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疾病防治知识生产伴随着人类对疾病的风险防控和认知进化，其知识谱系、体系框架和实践应用都得以不断修正和完善，其间存在一个从国家中心主义的疾病阻断到社会参与的知识话语建构及展演过程。区别于国家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疾病防治的社区参与强调关注疾病和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及支持体系，并在行为本身医学干预的基础上，寻求超越生物意义的行动者内部的风险解释。社区参与的知识效用往往体现了一个“知识的地方性”特征。基于这一知识意义观照，在社区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社区“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农村社区“精英引导内外联动型模式”、民族社区“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以求建构一种兼具适切性、可及性、持续性和可嵌入性的社区疾病防治知识生产模式。

关键词:疾病防治;社区;结构性差异;地方性知识;类型化

引言

从国家主义到社区参与是各国疾病防治知识生产的一个发展趋势。疾病防治社区参与的知识效用往往受三个因素影响:知识投射的场域及情景、投射对象的可接受性、行动者的操作技能，这些因素体现了“知识的地方性”特征。因此，社区疾病防治知识生产的地方性及通过地方性回归知识的标准化重构就需要特别观照。基于社区的类型差异及其造成的人群行为特质、社区文化习俗、社会资本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社区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既要遵循防治知识的标准化要求，又要回应社区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人群构成、民族宗教、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进而进行相应的模式选择。

关于地方性知识与疾病问题，人类学、社会学尤其是医学人类学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通过田野考察，对特定文化社群就某类疾病的认知和策略进行研究和分析。有研究通过对凉山彝族村落的田野考察，分析艾滋病防治中根植于当地家支整体主义的地方性话语与国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不同，探讨了疾病歧视与非歧视的地方性逻辑。有研究把疯癫置于社群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注意到民众对疯癫认知多元化导致多元应对策略。有研究通过考察天祝藏医院，关注到地方性知识既解释着疾病又参与疾病治疗。有研究通过对甘南藏族自治州那吾镇妇女的个案研究，提出地方性知识对疾病认知和应对的影响，进而为民族地区健康维护提供策略。有研究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对策略的考察，探讨了地方性知识与专业知识结合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也有研究注意到了地方性知识理论对研究与理解疾病背后行动逻辑的意义。有研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疾病政治，阐述了疾病政治的发展逻辑这一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视角的问题。

既有研究无疑在问题关注、视角延展、观点阐释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智识启发。尤其是田野考察对不同文化社群的躬身解释，就地方性知识与疾病认知和应对的关系提供了鲜活案例。但是这些研究囿于研究旨趣，多将触角投置于单个的社群活动空间，致使碎片化的理解不能解决社区疾病防治整体策略等问题。同时，已有的社区疾病防治实践忽视了策略到达的真实环境及地方性知识构成，导致行动缺乏适切性、可及性，以致真实社会效用受到影响。因此，本文拓展知识生产的链条，分析了地方性知识在社区疾病防治中的内在影响及可能意义，提出了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民族社区疾病防治模式，以求为社区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提供一种适切的、可及的、可嵌入的模式。

一、“地方性知识”及社区疾病防治的类型化

“求知是人的本性”，知识生产是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随着认知能力提升而不断图绘知识地图的过程。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伴随着人类对疾病的风险防控和认知进化，其知识谱系、体系框架和实践应用都得以不断修正和完善。其间总体存在多重关系的纠结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如自然科学的研发应对与社会科学的结构性抑制、国家中心主义的疾病阻断与社会参与的知识话语建构、疾病本身的医学干预与超越生物学意义的行动者内部风险解释等。而从行动者内部的社会结构、空间地方、文化资源、关系网络、个体特征等话语进行风险解释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其对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提出了认知重构，社区疾病防治亦在这一背景下得以提出。

