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 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评介

张亮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巴人，作为曾活跃在今陕南、川东、重庆、鄂西、湘西、黔北等地的重要族群。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致华、顾颉刚、徐中舒、童书业等前辈学人开启巴人研究以来，经过80余年的发展，巴人研究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都有长足的发展。但诸如“巴”的字义、巴人起源及迁徙、巴国疆域及都城变迁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朱圣钟教授新著《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以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为视角，综合运用历史民族地理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巴人族群的起源、发展及迁徙过程，以及巴人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等作了复原，构建了巴人族群演变与地域环境变迁的作用机制。该书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多有推陈出新之处，是区域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佳作。

一、“族群”的运用与“族群空间”的提出，区域历史民族地理书写方式的新尝试。“民族”作为近代西方话语影响下的产物，按照这一概念去识别与审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族类”都不能称之为“民族”，而这些“族类”却又是民族史、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主体。早在《历史民族地理》一书中，安介生便已经指出了在历史民族研究中用“族群”取代“民族”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在《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一书中，作者充分汲取前人智慧，在巴人研究中引入了“族群”概念，并谨慎地按照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等人对“族群”的界定，对照古代巴人的历史与文化作了论证，认为用“族群”概念审视巴人是适宜的。更令人欣赏的是，作者基于弗里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与历史地理学的时空二维视角，提出了“族群空间”的概念，意图通过族群空间变化来透视历史时期巴人族群的发展历程，并将这一设想贯穿在全书的框架设计与撰写中，可谓是区域历史民族地理书写方式的一次新尝试。

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互印证，研究观点的新推进。作者在研究巴人早期历史的过程中，除注意通过史籍成书时代、史籍版本、史籍体裁等辨析史料真伪外，还综合运用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俗学、物候学、孢粉分析、地层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在探讨巴地水文状况及其变迁过程时，作者充分运用了地层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不同时期地层中的洪水沉积、水生动物遗存等信息的分析，认为巴人时代“巴地各河流总体水量要比现在充沛”(第372—390页)。对史学研究而言，方法运用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方法的种类繁多，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对现有的学术观点有所推进。就该书而言，作者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与交互印证有效地更新了现有的学术观点。如自20世纪50年代潘光旦提出巴人为土家族先祖的观点后，大多数巴史学者与土家学学者都将此观点奉为圭臬。而在《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一书中，作者通过对巴人分布迁徙及消亡过程的讨论，复原了巴人归宿的两个方向:一是受汉文化熏陶融入汉族;二是迁入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土家族、苗族及僮傣等族群的一部分，对潘光旦先生的观点做了有益的补充与完善(第262—272页)。

三、从环境维度理解巴人族群兴衰，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人地互动”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念，在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中，则表现为复原族群的生存环境及族群发展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该书有别于巴人研究的其他著作之处，便在于除族群起源、分布迁徙、消亡归宿等基本议题外，还基于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水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复原了巴人时代巴地的地理环境。对巴地环境史研究而言，唐代以前囿于战争因素造成的史料断层，相关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从这个方面讲，该书充分利用考古材料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对巴人时代巴地的气候、植被、动物、河流、矿产等环境要素所作的复原性研究尚属首次，有弥补缺漏的意义(第273—390页)。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复原巴人生存环境的基础上，还论述了巴人族群与地域环境变迁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巴人族群的生态系统模型，且新见颇多(第415—430页)。如作者在论述环境变化对巴人族群及其分布迁徙的影响时，通过气候变化、生计方式与巴人族群发展三者间互动关系的讨论，认为气候变化形成的生境制约，生计方式转变使巴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最终不得不融于其他族群之中(第425—427页)。

当然，《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一书中亦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如论述“巴”的字义时，便只是罗列了13种不同的说法，在无确凿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材料确证的情况下，作者亦未能对各说做出完全肯定的判定，实属遗憾(第1—8页)。但值得称道的是，在历史学科研究方法百花齐放的今天，该书兼容并蓄，作者自觉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为历史民族地理研究范式的更新与本土话语的构建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推进。