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充分挖掘西南少数民族生态实践中蕴藏的生态伦理与生态智慧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以西南山地民族基诺族为典型个案，从自然互动、社会生活、社群互动三方面探讨当地民众具体的生态实践，在此基础上从生态农业、生态教育、生态经济三维视角阐释传统生态实践的当代价值，以期为西南民族地区推进生态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西南山地；传统生态观；生态智慧；生态经济价值
一、研究缘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无疑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话语表达。生态福利主体受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两个二元对立的观点影响，前者是一种狭隘的人类自我中心论，由于过度强调人类的自主性导致当前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的发生，后者则注重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力图在可控范围内预防恶性生态事件的发生。假设大多数读者已然相信地方性生态知识在发展中难以被忽视，它是任何务实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声称实现一定程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同样值得怀疑大多数人是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智慧主张存在着天真的误判。无论倾向于人还是倾向于自然，都不可避免犯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错误，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和谐发展的关系，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宗旨所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的产生与定义应当建立在社会性、实践性关系基础之上。西南山地民族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记忆，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要求生态人类学家重回历史场景，从传统的烧佘垦殖模式中提取生态元素，寻求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生态智慧。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不和谐因素累积增加，为满足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向大自然过多索取，从而导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要有效解决环境问题，除了依靠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外，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一种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新的生态伦理观，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使保护环境变成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因此深入挖掘地域民众生态实践中蕴藏的生态智慧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基础上，之所以选择基诺族为典型个案缘于以下考虑：一方面基诺族作为西南山地民族的典型代表，其是我国确认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刀耕火种是其主要生计方式，辅之以采集、狩猎为生，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摸索出了一套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传统生态知识体系。当地民众选择的刀耕火种生计方式是一个复合可持续的生计系统，在重视民族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了植物遗传资源，同时也保护了生态平衡。虽然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几百年来这一生态实践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生态实践逻辑的合理性。有学者对此认为，许多山地民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其实是人类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它体现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高度的适应能力和生存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传统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生计方式已成为历史，但其传统生态实践所蕴藏的生态智慧对现阶段生态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基诺族是现代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其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一度出现生态环境的“过度适应”问题，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调适下维系地方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亟待学界开展深入研究并做出有效回应。以基诺族为个案探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具体实践及当代价值，有助于加快基诺族生态环境振兴的步伐，并以此为契机探索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二、基诺族传统生态观的具体实践
（一）自然互动中的生态实践
