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人类学生态研究因囿于自身相对狭小的学科视野，及对“自然—文化”二分法和环境不变等理念的强调，在人类学后现代转向的大潮中，逐渐被新兴的环境人类学超越。后者以微观（感知生成）与宏观（权力分析）两种理论取向为自己研究的左膀右臂。其中具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解构特质的政治生态学属于宏观范畴，它引出了关于环境研究的诸多反思，这些反思涉及环境的流动性与一体化、“生态不平衡论”、地方性知识的祛魅等问题。基于政治生态学视角的人类学环境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和启发。
关键词：人类学；环境研究；政治生态学；反思
一、从生态人类学到环境人类学
西方生态人类学向环境人类学的范式转向是人类学后现代转向中的一部分，人类学发展中的前后两个阶段在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和实践立场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断裂”。生态人类学的思想滥觞于早期西方思想中的“环境决定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前者认为人类的居住环境（包括地形、气候、饮食等）是形成其文化的原因。因该思想受到德国地理学家及传播论者拉彻尔（Friedrich Ratzel）的影响，故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也被称为“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环境决定论看似“科学”的因果逻辑，不仅成功地回避了诸多争论，也使得对不同人类群体的分类成为一劳永逸的事情，美国学者梅森（O.T.Mason）和亨廷顿（E.Huntington）都是其坚定的拥趸，但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批评其“实际上仅仅是根据地图所提供的环境信息来对文化类型和文化分布进行臆测”。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开始波及社会科学领域，文化多样性被视为生物多样性的某种人类版本，不同的人类群体借此来适应迥异的环境压力。但随后博厄斯（F.Boas）和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人的民族志研究，使笼统的环境决定论观点在经验论方面变得不堪一击，文化的价值也逐渐得到突显。
此后，随着学科的发展，以上思想又成为美国历史文化学派“环境可能论”、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文化生态学”、哈里斯（Marvin Harris）“文化唯物论”、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系统生态学”，以及康克林(Harold Conklin)“民族生态学”等诸多理论流派的渊薮。而这些流派都在自身的田野和理解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事实中环境与文化二者所占据的影响比例的判断，对“环境决定论”和“生物进化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如环境可能论认为环境对人类无绝对的控制力，文化只被环境限制或选择，但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也可能会生发出相似的文化样态；文化生态学则对人类群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一定程度上回归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并将人类的文化和社会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的产物。斯图尔德也将生态学引入人类学的环境研究，使得文化生态学最早被称为“生态人类学”；哈里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在斯图尔德之后提出了文化唯物论，并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他还将社会文化体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和资料结构化约成社会文化体系的“普同模式”，而由自然环境及人们的基本经济活动所构成的文化是该模式的基础结构；拉帕波特的系统生态学以人类活动的物质后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生态系统的功能运行及其中能量的流动，其理论受惠于控制论和生物生态学，并借此将生态人类学向生态学靠近，但他对自然科学看重的同时，却忽略了所研究的人类群体对环境的文化理解；民族生态学则是“科学的”生态人类学的一个反面，它认为环境并非实存，只是被不同人类群体感知到，并通过文化建构而成的产物，因此，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人们对其自身环境模式的理解。
应该说，传统的人类学生态研究在环境与文化的关联、影响与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俗成绩。一般认为，生态人类学视野下，人与环境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中，“是一个在彼此的适应和调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双方不停地相互调试”。这种趋近于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所推崇的动态平衡的理论取向，因折中而讨巧，又不失解释力。故而生态人类学虽然诞生较晚，但因其在研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独特贡献，曾被认为是能与文化人类学比肩，“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两个人类学分支之一。
