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评论员们都对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后果进行了阐释，并一致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政府需要采取干预主义政策以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本文将绿色增长界定为应对新冠肺炎与气候变化双重危机的“任务导向型策略”，并考察了在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大流行时代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时角色发生的变化。新冠肺炎危机与气候危机都已经并还将继续对工作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于是，我们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问道：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任务导向型策略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紧接着，我们广泛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劳动力的影响，并更仔细地审视了一系列可能对澳大利亚产生影响的政策，评估了它们在“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围内的立场，指出其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推动超越资本主义应对措施的产生。

关键词：新冠肺炎大流行；气候变化；绿色新政；生态现代化

一、前言

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危机的暴发，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组织达成了普遍共识，即后新冠肺炎时期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主义政策以应对疫情期间持续加剧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激进的干预主义政策需要建立在对未来工作、产业结构和环境之间联系的综合考量之上。

当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喉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篇编辑评论《新冠危机与气候危机相互关联》（The Covid and Climate Crises are Connected）还在确认新冠肺炎危机和气候危机存在根本联系时，新冠肺炎大流行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的事实已变得非常清晰。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篇社论除了描述新冠肺炎如何揭示了未来所面临大挑战的规模外，还认为这一大流行病创造了一个制定政府政策的“独特机会”，即以更低的财政、社会和政治成本引导经济远离碳排放。《全球劳工杂志》（Global Labour Journal）的一篇社论则从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角度指出：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个重要话题是试图控制与重新定义经济、政治和社会中主导机构的斗争。一方面，存在着救助大公司和产业、强化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化人口与强化现有不平等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观察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可能性、支持重组卫生和教育系统的新基础、新的市民社会倡议与新的政治领导。

在本文中，我们分析并批评了澳大利亚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的政策。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二者并非孤立存在。一旦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性下降，气候变化仍将持续。二者都已经并将持续对工作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无论从短期或从长期来看，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对这两种危机的过程和结果都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评估了有关新冠肺炎影响气候变化的证据并问道：应对新冠肺炎的政策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其次，我们广泛考察了新冠肺炎对全球劳动力的影响，也深入考察了一系列可能对澳大利亚产生影响的政策。接下来各部分考察了在大流行病时代国家应对环境问题时的角色变化。我们特别考察了已经探索的“绿色增长”的限度和可能性问题。再次，我们考察了澳大利亚针对国情采取的四项对策：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的国家就业计划（National Jobs Plan）、气候委员会（Climate Council）的清洁就业计划（Clean Jobs Plan）、超越零排放（Beyond Zero Emissions，BZE）的百万就业计划（Million Jobs Plan）和悉尼政策实验室（Sydney Policy Lab）的真正新政（A Real Deal）。

我们根据最初由古茨（Goods）等人制定的、后经由希南（Heenan）和斯特曼（Sturman）详细阐述的绿色就业和气候举措分析框架，对这些对策进行了考察。我们考虑的计划与现有秩序之间存在反差，也呈现出与概述方法不同的社区参与方法。为了解释每个计划中有意义的政策的适用范围，我们援引高夫（Gough）的观点，即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超越资本主义，以证明这对制定有效的新冠肺炎应对政策的必要性。然后，鉴于面临的气候挑战，我们将考察过的计划与美国绿色新政的一个变体进行对比。最后，我们通过将应对这两种危机可能采取的政策结合起来考虑以得出结论，并冷静地指出，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越了新冠肺炎疫情本身。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气候的早期研究引起了人们对人类活动力大幅下降的关注。勒克雷（LeQuéré）等人指出，在新冠肺炎暴发之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于过去10年中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在价格暴跌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产量迅速上升，但大量可再生能源仍与化石能源一起使用，并未取代化石能源的地位，且地面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

截至2020年4月初，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日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7%，其中不到一半的排放量与地面交通运输的变化有关。然而，这只会使排放量回到2006年的水平。年降幅与未来几十年将气候变化限制在平均气温上升1.5%所需的年同比降幅相当。勒克雷等人得出的结论是，2020年观察到的大多数变化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未反映经济、交通或能源系统的结构性变化。