在达致符合自然规律与人类生存发展目的的生存逻辑中，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劳动实践贯穿着地方民众的整套生态逻辑。人与自然之间以需要与需要的满足、目的与目的的实现为本质的生态价值关系，必然而且只能通过劳动来建立和实现。人与自然历来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基诺族的传统生态实践中亦然。在当地民众的认知体系中，秉承众生平等与万物有灵的理念，认为生态环境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生命和相应的神灵庇佑，因而不会轻易破坏自然环境，几乎没有与自然对抗的行为，采集、狩猎和砍伐竹木等行为皆以够用为准则，不会出现过多采集与滥砍滥伐的现象。尽管基诺山可供采集的野菜、野花、野果、块根、竹笋、虫类等似乎“应有尽有”“取之不尽”，但人们并不贪心，每天采集仅供一餐之需即可……采集数量不会突破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不会影响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即便是被部分学者所“诟病”的刀耕火种模式，从长远看这种耕作方式保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基诺山有“高等”植物1000多种、经济作物2000多种、“高等”动物近千种。截至20世纪末，基诺族采集食物尚存6大类近200种，其中根块类12种，野菜类37种，笋类17种，蘑菇类16种，果类40余种，虫类10余种。狩猎的动物，过去有野牛、豹子、老虎、熊、野猪、马鹿、麂子、豺狗、狼、山羊、岩羊、山羚、飞貘和各种鼠、鸟。充分说明当地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并没有破坏基诺山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这必定有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成功经验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超智慧。据考证，自基诺族定居在基诺山以来便开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计模式，这种耕作模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基诺族传统的刀耕火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轮歇耕作制，每13年轮作一次，不能乱砍滥伐超出耕作年限与土地范围以外的植被，耕作土地时实行套种，主要粮食作物是旱稻，辅植玉米、高粱、粟、棉花、茶叶、花生、苏子、薯类、水冬瓜树等数十种作物，这种套种农业方式可以有效保持地力，确保农作物丰收，而且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食物需求。但随着新型生态环保意识教育的普及，传统刀耕火种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有学者认为传统耕作方式破坏了生态环境，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一定程度上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应当选择新的生计方式加以替代。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消失，至20世纪末基诺山已失去陆稻品种30余个，尚存70余种。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基诺族还有“五林五树”不砍的规定，“五林”即寨神林、坟林、防风林、水源林、防火林，以及大青树、野果树、路边树、棕树和雷打树等五树。虽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地民众与山林长期互动建立起来的资源利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迁，但其依赖于森林的特点仍没有改变，且这些生态习惯法在基诺族生态环境治理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生活中的生态实践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表现为人类对它从生理到行为的适应，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殊文化适应系统。基诺族在与自然环境相处过程中，除了在“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体现民族生态智慧外，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中也处处体现着利用与保护并存的生态智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从衣物服饰看，基诺族民众的衣物与背包几乎全由植物构成，有些地方至今仍延续该类制作方式，用自种的棉花作为原材料制成砍刀布，再根据不同人群需要裁剪制作成衣物和筒帕（背包），据当地民众反映在传统基诺族社会中几乎每一位妇女都会制作砍刀布。当然，也有部分基诺族民众利用树皮制作衣物，将栎树等树皮割下，用锤子捶打后使其变软，这样就可以成为制作衣物的原材料，颇为遗憾的是在社会发展中用树皮制作衣服的技术已基本失传。此外，由于基诺族没有文字，当地民众借用自然之物作为传情达意的媒介。例如春暖花开时，基诺族青年男女习惯采摘大朵大朵的野花送给心仪之人戴于耳洞中，藉此传情达意。当然也有年长者将花作为饰品戴于帽间，作为受人敬重的象征物。其次，从饮食方面看，采摘植物作为生存资料是基诺族长期与自然共存的生存经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当地民众熟知哪些动植物富含营养，亦能辨别其有无毒素。在狩猎与捕鱼时代，当地民众用有毒的植物来提炼毒素，将其涂抹于箭或捕鱼工具上，用于捕获猎物和鱼类，所选择的大都是毒性不强的植物，这样就可以使捕获对象昏迷，同时又可以让毒性在较短时间内消逝。例如带刺的树木“胡枯卢刺”、小树“刺池”，这些植物的茎干或藤叶经敲打后流出的汁液，对河中生物具有一定的毒性，基诺族就利用这些植物的毒性来让河中某一段的鱼漂起来，从而抓住这些鱼。当狩猎、捕鱼被列入违禁生计后，当地民众掌握的这些生存技能已不复存在，却依旧保留了采集经济的饮食习惯，例如竹虫、山螃蟹、蜘蛛、蜂蛹、蚂蚱、蚂蚁蛋等是基诺族民众最喜爱的美食。复次，从居住格局方面看,基诺族民众的居所为大长房，每个大长房内设置多个火塘。基诺山地区年平均气温较高，秋冬时节容易引发火灾，为有效解决火灾隐患成立了青年组织——“勺考玛”，每夜都会巡寨检查每一户的火塘是否熄灭，一旦发生灾情立即通知全村人灭火，同时视情况对违反规定的人进行惩罚，其目的在于提高村寨集体尤其是失火家庭的防火意识，以防止火灾给个体和集体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三）社群互动中的生态实践
