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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发布日期:2021-03-09    作者:     来源:     点击: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绿色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预示着绿色发展将迎来尤为重要的“5 年”和“15 年”。

就经济学理论而言, 其重要性在于,经过不懈努力,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已经接近、并将很快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峰。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在中等发达水平上真正跳出“环境库兹涅茨陷阱”(“环境库兹涅茨陷阱”是指一国生态环境质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迟迟未能逾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现象)的国家, 从而在实践上走出一条在发展中大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更为平衡、更好协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
1. 绿色发展将从“异质性”走向“同质性”
以往我们的很多绿色转型措施都带有一定的试点性质,比如针对某些特定地区和产业开展绿色转型尝试,实行某某改革试点等。可以说,试点性质的绿色转型本身并不是全面覆盖,其探索出的成果往往只在某些“异质性”前提条件下,才具有绿色发展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和价值,一旦改变这些“异质性”前提条件,绿色转型往往就无法成立,也就无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故此,在下一步的绿色发展中,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绿色转型的“同质性”,使得绝大部分发展领域和群体都实现向绿色的转型,也就是实现全面的绿色转型。
2. 绿色发展将从“外生性”走向“内生性”
要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不容易, 首先必须掌握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即什么因素真正推动了绿色转型, 而不是将绿色转型作为一个“外生性”的政策变量。这是因为真正的绿色转型并不只是绿色政策的结果,而是诸多内生性因素使然的结果。以“绿色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这一命题为例,表面上看,环境保护规制等绿色发展政策是企业创新的动因,但实际上,很多研究表明,面对同样的环境保护规制,企业的表现并不一样,有的企业将之转化成了创新实践,有的企业却因此无法存活。这就说明,在绿色规制与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转化通道,正是这个通道才使得绿色规制可以转化为创新。比如,“公司治理”就是通道之一,有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就可以较好地将绿色规制转化为创新;再比如,公司规模也是一种通道,有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更强的融资能力和适应能力,容易在绿色规制


的压力下存活,进而将绿色规制转化为创新。也就是说,创新与绿色两者之间本身就是内生性关系,某个公司特征在同时推动着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创新发展,但如果不关注其中的内在机理, 就很容易将绿色转型理解为创新的直接驱动力,进而忽略了创新的真正动因,从而过分注重某些“外生性”的绿色政策措施。就此而言,推动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仍需要关注那些真正推动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比如推动技术进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在这些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再辅之以绿色环保政策,发展才能真正向绿色转型。
3. 绿色发展将从“静态均衡”走向“动态均衡”
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也需要实现均衡。均衡刻画的是发展具有的某种稳定性特征,使得资源环境等要素的配置能够发挥最大化的福利效应。面对资源环境和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动态的、持久的绿色转型,而不是静态的、短暂的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的实现可以是短期的,比如通过大量的资源投入(如补贴),使得企业在短期内就显得非常低碳绿色,但这样的绿色显然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也就是说,动态地来看,在不同时期的资源投入,必须取得平均的回报率,否则,只要存在不同水平的回报率,就很容易证明其并非均衡的即不是最优的。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何某些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绿色发展后,出现某种“非绿”的反复和波动。企业如此,社会经济也一样,在绿色转型中,我们需要考虑采取足以实现“动态均衡”的绿色发展政策,而不是那些短期的、仅仅实现静态均衡的绿色政策。比如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市场化的资本配置,按照绿色标准实现金融资源的再分配, 把资本要素的选择权主要交给市场,而政府的功能主要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这样一来,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绿色发展在资本要素上都将实现均衡的最优配置。
二、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
1. 要深刻理解绿色发展对社会经济全局建设工作的支撑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总结了绿色发展取得的成就,“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位,也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逐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主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生态环境投入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事实上,绿色发展上取得的所有成就,都为我国在战略机遇期继续抓好发展主线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政策空间。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绿色转型的意义更加凸显。如果没有前几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我们就要在“防疫”“复工复产”以及“雾霾防治”等多个战线同时出击,无疑将大大加大施策难度和不确定性。可以说,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在绿色发展上做好自己的事,同样是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外部冲击的有效之道。
绿色发展对全局工作的支撑作用同样体现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 的远景发展目标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分别提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目标。从“明显改善”到“持续改善”再到“根本好转”,绿色发展目标的内涵愈加清晰, 并极有可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继续以量化指标的形式进行明确,从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在不同发展阶段赋予绿色发展的重要使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以绿色消费、绿色生产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正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要深刻理解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绿色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
绿色将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基本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也是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时期,绿色发展仍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我国绿色发展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绿色发展的创新能力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人均GDP 超过1 万美元的门槛,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需求持续上升,对绿色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生态环保领域的供给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却面临较大制约。监测数据显示,近10 年, 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格局变化剧烈,城镇面积增加44.6%,农田面积减少8.7%,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面积减少3.2%,长江沿江1 千米的岸边带城镇用地面积增幅51.6%,下游地区干流岸线开发利用比例高达40% 左右。这些都表明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较大, 未来绿色的供需缺口不减反增。
二是在国际上,一方面是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给绿色发展带来不小的变数。另一方面中国在绿色发展上自我加压,承诺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2020 年9 月中国作出“2030 达峰、2060 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并承诺继续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内国际形势都要求我们务必在“十四五”以及中长期的发展中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主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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