(一)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从国家主义到社区参与

在早期，不同国家对疾病的逻辑预设与应对方式大同小异，由于认知限制，政府及社会大多对可疑人群采取强制性病毒检测，对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活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并隔离治疗。随着一些疾病的广泛蔓延和流行，先前那种企图采用隔离治疗和集中管制的方式使病毒完全消失的思路越来越不可取。防治经验一再证明，强制隔离措施非但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疾病的蔓延，相反，可能迫使一些高危行为者转入“地下”。长期的隔离治疗也无形中加大了患者与社会的疏离程度，使患者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且，集中管制和隔离治疗对人力、物力有较高的要求，使有关部门疲于应对。

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疾病防控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些行为疾病，人群的风险认知和行为选择与社会结构、文化策略有关，这显然对集中管制和隔离治疗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继而强调发挥社区的作用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在应对疾病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共识。“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由于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具有社会服务和基层社会管理、资源整合及教化与行为干预的作用。因此，基于社区秉赋开展疾病防治的理念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认可和重视，疾病防治的社区参与即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不断实践，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也越发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强调社区参与。

(二)地方性知识及社区疾病防治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在知识观上的一种体现，其价值在于凸显知识的地方本土空间属性以及不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就疾病防治来说，由于“医学体系是被文化理念渗透的体系，疾病的发生和人们对应疾病的想法和行动之意义，必然超越疾病的生物学意义。有关疾病和健康的解释模式，常常也是文化解释模式。‘病’仅仅是一种符号，如何对这一符号进行解读与应对，就与本土化文化及复杂知识密切相关”。因此，“地方性知识理论有希望发展成为研究与理解疾病背后的行动逻辑与社会意涵的视角之一”。

作为社会亚系统的社区，在人口结构、社会分层、资源流动、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架构了人群置入的交往空间及话语体系，而且对目标人群的认知状况、需求层次、行为特质和文化观念都影响巨大。当疾病防治知识投射于社区时，知识效能的发挥又受制于社区空间场域及人群特征。因为“在技术的强硬杠杠还不足以把古老的规范连根拔起的地方，‘民间’及其老规矩仍然保持着活力”。一般化的防治策略在进入殊异化的社区空间时，地方性知识对外来知识的接纳抑或拒斥，以及外来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进而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借力达到知识与目标人群的通融就显得尤为重要。如“近几年，在国际上，社会科学界再次强调要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看待艾滋病问题，尤其需要关注疾病、行为背后的各类结构性因素;提倡不仅要在认识上，也要在实际干预工作中超越公共卫生KABP(知识决定态度、决定行为，从而导致疾病感染与传播)的主导模式，并建构出结合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结构性干预’(structural intervention)的概念框架与操作模式”。因此，社区疾病防治要关注并正视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影响了人群对疾病的认知模式和应对策略，亦影响了建构于科学主义之上的国家专业化的疾病防治策略。

(三)社区疾病防治知识生产的类型化

从微观层面丰富疾病防治的知识实践链条，建构基于社区类型区分的、具有适切性的疾病防治知识生产模式，在社区疾病防治中十分必要。其价值不仅体现在防治措施的针对性和经济实效性，而且可以使防治工作沉入社会最基层，实现服务与需求直接对接，从而将潜在的社区资源发掘出来，转化为社区建设、管理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促使疾病防治得以长期、持续开展，形成政府领导、多部门协作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疾病预防与控制长效工作机制。

不同学者由于其研究需要和路径选择的不同而对社区内涵认识也不同。总体来讲有两种路径:一部分学者侧重从地域角度分析，认为社区是在某一地域内生活的人群共同体;另一观点从社区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社区是人们基于某种共同的目的和功能而组成的人群共同体。在社会学社区研究中，最常见、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是以空间特征和人群属性特征为标准，将社区分为地域性社区和功能性社区。本文以整体的空间特征为标准，将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两大类，同时基于社区疾病防治知识生产的普遍性存在，还分析少数民族聚居社区。

二、城市社区: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

城市社区具有相对健全的社区组织体系和支持系统，其疾病防治工作在国家整体的防控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由于人群构成复杂多样、个体行为多元异质等特点，城市社区的疾病防治工作压力大，其防治模式应注重社会正式支持系统和非正式支持系统的资源，在社区组织平台基础上进行综合防治。

