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洞察传统生态知识在壮族地区石漠化治理过程中的实践效用，选择忻城县北更乡加猛村石叠屯为田野点，试图通过对该屯长期的生态变迁过程的回顾与分析，从中探讨适合于壮族地区石漠化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石叠屯壮族民众拥有着独特的生态智慧，他们始终敬畏自然，注意保护“后龙山”植被；注意选择适应性强的乡土品种，采用独特种植方法；封山与育林相结合，种植与管护相结合；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制定村规民约；重视发展桑蚕养殖等多种经营，减轻了石山生态系统压力，从多个层面保障了石漠化治理的成效。
［关键词］石漠化治理；石叠壮族；传统生态知识
石漠化（ｓｔｏｎｙ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指的是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及其发育的背景下，岩溶地区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土壤严重流失、溶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象。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早就提出，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可见，石漠化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石漠化在内的荒漠化问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十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是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之一。联合国《防治石漠化公约》早已明确提出：传统知识是宝贵的信息来源，它扎根在基于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生产与消费体系，以及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中。只有将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结合起来，才是有效的荒漠化治理战略。这从理论上说明，传统生态知识在石漠化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着西方现代科技知识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为了洞察传统生态知识在壮族地区石漠化治理过程中的实践效用，笔者选择了忻城县北更乡加猛村石叠屯为重点调查地，试图通过对该屯长期的生态变迁过程的回顾与分析，从中探讨适合于壮族地区石漠化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田野点概况
忻城县属岩溶地形发育区，以石山峰林为主，暗河溶洞遍布全县。属南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严寒期短，少霜少雪，四季均可栽培农作物。年平均气温20.7℃，极端最高气温39℃，极端最低气温－3℃。7月最热，平均气温28.4℃；1月最冷，平均11.1℃。年平均降雨量为1429.6ｍｍ，年平均日照时间为1534.2小时。壮族人口众多，是典型的壮族聚居区。忻城县历史上长期是土司统治区，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因此村民一直有着较为浓厚的自我治理传统。
北更乡位于忻城县西南部，乡政府所在地北更街距县城43千米。东与古蓬镇板内村相邻，西和马山县加芳乡古达村接壤，南与上林县塘红乡弄陈村交界，北与遂意乡毗邻。1952年11月前属上林县北六区，1952年12月划归忻城县第九区；1958年成立北更公社，1984年设乡，辖北更、犀牙、凤凰、加猛、加福等14个行政村，370多个自然屯。全乡人口2.7万人，除少量瑶族和汉族外，绝大多数为壮族。北更乡总面积196.46平方千米，石山面积占92％，人均耕地面积仅0.76亩，“九分石头一分土”是北更乡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由于是岩溶地貌，既易涝又易旱，一年之中往往旱涝交加。耕地220008亩，仅有100多亩水田，绝大部分是地。雨季时约12000亩耕地被淹；半月不下雨又有14000多亩耕地受旱，因此当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一场大雨变海洋，半月无雨禾枯黄，若是不幸碰灾年，六月也吃统销粮。”虽然讲的是20多年的事情，但基本上揭示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劣之状况。近年来，北更乡主抓桑蚕养殖和金银花种植，是忻城县境内有名的桑蚕、金银花之乡。
