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的是敖包与北亚地区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祭敖包是主位的生态知识、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首先勾勒当地民众与自然环境中的神灵进行沟通的方式，描述环境退化对人们及其经济的影响，进而展示了当地民众及政府如何将敖包作为一个表达环境保护政治话语的主要场所，最后分析了当地民众如何调适敖包仪式内容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关键词:敖包；北亚环境问题

作者简介:吴红，2014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实践学院获博士学位，2015～201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员，现为法国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兴趣主要为晚清以来中国蒙古族及通古斯民族的游牧及宗教相关实践。

译者简介:马惠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认同、民俗宗教学。

引言

北亚游牧民族将自然环境视为由自然物与超自然物构成的统一体。生态系统、气候、山脉、牧场以及动物，与各种各样的地方的敖包和祖先的灵共同占据着圣地。以主位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事物都有能量和有益力量，且可以经由人类仪式行为而得到加强。因此，蒙古人和其他北亚民族崇拜山峦，据信山峦中寓居着强大的神灵和神灵之主。建在山顶的敖包是人们拜山之所，也是将人与自然联结起来的福地。在集体的敖包仪式中，“参与者求得山神的祝福，庇佑土地丰饶，生命繁衍不息”。同样，人与自然在敖包祭祀中达成的互惠交换，象征性地确保畜群多产、草场丰饶和雨水充沛。山顶的石堆不仅代表无处不在的草地，也被认为是助力自然的神圣标志。

中国改革开放和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祭敖包在当地民众中更为广泛、普遍，至今已经成为其仪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年间，敖包仪式复苏也越来越与环境问题相关联。煤矿业的发展、草场退化、干旱和污染等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让当地民众及地方政府调适自己的敖包仪式以适应这些新状况。因此，敖包不是石堆，而是与各种环境问题相关的多元进程的组成部分。

本文认为，敖包体现了主位生态知识、政治表述以及应对气候变迁的共同作用。本文在综合笔者2011～201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以及其他学者已出版的关于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等各个蒙古文化地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叙述了当地民众通过敖包及祭祀活动与栖居在自然环境中的神灵进行交流的方式，介绍环境恶化如何影响人们及经济发展，分析敖包如何成为地方及国家权威针对环境保护问题传达政治理念的主要场所，地方民众如何创造自己的仪式策略，并针对气候变化调整自己的敖包仪式内容。换言之，本文提出了这样的思考:关于当前北亚环境问题，敖包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在自然中建敖包:生态知识的一项实践

敖包在蒙古语中是“堆”或“石冢”的意思，是北亚草原上最为普遍的人类建造物。依据周边环境，它们的形状、大小各不相同。在蒙古文化地区，敖包一般是圆形石堆，顶部中心留洞并覆以树枝。它们被建在诸如圣山或关口等高地上，人们通过选择高地，表达俯瞰人类统治的自然环境的愿望。在野外建造敖包是一项十分精妙的工作。人们相信敖包充满力量，能够控制那些可以为人类带来福祉的重要神灵。关于敖包的地理位置及朝向，建造敖包使用的材料，也需要特别的生态知识。这样建造出来的敖包，与自然景观相适应，呈现一幅人与自然共处的美丽图景。

蒙古人，尤其是游牧民的畜群依赖水源和牧场，因此对自身自然环境有精准认知和独特感知。人们认为环境是一个广阔的互动网络，囊括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所有物质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人、动物、植物、牧场、人类建造物、神灵以及附着其上的情感，共同建构了这一自然环境。在蒙古文化中，“重要的并非土地本身，而是关于土地的互动关系。人类选择及其代理人被认为是与土地之物的代理人相互关联，并附属于后者”。

敖包体现了人类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敖包总是被建成吉祥的形状，以此被赋予招待神灵的能力。尽管被祭拜的神灵各自有基于其属地的名号，但就分类而言，都属于“土地神”(gazarin ezen)、龙神(luus)及天神(tengeri)等类别。蒙古人同环境的关系与生态维度密切相关。所谓生态维度，即维持特定的规则以保护环境交换系统中的所有实体都能得其所需。生态维度相关的范式，普遍存在于人们敖包祭祀以及日常生活的话语、信仰和行为当中。