这个在大流行病后期开展的研究工作得出了以下结论：旅行和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制与自愿限制，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均有所下降。在追踪研究的125个国家中，除1个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流动性都下降了10%或更多。然而，福斯特（Forster）等人得出的结论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短期限制措施对气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持续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只会产生于疫情中期采取的经济复苏战略：

我们的工作表明，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短期引起的全球温度信号变化可能很小。这些结果突出表明，如果没有长期的全系统经济脱碳，行为上的巨大转变也只能使变暖速度适度降低。但是，经济复苏的投资选择将严重影响到截至本世纪中叶的全球变暖轨迹。从后新冠肺炎时期的经济危机中寻求绿色复苏，可以使世界继续追求《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设定的气候目标。

然而，奥布林格（Obringer）等人认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数百万专业人员居家办公，且大多数人还将继续这样做，数字化利用率增加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一个被忽视的、导致高排放的重要因素。据估计，全球数字化利用率上升了40%，需要约4260万兆瓦时的额外电力用于支持数据传输和数据中心。奥布林格（Obringer）等人认为，这对碳排放的影响，只有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的岁月里才能得到充分说明。

因此，全球和国家层面的政府行动者对于确定新冠肺炎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至关重要。新冠肺炎大流行提供了变革的动力，但没有提供内在的长久解决方案。对于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劳动者在制定能够创造高质量、可持续就业、可再生经济的产业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遏制因全球化而进一步恶化的环境破坏趋势。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力的影响

《经济与劳动关系评论》（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的一篇社论认为，新冠肺炎暴露了由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脆弱性。有人认为，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甚至在大流行病暴发之前就已经优先考虑私人市场、企业财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削弱了社区团体的影响力。随着病毒的蔓延，国民尤其是女性最先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当病毒在全世界蔓延时，全球经济还远不够强劲，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也很快显现出来。休·托马斯（Huw Thomas）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工作以及食物供应的影响是不平衡、不平等且持续不断的。例如，在孟加拉国，“服装业52%的订单被立即取消，该行业的400万名工人中有四分之一以上被解雇或被迫休假”。《全球劳工研究》（Global Labour Studies）的一篇社论指出了几个新兴主题，其中包括：

（1）全球和地方的重新配置：这场危机暴露了许多全球机构的弱点和脆弱性，同时表明了全球经济对全球网络和外来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在全球和国家应对不力的地方，减轻危机影响的重任就落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肩上。

（2）进一步模糊了正式和非正式部门之间的差异：不稳定不仅是非正式工作的一个特征，而且是正式的依赖工资的工人也会经历的一种状况。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将会扩大，不仅在历史上拥有大量非正式劳动力的国家如此，而且在那些正式工作已成为常态的国家也是如此。

（3）“我们不在一条船上”：这场新冠肺炎大流行加剧了阶级、种族、性别和移民身份等方面的不平等。根深蒂固的歧视、偏见和社会裂痕已经浮出水面。强硬的封锁、国家领导人的煽动性仇外言论、残酷地执行“社会距离”、民粹主义移民政策以及关闭国家和州边界，都以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名义合法化了。

总的来说，工人——最脆弱的工人——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新冠肺炎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正如《柳叶刀》（Lancet）的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一线工人——从医院员工到教师、超市工人、工厂工人和酒店员工——因政府应对政策的结构性缺陷而承担后果。这主要体现在医疗保健系统空心化和私有化导致个人防护设备供应不足，以及“混乱”的封锁令全国民众感到困惑和愤怒。这些一线工人和其他基础工作人员属于感染风险最大的群体，因为他们需要在疫情期间努力维持卫生服务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行。而在这些群体中，感染风险最大的仍主要是非白人工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取消了放弃专利权的尝试，而这种尝试能够让最贫穷的国家大规模生产新冠肺炎通用疫苗。在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大流行席卷卫生系统，这使一线工人（和整个社区）的生命暴露在持续风险之下。

随着这一切的发展，世界十大富豪的财富增加了5400亿美元——足以为全世界人口购买疫苗并避免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同时，企业行动者的惩罚性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剥夺了工人的权利。例如，亚拉巴马州贝塞默的亚马逊仓库工人试图组织抗议的案例，以及因缺乏行业监管而导致零工经济工人在工作中死亡的案例。