除了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生态实践外，基诺族与其他民族或社会群体的互动交流对其生态观念的形成同样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在基诺族的生态实践中，地方性知识不仅为社区成员灌输着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同样形成了互动共构的文化生态单元，深深地影响着基诺族及与其相关联的群体。首先基诺族生态观受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影响。基诺族与傣族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历史上基诺族为完成傣族土司支派的沉重赋税，同时还要保障本民族繁衍生息，因而一方面要提高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以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另一方面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以确保各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正如傣族谚语所言，“有了森林才会有水，有了水才会有田地，有了田地才会有粮食，有了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同时，在与汉族的互动交流中学习了铁器铸造及使用技术，这无疑减少了对木、竹等生产工具的依赖，从而减少对相关植被的砍伐。此外，在基诺族社会中还存在一种传递信息的特殊工具——树叶信。当地民众利用不同树叶摆出不同形状，在本民族内部及与其他民族交往中扮演信息传递的使者。据文献记载，每个基诺族村寨都有惯定的空间放置“树叶信”，通常是在距寨子不远的路口，犹如“信箱”一般。树叶信的种类很多，常用的有扫把叶、苦马草、橄榄树叶尖等。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树叶信逐渐被淘汰，年轻一代基本不知如何使用树叶来传递信息，种种奇特的“树叶信”，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寄托到植物身上，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与和谐统一。其次是专家学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如杜玉亭、尹绍亭等）致力于对基诺山生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争取到项目建设经费后充分调动当地民众的力量共建民族文化生态村和博物馆，将搜集到的刀耕火种物质文化（例如砍刀、镰刀、弓弩、小锄、木棍等）陈列其中，建成后吸引了不少游客、研究人员前来参观学习。2023年11月，位于巴坡村的“中国基诺族博物馆”入选云南省第二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这无疑为基诺乡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再添新动力。随着“他者”的到来，当地民众在与外来群体的互动交流中意识到本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独特价值，以此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再次，政府为改变传统生计方式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诺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在现代化农业发展诉求中被打破，毁林开荒一度成为“发展”的标志。在此过程中，轮歇地面积三次大幅度暴增（20世纪60年代初期、末期和70年代末期），与此同时基诺山区的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65%迅速下降至40%，而且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基诺山区，整个西双版纳州甚至整个滇西南刀耕火种带皆无例外。为扭转这一局面，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民族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在引进橡胶种植的同时又引进砂仁、果树、茶叶等经济作物，并结合基诺族古老茶园走新型经济作物混作道路，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基诺乡粮豆播种面积3.11万亩，粮食总产量8121.46吨；年末胶园面积18.18万亩；年末茶园面积2.84万亩；中药材（砂仁）产业占地面积1.92万亩，产量7459公斤；水果种植面积2.5万亩，产量6494.8吨。此外，基诺山生态旅游也取得一定进展，以“茶”字的基诺语发音制定了“老博节”（茶园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懋克节日庆祝期间每年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此外，其他大型节庆也吸引大批人前来基诺山地区旅游，正如巴坡村基诺大鼓制作技艺传承人白腊先说到，“每年十月以后就开始忙了，主要是接待访客、游客等，你们来调研可能照顾不周，因为那个时候人太多了……”随着村寨中住宿条件的改善，徒步旅游路线的开发，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完善，将进一步推动基诺乡民族生态旅游的发展。
三、基诺族传统生态观的当代价值
（一）生态农业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质是传统农业文化实践所留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现代性导致传统农业文化被严重割裂的情境下，现代生态学研究有向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倾斜的趋势，这有助于将传统农业文化从尘封的博物馆中重拾到人类学视野中。西南地区湿热多雨，土地酸性强，容易腐蚀植物根系。为改良土地酸碱度，需要通过“刀耕火种”使土壤呈碱性，但种植一季之后，土壤的碱性就会弱化，因而须“轮歇”，否则就不能种植。套种模式和轮歇耕种制在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应运而生，基诺族的生计方式作为西南山地民族传统农业的典型代表，在实践中凝练了独特的地方性生态智慧，生发于地方农业生产体系，又具有凌驾于地方农业生产体系的生态农业价值，成为地方遵守的农业生产法则。基诺族传统农业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作用下内化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农业生态意识，成为维持和延续乡土社会与农耕文明的基本力量。从这一层面来说，基诺族的传统农业生态价值集中体现在资源的高效利用性与生计方式的生态性两方面。
