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生态的、绿色的、低碳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主导话语，各国经济发展顺之则昌，逆之则衰。
《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的辩证法是客观逻辑，人类对客观逻辑揭示和认识的中介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愈益发展，愈益揭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普遍联系、不停运动的和谐整体。
近代以来，人类征服利用自然的自信心，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地得以增强；然而与此同时，大自然也越来越频繁地以不同的方式提醒人类：必须更加谦卑地对待自然规律。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为了说明这些道理，恩格斯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
这些振聋发聩的深刻论述，在当时的西方理论界，知音少，和者寡。为什么？回忆一下《自然辩证法》发表前后的故事，会有助于问题的说明。
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遗著，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托党员、物理学家列奥?阿龙斯（MartinLeoArons，1860—1919）研究遗稿是否可以发表。阿龙斯在审读了手稿后，认为内容太陈旧，完全不能发表。二十多年后，1924年春天苏联委派梁赞诺夫找伯恩斯坦商谈这部手稿的出版问题，伯恩斯坦为了慎重，把这部手稿送交爱因斯坦审读，征求出版意见。爱因斯坦于1924年6月30日给伯恩斯坦写了这样的意见：“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末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到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终究还是在苏联出版。其第一个中译本，1932年8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爱因斯坦是声名卓著的现代科学家，作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者，作为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倡导和参与者，他承继的思维传统是西方近代以来笛卡尔式的实证分析思维，高扬的还是征服利用自然的工业文明。恩格斯在著作中，对于科学技术的分析研究，对于工业文明已有或可能有的负面影响忠告，是基于辩证思维做出的。而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始终有一条思想主线，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特别反感与讲求实证的逻辑分析思维相对的辩证思维，甚至斥之为伪科学。
“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唐代诗人王维的这句诗的意境，颇能说明逻辑实证分析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辩证思维与逻辑实证分析思维分属不同的思维层次，并不矛盾。没有逻辑实证作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是空泛不实的，而没有辩证思维作为指导的逻辑实证分析思维则往往是机械片面的。逻辑实证着重的是对事物进行抽象的分析把握，辩证法则是要在抽象分析把握的基础上，在观念中呈现思维具体。思维具体，是抽象规定的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既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构造科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应用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方法的典范。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也是力图要在不断进步的科技研究基础上，利用诸多抽象分析的成果，在观念中呈现自然的客观逻辑，即自然规律的思维具体。事实上，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以过人的思辨能力，依据近代科技研究成果，对自然的客观逻辑的确做出了远远超出同时代思想家的深刻把握。然而，《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并未被太多的人领会，更谈不上接受其生态警示。
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上个世纪中叶，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欧、美、日诸发达国家和地区，因环境恶化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比如1956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事件。这种病症是因为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含有汞的海产品所致。而作为毒源的汞，则来自于水俣湾沿海工厂的废水排放。大量的环境恶化事例密集出现，致使欧、美、日等对人类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
有意味的是，差不多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然辩证法》的警示才开始得到重视。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19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
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学者特里伊 格尔顿在重新研读马克思著述后，严肃地告诫西方世界“马克思是对的”一样，我假设如果爱因斯坦生活在今天，重新让他评价《自然辩证法》，爱因斯坦一定会说：恩格斯是对的！
历史总是这样，先觉未必总是能够觉后觉；迟早觉悟，并且在觉悟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常常让后人感慨！五六十年后，恩格斯的论断才在西方世界中有了知音反响。遗憾的是，这些隔代的反响，纯属自发，而非自觉，是由一堆堆棘手的现实问题逼迫引发出的被动性的、不得不进行的反思和调整。这些反思和调整，反映在思维观念上，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已有的抽象分析提升到思维的具体；反映在实践上，就是极尽综合把握的能力，更为和谐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
今天，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大声疾呼：让老百姓喝上合格的奶，吃上合格的肉、菜，喝上干净水，能享受蓝天、呼吸新鲜空气！这种情形，我们这代人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想得到。
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审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教训，反思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生态文明不仅写进了党章，而且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更是在人权白皮书中首次写入生态人权保障，凸显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界客观逻辑的敬畏。
生态的、绿色的、低碳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主导话语，各国经济发展顺之则昌，逆之则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已经很高，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可以顺势而为。相比之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还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率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问题是，今天无论国际市场条件许可也好，还是国内生态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也好，都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发展，注定要在生态文明范式下转方式调结构，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要实现这种发展转变，首先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确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观念改变世界，观念塑造世界。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局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然辩证法》对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最为系统，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阐述也十分丰富。中国共产党人担当着领导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历史责任，必须在发展观念上实现真正的转变。我认为让各级党政干部结合现实学习《自然辩证法》，将对这种发展观念的转变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