(一)城市社区的结构性特点及疾病防治

城市社区是指由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所组成的社区。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人群集中聚居，人口来源比较复杂，且人口集中、密度高，在人群构成、价值追求、生活方式、行为特质、文化习俗等方面表现出复杂多样、异质性强的特点，从而导致疾病防治形势复杂多样;第二，流动人口多，且大多缺乏疾病防治知识，高危行为存在的比例相对较高;第三，经济和消费活动发达，潜在的感染者风险大;第四，家庭的规模和功能缩小，血缘关系淡化，人际关系较松散;第五，国家疾病防治体系、社区组织结构体系较为健全，这是社区疾病防治工作的优势。

(二)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

城市社区的特点决定了其疾病防治面临复杂形势，防治模式必须充分考虑目标人群多样异质、活动头绪繁杂等状况，在对不同目标人群进行分层归位的基础上，针对各自的知识需求及行为特质，选择不同的防治策略，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结构体系较为健全的优势，发挥正式支持网络和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协同作用，防止碎片化的治理，将防治工作纳入社会结构－关系网络，通过创新载体、丰富方法策略进行综合防治。我们称其为“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模型如图一。

图一城市社区“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

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是现阶段疾病防治的基本要求。“一体”就是社区疾病防治工作要充分依托、立足于社区组织这一平台和基础。社区具有较完备的组织结构体系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且离目标人群最近，是多部门协调开展疾病防治工作的基础平台和有效载体。要特别重视社区的平台架构及组织协调作用，通过社区进行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和治疗救助，进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疾病防治体系。

“两翼”就是正式支持网络体系和非正式支持网络体系。前者是指由政府各级组织机构构成的网络，具有资源、人力、技术等优势，是开展疾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后者是指由厂矿企业、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组成的网络，具有公众动员、自愿行动等方面的优势，是疾病防治工作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综合防治”首先指要针对不同目标人群选择不同的防治策略:针对普通民众，要普及疾病防治知识和国家的法律政策，使其增强防治能力和对一些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宽容心理;针对高危人群，要进行行为干预，尽量阻断病毒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对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要进行治疗救助，提高其生活质量，通过帮扶救治提高其生活的勇气。其次，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要创新载体、丰富手段，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三)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的实践逻辑

1.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风险抑制策略是这一模式有效运行的逻辑起点。要对辖区人口进行摸底调查，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式，结合大数据分析明确不同人群的特征、需求和可利用的资源，据此进行防治策略设计，提高模式运行的针对性。

2.重视对行为背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测量，并以社会资本为目标提升防治效果是有效路径。要探讨人们认知、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分析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风险认知及行动策略，进而通过社区建设提升社会资本，改变行为背后不利的社会环境;针对不同人群修正防治策略，提升防治的可及性和可接受性。这样才能形成疾病防治良好的社区环境，使社区群众接受知识传递，使高危人群和感染者主动融入社区。

3.考察知识距离与风险形成的变量关系是重要因素。要就影响目标人群行为选择与风险发生的变量因素进行梳理，分析知识到达目标人群的距离与目标人群患病风险的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关系的因素。因此，要深入研究转型社会的社会构成、行为模式、价值理念的变化，并阻断变化背后影响行为的不利因素，有针对性地选择防治策略。同时，在防治中需要积极探索知识到达目标人群的方式方法。

4.超越体制内动员，达到防治策略与目标人群的交互共进是核心要义。传统自上而下的疾病防治策略不仅存在低效率问题，而且目标人群对以权力为依托的体制内动员是否信任，进而达到防治策略与目标人群的交互共进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社区疾病防治强调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在城市社区的疾病防治中，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引入并培育社会组织参与防治就非常重要。

5.社区支持网络的网格化运行是这一模式的关键。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强调对社区疾病防治正式支持网络和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协同利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网格化管理。该模式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由以下四种力量组成的协调高效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形成网格化的主体合作防治策略:社区的积极参与是模式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卫生、工商、宣传、教育等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参与是关键;辖区内群众团体组织对疾病防治的参与是保障;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是必要条件。