首先是资源的高效利用性。基诺族的套种模式和轮歇耕种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恢复土壤肥力，一方面在不破坏土地资源和土壤环境的前提下，为土壤提供新的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增加。这对种植结构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有着较好的示范作用，在促进农业种植类型多元化的同时也促进增产增收；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因无人耕种土地抛荒现象较为严重，越来越多的城镇甚至部分乡村需要大批量农产品供给，对追求规模化效应的经营者来说，亦可采取轮歇耕种和套种方式，以此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基诺族的套种农业模式既最大化利用了土地资源，又保证了农作物产量最大化和农产品多元化，集中展现了当地民众保持绿色、低碳与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农业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证的存在物，而是需要一类“陈述”来表征与构建。如今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生计方式不复存在，但在基诺族、瑶族、苗族等西南山地民族的日常生产中仍使用套种农业模式，如茶叶、果树、时蔬等依然实行套种。
其次，生计方式的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的生计技术，基本上都结合小生境的自然生态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适应性最强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堪称生存性智慧的集中体现。自然是人的衣食父母，传统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是典型的自然主义，其核心观点是把自然看作是一切存在的最初和最根本的源头，自然主义的农业主张适应自然，不要过多的干预自然，利用自然的生物循环，尽量少动土，肥料应先肥土再由土壤转给作物等。基诺族传统耕种方式基本不用化肥、农药，耕作时依靠烧山林留下的草木灰作为肥料，不施化肥，也不用农药防虫，完全借凭光合作用自然生长，以此生产出绿色生态的有机农产品。基诺族传统社会中的采集经济更是体现出食材的原生态性，所采集的对象不用人为去种植与管理，只需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便可获得天然绿色的生态食材。正因为如此当地民众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植物利用认知体系，以此识别出无毒性的植物作为食材来源。此外，基诺先民住的竹楼、用的桌椅板凳和锅碗瓢盆、各种生产工具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的烙印，这些都无一不体现出生态性。反观现代农业，大部分农户或农业经营者为追求规模经济效应，进行单一化品种种植，在耕作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长期下去会导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总之，基诺族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对现代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既要提高土地、林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又要确保品种结构的多元化；既要增加产量，又要提升质量，以此充分发挥农产品的生态优势。
（二）生态教育价值
西南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有利于整合本土生态的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和功能价值，强化以生态伦理为主的内驱力，促进公民环境道德的养成。生态价值观教育是对生态价值和生态价值观的文化启蒙，以期在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上形成正确的知识认识和价值取舍，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端正我们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应充分尊重与此地域相适应的基层文化传统，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种选择。基诺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一套独特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如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适时适度的索取原则、传统文化的监督制约等，这些传统的生态伦理体现出当地民众协调天人关系的成功经验和高超智慧，对于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具有诸多启迪，尤其是对当下民族地区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一是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为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就要从自然中索取物质资源，因而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为了获得持续生计，又要对所处的生境进行保护。基诺族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了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资源利用方式。而传统的刀耕火种生计方式则是对森林资源利用与保护相统一的生动体现。他们对土地和森林实行分类管理与运用，总体分为轮歇地、水源林、风景林、护路林、护寨林、神林等，除了轮歇地分片轮歇耕作外，其他森林严禁随意砍伐，当地民众始终秉承有计划地进行轮歇，其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为13块，每一块耕种1-2年抛荒，轮歇使用，十几年一个轮回，经过十余年休耕，最先耕种的土地已恢复植被和肥力。这一举措无疑确保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为确保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禁忌、信仰同样也会起到保护效果。例如饮食中的诸多禁忌（如孕妇不能吃黄牛肉、狗肉、鹰肉等）降低了对肉食的需求，在狩猎采集时代减少了对动物的捕猎，在保护这些动物繁衍生息的同时也实现了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平衡，有利于当地民众获得持续的生存资源。之所以以禁忌、信仰的形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因为通过披上神灵的外衣，使其更具有威严与神性，让人们畏惧、害怕，不敢轻易冒犯，人类对自然之所以心存敬畏，是因为自然永远隐藏着无穷奥秘，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力量，以此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之目的。