加猛村位于北更街西南5.5千米处，是北更乡下属的一个行政村，村委会驻上东屯，以原驻加猛屯取名。全村下辖35个自然屯，310户，1012人，基本上都是壮族。主要有蓝、石、韦、樊、蒙、莫、谭、何、陈、廖等姓氏，多在清代康乾时期（1662—1795年）建村立屯。现有旱地745亩，主要种植玉米、桑叶、金银花等。石叠屯位于村委会东北1.5千米，离乡政府所在地6千米。石叠，壮语Ｒｉｎｄａｅｂ音译，昔日石山崩塌，石叠成堆，故名。作为通常使用的“石叠屯”一词，它事实上还包括上槽内、下槽内两个仅有三五户人家的小屯子。石叠屯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洼地区，全屯有18座山峰（峰丛），5个弄场（洼地），总面积104.3公顷，其中喀斯特石山面积1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95.9％，平地面积仅占4.1％。由于石叠屯在20世纪60年代较早地封山育林，治理石漠化，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被有关专家总结为石漠化治理的“农林牧复合经营模式”。
考虑到石叠屯石漠化治理的有效性，我们课题组特地前往进行实地考察，到村屯周边和村民家中进行实地观察，与村干部和普通村民进行深入的访谈。不仅了解了村屯周围的山峰和农场生态实况，而且也对当地壮族民众治理石漠化的动机与方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石叠屯石漠化发展及其治理历程
石叠屯的历史记载始于19世纪初期。当时，广西忻城红渡东岸岜毛分支的石里守因生父石京园早逝，由其姑妈蓝奶奶抚养成人。“里守”，即壮语“幸存保留下来”的音译，亦即“这个被救养的小孩”。为了躲避当时流行的瘟疫，石里守迁居到北更加猛偏僻的山村即槽内西南的山上，初以野果、山薯为食，后以烧炭、卖炭为生。而后再搬到上槽内建村，至今已发展到第8代子孙，后裔约300人，分布在加猛村的上槽内、石叠、下槽内，塘太村的北栏、加那、上擂，北更村的大部，古蓬镇的岜旗、停仙、六老、谷甫等村屯。
透过上述石叠屯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发现，虽然石叠屯周边皆是喀斯特石山，但当时能够采集野果、山薯为食，以烧炭卖炭为生，可看出其时其地树木种类繁多，生态环境良好。由于保有茂密的森林，蓄水保水性能好，才可能发展玉米、黄豆等旱地粮食作物生产，才可能实现石姓人口的迅速增长。据原石叠屯屯长石冠桥老人回忆：
1949年之前，我们这里树比较多，漫山遍野都是金刚木、香椿、任豆、牛尾巴等树木，那时候的水源供给也较充足，粮食生产也比较稳定，基本上能满足村落的需要。你看，我们这个老房子就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修建的，所用的树木全部取自周边的石山上。
石老说着引领我们参观他们祖上的老房子。笔者惊奇地发现，这栋干栏式建筑时至今日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当初的宏大规模，所采用的树木有香椿、任豆、牛尾巴等，有的木板竟然宽达三四十厘米，可以想见其取材的树木之大。
然而，这一切在1958年发生了改变。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使“钢铁元帅升帐”，忻城县各级政府组织大批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挥斧持刀上山砍树烧炭。据中共柳州地委钢铁办举办的《每日周报》记载：“到1958年10月15日，忻城累计生产木炭4352吨”；“11月9日全县抽调5000多人上山烧炭。”“11月26日，木炭生产已获得很大胜利。到25日止，已出窑1043吨，即将出窑976吨；已装窑3150吨，现还有19796人，继续生产”；“11月23日，全县据10公社统计，参加钢铁生产32020人，其中上山烧炭的就占20060人。”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乡乡自砌炼铁炉，忻城全县上马土窑炉28117个，炼出所谓烧结铁946吨。
在我们调查组到石叠屯进行田野考察时，笔者曾经就石叠村的大炼钢铁问题与石冠铜、石冠桥等老人进行了多次交流。石冠铜老人介绍说：“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才17岁。大家伙都争着到山上砍树做木炭，然后运到加福去炼铁。”石冠桥老人道：“1958年大炼钢铁，我们主要负责烧炭，当时在周边山上大量砍树。树木越粗越好，结果没多久树木就砍光了。”最后，石冠铜老人补充道：“当时大力提倡发展畜牧养殖业，屯里各家各户都养了不少猪，而养猪要喂熟料。一大锅熟料，要用50斤柴火才能烧熟。养羊需要割草喂养，一天要割几担草。”
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整个忻城县的石山阔叶林和灌木林几乎被砍伐殆尽。从数量上来看，据1956年的调查，忻城全县有林面积4.11万亩，森林覆盖率为1.08％。1958年掀起砍树烧炭炼钢铁热潮，对森林过量砍伐，致使有林面积锐减。到1960年，全县有林面积仅为9248亩，减少了31852亩，森林覆盖率大降到为0.25％。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忻城当地壮族民众大量砍伐林木烧炭，大都在现有林地采用“剃光头”的办法，见蔸就挖，成片乱砍，甚至有些把村后的风景林全部砍掉，有些把留下的母树全部剃光。石叠屯民众虽然未把村后的“后龙山”给砍光，但他们却基本上把周边其余的17座山峰“剃了光头”。谈及当时石山光秃秃的惨状，石冠桥老人指着左侧的上界山说道：“当时这山秃得很。群众都开玩笑说，‘老鼠在山上跑，公母都分得清’。”如此形象的语言，一语道破了石叠屯周边石山光秃秃的石漠化情形。
随着森林大量被砍伐，石叠屯的生态失去了平衡，天稍微下雨就遭受涝灾，稍长时间不下雨就遭遇旱灾。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只要半个月不下雨，屯里面的人就要下山到3千米外的地方去挑水。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窘境，石叠屯民众开始反思大炼钢铁活动的乱砍滥伐行为，认识到固土保水的森林才是自己这个“九分石头一分土”的村屯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与此同时，忻城县人民委员会也开始发动群众封山育林，要求将村屯背后的“后龙山”封起来，强调封山育林区不许毁林开荒等。