集体的敖包仪式通常于6月进行，即牧草生长、牧群初生获得初乳的季节:

绿草、牛犊、牛奶——自然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又一轮重生，敖包则需要由人类助其完成重生。每个人都在中央的木孔旁边放一枝新砍下来的树枝，或者再加旗子、石头祈祷，让敖包看起来像五彩绽放的花丛，融入周遭环境中。

通过在敖包祭仪中与神灵建立友好关系，人们不仅祈求好运富足，也祈求发展草场经济所需要的良好自然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要有雨水、阳光和丰茂的草地，这些都是人们通过祈祷、祭品和祭仪向栖居在敖包周围的神灵交换得来的。了解这些规矩，人们可以在土地上流转的不同能量和力量之间维持一种有效的平衡，并纠正诸如严冬、干旱和污染等灾害中的不平衡。在敖包祭祀的调节之下，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像链条一样联系起来。祭祀带来雨水、阳光和丰茂的草地，让畜群多产，进而保证了社区的繁荣富足。

在进行敖包祭祀的午后，一般会举行那达慕，即“男儿三艺”——赛马、摔跤和射箭。人们通过敖包祭祀的供品和祈祷完成人神互惠;同样，在那达慕中，人们也继续娱神以“确保年景会好，畜群充足，狩猎多获，蒙古包牢固”。以游戏的形式向自然环境献祭，使群体存续和自然资源再生得到保证。

代表社会群体特定观念的实践活动，也蕴含在建设敖包当中。Humphrey和Onon指出，通过向石堆添加石头的方式使山脉更新，类似于通过添男丁使宗族延续。此外，建敖包作为标志地界的做法，也把人与他们的集体领地联系在一起:它实体化了土地使用的合法性，由此确定了人与神灵互动的权利。建敖包、祭敖包是生态知识的法则，该法则允许当地人维系与他们故乡强大神灵之间的互惠。

污染、矿藏与干旱:当神灵被触怒

三十多年来，中国和蒙古国的一些地区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影响传统牧场的生态不稳定因素包括:水污染、雨水稀缺导致的草地面积减少、荒漠化和干旱，这仅是最常见的因素。自然环境的退化不是新近发生的，而是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畜牧业等传统经济方式被纳入国家规划政策当中。尽管不同国家(蒙古国、中国和俄罗斯)、不同地区的执行方式各不相同，但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政策都积极推动草场的高度工业化、开垦耕地、畜群集体化以及定居运动，导致了土地不可逆转的退化。随着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草地的开发日益增多，譬如金矿开发、工厂建设、为获取羊绒而过度放牧，都加剧了对草场的破坏。大量著作通过对全球各个地区的研究，强调了环境退化与游牧业衰退的关系。如今，全球趋势是不断地定居化、游牧灵活性消减、新型的人畜空间关系和牧业管理的新变化。

自然环境的逐步变化不仅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游牧经济，也催生了关于环境的新态度、新话语，以及与祭祀相关的新形式。游牧民族通过自己的生态知识理解和感知自然环境的衰退，这种理解和感知是地方化的、细节化的。在蒙古国的荒漠草原地区，人们会区分暴雨和细雨，并认为两种雨都是近来气候变化导致的。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有一片广阔的牧场，当地人会解释某年某时的干旱如何影响草场某种植被的品质。当然，对环境威胁的主位感知并不限于确切的观察:“对环境受人类行为影响的感受，要比对自然进程的观察更为强烈。”这也嵌入使用恰当方式利用自然以娱神的本土意识当中。

有不同的规则规定着人们应当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及其中生物。其主要的理念是，环境中的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理想状态应当是通过人类恰当的行动而维持和谐。人类只可以使用他们日常生存所需的自然资源，譬如畜群所需的草地和水。神灵和土地上的其他魂灵应当被定期供养，这样表明人类能意识到灵的存在并对其负责。恰当的行为还包括不损害环境，譬如人们不能用血和垃圾污染水源，因为水被认为是神圣的，可能是龙神的居所。