二是自然主体价值观。自然主义价值论认为，人类应当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方式去追求自由和财富，不仅要以人权原则为依据，而且要以生态学为依据，承认人类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间秩序应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当地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塑了一套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生态价值观，充分肯定自然价值的主体地位。人类在自然界同时扮演着创造者和塑造者，双重使命致使人类在自然中获取为生之道时，无形中得到提升智识的机会。在基诺族传统社会中不存在人与自然对立的思想观念，在其思维理念中价值的主体不是人，而是自然，其表现形式为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及万物有灵论。在这些观念中，自然不是作为评价的客体，而是评价的主体。换言之，当地民众认为自然也有生命，有其独特的价值存在，它不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否定自然的价值人类就无法生存。虽然当地民众也坚持人与自然是平等的理念，自然范围内的所有物种都具有平等生存权利，例如认为人与自然是“同胞”或朋友的关系，人与动植物同源等。但从他们的实践看，当地民众更多是敬畏自然，依靠与顺应自然，在自然面前秉承谦卑心态，认为人是自然之子，不以万物之灵长自居，这种敬畏自然、以自然为本的生态理念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坚持适时适度的索取原则。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要求是，人必须把对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干预力度约束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内，人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健康。持续性是人类和自然万物都需要坚守的基本原则。人要自觉限制对资源的消费，如此才能确保生产持续进行。当地民众为获得持续生计，不会过度利用自然资源，而是对村落周边自然资源采取“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存策略。例如基诺族妇女相约到山上进行采集，每次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一般仅为一家人一至二餐的食用量，而不囤积贮藏。在春耕大忙时节来临之际要举行“关门节”，过了“关门节”就禁止狩猎，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刀耕火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动物的生长繁殖。整体观之，在传统信仰支配下，基诺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始终坚持以不超过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为限度、以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为限度，遵循人口的适度增长、森林的适度砍伐、动物的适当狩猎、资源的适度开发。在现阶段的乡村振兴中，民族地区要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但同样要坚持适度原则，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而是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是发挥传统文化监督作用。尽管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从事的经济生产也各不相同，但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都有一套与本民族经济生产相适应的生态系统和保持生态平衡的各种规章制度。在传统基诺社会，为了村寨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有一套完整的村规民约制度，而且成立了村社组织——“勺考玛”定时巡逻村寨。“勺考玛”组织由村寨的男性未婚青年组成，负责村寨公共事务管理，是村规民约的监督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秉承人人平等的理念，对违反村社公约的人进行“处罚”，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收受罚款物品，而是发挥监督与警戒作用。除了青年组织，基诺族青少年、儿童中也形成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诺则勺考”，其由年长者领队。“诺则勺考”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勺考玛”发现寨中有什么“犯规”的事情，向“勺考玛”报告，若“勺考玛”不能解决就上报给村寨长老。例如对砍伐“五林五树”之人进行罚款，村寨成员砍保护林的一棵树或竹子要罚酒3碗和3个半开，砍保护林的一支树枝罚酒1斤，无缘无故砍路面一刀罚3支烟。上述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基诺族民众十分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上至黄发下至垂髫都受到了生态习惯法的约束，形成互相监督、休戚与共的生态保护格局。这同时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依靠政府，更要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去监督与落实，否则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规约或法律条款难以取得实效。同时也告诉我们，若要建立生态文明教育长效机制，就要从娃娃抓起，基诺族少年组织在协助监督过程中熟悉了有关生态保护的乡规民约，并通过“在场”的监督强化了生态意识，使其从小知法守法，长大后自觉规约自己的行为，无形中完成了生态伦理观的代际传递。
