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作为我国仅有的使鹿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与驯鹿相关的生态知识，并将其内化为本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历史发展脉络，聚焦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的多次搬迁轨迹，解析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其与驯鹿间关系的变迁，由此探讨不同时期鄂温克人对驯鹿生物特性的认知和文化含义的理解。结合对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探访调查，考察生态环境改变、生存场域变化、外来文化涌入等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分析其遭遇的困境和背后的原因，并以此为案例思考环境变化与民族文化适应性和延续性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鄂温克族；驯鹿；生态知识；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林航，博士，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入选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浙江省高校“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151人才第一层次、杭州市全球引才“521”计划。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作为我国仅有的使鹿民族，把驯鹿(Rangifertarandus)作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探索并积累了独特的饲养、管理和治愈驯鹿疾病的本土知识，有效保持了驯鹿种群的生存和稳定发展。另外，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也将驯鹿融合进自身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构建中，将其视为鄂温克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带有鲜明驯鹿风格的民族特质。自1957年以来，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经历了四次集中搬迁，从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搬至满归，后又迁于敖鲁古雅河畔，并最终移至根河市郊。从迁徙于山林到定居，鄂温克人的生活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提高。然而，这样的搬迁也使得鄂温克人和他们的驯鹿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场域，加之外来文化的涌入，导致传统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传承陷入危机，其中一部分人更是选择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到森林，以继续原有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
本文关注多次搬迁给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多重影响，通过梳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从“居而不定”到“定而不居”再到“居定并存”的变迁脉络，解析不同时期鄂温克人对驯鹿生物特性的认知和文化含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2011年春对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探访调查，重点考察2003年生态移民搬迁前后的变化，分析其遭遇的困境和背后的原因，并以此为案例思考环境变化与民族文化适应性和延续性的紧密联系。
一 鄂温克驯鹿驯养在我国的分布和发展
根据贝加尔湖附近赤色砂岩上的狩猎驯鹿图和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博物馆收藏的安加拉河流域出土的驯鹿化石，普遍认为人工饲养驯鹿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俄国历史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提出驯鹿文化的传统源于北方通古斯。按照史禄国在书中的描述，任国英教授将“通古斯”定义为鄂温克族群或鄂温克－鄂伦春族群。鄂伦春人曾经为使鹿民族，“鄂伦春”一词的本义亦为“使用驯鹿的人”。但18世纪中期时，鄂伦春人引入了马匹，并逐渐以马代鹿，从驯鹿人变为骑马的狩猎人。由此，鄂温克族(俗称使鹿鄂温克)是目前我国境内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其继承的驯鹿文化最古老也最深厚，而我国的驯鹿也仅见于大兴安岭西北坡林区。
