做任何盲目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事。《庄子·知北游》中则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古代的生态思想主张对生物资源取之有度、用养结合、永续利用。《吕氏春秋》中认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因此，“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陶朱公术》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髡，指修剪树枝。这是较早的森林永续利用的思想。
2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森林培育和利用思想
秦始皇为了统一文字、统一思想，采取“焚书坑儒”的措施，但对“种树之书”不准烧，从而使记载农林业技术的书得以保存。汉代诸帝多发布诏令劝民种树，发展农林业。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本，……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种树”主要指种植农作物，也包括桑、榆等经济树木。汉宣帝曾下诏要求保护野生动物:“诏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下乌，具为令。”即禁止在不当时间打鸟、掏蛋。
汉代贡禹已认识到森林防止水旱灾害的作用，提出:“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在生态伦理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明确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子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作为治史的目标之一，认为农、虞(即林)、工、商是国家经济的四大支柱;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淮南子·主术训》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树以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淮南子·齐术训》则提出:“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王充认为“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种葵韭，山树枣栗，名曰美园茂林”(《论衡·量知》)，主张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渔业。《氾胜之书》论述了桑树的育苗、桑麻间作技术。枚乘《七发》写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苹，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表明当时对森林养生作用已有所认识。
西晋嵇含著《南方草木状》，记载了华南地区80种植物，是中国最早的地方植物志。书中有劳动人民利用一种蚂蚁消灭柑橘害虫的生物防治记载。陶渊明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在
《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幅世外桃源的人间乐土，反映了作者对残酷动乱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展示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动人画面。东晋郭璞《葬经》提出了著名的“风水”理论，认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经曰: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强调了水、林等生态环境要素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南朝宋戴凯之作《竹谱》，记述了竹的性状和70多个品种，表达了对竹的赞美;基于“人之所知，事生轨躅”的认识论，提出“行路所见，兼访旧老，考诸古志”的林业调查法。魏收的《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均田制”，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北魏贾思勰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批判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观点，他的《齐民要术》“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其中记述了园篱、林木栽培、伐木等技术知识，创造了“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的林业研究方法。北魏郦道元重视河流湿地的作用，通过博览群书和实地考察撰写出的《水经注》记录了1252条河道;以此为纲，还记述了城池与湖泊的分布与变迁，以及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风俗民习等，对于生态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南朝谢灵运著《山居赋》，全面总结山居之乐，称“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他用诗描绘了山水森林之美:“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他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主张“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表达了对生态的关注。
唐朝的森林思想在哲学、美学、茶学等方面均得到发展。吴兢的《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论述治国经验时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将植树原理运用于治国之道。唐代著名诗人、思想家白居易重视山林川泽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策林·养动植之物》中明确提出“养之以时，取之以道”的主张，强调“养动植之物”之利“以丰财用”。中唐著名思想家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对当时的种树经验进行总结，得出了“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的结论，即种树要顺乎树木天然生长本性以及遵循树木生长的特点进行栽植和管理。唐代诗人杜牧有诗赞美森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因为有了森林的季相变化和物候交替，才使得山色四季不同，呈现出生命变化之美。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的诗句写出了观察到的香炉峰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紫色云烟、因降水形成的瀑布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象。杜甫《春夜喜雨》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则描绘了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回暖、白天蒸发渐旺而产生的夜间下雨、滋润万物的喜人情形。他们用诗的形式描述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陆羽著的《茶经》是一部现存最早、最完整研究茶文化的专著，阐述了茶叶历史、产地、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等知识技术，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五代时期，韩鄂著《四时纂要》，按月叙述农家活动，对大田和园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包括果树嫁接、种茶树、种菌子和养蜂等我国最早的记载。前蜀王建907年称帝，《蜀檮杌》载其“劝课农桑，轻省徭税”。南岳高僧玄泰禅师目睹普济在《五灯会元·卷六》中描绘的“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滋甚”的场面，乃作《畲山谣》:“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松杉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雀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岸出，芝兰失根茅草肥。年年斫罢仍用锄，千秋终是难复初。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皇帝得知后，下诏禁止乱伐。薛居正所著《旧五代史》记载，后梁时，张全义为河南尹，在洛阳一带曾“课部人披榛种艺，以栗易牛，岁滋垦辟”。