企业阻碍劳工行使权利和避税的努力，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对工人影响最大的场景。但此外，正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一篇文章所言，新冠肺炎大流行对一种工人是有利的：机器人。有人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减少了公众对机器人的恐惧，并且对机器人的监管也有所放松。贝雷比（Berreby）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启动了一项关于如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嵌入机器人的实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人员萨阿迪·塞迪克（Saadi Sedik）和柳（Yoo）强调，新冠肺炎可能会加快自动化的步伐，加剧低技能工人失业的风险。他们发现，当与提高生产力的自动化相联系时，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经济衰退促使低技能工人失业，尤其是在机器人使用率更高且新机器人采用率增长更快的国家。这表明发达工业国家的不平等加剧，特别是在不平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的国家。耶茨（Yates）以美国为例研究了这些影响。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黒命贵运动就已经再酝酿。种族和社会经济劣势问题往往相互重叠，这些问题又因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加剧，为这场斗争增加了一个物质层面：

黑人、土著人、有色人种(BIPOC)和女性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黑人、土著人和拉丁裔美洲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比率远高于白人。40%以上的一线员工是有色人种。与过去每个月一样，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的几个月里，黑人和拉丁裔工人的失业率高于白人。一些人将经济萧条称为“女性经济衰退”（她“she”与经济衰退“recession”的结合；shecession：女性经济衰退，主要对女性造成影响的经济衰退），因为女性一直是其主要受害者。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正如范·巴内维尔德（Van Barneveld）等人指出的那样，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之前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与许多国家一样，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包括从“标准”雇佣关系转向更不安全的临时、固定期限的兼职工作，以及最近与零工经济相关的变化。然而，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蔓延，新的监管形式回归了。某些职业被描述为是“基础的”，失业救济被重新命名为“求职者津贴”（Job Seekerallowance），并延长了发放期限。如莎拉·凯恩（Sarah Kaine）所指出，截至4月底，有130万人登记申请了“求职者津贴”，是2019年12月登记人数的两倍。此外，该计划使一些最弱势的工人得不到帮助，包括临时签证持有者。外国学生则完全没有得到经济支持。然而，政府明确表示，就业补贴是暂时的，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取消。有人认为，劳动力市场处于孤立状态“，回归更灵活的未来”这一列入议程十多年的提案被重新提起。

干预超越了狭隘的经济问题，扩展到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包括对集会/抗议权利的限制和越来越多地使用监视技术。然而，正如范·巴内维尔德等人指出的那样，这场新冠肺炎大流行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失灵，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并引起了人们对新失灵的关注：

然而，与过去一样，在谈到新自由主义走出“冬眠”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的针对新自由主义失灵的补救措施是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放松管制”和更多的劳资关系“改革”。

凯恩认为，政府希望回到更“正常”的澳大利亚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劳资关系充斥着激烈竞争和党派纷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斯皮尔斯-布彻（Spiers⁃Butcher）的说法，大部分刺激措施旨在支撑澳大利亚维持其私有化福利国家的地位。问题是澳大利亚政府是否会走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道路以摆脱危机，并推进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未能引入的新自由主义驱动的重组。这被描述为“快速恢复”（snap back）。但是，根据弗兰克·史迪威（Frank Stilwell）的说法，有很多原因导致这种情况不会轻易发生。更积极的观点是，朱丽叶·贝内特（Juliet Bennett）认为：

20世纪见证了经济范式的两次重大转变:首先是凯恩斯主义，然后是新自由主义。后新冠肺炎时期的经济复苏则为另一种范式转变提供了机会，这种转变将经济学应用于其产生的社会和生态环境。

贝内特（Bennett）继续指出，这种转变已经在社区层面、非政府组织（NGOs）和社会运动中发生了。因此，我们现在开始分析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各国政府干预气候变化可能性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马祖卡托（Mazzucato）对“创新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和“环境型政府”（the environmental state）两个概念的研究。