“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自称，鄂温克语意为“俄格都乌日尼贝”，汉语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鄂温克”一词词尾的“克”，在鄂温克语中音“ki”，因而在英语中被表述为Ewenki或Evenki。此处的山林，指的是贝加尔湖以东的伊卡茨基山脉、雅布诺威山脉、维提姆台地、外兴安岭等连绵的群山和森林地区，鄂温克人称其为“俄格都”(亦称“俄格登”)。鄂温克人的祖先从公元1世纪起逐渐从发源地贝加尔湖地区向外扩张，其中一支向东至黑龙江上游、外兴安岭一带的山林地区游猎生活。随着鄂温克人与中原王朝接触增加，关于他们的记载逐渐出现在史籍中，但并未以“鄂温克”为名称，而冠之以“室韦”“鞠部”等名。从成书于5世纪的《梁书》开始，《魏书》《隋书》《旧唐书》《文献通考》《辽东志》等文献中均记录了鄂温克先民养鹿和乘鹿驭驮的特征，持续记载了鄂温克文化中驯养驯鹿的狩猎经济形式和风俗习惯。由古代传承而来的驯鹿驯养技术体系，虽经历了历史变迁，依旧为当今鄂温克人所掌握，处于活态传承之中，而很多鄂温克年长者，也依然能娴熟地掌握相关的知识。
根据历史学家吕光天的研究，17世纪初我国境内的鄂温克人主要有三支：第一支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流域使用马匹的鄂温克人，被俄人称为“通古斯”人；第二支人数最多，被称为“索伦部”，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克河和外兴安岭一带；第三支是原住在贝加尔湖西北的使鹿鄂温克人，于18世纪初迁入额尔古纳河河畔，被称为“雅库特”人。17世纪初，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再次兴起，于1640年左右接连对鄂温克人展开征讨，后清朝将大兴安岭东麓的鄂温克人及嫩江上游地区的达斡尔人等纳入八旗制，从1667年开始编佐，以佐领制取代氏族首领制，统称为“布特哈部”或“打牲部”。“布特哈”为满语，汉语意为“打牲”，因鄂温克等部主要从事狩猎而得名。随着俄罗斯在17世纪后期向远东地区扩张，鄂温克人开始从贝加尔湖畔向东迁徙，其中雅库特人的一支于约1820年越过黑龙江来到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大兴安岭北部林区，他们即为今天内蒙古根河地区的敖鲁古雅鄂温克的先民。
1957年底，根据鄂温克人的历史传承，党和政府决定将“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统一称为“鄂温克族”，并在额尔古纳河下游右岸的奇乾建立了鄂温克民族乡。1965年，鄂温克民族乡迁往孟库依河南岸的满归，并与满归镇合并。1973年再次单设民族乡，迁到敖鲁古雅河畔，更名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俗称老敖乡)。2003年，老敖乡的62户共162名鄂温克居民搬迁至根河市西郊5公里处，成立了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俗称新敖乡)。至2010年，新敖乡行政区划为1767.2平方公里，辖445户、1390人，由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满、回、俄罗斯和汉7个民族组成，其中鄂温克族232人(包括居住在外地的)。
鄂温克猎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历了艰苦凶险的战争年代，1938年至1945年，鄂温克猎民人口从253人下降至170人，驯鹿亦由853头锐减至约400头。到了1979年，经过多年发展，鄂温克猎民人数增至191人(包括在外地就业、居住的)，驯鹿达到约1080头。此后，2003年搬迁后政府曾尝试推广驯鹿圈养，并修建了48个、每个面积为35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鹿舍，但鄂温克驯鹿总数逐年下降，1993年时为904头，2004年时为603头，到2013年时仅剩526头。这些驯鹿成为我国现有的唯一驯鹿种群，它们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位于东经121°05′4″～122°53′00″、北纬51°20′4″～52°30′00″，活动范围大抵东至卡马兰河和呼玛河交汇处，南至汗马自然保护区，西至满归，北至敖鲁古雅河畔，活动面积约70万公顷。
二 鄂温克族的驯鹿生态知识体系
鄂温克人移居大兴安岭地区后，世代使用驯鹿游猎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鄂温克人很早就认识到了驯鹿的生活特性，发现驯鹿浑身是宝，用途极广。根据对鄂温克人的访谈，他们很早就养鹿了：
听说最初我们主要猎驯鹿是食用的，用鹿皮做衣服和撮罗子(帐篷)，不是把驯鹿抓过来养的。在打猎中打到的小鹿仔不舍得杀死，特别是猎物吃不完的时候。而且小鹿很招人喜欢，性子温和，喜欢与人接近，所以就把小鹿仔养起来了。我们一出生家里就有驯鹿，谁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养鹿的，驯鹿就一代代的传下来了。