在这种村屯内在需求与政策推动的大背景下，石叠屯于1964年开始大搞砌墙保土，坚持封山育林，采取封造管并举、间伐抚育相结合的方法，每年在石山上挖穴种植任豆树、香椿树、牛尾树、苦楝树、喜树、构树等各种树木，吊丝竹、大头竹、刺头、粉单竹等竹类，金银花、木别子等藤本植物。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森林覆盖率得到很大提高，石漠化的恶劣状况渐渐好转，生态环境逐渐恢复，水源供给也越来越充足。从1975年起，粮食生产也开始突破3.5万多千克，比以前翻了一番多，人均有粮300多千克，一下子脱掉了“吃粮靠统销、用钱靠贷款”的穷帽子。
“文革”结束后，政府更加重视石山地区的绿化造林工作。1977—1980年间，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把忻城县列为石山绿化重点县之一，每年拨给1.5万元的种苗费。在此期间，石叠屯很幸运地被忻城县林业局列为石山造林重点队，每造林一亩可以得到0.5元的补助费，同时还可以获得竹种和树种。在上级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时任加猛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石冠铜和石叠屯屯长石冠桥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规划，发动村民每人种植30株树木、10丛竹子、10丛剑麻以及15株金银花，还种植木别子、辣椒等，希望借此把乱石堆利用起来，把大石山绿化起来。
到1985年，忻城县林业局兰芳禧先生慕名前往考察时，石叠村民已经把光秃秃的石山变成了林木遮天、绿水长流、银花飘香的宝山。其时已成林800多亩，其中竹子9000多丛，金银花29000多株，剑麻5000多株。据统计，石山上的植物种类100多种，大致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层等。乔木层树高8—15米，主要有任豆树、菜豆树、香椿、苦楝、大叶樟、木棉树、家麻树、小栾树、肥牛树、金丝李、小叶榕、朴树、翻白叶树、泡桐、喜树、鱼骨木、麻楝、假毛竹、吊丝竹、大头竹和各种栎类等种类；灌木层树高2米左右，有红棉皮、山花椒、白花树、山桃树、虾蚣树、麻栓树、山黄皮、粗糠柴、月亮柴、杓树等种类；草本植物则有五节芒、铁芭芒、竹节芒、铁线蕨、石油菜、红丝线、剑麻和各种地衣苔藓；藤本攀缘植物则有金银花、九龙藤、扁担藤、铁勾藤、猫爪刺、白奶藤、葛毛藤、黑线藤等。整个森林覆盖率高达63.9％，形成了以落叶阔叶树种为主、结构层次明显的大石山区森林生态系统，成为忻城县大石山区治理中成长起来的生态奇观。
到我们课题组前往考察的时候，虽然难得见上百年的古树，但村里村外的18座石山皆郁郁葱葱，树木遮天，想再找点儿光秃秃的地方都已经很难了。漫步村前村后，石叠屯的生态环境之好令人赞叹不已。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提及近年来的石山绿化问题，石冠铜老人认为，随着外出务工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当地种植结构的调整，现在屯里面的人都懒得上山砍柴了，周边的石山变得更加绿了。非常难得的是，2009年石叠屯所在地区经受百年一遇的大旱，很多地方无水可用，连以前干旱时石叠屯民众前往挑水的上凌水源也断流，然而石叠屯的水源始终供应充足，而且还供应搅拌水泥用水近300吨，修筑了石叠至上凌的2.6千米水泥路。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石叠屯所在的石山生态系统已经恢复了良性循环，石叠屯壮族民众的石漠化治理成效是显著的，其中当有着一些值得其他地区借鉴的经验。
三、石叠屯治理石漠化的传统生态知识
回顾石叠屯治理石漠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地壮族民众拥有着独特的生态智慧。他们面对着生境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境遇，深刻反思群众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开始运用他们的传统生态知识去挽救自己的家园。在我们看来，石叠屯壮族民众所采用的传统生态知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始终敬畏自然，注意保护“后龙山”植被，给有效治理石漠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壮族具有丰富的民间信仰，他们不仅崇拜祖先，而且还盛行各种各样的自然崇拜，其中树崇拜和树神崇拜即是其中之一。从思想谱系上看，壮族的树崇拜和树神崇拜还与风水信仰、社神信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整套神灵的谱系。石叠屯壮族过去曾经立有社坛，认为社神是村寨人畜、庄稼的保护者，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进行供奉，祈求社神保佑人丁安康、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社坛周围广植树木，这些树木本身被赋予“神性”，人们不敢擅自砍伐、修枝，甚至连树上落下的枯枝也不敢拿回家中。然而，随着社坛在“破四旧”中被砸，周边树木被砍，社神信仰在石叠屯壮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不过，石叠屯壮族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敬畏自然的传统，这从他们能够始终保护村屯后面的“后龙山”植被上可以看出来。