五、定义绿色增长Ⅰ：创新型政府的任务导向型策略

艾金格（Aiginger）和罗德里克（Rodrik）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暴发前撰文指出，尽管此前预测过激进产业政策会消亡，但自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它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卷土重来。这种想法有助于形成适合21世纪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框架。在这些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大流行出现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可能会使“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受到质疑。最近，马祖卡托（Mazzucato）等人提出要通过“任务导向型策略”来创造和塑造市场。面对生态危机等重大社会挑战，决策者可以通过跨部门战略投资和培育有益于私营部门发展的新工业格局来确定增长方向。马祖卡托提出了ROAR框架。该框架涉及对预期旅行方向（路线）、公共部门组织的结构和能力、政策评估方式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激励结构（风险和回报）的战略思考。结合这个公式，马祖卡托等人认为：

应大大丰富政策评估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以培养实施挑战驱动型政策所需的能力。政府应该接受来自专注于用户体验和共同创造实践的服务设计研究的新工具和技术，以及来自专注于技术和创新前沿的转移与塑造和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管理复杂系统的演化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新工具和技术。

有一种解读是，这可以被视为超越创新型政府走向近来被称为“环境型政府”的阶段。豪斯诺斯特（Hausknost）和哈蒙德（Hammond）认为，这可以解释为政府发展的下一阶段，即将福利国家的功能逻辑从缓解社会外部性问题扩展到缓解环境外部性问题。然而，环境型政府从来不是为了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问题。相反，它与“生态现代化”范式相联系，其中的政策战略是通过技术和行政创新来提高环境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即便如此，正如科南（Coenen）和摩根（Morgan）所言，这种解决创新问题的扩展方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财政部反对通过增税来支持必要的公共投资和创新；其次，这种方法假设政府准备进行全盘的重新监管。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是采取制度性措施以应对双重危机。

我们通过查看三种定义，可以了解各组织机构对绿色增长的不同态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确保自然资源能够提供环境服务。世界银行寻求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呼吁减少环境影响和重建自然资本方面给出了最有力的解释。毫不意外，环境规划署也提供了最有力的政策处方，它是唯一呼吁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与资源使用和环境影响绝对脱钩的机构。然而，这三个组织机构都认为，技术变革和资源替代是实现绿色增长的机制。

对于科赫（Koch）而言，“增长的必要性”构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中给予经济增长的优先地位可以被解读为环境型政府的“玻璃天花板”，以及对其参与社会和生态转型能力的结构性限制。科赫区分了以货币增长为导向的经济和后增长的稳态经济。在前者中，政府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支持绿色增长。在后者中，政府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和能源的产量，最大程度上提高可持续福利。具体而言，就是充分满足现在和未来所有人的需要。

贝利（Bailey）指出，所谓的“绿色政府的三重困境”，就是如何谋划实现经济去增长并维持政府财政活力，同时扩大其环境功能。在他看来，只要政府仍然依赖私人资本积累，就不可能实现这三个目标。贝利重复了有关经济增长批判和盲目崇拜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观点。埃克斯利（Eckersley）同意其对绿色增长的批评，但并不认为经济去增长是唯一可行的生态选择：

那么，我们如何分析环境型政府的方法呢？在这里没有理由不利用经济增长的积极内涵。然后，这些可能会为作为经济管理者的政府提供一个依据，精心协调好的/健康的/理想的增长，并取消坏的/不健康的/有害的增长——简言之，发展好的增长，减少坏的增长……有选择地、同步地协调“增长和去增长”需要积极鼓励加快和实现环境保护产业的增长……并监督对生态有害产业的规模收缩和逐步淘汰。

我们现在从政府干预双重危机的限度和可能性转向这些应对措施所在的框架。

六、定义绿色增长Ⅱ：构建环境型政府

在制定分析澳大利亚汽车行业绿色就业的概念框架时，古茨（Goods）等人研究了生态现代化(EM)理论。这些学者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代表了一种务实的环境政策，其基本观点是环境目标和经济目标相容。有人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环境管理，可以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然而，在这一公认的有限框架内，关注技术解决方案的“弱”方法和着眼于现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转型与技术创新的“强”方法之间存在分歧。古茨等人承认，“强”方法的支持者认为，它面临着来自诸如资源部门以及相关政治和游说团体的强烈反对。有人认为，这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进行干预，以实现向生态可持续战略的“公正转型”（justtransition）。