然而，传统生态人类学的主流以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静态的共生性结构功能系统为研究主题，要么侧重于“自然”的研究取向，视自然为一种纯物理和生物的事实，是一种客观而本质的存在；要么侧重于“文化”的研究取向，“将自然与人们对它的感受、认知、理解、界定联系起来，强调文化象征的独立逻辑和它对自然的形塑作用”。这两种观点虽然在各自理论体系内都能自圆其说，却也都陷入了“自然—文化”二分法和环境不变的泥沼中，研究视野相对狭小，且过于强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地方性知识的功能性，如此便容易造成其理论内部的深度分裂和止步不前。可以说，传统的生态人类学在面临人类社会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生态危机转移、环境政治化等问题时，已显解释乏力，因此学界呼吁一种更新更全面的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中的环境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人们之前对于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已经不自觉地将彼此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化约为了历史发展历程上的差异，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威”姿态视非西方的族群为没有历史的人们。同时，也将“自然—文化”二分的认识论和决定论强加于非西方的研究对象身上，并对其自然形式进行了先入为主的想象和建构，是一种静态而孤立的视角。正如沃尔夫（Eric Wolf)所言，“虽然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质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成彼此分立的个案：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它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因而，区分“自然的”和“文化的”景观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千年里已被人类大大改造。简单来说，“‘自然’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观念和我们生活于之中的空间的集合”。此外，试图通过维护人类经济生活的“社会平衡”来实现包裹他们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的观点过于完美。而且非西方民族在环境认知中或许并没有非人化的“自然”的概念，也并不把自然与文化区分甚至对立开来。因此，生态人类学对“封闭性”社会生态的研究，在全球化盛行的今天，已很难再寻到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人类学岛屿似的“实验室民族志”研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唯有将客观存在的现代性、生物入侵、自然产权、国家政策等因素更多地考虑进对整体环境的思考中，才能使其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解释并回应一些现实问题。环境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学科反思中才得以建立的。
之后，环境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开始转向动态且历时性的个人实践及环境意义生成方面；与此同时，宏大的历史文化及政治经济背景也被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中，环境人类学自此朝着微观（感知生成）与宏观（权力分析）两条进路发展。
环境人类学的微观进路以人对环境的感知生成为研究导向，其目的是找到一种具备普遍性的模型来代替权力分析中对不同民族各种宇宙观无止境的民族志描述，即分析多样化的自然形式何以被感知和生成统一的框架；宏观进路则主要以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为理论导向，美国人类学家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孳乳于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对话的产物，后来又广泛吸收了福柯（Michelle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具有极强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批评和反思意味。它将自然视为具备历史维度的“人化自然”，对纯粹的“本质主义自然观”嗤之以鼻，并强调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分析和探讨外部因素对某一人类社区或群体带来的深远影响。因此，秉持政治经济视角的环境人类学有一定“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取向，它既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清楚紧随现代化而来的科学体系对环境多样性主观感知的吞噬，也批评全球化进程中“中心区域”给“边缘区域”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运动中“去中心化”的努力。同时，它也关注自然产权所依附的政治背景和制度属性，以及行政科层体系在对环境的管理中如何建构自己的知识话语权力，并对外在的市场做出预判和应对。总而言之，政治生态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它综合了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二者的关注点，试图容纳人类社会和自然资源之间长久分离的辩证关系，并将它们纳入阶级、群体及社会范畴之内。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态学也通过对环境叙事和环境话语之蕴含的分析，来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二、人类学环境研究的政治生态学反思
政治生态学虽然承认外在的政治经济体系对构建地方的自然观念和环境话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减少了对当地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描述，且没有为外来者对理解地方环境的复杂性留下空间，即有厚外薄内的嫌疑。此外，虽然政治生态学是环境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来源和研究取向，但我们也应该警惕政治生态学日趋严重的“唯政治经济论”的分析方法，坚守生态研究的阵地，避免出现所谓的“只见政治，不见生态”的情况。本文便主要从环境人类学宏观分析的视角出发，对当前人类学环境研究中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展开适当的讨论。
（一）从环境的流动性到环境的一体化
2019年5月国际地层委员会（ICS）“人类世工作小组”郑重宣布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继全新世之后的新地质时代的正式到来，而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深度耦合，是直接导致人类世产生的原因。