3 宋、辽、金、元、明、清时期森林经济和救荒思想
宋太祖重视造林，并建立相关政绩考核制度。建隆二年(961年)春，诏令“重申周显德三年(956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令长吏课民种植，令佐以春秋巡视其数，秩满赴调，有司第其课而为之殿最。”这个政绩考核制度开创了我国林政史的新篇章，并为宋朝各代所遵循。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自少年时代即喜植松。苏轼《戏作种松》诗云:“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岗。”苏轼对陕西凤翔“有山秃如赭，有水濁如泔”甚感痛惜。苏轼更重视竹类与人们精神文明的关系，其《雅潜僧绿筠竹》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洪迈反对大兴土木，滥伐森林，指责历史上秦始皇、隋炀帝大兴土木、奴役人民、破坏森林的行为，抨击宋真宗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他在《容斋随笔·宫室土木》中说:“沈括笔谈云，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他处可知矣。”宋代哲学家张载继承前人思想，所著《正蒙·乾称篇》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在森林审美方面，北宋画家郭熙《山水训》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此外，陈翥撰写《桐谱》，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述桐树的科技著作。蔡襄作《荔枝谱》，韩彦直撰《橘录》，欧阳修撰《牡丹谱》，对这些果树或花卉进行专门研究阐述。白果成为贡品，银杏得到梅尧臣、欧阳修等文学家的推崇。
元代农学家王祯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植树造林是利民兴国的大业，提出“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卫文公之所以兴其国也。”他继承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林业经济思想，论述“种植之利博矣”。其文《王祯农书》载:“古人云:木奴千，无凶年。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自生自长，不费衣食，不忧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余可以易换诸物。若能多广栽种，不惟无凶年之患，抑亦有久远之利焉。”他从农民切身利益着想，鼓励农民大力植树造林，指出“夫以王侯之富且贵，犹以种树为功。况於民乎?”王祯还把领导植树造林视为“政教之本”。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强化以农为本思想，洪武三年(1370年)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并多次命令百姓多种桑树、枣树、榆树，发展经济林。朱橚提出保护森林生态以利备荒和救荒的思想。1406年他在《救荒本草》中收集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王阳明继承“天人合一”思想，提倡“仁民”“爱物”。他在《大学问》中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就是说由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爱人就要爱物，包括爱惜有生命的鸟兽草木，也要爱惜没有生命的瓦石，实现了从哲学到生态伦理学的过渡。1547年前后马一龙著的《农说》提出“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的观点，是我国第1部运用哲学观点阐述农林业技术的著作。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包括树艺、蚕桑等门类，辑录了古代农书的许多内容，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并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是内容丰富的农业科学巨著。文震亨著的《长物志》是明代园林著作。关于选址和室庐建造，他认为“居山水间者为上……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在园林植物配置方面，他说:“繁花杂木，宜以亩计。乃若庭除槛畔，必以虬枝古干，异种奇名，枝叶扶疏，位置疏密。或水边石际，横偃斜披;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独秀。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明崇祯四年，计成在《园冶》中提出造园的基本原则是“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同时要保护古树，使园内“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理论对明清园林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森林旅游探险方面，徐霞客经过30多年旅行，写出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包含了大量森林地理学、森林旅游学等知识。李时珍用27年时间著成《本草纲目》，集本草学之大成，全书编排体现生物进化思想，论述了1892种药物，其中植物1094种，木本植物265种。
清代诸帝关于林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多有诏令。顺治“十五年(1658年)覆准，桑柘榆柳，令民随地种植，以资财用”。康熙十年(1671年)覆准，“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误农时，毋废桑麻。”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谕令:“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量度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亦为民利不小。”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谕:“朕御极以来，轸念民依，于劝农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导小民，时勤树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览该抚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内，已种树百余万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辅，为南北往来之冲，并未闻有教民种植滋事繁扰之处。安见豫省之法不可仿行于他省耶?”乾隆七年(1742年)谕:“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