6.扩大知识传递的暴露频率是这一模式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一体两翼综合防治型模式的有效运行要求创新活动载体，对不同目标人群进行立体防治，既扩大信息的有效到达率和暴露频率，也使相同信息反复传递，起到正向强化作用，以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

三、农村社区:精英引导内外联动型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群众对疾病防治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和行为态度取向直接关系到国家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形势。因此，有针对性地设计并做好农村社区疾病防治工作，在现有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尤为重要。

(一)农村社区的结构性特点及疾病防治

农村社区是指由从事农牧业劳动的人群所组成的社区，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人群同质性强。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疾病防治模式选择上要考察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第二，家庭照顾传统与社会互助网络较强。社区人群血缘关系浓厚，家族意识较强，生产上的相助、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守望，都使社区人际关系较为紧密。如何充分利用好社会互助支持网络、家庭照顾传统、民间关怀习俗等各类潜在资源，是社区疾病防治工作的重要课题;第三，人群之间的交往模式、传统伦理道德和群体舆论监督对村民行为方式的选择有较强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在守望相助的生活中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交往模式，人们关系的处理受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伦理道德约束;第四，社区权威人士的言行举止对人群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示范引导作用明显。社区的熟人社会性质，加上相对封闭的环境、相对固定的交往对象和人群内部的紧密依赖关系，使得这一场域中权威人士往往控制着村庄资源和话语权，其行为对人群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示范引导作用较为明显;第五，外出流动人口的增多使社区疾病防治面临严峻的形势。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由于其疾病防治知识相对缺乏、社会支持不够，而面临易感性和脆弱性。

(二)精英引导内外联动型模式

在农村社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疾病防治资源较为缺乏的现实背景下，需要培育社区内源性的支持力量来开展防治工作。社区精英人物具有支配社区资源、主导社区主流话语、引导普通群众行为和营造社区舆论环境的重要作用。因此，农村社区的疾病防治首先就要发挥好社区精英的作用，通过他们的示范引导，辐射带动社区普通民众参与防治活动。同时，由于流动人群的易感性，就需要内外联动，对外出务工人群进行跟踪监督。充分尊重社区特质，深入挖掘潜在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社区疾病防治，我们称其为“精英引导内外联动型模式”，模型如图二。

图二农村社区“精英引导内外联动型模式”

“精英引导”是指要充分发挥社区精英的作用，并通过他们的示范引导，辐射带动社区内的普通民众参与防治活动。从农村实际情况看，以下几种社区精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政治精英，主要包括乡村干部。由于传统文化官本位观念的影响和人群对正式政治组织权威的认同，加上政治精英手中掌握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资源，政治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在农村社区疾病防治活动中发挥政治精英的辐射带动作用往往非常重要;第二，文化精英，主要人群有三类:一是传统文化精英，包括家族长者尤其是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由于传统文化礼制的影响，这部分人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在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村民行为的引导和小群体间舆论营造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乡村教师。这些人接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是社区知识传递的主体之一，他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会在乡土社会中起到知识向导的作用。三是乡村医生。在乡土社会中，乡村医生往往被定位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权威。对于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受教育程度低和没有现代医学技术知识和经验的村民来说，他们的很多健康知识都来自乡村医生的供给，因此，疾病防治工作中，乡村医生的作用尤为重要。文化精英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区的知识话语与社会心理;第三，经济精英，主要是指社区中先富起来的能人。他们能为乡民的致富提供一些信息和机会，而且基于其经济优势，在乡村社群中也具有较高的地位，其言行举止往往对村民行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内外联动”是指，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疾病防治需要内外联动进行跟踪监督，做到内外资源整合。首先，外出务工人员是重点人群，流出地在劳务输出时要做好宣传教育;流入地(或工作单位)也要做好这部分人的疾病防治工作。双方要形成联动机制，达到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内外跟踪监督;其次，内外资源的整合，即外来资源要与农村社区内源性支持力量实现契合，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