从中可见，鄂温克人在狩猎过程中逐渐发现家养驯鹿是一种储备食物的手段，可以弥补猎物获取的不足。而在驯养过程中，驯鹿的其他特性也逐渐被认知。首先，驯鹿觅食迁徙的习性与鄂温克猎人在森林中游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而驯鹿能够吸引来它们的天敌，正好成为鄂温克猎人的捕猎目标，帮助获得更多的猎物。为了与驯鹿的迁徙特性相配合，鄂温克人也遵循着相对固定的迁徙路线和频次，大致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其次，驯鹿有很强的负载能力，是骑乘、运货的重要役使工具。驯鹿宽大的蹄可以使它毫无困难地在森林沼泽中行走，也可以穿越灌木丛，踏过碎裂山岩。驯鹿1岁以后便可载重，成年后可驮运货物约40千克，行走时速5～6公里，一天可连续行走60公里左右。用鹿拉雪橇时，一辆雪橇可载重100～160千克，发挥着牛马不可替代的作用，使鄂温克猎民能够游猎于广袤森林中。猎犬与驯鹿构成了鄂温克猎人的得力助手，正如鄂温克猎人常说的，“有一只驯鹿，有一只猎犬，打猎时特别省劲。驯鹿可乘骑驮运货物，猎犬阻止野兽逃跑，猎人便于游猎于山林中”。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兴安岭森林的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因林区开发和火灾逐渐减少，鄂温克人传统捕猎的动物明显下降。随后，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等，鄂温克人的生计方式逐步由传统渔猎向驯鹿经济转变。1977～1981年，政府建立了畜牧兽医站、驯鹿圈养实验基地等，并将驯鹿饲养承包到户。1995年又斥资60余万元从俄罗斯赤塔引进良种驯鹿30头，用于培育和改良驯鹿品种。虽然积极探索驯鹿圈养，但拥有驯鹿的鄂温克人仍然遵循传统的饲养方式。2003年，62户162名鄂温克人整体搬迁到了新敖乡定居，但由于驯鹿不习惯圈养，很快出现了病症，迫使40余人又返回到了山林中继续放养驯鹿。2016年，有7个猎民点分布于南至根河、北至阿龙山之间的大兴安岭中，其中距离新敖乡最近的约20千米，最远的约250千米。猎民点的规模不一，少则两三人，住一个帐篷，放养20余头驯鹿；多则十二三人，分住三个帐篷，看护约300头驯鹿。
不同于西伯利亚的苔原牧鹿和北美洲北部的猎杀野生驯鹿，鄂温克人在山林中养鹿，可称为“森林牧鹿”。虽然经历了多次搬迁，鄂温克猎民的生活中也增加了不少现代化设施，但鄂温克驯鹿的饲养至今仍保持着传统自然经济的形态，管理驯鹿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鄂温克人饲养驯鹿的主要劳动可分为非季节性和季节性两大部分。非季节性的日常劳动主要包
括搭鹿圈、喂食、找鹿、清点鹿群。根据驯鹿的生长周期，季节性劳动主要包括架蚊烟、治疗疾病、割茸、挤奶、帮助母鹿认仔等。
鄂温克人采用传统的散养方式养驯鹿，任其自由觅食，主要由驯鹿喜食苔藓的饮食结构决定。由于森林中的苔藓和菌类植物很少大面积集中分布，驯鹿需要不断地迁徙觅食。每到一处新的地方，首先要搭建鹿圈以供驯鹿栖息。搭鹿圈的方法与搭栅栏相同，需要使用大量的落叶松木杆，将它们有序组合以容纳所有的驯鹿，因此劳动强度较大，主要由猎民点的青壮年男性完成。
驯鹿所食的苔藓分为两类：一类生长于地面和石头上，鄂温克人称为“恩靠”；另一类长在桦树、松树及倒木上，鄂温克语为“来维特”。驯鹿不需要由人驱赶到生长苔藓的地方，自己就能寻找到苔藓生长地，在冬天大雪覆盖时亦会扒开雪食用苔藓。由于新敖乡距离根河市区较近，周边的苔藓较少，驯鹿必须跑到更广阔的山林中觅食；而苔藓依然不足时，鄂温克人会定期捡拾苔藓囤积备用。冬季时苔藓较少，需喂驯鹿豆饼以补充苔藓的不足。乡政府统一为每个猎民点分发50千克豆饼，如果不够吃则需自行出钱购买。
除苔藓外，驯鹿喜食盐。鄂温克人根据驯鹿喜盐的特征，利用条件反射的作用，发明了用敲击皮盐袋的方法召唤驯鹿。驯鹿听见声音，便会从远处回到营地，争相舔食盐分。这样的方式使鄂温克人可以很快地召集驯鹿，为管理分散各处觅食的驯鹿带来了许多方便。鄂温克人搬迁时，会事先给驯鹿喂适当的盐，这样驯鹿便更加温顺听话，方便驾驭驮载货物，其行动能力和耐力也大大增加。
在猎民点，鄂温克人每天都会清点驯鹿，此项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鄂温克女性对驯鹿有很深的感情，将驯鹿视为自己的孩子。她们对自家的驯鹿十分了解，单凭记忆便能把数十上百头驯鹿区分开。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差别的驯鹿，她们都能根据毛色、体形、性情等一一辨认，甚至还能识别不同驯鹿的叫声。鄂温克妇女每天清晨召唤清点驯鹿，无需记号或计数工具，全靠记忆辨认，如果发现少了，就要出去寻找。
寻鹿的劳动强度较大，一般由男性承担。当鹿群刚到一个新营地时，仍会有驯鹿不认识新地点，而在觅食之后回到老营地。特别是夏季苔藓和蘑菇茂盛时，驯鹿可能会跑到很远的地方，给找鹿增加了难度。由于驯鹿野生程度较高，难以很快地被驯服并被驱使到指定地点，有时需要反复多次将驯鹿赶到新地点，因此需要尽快地确定并驯服领头的一头驯鹿，即俗称的鹿王。一般情况下，一个猎民点的驯鹿会自动形成一群，而找鹿的工作主要由这个点的壮年男性劳动力承担。他们几人相互协助，有时需要一天行走百余千米。以前，鄂温克人用鸣猎枪来传递信息，告诉其他人已经找到驯鹿并让他们回营地。近年来，林区安装了一些卫星接收器，移动信号塔也逐渐增多，方便了互相打电话或发信息来沟通，节省了劳动和时间。
三 “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的选择