因此，过度使用资源、砍伐树木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被认为是不当的行为，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调。当地人认为这种失调就是神灵在向人类复仇。这说明这样一种理念，即当地人认为灾祸源自神灵的怒火。神和其他的魂灵可以带来好运和丰茂牧场，但他们如果被打扰，也会变得有害并带来厄运。北亚有不计其数的故事，讲述神灵如何惩戒人类的不端行为。Merlan记录了在北澳大利亚的土著当中，由于外来者不断侵入传统土地，祖灵之蛇被从其旧居中驱逐出来，最后在该地区竟被完全清空，人们因此无所依托。在呼伦贝尔，常有这样的故事:某人在用垃圾污染了河流之后生病，又有某人在敖包上粗暴打破一瓶酒之后失去了一条腿。人们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来保护环境，在敖包圣地也必须有恰当的行为方式。

过去的十年里，敖包已经变成生态恢复之地，当地人试图重新平衡由环境威胁造成的失调。同时，敖包也是政治权威建立环境保护话语的首选之地。分布在野外各处的敖包，是本土自然观念的组成部分，今天成为蒙古人环境保护的象征，也被用来服务政治话语。

敖包:环境保护的政治话语之地

在北亚的很多地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对城乡居民而言都是严峻问题。在乌兰巴托和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人们抱怨空气污染;而乡下的牧民则面临草地荒漠化和缺水等问题。环境威胁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和蒙古国政府都发起若干国家项目以保护和修复环境。这些环境政策不断调整，从应对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问题，到与滥伐森林和濒危物种灭绝问题抗争。在蒙古国，政府“于20世纪末建设了一个由自然公园和严格的保护区构成的生态系统”。

边境的另一侧，中国政府也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体系并颁布很多环保优先的法律，以此维持经济发展并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草地恢复政策”、季节轮牧、牧场围栏和力图将牧民由牧场安置到村庄的“生态移民政策”等。在内蒙古，现在敖包周围可能被设立了围栏，提醒人们牧场要服从生态政策。民族国家向人民及其环境施以法律、话术、义务、管制等框架的目标，被一些学者称为“绿色治理术”。敖包及敖包祭祀作为“绿色治理术”的组成部分，已经变成政策传达的理想地点。笔者认为，敖包曾经被用来表达国家对蒙古文化及认同的尊重，现在也依然是这样，如今还被用来宣传环境保护。

过去几个世纪的蒙古历史中，敖包始终是传达政治行动的首选之地。敖包之所以成为政治话语传达的合适地点，因为它们是著名的聚众场所，很容易动员群众从而获得支持。在敖包祭祀中，集体的参与者共享对神灵的顺服。20世纪初，一些经过蒙古文化地区的旅行者、学者和其他观察者们注意到祭敖包是政治领袖获得公共合法性的主要途径。英国学者Pollard-Urquhart于1935年经过锡林郭勒盟(内蒙古东部)的时候，被邀请参与德王组织的敖包祭祀。德王的蒙古名为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是苏尼特右旗旗长和锡林郭勒盟盟长。Pollard-Urquart观察到德王在随从簇拥下的政治表达，反映了地区领袖和政治下属之间的关系。这在蒙古文化地区很常见，领导人现身敖包祭祀以强化他们对土地及下属的权力，并传达信息。Sneath记录了“敖包仪式是高度政治化的，会指示那些人类社群的合法代表也代表着与超自然世界的关系”。尽管敖包曾被禁止，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的北亚地区，它们被逐渐重建起来，并带来祭祀活动的重兴，成为政治、区域和身份的展示之所。敖包很快成为当地民众和政治领袖有力的象征和关键场所:当地民众急于表达与敖包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要素;而政治领袖则将敖包视为国家认同的话语表达途径。