(三)精英引导内外联动型模式的实践逻辑

1.关系传播的风险抑制是这一模式运行的逻辑起点。熟人社会的特点导致人群在思维观念、生活方式、行为特质、文化习俗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同质性，要充分研究熟人社会的运行机理及社群关系网络，在疾病防治策略选择上，针对人群的同质性特征有的放矢。即在防治内容上，要考虑村民疾病防治知识普遍欠缺的现实，宣传普及疾病防治知识;在防治工作中，要注重营造宽容互助的人群关系，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要充分挖掘熟人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潜在资源，创新载体、丰富手段。

2.社区精英的示范引导是这一模式的关键策略。要对乡村干部参与疾病防治进行正向激励，利用他们在资源配给、组织保障、群众动员、舆论营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政府可结合乡村振兴和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等活动，把疾病防治工作穿插其中，在经费供给、设备投入、项目支持等方面积极支持，发挥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建立由乡村干部主导的社区疾病防治协调指挥机制。同时要发挥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的知识传递和行为示范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利用专业权威传递正确的疾病防治知识，引导人群确立健康行为。

3.群体网络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风险抑制是这一模式的重要因素。疾病防治不仅包括认知、行为的改变，而且包括关系的改变。一个村庄和社区中群体的知识弥散和行为塑造作用较为明显，因此在农村社区的疾病防治中，应探索群体网络在知识传递与行为抑制中的重要作用。

4.农村社区人群互助支持网络、家庭照顾传统、民间关怀习俗等优势发挥是这一模式高效运行的有效助力。熟人社会中相对固定的人群互助社会支持网络、家庭照顾传统、民间关怀习俗等，是社区疾病防治的重要助力，开发运用这些资源，可以节省政府投入，并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5.社区小群体的知识导向作用发挥是这一模式的内在要求。农村社区的交往互助关系和村民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使人们对社区舆论评判或外人对自己的看法较为重视，社区评判往往对人的行为有较强的监督和引导作用。因此，将疾病防治知识融入乡土社会话语之中，使村民在日常交往中将健康言行穿插进去，可使疾病防治的知识信息得以广泛传播。

6.外出流动人群的内外联动防治是这一模式的重要抓手。农村社区疾病易感人群主要是外出务工人员，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这些人把病带进了村里”。因此，对他们，需要借助社区已有的社会控制网络(家庭村舍)及流入地的社会网络进行联动防治。

四、民族社区: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

民族社区是城市社区或农村社区中一种特殊的类型。该社区群体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宗教信仰、交往模式、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的不同，造成了个体行为差异。如果简单地将城市或农村社区的疾病防治模式套用至少数民族社区，可能造成防治活动的实施由于缺乏文化、主体的支持配合而要么机体排斥、功能不适，要么事倍功半、鞭长莫及。

(一)民族社区的结构性特点及疾病防治

民族社区是“以少数民族为构成主体，以民族成员共同的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其社区特点为:第一，人群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性是其区别于一般社区的重要特征，疾病防治要充分考虑这一特点，采取区别于汉族地区的方式策略;第二，社区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受宗教因素影响较大。进行疾病防治要充分考虑民族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生活方式在社群生存空间方面的作用，否则可能会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第三，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多样。在民族社区中，除了大量执行社区管理职能的正式组织，民族宗教人士在社区治理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这要求在疾病防治中充分发挥民族宗教力量及其组织的作用。

(二)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

文化的差异性是民族社区与汉族社区最为显著的区别。而“分析健康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必须考虑人们用于确立共享意义所使用的语言、意象和其他的象征系统”。因此，民族社区疾病防治模式的构建，要充分尊重这种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挖掘社区文化对疾病防治的支持资源。我们把这种防治模式概括为“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其模型如图三。

图三民族社区“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

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是指，要在充分了解少数民族群体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重视对民族宗教人士作用的开发和发挥。同时，借用民族宗教文化的张力和资源优势，使防治策略内化为族群文化规范，以寻求族群文化的内源型抑制。首先，要针对目标人群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宗教信仰进行方式方法的选择和制度策略的设计。不同民族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交往模式也不相同，疾病防治要立足于这些不同，进行防治策略的选择。其次，要充分重视宗教文化资源对社区群众各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在工作中要借用这些资源，实现疾病防治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契合。同时，借助民族宗教人士的权威，动员其他社区成员参与疾病防治，教育社区成员树立正确的疾病防治态度，引导社区成员养成健康的行为方式。

