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本体论维度、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三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概念，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的理解。这四个原创性的概念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对西方生态思潮积极成果的批判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论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维度主要体现为阐发了不同于西方生态思潮的“和”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主要体现为科学地阐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与价值归宿，应当树立何种政绩观、评价体系与何种生态治理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理论的片面性与缺陷、价值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于推进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价值观；西方生态思潮
生态文明是以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为基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本体论维度、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三个维度的内容。科学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三个维度的内容与特质，对于我们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论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的概念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论维度，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他维度的展开奠定了前提，并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认为，一方面，人类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自然为人类的生产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料，人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利用和改造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自然和人类由此形成了具体、历史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也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出发，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生态共同体思想中自然观与历史观、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思想；同时形成了一种揭示生态规律的、注重研究关系的生态学说，这种生态哲学，它强调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建立在反对近代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分析论和还原论的方法上。“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生态哲学强调人类与自然以及生态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却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这必然导致这种生态哲学仅仅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即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抽象地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也使得以这种生态哲学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没有在考察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去探索生态危机本质。把生态危机本质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危机，把生态危机根源看作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危机，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其本质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表现形式，这种本质外在表现为人们之间生态利益的矛盾。它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忽略并否认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一观点，又把生态共同体思想从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抽象的伦理话语中割裂开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虽然秉承的依然是与资本相联系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但他们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认识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主要体现在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上。中国儒家文化坚持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民胞物与、泛爱万物、持中贵和、勤俭节约、中庸之道等观念，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的源泉，强调要树立一种以整体论和有机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并且只有超越狭隘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节制人的欲望的过分追求、善待自然与中和的思想，对自然持有顺应、尊重和保护的态度，才能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中国道家文化则强调只有坚持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思想以及节制物欲的行为规范，才能保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中国佛教文化在于引导人们理解生命的苦难及其根源，理解因果轮回、领悟无我与空性，保持心净、生活简朴，才能保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要求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将上述生态观念以清晰的概念和逻辑的语言表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的现代转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哲学文化的积极成果，提出了四个原创性的概念：“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思想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靠自然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工业文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给生态带来巨大灾难。他在吸收了西方生态思潮的积极成果和批判了工业文明发展方式之后，积极回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兴衰事关人类文明兴衰发展。工业化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随之而来的对生态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伴随着工业文明和“二战”后全球性“增长热”产生的负面效应，如何揭示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保证生态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形式多样、理论主题各不相同的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应运而生，人类文明发展至此进入新的生态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进行了积极回应，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提出了生态环境好坏直接影响人类文明演替的科学文明史观，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的不相容性，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应当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而应当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科学之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既表达了中国的先民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人类应对困难的重要启示，“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使中国的先民养成了尊重自然和热爱自然的传统，也使中国的先民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形成了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的尊重自然的态度，并把上述观念外化为管理自然的国家制度和法令，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四个原创性概念的提出，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本体论维度。
“生命共同体”是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了中国化的表达，他从生命本体论维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指出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要想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观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第十五次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这一概念既强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倡导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又强调人类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联合国第70届联大会议上提出的，其核心是要求认识到生态环境关系到每个民族国家和人类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应当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方式，秉持环境正义基本原则，认清民族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按照民族国家发展的现实和造成全球生态问题的历史责任，共同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构建美丽和谐人类家园。
上述四个原创性概念彼此联系、相辅相承。具体来说，“生命共同体”概念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肯定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影响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则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与人类实践之间的矛盾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则是从全球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特殊利益之间矛盾的维度，分别进一步阐发“生命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强调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并在保证地球生态系统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变成现实。这四个原创性概念的阐发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并为其他思想维度的展开提供保障前提。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维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维度主要是指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提出了“和”的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价值观，并对“和”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作出了独特的阐释。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一定的研究，并由此促使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目前，普遍将《沙乡年鉴》看作是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诞生的标志。该书由美国学者利奥波德所著，发表于1949年，他在书中强调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应当放弃主宰者和征服者的地位，运用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对自然的价值进行重新思考，而不是仅用一种经济和实用的态度去看待自然。他还强调应将人类社会权利关系的拓展历史应用于自然之上。在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并吸收借鉴利奥波德观点的前提下，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和挪威学者奈斯进一步发展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人类中心论者在回应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评过程中，形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对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的质疑和批评中逐步形成的，由此出现了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总体图景。
生态文明的价值维度不仅是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重要内容，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和”的生态价值观，只不过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目的不同，不同的生态思潮对“和”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我们首先分析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的理论主张及其对“和”的理解。
第一，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它的价值立场是西方中心主义，因而自然会忽视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造成的这一根本问题。它承认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但却否认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造成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仅仅从抽象价值观上探究即可，忽视了对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探究。虽然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标榜其理论目的是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但是由于其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他们把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看作是对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维护既有生活质量的威胁，因此否定技术进步，主张以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反对任何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这实际上是把自然的利益凌驾于人类的利益之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本质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与资本密切相关，重点在于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它是建立在主客二分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基础上，即便他们也要求人类应当承担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认识到了地球系统的有限性，但他们看不到生态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而是认为全人类都应对这一生态危机负有责任，也应承担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自然条件的生态平衡。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解决生态危机具有信心。虽然他们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消除生态危机，但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而非满足人民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把“和”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之上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与“两个和解”的思想，即社会关系的和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展开了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资本的本性与资本运行的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维系政治统治方式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条件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第二重矛盾”的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强调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资本物欲至上的价值观使得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他们认为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产正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的不正义因素，满足人民大众特别是穷人基本生活需要，才能实现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里，把“和”理解为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有机统一，并以实现生产目的的正义性为基础。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由此对“和”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作出了独特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文明进入到了现代文明，又批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宰制人、宰制自然的基础上的，是通过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对外展开殖民掠夺，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前者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结局；后者体现为日益严重的危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一步强调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去谋求发展，只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这种治理观阐明不仅要用最严格的法治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还要加强社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在全社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和”的生态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秉承“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与他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看法密切相关，又与他对文化和经济关系的看法密切相关。