2003年8月，敖鲁古雅的62户162名鄂温克人从老敖乡搬迁到了新敖乡。在有关此次搬迁的媒体报道和政府文件中，都使用了“生态移民”的说法。生态移民，即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把位于环境脆弱地区的、低密度分散居住的人口集中迁移，安置在环境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形成较
集中居住的村镇。根据鄂温克猎民所驯养的驯鹿因种群质量下降而数量逐渐减少、居住条件落后等情况，根河市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十万人口以下少数民族整体脱贫致富的政策指引下，决定对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实施整体生态移民，并向国家申请到了510万元资金(如算上敬老院和卫生院则为570万元)。2007年，根河市聘请芬兰Pöyry公司为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制定了《敖鲁古雅旅游区开发总体规划》，并先后投入1亿元资金进行整体改造，现已取得国家3A级景区认证。2014年8月，根河市与呼伦贝尔市旅游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规划打造敖鲁古雅景区，包括敖鲁古雅国家4A级景区建设、圣诞园、驯鹿园等合作项目。另外，为保护和传播驯鹿文化，2013年在敖鲁古雅举办了世界驯鹿养殖者代表大会，现已有“驯鹿文化”“桦树皮手工制作技艺”和“萨满舞”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获取猎物并让驯鹿有足够的食物，鄂温克人与他们的驯鹿在山林中不断迁移。这些根据森林中的季节变化和驯鹿的习性变化的生计方式，体现了鄂温克人特有的生态智慧和与自然和平共生的本土性知识。在传统理解中，驯鹿以森林中的苔藓、地衣等为主要食物，会对这些植物造成破坏，从而打破本已脆弱的生态平衡。但是驯鹿与羊等其他动物不同，它们主要采食苔藓、地衣等植物的尖端部分，而不是连根食用，因此并不会对这类植物造成灭绝性破坏。现代植物学和环境学的研究也表明，鄂温克人驯养的驯鹿总体数量较小，苔藓的分布完全足够驯鹿采食，因此驯鹿的集中饲养和非集中饲养均不会对一个地区的苔藓植物的生长产生太大的影响。而由于驯鹿在春夏与秋冬季节所采食的食物种类不同，一般只在秋冬季节大量采食苔藓，使苔藓植物每年都有一个较充分的自我恢复期，对苔藓植物的生长其实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由此，驯鹿适当地采食苔藓，使其长期保持在一个符合环境承载力的合理生长水平内，一方面可以大量吸收水分并分泌酸性物质，防止水土流失并促进岩面溶解从而为其他植物创造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可以阻止苔藓过多而在地表阻滞水分渗透，影响土壤内气体交换，降低植物根系的吸收。驯鹿食物结构多样，具有耐旱性强、适应性强的特点，自身体积较大，能够在高寒地区生存，是大兴安岭地区不可或缺的生物链组成部分。在寒带、亚寒带地区，动植物的品种和分布整体较热带和温带地区有限得多，而驯鹿作为食草动物，其本身也为灰狼、北极熊、棕熊、金雕等肉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研究表明，瑞典北部的驯鹿放牧区中狼群规模一般较其他区域的大，而通过政府对因狼袭击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有效地促进了瑞典狼的种群恢复。同时，夏季时蚊子、虻虫等喜欢叮咬驯鹿，喜食它们的血液，虽然对驯鹿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但也为这些生物提供了食物来源，保证了它们在森林中的合理生存和分布。
鄂温克人长期在林中循环经营驯鹿，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与驯鹿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民族文化也与驯鹿密不可分。驯鹿的饲养管理总体来说是一项对体力要求比较高的劳动，经常需要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但在当下的敖鲁古雅，实际上该劳动却基本以女性为主。以往鄂温克人主要生活在森林中，一家人或几家人一起饲养和管理鹿群，男女分工，各有所长。但在2003年移民搬迁后，敖乡所有的男性鄂温克猎民移居到新敖乡，享受国家发放的护林员工资，猎民的低保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河市的各部门也与每个猎民家庭结对，给予较大扶持。这样的安排本是为了体现政府对鄂温克猎民的照顾，但很多鄂温克青年男性不愿再上山养鹿，而把饲养驯鹿的劳动都交给了女性，特别是较年长的女性。目前从事驯鹿饲养的40岁以下年轻人只剩下2人。
生态移民工程使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随着大量的鄂温克人开始到城镇生活，新一代鄂温克人已经逐渐脱离了祖先们世代生活的山林，面对新的场域环境，鄂温克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现在，鄂温克人已不再狩猎，过去所使用的狩猎工具，如扎枪、地箭、桦树皮滑雪板等也没有人再使用了，只有一两个老人还会制作。兽皮数量的减少、熟皮技艺的复杂，使得鄂温克人的兽皮文化也受到影响，时尚、方便的现代服装成为鄂温克人的日常穿着用品。过去驯鹿是鄂温克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如今搬家等生产生活活动已被各种汽车和摩托车取代，训练驯鹿骑乘和驮运东西的技艺也濒临失传。鄂温克人世代信奉的萨满教，在早期对鄂温克的精神信仰、文化习俗等发挥巨大作用，也逐渐淡出鄂温克人的生活，特别是随着1997年最后一名萨满纽拉去世，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再也没有举行过任何萨满活动。