(三)族群文化内源型抑制模式的实践逻辑

1.防治知识嵌入族群文化是这一模式运作的核心要求。在传统文化深厚的民族社区，突破固有的传统形成全新的观念，其过程是异常艰难的。民众如果固守传统，拒绝观念的更新，则疾病防治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民族社区疾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对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交往模式进行了解，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政策和措施设计，并注意其文化区隔资源，规避知识供给与社区民众内在需要的断层或不对路问题。先入为主或一厢情愿的知识供给，可能遭到作用不适或机体排斥。

2.具有文化敏感性的防治策略是这一模式运作的必要选择。民族社区的疾病防治，还应重视语言文字的沟通与互动问题。社区语言一般为民族语言，居民大多对汉语文字的熟悉程度不高。但实践中以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的宣传材料较少，导致群体由于缺乏基本的防治常识而陷入不利境地。因此，需要开发以汉语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同为载体的具有文化敏感性和可及性的宣传材料。

3.民族宗教人士等社区非正式权力的知识话语建构是这一模式运作的关键所在。民族社区开展疾病防治工作时，民族宗教人士及其伴随着的族群性、信仰系统以及习惯法等就是重要的资源。因此，要根据社区实际，重视对当地“核心人物”作用的开发与发挥，找准各自的定位。

4.避免因民族偏见带来的文化排斥是这一模式运作的重要保障。疾病防治活动中，外来的知识能否被本土的人群接受，取决于社区民众对知识的传递者与传递方式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所以，在民族社区疾病防治活动中，不应仅关注活动的频率和次数，更应关注活动能不能被民众认同接受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要重视可能因种族偏见而引起的文化排斥问题。一些民族群众在种族偏见或文化误解的作用下，对一些外来知识可能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因此，民族社区疾病防治的开展在知识的提供者方面可通过培养民族骨干、激励民族成员参与等形式进行。

五、结语

在疾病防治的知识生产中，相较于自然科学的应对研发、国家中心主义的疾病阻断与疾病本身的医学干预，强调社会科学的结构性抑制、社会参与的知识话语建构与超越生物学意义的行动者内部风险解释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正是社区介入疾病防治的重要原因。社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且离目标人群最近，是多部门协调开展疾病防治的基础平台和有效载体。但是，由于社区的结构性差异，社区参与的知识效用往往体现了一个“知识的地方性”特征，进而影响了知识输入的空间场域和实效递增。因此，防治策略需根据社区的类型差异及背后的人群行为特质、社区文化习俗、社会资本结构等进行选择。基于社区“地方性知识”特征，我们针对三类社区提出了三类不同的疾病防治模式。

这种基于社区类型差异而构建的防治模式，在整体的问题关怀和思路指涉中需强调三点:第一，在社区疾病防治中关切地方性知识，有针对性地进行策略选择，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整体的、专业的、标准的防治知识及其输入。恰恰相反，我们提出重视地方性知识，是希冀在知识的标准化运作中要观照到地方性知识对其效能的影响，进而利用地方性知识使防治策略更为适切可及。在这里暗含一个从地方性回归知识的标准化重构问题。第二，我们针对三种社区类型，提出殊异化的防治策略。但这里的类型区分仅仅是基于研究需要，也是我们对现实社区进行抽象的结果。现实生活中，这几种类型必然存在交叉或包含，不可能达到边界绝对明晰与特征完全殊异。同时，三类疾病防治模式的划分，仅仅是根据其突出特点而强调一二，并不意味着这些策略在其他社区就不适用抑或不重要，而是强调在这一社区其需要尤为关切。第三，相较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本文并不切入某个特定的空间进行案例等经验研究，只是从整体上就这一话题进行面上的讨论。当然，诸多的经验研究亦支持了文中的部分论述，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经验或理论研究能关注、思考、推进这一论题，为我们分享更为丰富的知识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