（三）生态经济价值
生态经济的基本预设是，社会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不同于传统的价值判断，生态价值是相对于消费性价值而言的一种存在性价值。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存在性价值区别于传统生态伦理学否定人类利益与人类评价的片面性讨论，它是一种既以生态为尺度又不忽视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价值评价系统。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人类的生存发展必定需要生态资源参与，生态环境对人类具有消费价值始终是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消费价值对人的消费来说是一种价值，但对自然界来说，这只不过是“价值”的毁灭。因此，从存在性价值意义上来说，生态价值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既要保障人类对生态环境利用带来的必要损耗，又要维系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运转。基诺族传统生态理念的存在性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大量研究表明，采集经济是人类最早的一种经济类型存在，主要包括可食用的淀粉类野粮和叶绿素类野菜，其直接依赖于自然生物的周期循环，采集者把自然环境当作“家”，他们虽然是食物搜集者，但对于环境并非只是一味地索取，他们懂得善待它、照顾它、敬畏它。在传统基诺社会中，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生态资源尤其是食材、药材等资源极其丰富，其种类主要包括：块根、野菜、笋、蕈、果、虫和鱼蟹等。而每一类包含十余个甚至数十个小品种。即便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野生植物、鱼蟹类等不仅营养、药用价值高，因其稀缺性价格高昂，需求量较大，甚至供不应求，这无疑是民族地区经济振兴的重要增长点。因此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重拾传统的采集经济，一方面满足家庭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交换增加收入。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地民众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开发利用依旧要坚持适度原则，不能超过其生长的速度，更不能竭泽而渔，否则就不可持续。
二是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诺族在“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下生计方式已彻底转型。传统刀耕火种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该套耕作系统所秉承的生态理念对当下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部分学者认为，保持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可能会妨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绿色、生态、有机食品备受消费者喜爱，通过当地特殊的自然、生态和生产技术使其传统生产方式可以发展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可以说对当地生态文化、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推动当地民众致富的有效手段。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农产品因其绿色、生态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例如贵州的黔货出山工程），部分消费者甚至愿意花高价来购买，因而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基于传统耕作方式的生态理念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基诺族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在经济作物（例如茶叶、砂仁、水果、水稻等）的种植、加工过程中，尽可能不使用化肥、农药，凭借自然肥力，通过提升农产品质量而提高价格，即便农产品的产量低一些，但因其绿色生态价格高而总收入也会较高，可以说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生产方式不仅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为民族群众带来经济收益的可持续性。
三是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既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力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可行手段。在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生态经济理念指引下，基诺族除了走采集经济、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外，还可以考虑走生态旅游的发展道路。旅游业被誉为无烟工业，具有经济效益高、环境损耗低、就业带动强、产业关联度大等优势，兼具资金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双重特征。对基诺族而言，气候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等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比较优势。当地政府、社会团体也为此做出了一定努力，例如修建了基诺族生态博物馆、发展了徒步旅游、举办了“特懋克”民族节庆、打造了茶博园等，但总体而言仍然处在旅游生命周期的起步阶段，尚未成为绝大多数基诺族生计来源的主导产业，在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例如社区参与面较窄，就业带动较弱，生态、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度较低，尤其是在宣传营销推介、增强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将会获得更多的物力、财力、人力，这无疑为该区域生态旅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为当地民众增收致富带来新机遇。