不同层级敖包仪式的不断增长，是与蒙古国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及其带来的政治话语的不断发展同时发生的。国家和旗层级的敖包祭祀中，政治话语的关注点已经从蒙古族身份的表达转向了环境保护。20世纪80年代，Sneath于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人中观察到，地方政府组织了第一次敖包祭祀，个人和群体随之效法。20世纪90年代，敖包祭祀更多地出现，并作为蒙古族集体身份和传统复兴的一部分，这也是祭拜活动中政治话语的核心要素。蒙古国政府还建立了官方的敖包圣山:第一座于1994年建于肯特省的肯特山，随后建立了更多座，“总统在讲话中强调敖包仪式的重要性，它是在民主时代对蒙古传统、历史、人和环境的颂扬”。如今蒙古国有十处国家级敖包，由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Elbegdorj)于2004年批准。在中国，祭敖包的复兴也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文化再现和“传统重建”的组成部分。祭敖包在蒙古地区日渐普遍之后，于2006年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当地人所称的“草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今天的蒙古国，官方鼓励祭拜自然，并支持矿业公司要保护当地的圣地。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成为蒙古传统的新的核心价值，也成为政府推行的文化认同。

国家和地方(旗、苏木和嘎查)官员密切参与到祭敖包的组织活动中，他们也是祭拜活动不可缺少的参与者。他们提供供品、那达慕获胜者的奖品以及酬谢喇嘛的钱。领导者的重要性体现在敖包周遭的位置等级中，喇嘛诵经时，他们坐在喇嘛身旁的前排尊贵座椅上。过去几年中，在敖包祭祀的演讲中，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关键主题。

最初嵌入环境政治话语的象征行为是祭拜者敬献给神灵的供品。在中国，除了羊头(有的地方是敬献全羊)，供品还包括蜡烛、蛋糕、水果、奶制品、酒和哈达，都被放置在石堆前面。它们一般被装在塑料袋和玻璃瓶里，之后被丢弃在原地，留下大量垃圾。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在祭拜活动之后清理垃圾成为呼伦贝尔地方官员倡导的一项生态责任，以此来保护自然环境。每一位参与者都被要求遵守规矩;仪式结束之后，有专人负责回收塑料袋和空瓶子。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设立了八年保护计划，提供环保服务，例如在佛寺、敖包和其他祭祀区域的周围建立特别的哈达点，以避免哈达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新的生态规约是敖包复兴的一部分，结合了一种新的生态维度，在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各种行动“继承和重塑传统”。祭敖包和环境关怀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也是一种政治资源。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为圣地建立生态标准来平衡不恰当的人类行为。同样，一些重要圣山上的敖包也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象征。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大佛寺以南的博格多山已经变成保护区，而中国呼伦贝尔西部的博格多山也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以保证人们可以欣赏圣山周圣地。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成为蒙古传统的新的核心价值，也成为政府推行的文化认同。

国家和地方(旗、苏木和嘎查)官员密切参与到祭敖包的组织活动中，他们也是祭拜活动不可缺少的参与者。他们提供供品、那达慕获胜者的奖品以及酬谢喇嘛的钱。领导者的重要性体现在敖包周遭的位置等级中，喇嘛诵经时，他们坐在喇嘛身旁的前排尊贵座椅上。过去几年中，在敖包祭祀的演讲中，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关键主题。

最初嵌入环境政治话语的象征行为是祭拜者敬献给神灵的供品。在中国，除了羊头(有的地方是敬献全羊)，供品还包括蜡烛、蛋糕、水果、奶制品、酒和哈达，都被放置在石堆前面。它们一般被装在塑料袋和玻璃瓶里，之后被丢弃在原地，留下大量垃圾。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在祭拜活动之后清理垃圾成为呼伦贝尔地方官员倡导的一项生态责任，以此来保护自然环境。每一位参与者都被要求遵守规矩;仪式结束之后，有专人负责回收塑料袋和空瓶子。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设立了八年保护计划，提供环保服务，例如在佛寺、敖包和其他祭祀区域的周围建立特别的哈达点，以避免哈达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新的生态规约是敖包复兴的一部分，结合了一种新的生态维度，在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各种行动“继承和重塑传统”。祭敖包和环境关怀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也是一种政治资源。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为圣地建立生态标准来平衡不恰当的人类行为。同样，一些重要圣山上的敖包也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象征。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大佛寺以南的博格多山已经变成保护区，而中国呼伦贝尔西部的博格多山也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以保证人们可以欣赏圣山周仰以应对环境变化。Lavrillier记录了在西伯利亚以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的通古斯人当中，气候及环境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宗教实践。环境变化促使他们创造新的仪式、再造萨满传说并出现了土著预言家。在蒙古族地区，气候变化和环境脆弱性已经导致了仪式变革。敖包及其年度祭祀启发我们看到北亚地方社会如何针对生态威胁调整自己的仪式信仰和仪式实践。敖包是生态适应力的象征，是人们平衡生态失调所使用的神圣中介。