据石叠屯70多岁的石冠铜老人讲述，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上级曾经要求砍伐“后龙山”上的树木，可是村民觉得这里是屯里的靠山，是风水林，一旦砍伐，必然会带来灾难，因此象征性地去砍一些树木后就不再去上面砍了。值得庆幸的是，石叠屯的“后龙山”给当地壮族民众保存下了石山树种的母本，使他们后来能够获得适应石山地区的本土树种，为石漠化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种客观基础。比如石叠屯初期治理石漠化时广泛种植的苦楝树、任豆树等，其种子即来自“后龙山”。方法是把苦楝、任豆种子浸泡至皮烂时，拿到苗圃点种，最后移植到山上去即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石叠屯壮族民众还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后来的石漠化治理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选择适应性强的乡土品种，采用独特种植方法，从技术上保障石漠化治理的成效
石漠化地区土少石头多。即使有一点儿土，土层也比较薄，含水量比较少，种植的树木成活率不高，因此必须根据本地石山生态系统的特点，挑选适应性强的乡土品种，才可能实现石漠化的有效治理。石叠屯壮族民众在治理石漠化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选择本地品种，比如选择“后龙山”上普遍生长的任豆树、苦楝树、喜树、牛尾树等，用当地壮族民众的话来说，这些树都是“非常滥生的”。任豆树，当地俗称“砍头树”，生命力极强，只要石缝中有一点点土就可以生长，根部可以深入石缝，甚至把石缝给撑大。在具体的种植方面，石叠屯壮族民众考虑石山地区的实际，采用了不少保水种植的方法。比如要选择下雨天种植苦楝树、任豆树，从苗圃挖出小苗后，找到合适的地点，即挖穴种植，非常注意把小苗周边的土压实封紧，并从周边寻找杂草盖在上面，这样一来，太阳光就不容易直射过来，可以大大提高成活率；再比如种植吊丝竹，放入挖好的土穴中后，要找一块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的石片盖在上面，防止太阳直接照射到树种，同时夜间也可以凝结一些蒸汽，供给竹子初期的存活。除了选择适应性强的任豆树、吊丝竹、苦楝树等乡土树种外，石叠屯壮族民众还曾经大量种植金银花、木别子等藤本植物。金银花非常适宜在石山地区生长，一株金银花可以覆盖几个甚至几十平方的大石块，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增加了石山生态系统的活力。当地壮族民众赞誉金银花种植为“石头山上种杂优”，足见其本身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正是由于石叠屯及其周边的石山村屯广泛种植金银花，才为北更乡赢得了“金银花之乡”的美誉。
（三）封山与育林相结合，种植与管护相结合，从资源管理上保障石漠化治理的成效
石叠屯壮族民众具有自身的山林资源管理策略，他们在实践中非常注意封山、育林和管护的有机结合。他们把18座山头重新规划，除留1座作为公共柴草山外，其余17座山头全部实行封山育林，具体又根据不同情况分为死封、活封、轮封相结合的办法：近村的“后龙山”、上界山等6座山头实行死封，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割草、打柴和放牧；近耕作区的8座山头实行活封，只许进入割草砍蔓，不许砍幼树；边远与别村交界的3座山头实行轮封，定期开放，以解决群众割草、打柴方面的困难。在实行封山的同时，鉴于石山自然成林能力差的现实境况，采取了边封边造的方法，每年冬春都发动群众造林绿化，在石头缝里挖穴造树、种竹，平均每人种10株；在裸露的石头堆边种植金银花，平均每人种30株。石冠桥、石瑞云、石昆峰等每年植树都超过100株，很快地完成了1000多亩的封山育林任务。应该说，石叠屯石漠化治理成效大，跟他们非常重视树林的管护有着很大关系。1978年12月，原加猛村党支书石冠铜在忻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介绍加猛村石叠屯的植树造林经验说：
种了要护，护了又种；种护结合，关键在管。要做到三分种、七分管，才能巩固和发展多种经济。只种不管等于零，既费功夫又费钱。只管不种命不长，得了上次下次无。又种又管有前途，要了上次下次续。
身为石叠屯石漠化治理事业的领路人之一，石冠铜的上述经验总结无疑是十分到位的，很清晰地表明了种植、护理和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重在管护的资源管理办法为石叠屯的石漠化治理提供了一种长效机制，真正确保了生态修复的长远功效，值得在所有的石漠化地区进行推广。
（四）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制定村规民约，从制度上保障石漠化治理的成效
石叠屯周边的山弄长期属于屯集体所有，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因此常常遭受周边村屯的越位侵扰，终于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造成了周边山头的石漠化，实质上造成了一种“公有地悲剧”的客观效果。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林业生产积极性，1983年忻城县开始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把集体林木的管护承包责任下放到生产队管理，石叠屯成为采用这种管理方法的典型。其办法是生产队把多数林木分给农户管理，清点株数后，评价保本；树大成材后，增值部分按比例分成；砍伐林木要经群众大会讨论通过，不许偷砍盗伐。与此同时，石叠屯还召开群众大会，讨论制定村规民约，确保石漠化治理的成效。根据石叠屯原屯长石冠桥和加猛村原支书石冠铜的讲述，石叠屯壮族民众制定的村规民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本屯民众要积极参与植树造林，成年人每人每年植树10棵，金银花30株；