尽管前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的人类文明可能具有较小的生态改造能力，但它们在塑造景观方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开放性才是保持社会生态系统正常流动和生计方式转化余地的关键。例如，在野外觅食的人类群体永远不可能完全依靠野生食物孤立生存。即便在热量充沛、食物丰富的热带雨林中，那些看似自给自足的人群，实际上也是通过贸易或耕种各自的简单地块，乃至掠夺他人的作物来获取其他食物的。这种生计方式其实是严重依赖耕种所生产的食物的，因为从长远来看，热带森林缺乏足够的野生碳水化合物来维持纯食性觅食者的生存。故而，就算是被称为“森林人”的非洲俾格米人（Pygmies），长期以来也都需要依靠与邻村农民的贸易来获取大部分粮食食物，他们从来没有独立于雨林中生活。特别是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逐步扩展以后，区域性的生态多样性都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俾格米人的活动边界在不断扩大，更为宽广的外在市场也为其“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舞台。
而在丛林之外，紧随大航海时代而来的物种流动，不仅造成了世界环境的剧烈变迁，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如影响全球历史走向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将原产于美洲的薯类、玉米、烟草等作物传播到欧亚大陆，使得欧亚大陆的人口数量大幅上涨，并培育出新的消费方式和贸易关系。同时它也将马匹、酒精、流感病毒等带入“新大陆”的印第安社区，直接加速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物种间的跨区域流动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造成明显的地质改变，但若站在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世上任何地方，如果先前与世隔绝，一旦向外开放，都会在自然天平上出现如此极端的摇摆逆转”。只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活动对区域性原生物种和环境所造成的冲击要远大于之前的时代。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中，甚至在那些强大文明中，人类也多半把自己看成自然的延续。但“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并且逐渐地也在全球别的地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
以笔者在云南洱海流域所做田野调查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前，洱海的原生鱼类大致有17种，隶属于4科9属，其在长时间的自然磨合中形成了相对合理稳定的生态位结构。此后，为开发洱海水域的“空闲生态位”，当地政府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期间）及80年代（市场经济初期）大规模引入了以“四大家鱼”和银鱼为主的外来鱼种。截至21世纪初，洱海流域出现了超过20个种类的外来鱼种。这直接导致了洱海原生鱼类种群数量的骤减，而著名的洱海弓鱼则几乎灭绝。上述提及的这些外来鱼种，以今天的环境观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多被定义为入侵物种。可见全球化对原本的生态环境而言已如同洪水猛兽，而这种戏剧性的自然逆转，正是有了人类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也才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人及其世界性的活动作为其他物种流动的载体，通过打乱原有生物布置序列的方式，使得自身的社会与各类自然裹挟在一起，并生发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这种“流动的现代性”使得自然的时间开始具有历史时间的维度，这正是人类世的深层意涵。
全球性现象与人类群体的相关性日益增加，也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意义，而“全球环境（Global Environment）的概念远不是人类重新融入地球环境的标志，恰恰是人与地球环境在分离进程中达到顶点的体现”。对环境的解释和控制也仅以具备普遍价值的“现代科学”工具来完成，环境的地方化意义在消逝。因此，“人类学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第一次对异邦的生活方式进行探究并描述，而是解释在全球化系统的不同地点和不同水平发生的各种进程”。一方面，全球现象的“地方存在”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局部性”的情况，即“全球化”负面影响在地方的体现；另一方面，当存在全球影响时，社会行为者的行为方式和进行地方政治的方式也会改变。实际上，不仅是地方事务成为问题，确定谁最有资格代表地方群体表达其诉求也已成为问题。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整合与瓜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两大相辅相成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过程——即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的两个方面。”而从全球环境的流动性到一体化，加速了自然世界导入权力和符号的效率，也使得自然始终笼罩在一种政治经济的场域之中。
（二）“生态不平衡论”
犹如牛顿力学在经典物理学中占据统治地位一样，“生态平衡论”也曾是经典生态学的基本范式，其主要内涵是：生态系统通常处于一种稳定的均衡中，一些特别参数（如特定种群规模的变化）的小小变动将得到一些负反馈的矫正，然后返回原初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和输出接近相等，结构和功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开始有生态学家指出：自然事实上处于不断的干扰和变动之中；变化和混乱，而不是稳定和平衡，才是自然的常规。人们传统认知中的“自然平衡观充满诗意，但不是真正的科学”。自此，“生态不平衡论”开始崭露头角。