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这要求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可以看出，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除了制定严格的生态制度和法律规范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外，还要养成爱护环境、珍惜生态资源的意识，树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和道德，将外在的强制制度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看作是“人化”，认为文化包括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大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中文化”和特指“科教文卫”的小文化，并把文化划分为作为表层文化的物质文化、作为中层文化的制度文化和作为深层文化的哲学文化，认为这三层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社会进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人文价值，将人类经济活动与动物谋生本能区别开来；文化提高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因为文化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扩大劳动者的范围；文化增强人们对经济活动的组织能力，这是通过增强不同主体间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的。基于以上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他强调决定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能否在全社会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在建设生态文明价值观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不论儒家、道家还是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的核心都强调应当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它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强调“和合”中的相互渗透和统一；指出这种和合文化价值观所倡导的“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展开了创造性转换，对“和”的生态文明价值观作出了独特的理解。这种价值观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与人在生态利益上的关系、不同国家民族在生态利益上的关系。首先，对于如何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基础，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意识到“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也意味着“和”具有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观双重维度含义。其次，对于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在生态利益上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科学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指出建立生态补偿的目的就是“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想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要实现环境正义，解决好人与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关系，以此来达到建立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良性循环社会。再者，对于如何实现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利益关系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同国家和民族要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并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不同民族国家的共赢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这种主张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反对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的方法。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
生态文明虽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但也必然包含着政治维度，主要包括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与价值归宿、应当树立何种政绩观和评价体系、生态治理应当树立何种治理观三个核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既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能否提升人民群众民生的经济问题，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能否体现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目的，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在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与价值归宿的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维度，提出“环境民生论”的命题。这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不相同。因为它们都缺乏对生态危机根源和本质的考察，忽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对生态危机的决定性影响，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或者认为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通过价值观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展开地方生态自治，生态危机就能够得到解决；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只要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生态危机就能够得到解决。它们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生态思潮，因为二者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体现，都是为了西方资本主义推卸承担生态治理责任和义务。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消除贫困的愿望视而不见，甚至否定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效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把当代生态危机看作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的，通过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并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归结为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认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得失的唯一标准是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应当树立何种政绩观和评价体系的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变革唯GDP增长率的政绩观，指出这种政绩观必然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发展”所包含的政治、环境和健康等丰富的内容，进而不顾环境代价，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以破坏的方式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最终必然断子孙路和伤及人类自身。新的政绩观要求“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树立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观，即要树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观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通过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政绩观要求对干部队伍建立新的环境考核评价体系，不仅要把生态环境质量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还要建立对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终生追责制度，对造成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切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在生态环境治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模式的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的生态治理观，提出了“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认为要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以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地方生态环境上展开自治，是一种具有德治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态治理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强调要建立一种具有防御机制、惩罚机制的严格环境制度，同时要通过实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治理观念，是一种以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多中心论”，具有法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的生态治理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强调建立以党和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同时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和生态文明道德观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有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保障，也克服了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规划，以及因为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矛盾而缺乏效率的缺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与当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的概念，以此来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它的理论基础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的理论基础都不相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以抽象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为理论基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以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为理论基础。这也决定了三种生态文明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凸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的理论创新和当代价值。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生态思潮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以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的抽象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以割裂人类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为理论基础，他们都把生态危机的本质看做是价值观的危机，忽视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危机这一本质内容，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缺乏“人民维度”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生态文化思潮。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上述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的四个共同体，实质是坚持人类与自然、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生态共同体思想。这些都强调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去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与价值归宿，从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和”的生态价值观的理解具有独特的内涵。在如何理解“和”的生态价值观的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一方面否定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把人民群众希望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看作是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的威胁，进而反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视为一种不合理的行为，把人类服从自然的生存状态视为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认为人类应该屈从于自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本质上是绿色资本主义理论，他们为了追求资本利润进而去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他们所谈论的保护生态环境，也并不是保护自然本身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需要，而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同时，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理解为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并让所有人去承担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把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后果分担到所有人身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强调的“和”的生态价值观，强调解决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矛盾，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具有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含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基础和前提，包含了西方生态思潮所不具备的“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既为解决民族国家内部的生态危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南，又为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和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的途径。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维度对我们正确理解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目的、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具有重要的价值。“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论述什么是“真发展”来阐发他对“发展的本质”这一问题的理解。在他看来，那种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不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追求为目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以满足资本需要为目的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是“假发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绿色低碳发展才是“真发展”。对于“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离开了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就必然是缘木求鱼而流于空谈；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党的执政目的两个维度，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通过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矛盾，才能实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目的。这就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于“怎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必然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根子在粗放型增长方式”。要求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发展”代替粗放型发展。对于“如何评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评价发展得失的唯一标准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有满足感和幸福感。正是在这种对发展问题的认知和探索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这种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为主要内容，并要求在这种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努力推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新发展理念不仅要求实现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还要求实现政绩观的转换。新的政绩观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地推进绿色发展，使作为自然财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推进自然资本的不断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