清初陈淏子《花镜》记载了300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强调“人力可以夺天功”的思想。鄂尔泰等编纂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记述了果、材、竹等林木的栽培方法。李渔《闲情偶寄》有关于园林植物养生的论述。俞森认识到森林的多种效益，倡导广泛种树，撰文《种树说》提出:“余闻之，百岁树德，十岁树木。”“余尝计种树之效，其利有八。”“夫地道敏树，最易者无如枣、柿、榆、柳。……使众邑之中，各有贤令长，下一令曰:户无分上下，一家种枣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种及广栽杂树者旌之。不如令者罚无赦。”农学家杨屾把林业看作大农业的一个方面，在《豳风广义》中说:“农非一端，耕、桑、树、畜，四者备而农道全矣;若缺其一，终属不足。”梅曾亮对“棚民”滥垦山地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在《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中认为:“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下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二雨未毕，而砂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圩不可贮水，毕至畦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赵仁基认识到长江“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的科学道理。鲁仕骥在《备荒管见》文中阐发了森林保持水土以及森林保护农田的思想。他认为，“培山林”是备荒的一项重要措施，其原因是“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蓄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清前期林业思想表现出由传统向近现代演变发展的趋势。人们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关于森林与人类关系的认识已不限于经济方面，而且开始注意到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无论是在农本思想、风水思想中，还是在森林防灾和森林多效益思想中，都可体现出来。
4 近代时期森林科技和培育思想
清代后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思想，在林业方面注重研究和介绍国外的森林资源和林业发展情况，开创了学习外国林业的先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华辉上奏折提出通过采取奖罚措施发展林业的建议。他在奏折中说:“水利之于种植相因，功用亦相济而成。嘉树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灾。而根蟠土中，叶盖地面，当大雨时行，高处泥沙不致随流而下。凡壅压田亩、淤塞河流之患亦可减轻。”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提出一系列发展农林业的措施，包括修农学、译农书、设农官、办农校、农林试验场、选派学农留学生、劝谕各地官绅采用新法发展农林业等4758－4761。从1902年开始，京师大学堂设农业科林学目，直隶和山西高等农业(林)学堂设森林科。张之洞于1903年拟定“癸卯学制”，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各类学堂，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了发展林科教育以培养林业人才的方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御使赵炳麟上折奏，主张振兴农林业，强调首先对森林资源和宜林地进行详细的调查，然后由农工商部制订切实可行的章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公有统筹”的林业思想，强调发展农林教育、发展林业、改造沙漠。《大同书·公辟》中说:“农场、林圃、花囿、果园……徧于高山绝岛间……名山尽辟为公园，……盖处处皆有沙漠之地……则引之铁管，导以流泉，……遍植草树，将多雨泽，渐可使沙漠化为壤土。”光绪初年，福建省官员程听彝制定《福建省劝民种树利益章程》，陕甘总督陶模制定《劝谕陕甘通省栽种树木示》，都对种树的利益和有关林业政策作出明确说明和具体规定，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
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发展林业列入“实业计划”，主张大规模地造林。他通过分析中国森林的分布情况发现北部和中部最缺少森林、水旱灾害严重，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认为大规模造林是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1917年，中华森林会成立。林学家凌道扬说:“林政对于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对增加财政、提供工业原料、利用土地、改善生计、获得间接利益等方面有重要关系，振兴林政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他还提出森林的间接效益(即生态效益)，并重视发展林业教育。植物学家钱崇澍1923年著《森林之种类与分布》，1937年出版《中国森林植物志》。著名林学家、教育家陈嵘提出:“我国荒山遍地，极应兼重林业，以利用荒地造林，增加生产，而为复兴农村之一大助力焉。”为此，他编写了多部树木学、造林学著作，并创设多处林场大力开展造林实践。陈嵘认识到，为发展林业政府务必要重视林政。林业教育家姚传法强调必须严格以法治林，并较早地提出长江、珠江将可能变成黄河的观点，主张发展森林保持水土、振兴林业教育。林学家郝景盛《森林与水旱天灾之关系》在论述森林与水旱天灾的关系时认为，“森林较多的地方，雨量亦多”“森林可以调节水源”。他主张治理长江、黄河的办法是在上游各支流区域内大规模造林。郝景盛在1947年著《森林万能论》，从多角度论述森林与木材对国家的重要性。
5 现代时期森林生态与多效用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林业工作，提出一系列林业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指导方针，为林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在学术界，首任林业部长梁希先生向全国林业人提出了“无山不绿，有水皆青，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绵绣，把国土绘成丹青”的奋斗目标。郑万钧围绕“科学造林”问题、吴中伦针对“林业区划”问题提出了理论和建议。但由于受时代所限，至20世纪70年代末，林业思想在总体上主要是围绕木材生产和可持续利用而展开论述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森林的生态效益在社会上受到空前重视。邓小平倡导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江泽民提出再造秀美山川的战略思想。在学术界以黄秉维和汪振儒为代表，开展了一场关于森林作用问题的大辩论，促进了社会对森林功能的科学认识。此后，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理论越来越多。董智勇1990年研究并论证了“生态林业”思想。1992年雍文涛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林业分工论”，主张按森林的用途和生产目的把林业划分为商品林业、公益林业和兼容性林业3大类，其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提高林业经营的效率。张建国和吴静和著《现代林业论》，沈国舫撰文“现代高效持续林业”，江泽慧著《中国现代林业》，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林业现代化发展理论。2002年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提出了“三生态”的林业发展理念。