自然因何不平衡呢？生态学家发现，在野外，捕食者和猎物的数量从来都不是稳定的，它们的变动也是不可预见的。因而“稳定性的概念对于生态系统的分析可能是不合适的”。当代生态学接受了两条新的生态学原则：（1）生态系统极其复杂和动态；（2）自然并不总是或许从来不是没有人的地方。作为传统生态学中生态平衡范式的集大成者，美国生态学家尤金·奥多姆（Odum,E.P）早在1992年便已倒戈易帜认可了“非均衡范式”，并认为它是20世纪90年代生态学领域最伟大的观念。这标志着以非生态平衡论为核心的新生态学走向了学术舞台的中心。这种科学思想上的转变也导致一系列对环境管理的规制之路的新挑战。对生态系统不断变化之本质的认知摧毁了固定自然基准的观念，及其依赖于对未干扰生态系统的界定。甚至早在达尔文时代，他便认为，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也已然是大自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种事实，因此由人的活动和由自然天敌导致的物种灭绝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两者都是对自身及自然必要但非破坏性的过程。甚至“按照达尔文的逻辑，物种保护根本就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某种程度上，这使试图区分哪些生态扰动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测定变得不实际。因为自然的变化往往是多种因素合力之下的结果，而自然又总是以偶然性的事件来表现这种合力。
在人类学领域，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生态人类学迎来新的变革，以拉帕波特为代表的系统生态学占据主流，其理论模式跳出了之前功能主义的单一视角，将生态人类学推入了社会生态关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分析的框架。但系统生态学太执着于对人类生态系统仪式性平衡的追求，导致人类学对仪式的结构性和巧妙性的迷恋遮蔽了生态系统本身的非结构性和混乱的原貌。因而，动态平衡、自我调节和负面反馈虽然是系统生态学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思想，但此后也备受非议。20世纪尾叶，具备解构和反思基调的环境人类学异军突起，它接受并吸收了新的生态学原则，开始坦诚地将人及由人构成的历史影响纳入对环境的分析中，并对传统生态人类学简单化的环境认知模式进行再思考。同时，环境人类学也把自己归入复杂系统科学麾下，并将“生态系统生态学”修正为“复杂生态系统生态学”。（见表1）
如表1所示，复杂系统科学中的“新生态学”正在推进人类生态系统研究朝着如下几个新的方向发展：（1）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然系统令人生畏的复杂性；（2）对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不一定以人类为中心，而是集中于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整个时空尺度上的全系统复杂动态，包括那些特殊的人类群体及其社会生境；（3）生态系统中向人类社会有效的能量传递，并不是决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动力模式的唯一因素；（4）生态系统的能量耗散是全系统性的，生态系统具备一定的自我组织的能力；（5）在开放的自然状态下，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在能量不断流动的过程中跟进演化，或调整自身的状态；（6）复杂系统表现出非线性动力学的特征，可以以脉冲（波动）或其他混沌动力学的形式出现，包括多个稳态或自适应周期。
由此，从生态学的新发现中我们应该获知，“人们不能把自然理解成是稳定的、时刻处于和谐状态的有机体。即使没有人的参与，自然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平衡只是人类活动和其他因素造成的一种偶然性结果。实际上，在人类所身处的各种环境中，几乎总是存在着对各种短暂稳定的生态系统的可选择性。但这些可供选择的系统，一般都具有不同的生成效率，所以方式的选择可以在相同的自然基础上，造就出不同的经济差异。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随着生产技术、资本、信息、劳动力等因素的全面快捷的流动，不同的生态系统通过统一规划的空间过程，经由“全球性物种”的改造，其原本追求的相对简单的“独立的”系统性平衡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地方性的生态空间都是全球性生态空间中的一部分，所以由人的活动造成的自然的失序，也只能通过人的合作来加以弥补。如上文提到的洱海外来鱼种中的鲢鱼和鳙鱼，取代了洱海原生的几种裂腹鱼位于上层水面的生态位，本应承担吞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的功能，但由于其在静止水体中很难自然繁衍，故需人工每年向洱海中补充大量鱼苗，以此保证洱海水质的洁净。
（三）地方性知识的祛魅
我们关于环境的所有知识（包括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都必须被理解为局部的知识。像科学知识一样，地方性知识也要具备执行力，而这种执行力必须根据其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进行实时评估。因此，正如科学范式不能全盘取代地方性知识一样，地方性知识也无法消除科学知识的影响。而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地方性知识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同样只不过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偶然结果，“高贵的野蛮人”只是一种过度烂漫化的想象。
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之所以不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能致其消退的影响，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相较于富饶的自然资源而言，有限的人口数量及其食物需求并不会影响动植物的持续繁衍。如非洲的昆人（Kung）没有“食物匮乏”的概念，即当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使用这个概念时，昆人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有人将此解释为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了和谐均衡的状态，但实际的情况是昆人所生活的环境看似条件艰苦，各种可食用的自然资源却异常丰富。据人类学家统计，被昆人认知和命名的动物有220种，植物有200种，而其中有54种动物和85种植物被他们搬到了餐桌，其中富含热量的Mongongo坚果更是唾手可得。因而正是极小的资源压力和获取食物的较低成本成就了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第二，狩猎采集者的生计策略受到“最优觅食原则”和“终值定理”的影响，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能量回报。