四、结论与展望
一个生态系统应当被看成一个由人类与其特定环境组成的统一体，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那么人类自身也将受到伤害。人只有拯救环境，才能够保存自己。在我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中，如果不保护生态环境，不按生态规律办事，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将给经济和传统文化带来不协调。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重点不在于以环境转向对现代性进行责难与批评，而在于面对某些价值冲突时去重拾另一些可以与环境价值之间建立正向关联，却被遗忘或忽视的现代价值。生态环境在滋养人类的同时，也与人类发生了不同方式的联系。人类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期之后，都会通过其行为与观念极大地改变当地环境和生态体系，对这种人与自然状况最贴切的叫法就是社会—自然系统。作为西南山地民族典型代表的基诺族，历来重视对其赖以生存的空间——基诺山的保护。在生态实践中体现出万物平等、适度发展、因地制宜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如历史上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并非一律“砍倒烧光”，而是有计划地循环使用；在动物的捕获上，以够食用为准，不过度捕获，在他们的观念里，森林和土地是天然的保鲜库，食用完再到山上去捕猎，对时蔬、药材的采集也同样如此。这种不以过度满足物欲的生计方式保持了基诺山生物多样性的稳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总体平衡，同时又使基诺族从不同的动植物中持续获得丰富的营养物质。基诺族在传统生态实践中积累的生态经验、生态知识、生态理念等朴素的生态伦理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为了从所处的生境中获取更多生存资料，偶尔也会发生人与自然相冲突的现象，但很快会被自然的自愈能力和当地民众的自我惩戒意识所修复，进而重新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在基诺山地区也曾一度出现“过度适应”的现象。为追求经济效益，在政府引导下大力发展经济林，例如橡胶、茶叶、砂仁等，向自然界过多索取物质能量，尤其是在橡胶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当地民众大规模种植橡胶，甚至在海拔900米以上的山地都种上了，单一化的经济作物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是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的经济法宝。随着经济作物尤其是橡胶的大面积种植，当地民众收入不断增加，这无疑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传统刀耕火种生计方式被替代后，当地民众对土地和森林“取舍有度”的原则被打破，基诺山部分区域成了绿色荒漠，水资源可利用总量减少，当地民众的饮水困难逐渐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且水质变差；同时气候也变得干燥，雾天逐年减少，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部分人也因此患上了结石病。基诺族的一位长老就说：“近些年河流水位明显下降，部分河段干涸，成片的橡胶林周边没有其他植物，部分村民经常熬夜割胶伤身患病。”有学者对此指出，导致这一生态环境毁灭性破坏的，正是传统的以道德自律或习惯、宗教、习俗、信仰等非强制性社会手段的失效。也正因为如此，经历了过分实用主义倾向的现代化之后，为了反省自然与人的关系，有必要返回到过去本来的状态中去看一看，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最初是个什么东西。
在单一经济模式下，基诺族社会形成了单一的文化变迁和适应方式。也就是说在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的同时，文化多样性也正在逐渐减少。随着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当地民众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回到传统生态文化中去寻求生存智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所谓生态修复并非自然的生态系统次生演替，而是人类以其长期积淀起来的文化有目的地对生态系统施加作用，从而使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得到全面修复。一方面对传统生态理念的弘扬。在当地民众、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努力下，村民的生计方式也日益多元化，除了务工经济和部分采集经济外，还走上了生态农业发展之路，例如以茶叶代替橡胶、推行退胶还林等；另一方面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地民众充分挖掘传统生态文化，并对其资本化运作，以民族村寨为载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例如“司土老寨基诺梦想村”项目已经正式启动，着力打造攸乐山茶文化旅游品牌等。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利用，当地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冲突逐渐走向和谐与共生。总之，基诺族将维系生态环境平衡的理念贯穿于农业经济始末，其特有的生态观念是民族生存智慧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凝练的结果，也是当地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结晶，在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与加快当地生态振兴的同时也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