四 小结：规划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传统驯养驯鹿，在数百年的饲养过程中，鄂温克人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使驯鹿成为鄂温克族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伙伴。驯鹿不仅为鄂温克人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与鄂温克人的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他们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鄂温克族的文化中包含了大量关于驯鹿的语言、风俗、习惯等，驯鹿成为鄂温克族的文化核心和民族象征。在长期的森林生活中，鄂温克人把广袤的森林作为他们的家园，逐渐学会了与自然环境和生态规律保持一致，合理均衡地利用生态资源，做到了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鄂温克生计方式的变迁，鄂温克族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传承断裂、民族特征逐渐消失的威胁。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相对适应山下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不愿再从事单调的养鹿，很多人将驯鹿卖掉或寄养在别人的鹿群中，渐渐淡化了对驯鹿的感情和饲养驯鹿的知识，使得驯鹿文化即将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客观上说，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今天的生存环境与以往大相径庭，他们的
传统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与环境的共同作用才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形态，所有的文化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环境才能存续发展。在历次搬迁移民中，鄂温克群体内部也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选择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积极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另一部分人选择消极对待被改变的生活，感慨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还有一部分人希望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选择自我放逐，并逐渐在一种和政府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中自说自话。鄂温克人在“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间不停游离而难以抉择，产生一种“断裂的痛苦”。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境遇也促使我们对多元文化形态进行再思考。与自然界一样，多元化对人类社会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用论证过的一个关于森林多样性的观点来强调保留不同文化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农民来说，单一树种的森林是一个灾难”。同样，对人类社会来说，单一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灾难。自然界中的物种快速消失和单一文化形态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而我们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却一直有一种偏差。提倡保留多元文化已为人熟知和认同，但多元文化其实必须存在于多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而不能被转化为一种强制性保护的简单做法。通过易地搬迁和引入定居来维系民族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这样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是如何才能保留多元文化的自然根基，保持文化的活态传承，让人、文化、环境相伴相生，仍然需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