这两种方法的批评者认为，它们依赖于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技术“黑箱”，以促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生态现代化的方法拒绝“零增长”，支持“绿色增长”，并认为这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实现。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将重点放在绿色新政（GND）上。绿色新政是自古茨等人提出后在近年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希南（Heenan）和斯特曼（Sturman）认为绿色新政有五个方向：亲市场，使用绿色言论来维持现状的新自由主义；右翼民族主义者，援引绿色新政来建构国家主权，应对外部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凯恩斯主义，以技术官僚管理主义方法为特征，实现政府主导的增长；无政府主义/去增长，将绿色新政置于改革与革命辩论的改革派阵营中；生态社会主义，强调气候危机中固有的阶级对立。每种立场都存在于一个反应谱中，我们将其解释为代表几种可能立场中的一种。这些立场要么从革命的角度、反动的角度、改良主义的角度挑战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要么仅仅寻求一种能够扩大并确实加强现有制度现状的应对措施。可以说，它们未能解决新冠肺炎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一）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国家就业计划

2020年，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发布了两份关于疫情后就业和经济的报告。第一份报告是《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后重建就业和经济》（Rebuilding jobs and our economy beyond the COVID-19 health crisis），阐述了后新冠肺炎时期经济更具包容性的八个基本特征。第二份报告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澳大利亚经济重建：国家就业计划和五种启动方式》（Australia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fter COVID-19:A National Jobs Plan，and Five Ways to Get Started），于2020年下半年发布，内容更广泛，既关注后新冠肺炎时期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也关注气候变化行动的作用。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计划包含着模糊的生态社会主义元素。实际上，更适合的描述是该计划包含较弱的生态现代化元素，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原则，其特征是采取以人为中心的措施应对技术性失业和以环境为中心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类似方法被称为“绿色制造”。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的行动将由国家主导，实现生态和经济目标的产业转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

（二）超越零排放（BZE）：百万就业计划

BZE（超越零排放）是一个气候变化智库，旨在通过“独立研究和创新解决方案”展示澳大利亚如何能够实现超越零排放。BZE2020年的报告《百万就业计划》（The Million Jobs Plan）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会让澳大利亚人失去100多万个工作岗位，声称展示了投资清洁、低碳技术的巨大就业潜力。

BZE的方法类似于绿色凯恩斯主义原则，但将其描述为一种更强的生态现代化形式则更合适。分享利益和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是超越零排放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它更加强调生态因素，突显了其管理绿色转型的技术官僚性质。

BZE承认，它的百万就业计划将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这反映了它所采取的绿色凯恩斯主义立场。然而，尽管BZE的计划坚持其固有的生态可持续原则，但根据希南（Heenan）和斯特曼（Sturman）的框架，亲市场立场的要素在其克服政策和监管壁垒以确保足够大规模交易的方法中是显而易见的。报告指出，“缓慢的监管流程是快速提供就业机会的潜在障碍……这一点很明显。因此，（政府）应该集中精力简化和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审批制度”。据称，通过推行该计划中的提案，政府可以消除这些障碍，吸引数百万美元的私人投资。但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降低监管壁垒，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来指导投资决策。

（1）战略经济咨询公司（Alpha Beta）/气候委员会：清洁就业计划

清洁就业计划认为，澳大利亚正面临着新冠肺炎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声称将提供一个“整体经济的解决方案”，以推动经济增长，并在三年时间内创造76000个工作岗位。其中的70%的工作岗位来自受到新冠肺炎严重打击的建筑业与行政服务业。40%将是区域性工作岗位，其中的三分之一将需要最低限度的培训。