（2）本屯民众要加强对山林的护理，不能乱砍滥伐，如被发现盗砍者，砍一棵，罚种三棵；
（3）限制外村人到本村山上割草砍柴：第一次发现后，予以教育；若第二次发现，则不让带回柴草，还要罚款；
（4）本屯的女儿嫁到外村去，不许回屯里要山林。
在村规民约制定的初期，石叠屯全体壮族民众很好地保证了其有效实施。石冠铜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一些用村规民约处理的案例：
下槽内的SYK到竹林里砍了一根竹子去卖，结果被发现了，屯里就去罚他的款。他拒不缴纳，屯里就把他家的羊给牵过来。他非常不服气，还去外婆家请人到屯里来闹。经过说服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改过，屯里才把羊还给他。后来，他被要求种了10丛竹子。
再比如周边的下敢、弄头等外村屯有民众到石叠屯山上割草，被本屯村民发现后报告村民委，予以罚款4元的惩治。由于村规民约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有效地保证了植树造林的效果，从制度上保障了石漠化的有效治理。
（五）重视发展桑蚕养殖等多种经营，减轻了石山生态系统压力，客观上保障了石漠化治理的成效
石叠屯壮族民众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还十分注意发展桑蚕养殖等多种经营，逐渐减少养殖业的规模，减轻了石山生态系统的压力。桑蚕养殖不仅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客观上还促进了石山地带的修复与重建。石叠屯从1983年开始种桑养蚕，当时面积不多，仅10亩左右。如今，桑树种植已扩大到40亩，其余的山地无法种植，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种桑养蚕效益比较高，蚕茧的售价在每斤20—25元，每茬可收入两三千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桑树生长过程中，每年有春伐、秋伐两次，被砍伐下来的桑秆基本上能够满足当前民众烧柴做饭的需要。要是在以前，石叠屯民众养猪皆用熟料，所用柴火比全家的日常饮食需要还要多，因此给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压力；山羊养殖的负面作用也很大，它们啃过的地方草丛不再生长，很多草丛因此大片死亡。随着石叠屯壮族民众参与种桑养蚕以后，他们所种植的玉米越来越少，没有足够的粮食喂养猪、牛、羊等牲畜，因此种桑养蚕业逐渐成为石叠屯壮族民众的支柱产业。不难看出，种桑养蚕业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养殖的规模，降低了对山林的依赖，而且也为民众提供了燃料，减轻了整个石山生态系统的压力，客观上推动了石叠屯石漠化的有效治理。
结果与讨论
从石叠壮族石漠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政策性因素在地方生态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部门要从生态可持续的高度来考虑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要采取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要注意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不能仅仅看到眼前利益，给区域社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
值得庆幸的是，石叠壮族对区域生态环境一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了解岩溶石山地区的生态特点，从而及时采取了修复性的措施，实现了区域生态环境的重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生态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既有保护“后龙山”的生态智慧，也注意选择乡土性树种，采用独特的种植方法，从技术上保障了生态重建的实效。与此同时，也在制度上加以控制，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小生境的生态重建。
当然，在石叠壮族的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来自外部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发挥了积极效用。沼气、电以及液化石油气都成为当地壮族民众使用的能源，如今电能更是成为除桑秆之外的另一种最为重要的能量来源。此外，大量的民众外出务工，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客观上减轻了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压力，十分有利于岩溶石山生态系统的修复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