一旦某片区域的生产效率下降，他们便会转移到其他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从而给原来区域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狩猎采集者所获得的食物或资源，多数被自己所消耗，因为能随时获取周边的资源，所以他们也很少有过度储备的情况。而有限的市场和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也未能给自然产品大规模的外销创造条件。第四，在前现代社会，狩猎采集者获取资源的技术条件有限，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同样，以前现代社会中的洱海白族渔民为例，彼时，其渔获行为未能对洱海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究其原因并非他们拥有一套“完美”的地方性知识，而恰是受到渔权分散、渔获技术（工具）简单、市场狭小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一些西方人类学者认为，大自然在赋予西方某些观念，例如科学进步、国家和社会等意义上如此强大的文化作用，乃至自然隐喻了对人的本质化的提纯和陌生的“他者”，但将其作为一种理解非西方环境关系模式的手段是令人生疑的，因为自然可能也是现代性通过组织相应的世界观而呈现出的最普遍的单一结构。简而言之，作用于审视非西方文化的自然概念也可能是西方话语建构出来的。那些被人为引入的自然观念和环境话语往往能帮助政府、公司和社区精英对自然的知识、资源的价值和资源获取与分配的方式等重新做出界定。也就是说，权威部门有生产环境话语的合法性，它将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环境友好的和“可持续的”，什么样的行为不是，以及如何对待自然环境，而且这种认定是可以变化的。地方性知识也不是静止的封闭的知识，而是动态的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体系，地方性知识同样深受实时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而不得不做出调整和适应。埃里克森（T.H.Eriksen）便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相反，“越来越明显，‘传统’和‘现代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纯粹的分析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提及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是站不住脚的”。由此，自带传统特质的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往往是胶着不清的。
如果我们认可了地方性知识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并对附着在上面看似美好的刻板印象加以祛魅，那么就不难理解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和地方再造实际上就是同一个过程。按照萨林斯的看法，“土著文化”并不是只能对现代性的文化做出消极的反应，而是出于他们自身文化的理念，在本土宇宙观的支配下将外来文化纳入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去。同时，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借以完成自己的文化转型，并构建起他们新的文化认同。也即，基于某种利益需求，特定的环境依附者有时也会经历“自我他者化”的过程，通过主动把自己塑造成“高贵的野蛮人”来保护相应的环境利益。
三、结语
环境人类学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它既要从根本上秉承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一贯讲究的普同性、文化相对性、整体性等学科标记，又要不拘泥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力求在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跨学科探讨和分析。21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绫部恒雄曾将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以下六点：人类进化和适应；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自然认知和民俗分类；自然和世界观、信仰体系；围绕共有资源的人类学视点；政策提案的努力不可否认，随着环境人类学研究覆盖面的增加，与其交汇的学科和领域也繁盛于前，但使得环境人类学区别于人类学传统生态研究的关键依旧是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不仅将自然视为具备历史维度的空间集合，对纯粹的“本质主义自然观”嗤之以鼻，也承认人类文明的非孤立性，这是环境从流动性到一体化的前提。以全球物种的流动为媒介，原本禀赋各异的“地方环境”逐渐走向一体化和趋同化，自然景观似乎越来越不再桎梏于自然规律，这或许是经济全球化的胜利，却也为生物多样性的消解埋下了祸根。而吊诡的是，正是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为经济行为提供了最初的动力。此外，政治生态学还将多维度的权力分析引入人类学的环境研究中，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用于质疑和解构的理论工具，对“生态平衡论”的反思正是基于此。我们知道，即便在无人干涉的情况下，生态系统的绝对平衡也只是短暂的偶然现象——熵（物种的复杂程度）甚至在生态学中乃表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标。进而，从政治生态学的维度来看，生态平衡观念中的自然被定义为需要一种长久的平衡态以维持人在其中的主导性地位，因为这种生态的力学美感也是人为设定的。同样可以被人为设定和再发明的还有地方性知识，环境的流动性迫使人们不断地被纳入新的环境中，与之调适之后方能续存。洱海流域的白族渔民在遭遇到新鱼种，及由其构建的“年轻的”种群结构之后，也经历了从生态到经济再到文化的三重“再地化”的过程。毫无疑问，正身处“人类世”的我们与自然已经实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环境的流动性正是“生态不平衡论”的直观体现，而之所以要为地方性知识祛魅，其目的便是要我们更开放地运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人类与这个星球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