Alpha Beta和气候委员会提出的计划类似于一种较弱的生态现代化形式，尤其是在表面上明显支持通过技术修复手段实现经济和生态目标的亲市场方法。按照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和超越零排放的思路，Alpha Beta和气候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经验“已经表明，我们可以共同努力，遵循专家的建议，并采取果断行动”。然而，该计划的细节表明，这些优先考虑创建市场和采用现有技术的举措，没有任何明确的关于整个系统的研发计划，以推动由产业政策驱动的创新，或通过现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任何系统性变革驱动的创新。相反，它敦促通过供给侧政策实现就业和环境目标，而不是以需求驱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在面临双重危机的情况下，这也是对生态就业和产业的需求。该计划没有否认其总体阐述的举措可能取得的任何收益，也没有否认AlphaBeta和气候理事会的战略具有一定的“漂绿”的目的，更没有否认该计划存在以“绿色面目”的华丽辞藻掩盖其赤裸追求资本积累的风险。

（2）悉尼政策实验室（Sydney Policy Lab）：真正的新政

“真正的新政”是悉尼大学悉尼政策实验室提出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声称建立在“绿色新政”的理念之上。然而，真正的新政也是由新冠肺炎带来的挑战推动的。它应该接受经济在环境中的嵌入性，并认识到如果要避免气候灾难，经济需要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行。推动该计划的悉尼政策实验室的学者们表示，该研究所本身就存在：

在能够创造新知识和推动变革的研究人员、市民社会、工业界、政治家和决策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塑造一个更加平等的澳大利亚。在那里，权力掌握在普通人手中，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一种安全的归属感。

据称，真正的新政是一个广泛联盟且不同寻常的长期合作的结果，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为人民和我们星球服务的经济和政府。

为了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和气候危机，真正的新政在所有被分析的计划中包含了最强的生态现代化形式。在工作问题上，该报告认为需要高薪、有保障的工作解决不稳定的根源，支持保障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最低生活工资和工作场所权利，并为小型企业和合作企业在经济中创造空间。无论人们是否从事有偿工作，都需要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在气候问题上，该报告主张一项多管齐下的计划，以实现能源、制造业、交通运输和农业的转型，创造就业机会丰富的零碳产业，确保ATS（I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对原住民土地开发项目进行经济控制的战略，以及适应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变革形式。因此，无论是在具体方案还是实施过程方面，真正的新政都更为激进，它超越了之前的报告，是基于绿色新政的变体。但是，它也有保持沉默的地方，尤其是仍未直面科赫（Koch）所描述的“玻璃天花板”问题，即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在结构上与激进转型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压力不相容问题。

七、后新冠肺炎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超越资本主义？

我们已经深入考察了一系列绿色财政复苏方案，这些方案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GHG）排放脱钩。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一些行动，以减少现有的福利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会因短期内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和长期的气候变化而加剧。然而，前面分析过的每个计划都类似于解决这种双重危机的不同方向。英国剑桥史密斯企业与环境研究院（SSEE）的报告总结了五个政策项目，声称它们能够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和气候目标的实现：

（1）清洁的实体基础设施投资；（2）建筑效能改造；（3）投资教育和培训，以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直接失业和脱碳带来的结构性失业；（4）生态系统恢复与再生的自然资本投资；（5）清洁研发投资。

澳大利亚各机构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事实上都包含一些既能恢复经济增长也能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举措。所有举措都是生态现代化的某种表现，或多或少地都属于绿色凯恩斯主义。然而，正如史迪威（Stilwell）所认为的那样，“绿色凯恩斯主义”仍然建立在生产主义假设的基础之上。增长的必要性可能成为国家参与社会和生态转型能力的结构性限制。因此，仍待解决的问题是，“工作、工作、工作”（‘jobs，jobs，jobs’）是否与“自然、自然、自然”（‘nature，nature，nature’）兼容。

更为激进的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提出了激进的绿色新政（GND）指导原则，其中包括：（1）到2030年实现经济全面脱碳；（2）将工人阶级置于向社会和生态关怀型经济的公正转型的中心地位；（3）通过保障基本生活工资、医疗保健、儿童保育、住房、食物、水、能源、公共交通、有益健康的环境和其他必需品来实现去商品化生存；（4）重塑我们的社区，使其为人民和地球服务，而非为利益服务；（5）非军事化、非殖民化和争取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未来；（6）通过对富人、大公司和污染严重的行业征收公正的累进税，对最严重的污染受害者重新进行资产配置。