2002年之后，林业思想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胡锦涛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重要林业和生态思想。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吸收林业战略研究成果，确立了新世纪加快林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明确提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要赋予林业以基础地位。”新时期的中国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与新的社会需求相适应，城市林业、森林公园、森林康养、森林文化、森林教育、森林美学等新思想、新理论蓬勃兴起。
6 总结
综上所述，森林思想在我国不同时代既传承又创新，理论表述和关注的重点都发生了变化，表现出不同时期的鲜明特征。先秦时期，受五行和天人关系思想影响，诸子们提出了仁者乐山、森林以时禁发的主张;秦汉时期，随着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思想家们则提出了人工种植竹木桑果以满足百姓物质生活需求的建议;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战乱的影响，思想家们重视森林的宜居功能，提出了归隐山林、过田园生活的理想;隋唐五代时期，受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森林哲学、森林美学思想得到很大发展;宋、辽、金、元时期，政教合一，林业政绩考核的思想和制度得以建立;明、清时期，对森林功能的认知不断拓展，森林佐食、入药、园林、护田、防水灾等功能受到重视;近代时期，在水旱灾害、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学者们放眼看世界，提出了发展林业教育、振兴林政、大规模造林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林业思想从以木材生产为主逐步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强调全面发挥森林的多功能、多效益。
森林思想与时俱进、变化发展，主要受实践、生产力、环境、文化、人的需求等因素影响:1)实践积累是林业思想发展的动力。随着实践范围的拓展，人们认知森林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人类关注的视野从利用天然林转向培育人工林;栽培树种从桑树发展到竹类、桐树等;对森林价值的认知从用材、薪炭、经济果木扩展到栖居、审美、园林、游乐，再到现代的生态效益和多种功能。2)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林业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原始文明时代，产生了自然崇拜和保护生态的意识。在农业文明时期，农本思想占主导地位，林业思想成为农本思想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直到80年代，发展林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木材、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进入21世纪，以生态建设为主被确立为国家林业发展的主导战略思想。3)环境的变化是林业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外在动力。天然森林资源从古到今由多到少，迫使人们从利用天然林转向培育利用人工林。在人为和自然力双重作用下，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沙漠化、水旱灾害、沙尘暴频繁，威胁人类生存环境，驱使人类思考破坏森林的后果，深化认识森林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功能。城市的发展也导致了森林城市、森林旅游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4)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林业思想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促进了魏晋时期与森林相关的隐居、禅修、玄学、茶文化等思想的形成。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影响，森林进化论、生物学、生态学等林业科技思想不断渗透，与中国传统林业思想融合发展。5)人的需求变化是促使林业思想进步的源泉。在温饱不能解决的时代，人们更多地关注森林的衣食等生活保障功能;在温室效应、环境污染、雾霾、荒漠化、物种灭绝成为公害的时代，人们则关注森林在固碳、净化环境、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功效;在物质文明和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之后，人类则开始谋求森林对人类的更多福利，扩大森林对人类精神、健康、审美、文化等方面的惠益，让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更加宜居、舒适和美好。
面向未来，森林问题将成为关乎人类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当代，森林资源严重不足已成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最大制约。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人工造林和林业建设，中国森林资源数量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森林数量、森林质量、森林效益仍然较低，还远未达到森林国家的水平，与林业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坚持不懈地发展森林，将是中国林业建设的核心问题和长期任务。
建设森林强国、美丽中国要靠文明的传承。传承和挖掘中国森林思想可以为当代生态文明和林业建设服务。森林思想是人类对森林与自身关系认识的结晶，受时代局限不可避免会有不全面甚至错误的认识，正如风水学说中的迷信成分。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掩盖其持久价值，尤其是作为一种敬畏自然、热爱森林、天人和谐的民族精神，具有极其可贵的文化传承价值。在森林康养、森林游憩等林业新业态方兴未艾的今天，古代森林审美、生态文学、山居、森林食品药品、园林花卉等传统知识积淀深厚，大可发掘利用。林业文献和历史文化具有博物学、文物学价值。不论当代林学产生什么分支，总能在传统中找到根脉。建设森林强国、美丽中国还要靠文明的创新。传承的目的在于创新和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新需求不断创新中国森林思想理论，促进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森林文化氛围，使人人以林为宝、以林为美、与林共生。要全面认识森林的价值，在实践中做好森林经营工作，提升森林的综合效益，建设森林中国。要用森林理论创新成果推动林业实践的飞跃。理论创新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围绕实现“森林中国”这个目标，一方面应“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将古今中外诸多零散而有真知灼见的森林思想之花收集起来，汇聚成相对完整的森林思想体系。总之，要以科学完整的新的森林思想体系指导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之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