按照主位的集体表述，敖包被认为具有某种特定的联通能力。敖包的力量在于其通过供品和祭拜创造出人与神之间联结的能力。通过这种联结，诸如石头、肉、香和其他礼物等物质资源被供奉给神灵，以换取非物质的回报，譬如财富、能量、庇护等。环境保护也是由敖包联结的神灵赋予的非物质回报。人们相信最具力量的灵栖居在自然当中，因而最具效力的仪式必须在自然环境中举行。但如果自然环境已经被毁坏了，惹怒了神灵，当地人又如何得到自然神灵的善意并从中得益呢?

政治领袖的代表在敖包祭祀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发表演讲倡导保护环境，带着整个社区的信众祈祷、行仪和献祭。仪式内容的调整有很多种具体方法，包括祈祷时召唤特定神灵而忽略其他，或者更改举行仪式的日期。解决环境问题近来已成为敖包仪式的中心。在年度祭祀中，人们祈祷保护环境。更准确点说，信众和仪式专家(通常是喇嘛，有时也会是萨满)的关注点都为雨水。雨的象征是祭敖包的基本要素。蒙古人通常相信一次成功的敖包祭祀之后都会下雨，代表神灵对祈祷和供品表示满意。同样，蒙古族佛教宇宙观是由各种与水有关的龙神组成的。敖包也通常俯瞰着水源，以吸引这种神灵。水与龙有关，龙被认为控制着雨和水;或者说，它们有对抗干旱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祭敖包对龙神特别关注，要特别取悦它们。因此，过去三十年的呼伦贝尔，喇嘛强化了献给龙神的祈诵。喇嘛一般会在祭敖包前几天向龙神诵经。不过，为了向龙神表达意愿有多么强烈，喇嘛将这些祈诵延长，持续数日之久。

以仪式调整来平衡环境失调的另一个例子是布里亚特人，他们在呼伦贝尔南部的鄂温克自治旗有几座敖包。按照惯例，人们按特定的顺序祭拜这些敖包，而祭拜顺序取决于喇嘛制定的天文历以及圣堆的历史重要性。在这几座布里亚特敖包中，巴音汗敖包通常是第一个被祭拜的，因为其是于20世纪20年代由布里亚特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圣堆。2017年夏天，草场受到连续数月的严重干旱影响。7月，喇嘛决定首先在额尔德尼敖包祭拜，因为它被认为拥有最强大的龙神。因此，举行仪式的日期是可以为了地方环境相关目的而调整的。今天，人们为了求雨而更改或调整仪式行为已经很常见了。布里亚特敖包的例子显示的是宗教领袖选择新日子聚集整个社区，而仪式行为的变革和调整也发生在个人层面上。很多牧民会特意经过敖包，献上供品以求雨;很多老人会坚持每天向窗外天空中洒牛奶，同时念特定的咒语，以此求雨。调整敖包祭祀和仪式行为的一项功能就是在人与神灵之间再造一种平衡，以影响神灵并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敖包被视为圣山的一种自然延伸，被认为可以影响超自然力。敖包也代表着一种挑战，与栖居在蒙古族神圣土地之上的各种神灵和谐共处的挑战。在当今的北亚，祭敖包不仅是宗教及族群复兴的生动表达，也突显了仪式、政治和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结。几个世纪以来，敖包一直是政治和仪式行动最重要的场所。正因如此，敖包被认可为环境保护的有力象征。敖包及敖包祭祀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及信众保护家乡环境的表达方式。敖包不仅被用来支持政治话语，也是象征性保护自然及其相关地方实践的主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