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普森（Empson）、福斯特（Foster）等人和戴维斯（Davis）认为，即使是绿色新政也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戴维斯认为，即将到来的黑暗时期将指控资本主义威胁人类生存。根据戴维斯的说法，检察官将对资本主义提出四项指控：

第一，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它无法为大多数人类创造收入和未来。第二，它不能使经济脱碳，也不能使较贫穷的社会忍受全球变暖的极端后果，导致它在这方面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微乎其微。第三，它不能保证粮食安全或可持续的水资源。第四，它阻碍了革命性的生物进步成果向公共卫生领域转化。这些都是收敛性危机，彼此不可分割，需要将其视为复杂的整体，而不是看成有分别的问题。用更经典的话来说，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桎梏。

然而，伊恩·高夫（IanGough）认为，可能存在一种分阶段的方法能够克服这些问题。高夫提出了可持续福利的三阶段转型战略：绿色增长、重组消费和后增长(表1概述了C1、C2和C3三个阶段)。

表1可持续福利的三阶段转型战略

无论C1还是C2，减排的幅度和速度都不足以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因此，后增长是一种超越生态现代化范畴的应对措施，代表了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它承认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增长要求不相容。来自英国百万气候工作运动（One Million Climate Jobs）的苏珊娜·杰弗里（Suzanne Jeffery）认为，尽管存在许多关于绿色新政的有效性问题，但通过将工人阶级组织纳入辩论过程，也有助于勾勒出从C2到C3的路线：

呼吁创造100万个气候工作岗位、绿色新政或公正转型是进攻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要求从考虑导致地球上数百万普通人面临气候危机的核心能源系统问题过渡到优先考虑大多数人需求的能源系统问题，以实现气候安全，结束能源贫困，对能源和运输系统进行民主控制以及提供好的、高薪的、技能性的和有工会组织保障的工作。

高夫认为，如果未能成功地通过协商实现过渡，就会产生一个“堡垒国家”，它将监督但无法有效管理处于永久紧急状态下人类的生存：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叙事将是生存和最低限度的国家福利。维护边界和社会秩序将需要新的警力。任何一种福利国家都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更不用说社会投资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类繁荣的机会将会减少。

八、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评估新冠肺炎影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证据，并确定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政策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减缓气候变化的举措。我们认为，新冠肺炎危机的影响

——在已经受到持续气候危机影响的背景之下——揭示了有利于全球最富有者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全球弱势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全球层面的变革提案经常强调政府行动者在政策干预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认为，除了使用“创新型政府”这一经过验证的概念创新解决方案外，如果想要应对措施有效推动产业转型，迈向可再生、可持续的未来，劳动者将需要发挥重要作用。

当我们深入研究澳大利亚背景下政策措施的细节时，得出如下结论：来自一系列行动者的计划——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超越零排放、AlphaBeta和气候委员会与悉尼政策实验室

——都建立在生态现代化的基础上，接受经济增长与生态导向型产业和社会转型的兼容。然而，我们研究过的四份报告，没有一份涉及商业或政治力量抵制对政策制定或实施所产生的影响。这样做意味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就转向后资本主义与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达成了共识，而这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国家和产业相对立。

最后，让我们就以共同关注的方向问题所达成的共识来结束本文。正如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巴黎气候协定》明确包含了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远低于2℃的承诺，但各国的实际承诺一旦叠加起来，到21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3.5℃。即使气温仅上升2℃，也会导致40%的永久冻土融化，释放出大量的碳和甲烷，珊瑚礁很有可能会死亡。不仅如此，全球食物供应量每天将减少约99卡路里，食物的分配必然极不公平，文明也将走向崩溃。在此过程中，尽管应对气候危机的主流行动方案也寻求解决因新冠肺炎危机而暴露出来的结构性政治经济问题，但超越资本主义的应对正变得不仅仅是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更是人类生存之必须。

本文原载《劳动力与工业》（Labour & Industry：a journal of the soc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of work）2021 年第31 卷第 4 期，译文有删减，原文标题为Post‑COVID‑19 policy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beyond capi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